《文选集注》成书众说平议[1]

《文选集注》残卷残篇的被陆续发现及影印，是《文选》研究的幸事。这些残卷残篇所参据之底本系唐人抄本，从理论上讲更接近于《文选》白文及注释原貌；尤其《钞》（《文选钞》）、《音决》（《文选音决》）及陆善经注，国内无传，为研究《文选》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因此，其所具有的文献校勘价值和版本价值不可估量，不仅是研究唐代“文选学”和《文选》注释学的重要文本，也为研究《文选》白文及《文选》注由写抄本时代演进到刻本时代，提供了最为直接、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其对进一步夯实“文选学”研究的根基，开拓新的研究视野与领域的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但殊为遗憾的是，由于《文选集注》残卷无书首、书尾的序、跋等说明性文字，致使关于此书的编者、成书年代、编辑体例、编撰目的、各家注本来源、《钞》及《音决》作者姓名等问题，迄今均悬而未决；也使学界对日藏《文选集注》究竟是从我国传入的原本，抑或是日本学者据中土传入之《文选》诸本而汇编、誊录之本，众说纷纭。田潜、罗振玉、邱棨鐊、周勋初、傅刚等以字形、避讳诸方面为依据，提出或补充论证《文选集注》为唐人编写说，使此说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为多数学者所认同。范志新、常思春等以对“唐人编写说”的几项质疑，认同“日人编写说”；日本九州大学的陈翀立足日本史籍等新材料，进一步补充了“日人编写说”。王立群亦认为《文选集注》出自日本平安时代，而所依据的底本乃是唐抄本。日本学者斯波六郎、森野繁夫等更注重从《文选集注》文本本身出发，探讨与成书密切相关的问题。尽管因直接证据阙失，间接的考证资料有限，目前尚难以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但这些探讨无疑有助于成书问题的研究更趋深化。故本文拟就《文选集注》的成书，平议学界现有的主要观点，并主要通过对《文选集注》的编辑体例、书迹特征等的分析，以及与诸宋明刻本文本进行比勘、研究，将内证与外证相结合，对相关说解做相应的补充和佐证，以期能给学界提供一点有价值的参考。

一 《文选集注》成书之众说

《文选集注》最早著录于日本《赐芦书院储藏志》卷八“《文选集注》残本三卷”条目，此目名下注曰“金泽文库卷子旧抄本”。赐芦书院是赐芦文库的一个藏书室，属于江户时代地方官时任大阪奉行的新见正路（1791－1848）。他为《赐芦书院储藏志》写的序作于天保九年（1838）。而金泽文库是由镰仓时代武将北条实时（1224－1276）于其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在金泽称名寺中创办的，用以收储日汉文献；1333年京都朝廷讨灭北条氏后，金泽文库藏书散佚。可见金泽文库是《文选集注》目前见诸史籍记载最早的收藏之所。而后归于赐芦书院收藏。

《赐芦书院储藏志》卷八“《文选集注》残本三卷”一条，对卷数及版本尺寸、字体等说明颇详，云：“卷子旧抄本，现存卷第五十六、卷第百十五、卷第百十六三卷。高九寸六分，以薄墨划界。内框长七寸二分，框外上下均一寸二分，行界宽一寸。（卷五十六）每行十字，注双行十三字。卷百十五，行十三字，注双行十五字、十六字不一。卷百十六，行十一字，注双行十四字。三卷皆异。均用黄纸，如古写经卷。其纸质精坚，字画古体，墨色如漆。……三卷虽均未记书写年月，然以纸质、字体考之，当为五百年前之古抄也。”[2]新见正路推测《文选集注》为五百年前抄本，从1838年即其作序之时上推，五百年前即为1338年，相当于我国元代末年。用黄檗纸书写，或是写经卷纸，淡墨界栏，字画古意甚浓，可见用纸讲究，书写格调颇高；纸质精坚，墨色如漆正说明《文选集注》虽系零本，但纸本保存的还是很好。

对《文选集注》记载甚详的另一史籍是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该书于日本孝明天皇安政三年（1856）刊行。卷六“总集类”著录有赐芦文库藏的旧抄卷子本《文选集注》零本三卷，并转引小岛学古云：“此书曾藏金泽称名寺，往岁狩谷卿云、清川吉人一阅归来，为余屡称其可贵，而近岁已归于赐芦之堂，故得纵览。”[3]镰仓幕府于日本弘元三年（1333）崩溃，北条氏势力亦消退，金泽文库遂移交称名寺的住持管理。小岛学古之言不仅佐证了新见正路的记载，也为赐芦书院收藏《文选集注》的时间提供了下限。狩谷望之（1775- 1835），字卿云，号棭斎，是江户时代后期的考证学者，即我们今天说的书志学者和文献学者。狩谷卿云于天保六年去世，由此可推知《文选集注》在此之前就已经归藏于赐芦之堂。

据清光绪十一年刻本《<经籍访古志>附言》所记，是书发端于狩谷望之在日，又得小岛宝素（学古）嗣子小岛抱冲“以其所得庭闻相考核”，又有伊泽盘安“以所闻其先人兰轩先生相商榷”，又据森立之1885年所作之跋文，言其三十年前与涩江全善、海保元备、伊泽通道、堀川舟庵等每月一二次会于多纪元坚之别庄，诸子环坐，批阅古本为之论定会。《经籍访古志》即是由会上的见闻录编辑而成，实为德川幕府末年日本研究汉籍目录版本学者们知识的集大成。此书的编纂成书，诸人有明确的分工，堀川舟庵负责誊清校对的责任；海保元备润色文字；多纪茝庭督励完成，并为书命名。所以《经籍访古志》中对《文选集注》的相关记载未必就是涩江全善或森立之写的。对于此书中所提小岛学古的言论，傅刚认为是小岛学古相告涩江全善、森立之，[4]实或非然，亦有可能是小岛抱冲“以其所得庭闻相考核”而体现在《经籍访古志》之中。

《经籍访古志》记载：“笔迹沉着，墨光如漆，纸带黄色，质极坚厚。披览之际，古香袭人，实系七百许年旧抄。”[5]其与《赐芦书院储藏志》都赞叹《文选集注》纸墨之优质，但在《文选集注》成书年代问题上持见不同。保守推算，自刊行《经籍访古志》之安政三年（1856），上溯七百许年，相当于我国南宋高宗绍兴年间。但二书都一致认为是古抄或旧抄，即《文选集注》乃日本古人所抄写。一则是因为这在日本读者理解中是不言自明的，二是如果“旧抄”是指外国人——中国人，《经籍访古志》也就不必紧接着推测《文选集注》的作者是本国人了。新美宽《新获文选集注断简》认为“就今存大半残卷观之，殆属平安时期末期之书体，无疑也。”[6]陈翀则进一步认为《文选集注》残本，除卷八、卷九为平安中晚期转抄本之外，其余的均是镰仓幕府时期的转抄本。平安时代中晚期大致相当于我国五代到南宋中期的这一历史时期。

我国近代学者在认识抄写者的国别问题上与以上观点迥异。《文选集注》残卷在日本发现后，田潜督学日本时曾购得数卷，今北京图书馆藏《文选集注》第七十三卷残片附有田潜的跋文“日本金泽文库所藏唐写《文选》，彼中定为国宝……”云云，此处田潜认为《文选集注》当为唐写。光绪、宣统之际，董康使日访求，直接鉴定为：“《文选集注》者，吾国五代时写本。”[7]日人闻之甚惊，将之列为国宝。宣统初罗振玉在赴日期间，寻访古籍，得《文选集注》原本两卷，珍如璆璧。又托友人于金泽文库摹写了十五卷，去其摹本中与海盐张氏所得二卷原本重复的一卷，共得十六卷，题为《唐写文选集注残本》，辑入《嘉草轩丛书》，于1918年印行。其序称“其写自海东，抑出唐人手，不能知也”，但其刊行时将之径题为《唐写文选集注残本》，又据东洋文库藏《文选集注》第六十八卷罗振玉所作的跋语“日本金泽文库藏唐写《文选集注》残，唐人所著传入彼土者”，此跋所作时间为1909年，在其影印《唐写文选集注残本》之前，由此可知罗振玉还是倾向于认定其为唐人抄本的。曾任民国国务总理的汪大燮于1918年初秋赋闲，曾在《文选集注》卷七十三跋曰：“此卷虽系断简，而笔意颇近钟太傅，洵为初唐人手笔，良可宝也。”今且不论汪氏所说“初唐人手笔”是否准确，但凭其擅长楷书和行书，又曾任留日学生监督和清廷驻日本公使，对日本文化和书道自然熟悉，若真为日人抄本，汪当不会有此言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学者岛田翰在其《古文旧书考》一书中，亦认为《文选集注》应为我国古人所编并传入彼国的。语见其《古文旧书考》卷一《旧抄本考·小引》：“又有若《左氏集解》、《群书治要》及《集注文选》者，皆是当日使臣所赍而来，装成卷子，体样古朴。”[8]此处岛田翰所言之《集注文选》就是今天我们所见之《文选集注》，并非是五臣注《文选》。在其书卷第二《宋椠本考·六臣注文选六十卷》一节中，岛田氏这样说：“《文选》注本之出于隋唐人者有数家，而其存于今日者，三书而止。有李善注、有六臣注；六臣注又分为二，有就善本加五臣注者，有原五臣本坿善注者；其余一书则陆善经、郭林宗、公孙罗诸人注本，但存之于旧抄卷子本《集注文选》中。”[9]这里面说的很清楚，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陆善经和公孙罗的旧注只存于《文选集注》中，岛田翰书中所提之《集注文选》应为《文选集注》无疑。

又据董康《书舶庸谭》卷八下民国二十四年（1935）五月十三日记载：“《文选集注》者，吾国五代时写本……余于光、宣之际，偕岛田前往物色之，得卅二卷。”董康这里所说之岛田不知何许人，但 周勋初 先生在其《〈文选集注〉上的印章考》一文中，据《文选集注》第百十三卷上面盖有一方“岛田翰读书记”的印章判断，此岛田就是“颇负盛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岛田翰”[10]， 周 先生之说可谓的论。岛田既与董康同往，董康判断《文选集注》为“吾国五代时写本”，若岛田翰的判断与董康有较大出入，董康不会不在其书中稍作交待，今查书中无特别交待，那么岛田和董康的看法想来是一致的，至少是相近的，上引《古文旧书考》一书中相关文字即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据日本九州大学的 陈翀 博士在南京第九届文选学国际研讨会上见告，通过对《经籍访古志》初稿本、三稿本及此后之定本光绪十一年清刻本比照，该书中所记之《文选集注》一条当是出自岛田翰之代笔，据此得出岛田翰当初也认定《集注文选》是出自平安大学寮博士之手，只是此后，岛田翰为了将这些卷轴卖到中国去，这才欺骗罗振玉、田潜等人称此为唐抄本。 陈 博士此说不知何据。今查光绪十一年清刻本后所附日人源尚真的后记有“安政二年仲冬净写此书第三稿时书”的字样[11]，安政二年为公元1855年，而据知岛田翰生于公元1879年，1915年于横滨家中自杀。[12]因此在《经籍访古志》第三稿的1855年之时，岛田氏尚未出生，又何来代笔之说呢？即便是之后的清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彼时岛田氏年仅六岁，又如何代笔呢？综合上述文献，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岛田翰自己在《古文旧书考》一书中的说法，即认为《文选集注》乃日人“赍来”之说。岛田翰乃日本著名版本目录学家，但是对于他的看法，以往学界言之甚少，本文旨在平议众说，因此特不吝笔墨详加介绍。

以上介绍的是中日学界关于《文选集注》抄写者国别异同的看法。不难看出，由于缺少两国相关的直观书籍材料，双方学者都只能通过综合比较推断，以探求事实真相。在对待编者国别和年代的问题上，也多有分歧。事实上，这个分歧与至今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抄写者国别的问题密切相关。在持中国古人编写之说的学者中，大致有唐、五代、南宋之异；在持日本古人编纂并抄写之说的学者中，大致有日本平安时代中期[13]、晚期[14]或镰仓时代[15]抄写等多种说法。

据《经籍访古志》记载：“《集注》不知出于何人，或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者欤？”[16]明指不知编者是谁，而疑其为日本儒流所编，说明作者仅是以颇为迟疑的推测方式，提出了一种可能性。此一推断虽成为后来一些学者参研的主要依据，但其是否真正有说服力，还值得予以认真思考。

相较而言，斯波六郎对此问题的态度就非常谨慎。其云：“（《文选集注》）我国残存诸卷，亦未题撰者氏名。故其为何人所撰，尚且未明。或谓系我国王朝时人所编，予尝未得其确证。然卷第三十九（当为‘九十三’）刘伯伦《酒德颂》‘无思无虑，其乐陶陶’之下，编者案语曰‘自此一句已下，至感情，言词鄙缓，皆衍字也，非刘公所为，皆当除之，宜从陶陶即次俯观’，王朝时人敢如此删修否，甚可怀疑。”[17]通过对《文选集注》编者案语纂例的仔细分析，可知此条案语当是删减李善底本正文之确证。[18]斯波氏基于此条案语，对“日人编写说”提出质疑，认为王朝时人应该不敢如此删改。他通过仔细比勘研究，将其限定为来自中国的唐末传本，认为后来的诸宋明李善注刻本尽由此本辑出。此观点亦成为广岛大学“文选学”的重要基础理论。森野繁夫对斯波六郎的论说作了进一步的补证，其《关于〈文选〉李善注——集注本李善注和刊本李善注的关系》一文，细致比勘了集注本中的李善注和诸刊本中的李善注，并参照集注本中的《钞》和陆善经注，发现在刊本李注和集注本李注不同的情况下，刊本李注往往有和《钞》、陆善经注相同或相似的情况。认为“刊本李注中所增补的注解与《钞》、《陆善经注》多处一致的情况，大概是由在把集注本李注改编成刊本李注之际，利用了《钞》、陆善经注所引起的”[19]。

台湾学者邱棨鐊据《文选集注》写本“凡唐帝讳渊字、世字、民字大半缺笔。而玄宗名隆基，中宗名哲，诸讳名则无一字缺笔。至于宋帝讳构（高宗）恒（真宗）祯（贞、征、仁宗）慎（孝宗）及殷（宣祖）等，宋刻《文选》缺笔，此书皆不讳”[20]，又此书每用唐代俗体书写，均与唐人颜元孙《干禄字书》的记载相符。兼之“日本平安朝中期道长撰当时实录之《御堂关白记》长保六年（公元1004年） 九月二十一日 条下曰：‘乘方朝臣，《集注文选》并元白集持来，感悦无极，是有闻书也’所谓‘持来’‘感悦无极’则必非日本彼时常见之书，故下云‘是有闻书也’。盖其君闻其书，而未尝一见之意。余读此记，颇疑‘持来’二字，究从何‘持来’（携来之意）？后见小尾郊一先生撰《译注文选》（《全释汉文大系》第二十六册，集英社出版）‘解说’一文云‘《御堂关白记》宽弘三年（1006）十月二十日条下曰：五臣注《文选》、文集等持来云云，则五臣注《文选》亦可谓早已输入矣’。果如小尾先生此说，则‘持来’之义乃谓由我国舶载而来。五臣注《文选》既与文集‘输入’日本，则距此二年前，同为道长所记‘集注文选并元白集持来’当是《集注文选》由我国输入日本之明证。”[21]持“日人编写说”观点的学者，大多忽视此条，或者对此条另作它解，可以说，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这个问题。邱棨鐊等人所提出的“唐土文献说”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为多数学者所认同。学界一般认为《文选集注》的成书年代当为唐末，为唐人抄本。如周勋初《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前言》所说：“从避讳的角度来看，《文选集注》遇到高祖李渊、太宗世民之名讳，大半缺笔；而遇中宗李显、玄宗隆基之名讳，则无一字缺笔；遇宋代诸帝，更无一字缺笔者，可证此书所据之本出于唐代，为唐中期之后的某一唐代《文选》专家所编。”又结合书中唐代俗体字的运用及其残留印章，进一步认定“当定为唐代某一《文选》学者参照经史著述中的合本子注体例汇编而成”[22]。

屈守元则提出了另外一种看法，认为《文选集注》是在南宋书坊大刊“六臣注本”的风气下产生的，当出于南宋坊刻“六臣注本”一类本子之后，“是以南宋书坊刻经书的‘注疏释文三合本’、史书的‘三家注本’、集部的什么‘千家注’、‘五百家注本’，这种风气为其时代背景的。”[23]此观点不太符合南宋版本之体例，已为多数学者所否定。傅刚《文选版本研究》亦认同《文选集注》系唐代写抄本，并针对中外“文选学”者如涩江全善、森立之、屈守元等人认为《文选集注》当产生于南宋时期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的反驳理由和观点：“第一，《文选集注》所集《音决》、《抄》、陆善经本，唐以后已不见著录，南宋时期更没有编《集注》的条件；第二，《文选集注》所存《文选》旧貌颇有与宋刻本不同者，如产生于南宋，不应与宋刻有太大的差异；第三，《文选集注》反切注音均用‘某某反’，而非如宋刻的全用‘某某切’。因为从中唐大历起，始讳‘反’字，故后世刻本均不再用‘反’名，这也证明《集注》并非产生于南宋时。”[24]论证理由详审精准，颇为有力。邱棨鐊据《文选集注》第六十八卷首页残存的三方印章，认为其乃宋初藏书家田氏旧藏。初，傅刚承此说，认为《文选集注》不仅不是南宋以后产物，也并非“写自海东”，可以断定其本来为我国旧藏。最先藏于北宋著名藏书家田伟处，不知何时流入日本。周勋初对此持有异议，认为三方印章均系近代篆刻风格，不类宋代印章风貌，应与宋代田伟无关，乃田潜印章，以“夸耀远祖藏书之荣”[25]。傅刚后在《<文选集注>发现、流传与整理》一文中，亦承认当为田潜印章，并说“ 周勋初 先生是一种谨慎的态度，这个看法是对的”[26]。

《文选集注》为唐抄说影响颇大，邱棨鐊、周勋初、傅刚等人皆主此说。但也有学者对此持有异议。范志新在《关于<文选集注>编纂流传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中对唐抄说提出了异议。认为周勋初所据之《文选集注》避讳和多用唐人俗体字两条重要依据，都不足为据。第一、《文选集注》既避唐高祖和唐太宗的讳，而不避唐高宗和唐玄宗的名讳，这只能是在高宗和玄宗已祧之后。那么既然高宗、玄宗已祧，依例应对“肃宗并以后诸帝，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和穆宗，例合避其讳，而核之注，则亨、豫、适、诵、纯、恒诸合讳字，无一阙笔，亦不用代字”。第二、《文选集注》多用唐人俗体字，“并不能排除唐以后人的因袭守旧”。另外，范文据今见《文选集注》卷六十三屈平《离骚经》有“今案：此篇至《招隐》篇，《钞》脱也，五家有目而无书”的说法，得出《文选集注》所用五臣本当为残本，进而认为假如《文选集注》为唐人所编，这在玄宗以后至宋初欲编《集注》其书的中土学者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日本国传入五臣注本极为罕见，这正符合《文选集注》所用五臣本为残本的现象，因此他认为今见《文选集注》残卷当为日本“文选学”者所编。[27]

常思春《读〈文选集注〉管见三则》，通过对《文选集注》中字体、避讳情况和所引《钞》的残缺问题等多方面内容的考察，对唐抄说提出了六点质疑，并对《文选集注》的编写年代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文选集注》绝大可能是日本平安朝中后期日本某一《文选》学家采集日本所藏诸唐写《文选》注本汇编而来，似是一个未及细校的初编稿本。……《文选集注》或即是当我国北宋时代或南北宋之际日本教《文选》的某学者集日本尚存唐抄《文选》注本编的一部《文选》教材。”[28]

日本九州大学的 陈翀 博士，立足于平安中期藤原道长的日记《御堂关白记》中宽弘元年（1004） 十月三日 、 十一月三日 的记载，以及藤原行成的日记《权记》长保二年（1000） 九月六日 、七日的记载，再结合平安大学寮为历代天皇侍读《文选》的史料，提出《文选集注》是“日本平安中期大学寮大江家纪传道之代表人物大江匡衡（953-1012）为一条天皇侍讲《文选》时受敕命所编撰的《集注文选》的转抄残卷”，[29]并认为目前所见到的《文选集注》残本，除卷八、卷九为平安中晚期转抄本之外，其余的均是镰仓幕府时期的转抄本。此观点如果可以证实，自然是解决《文选集注》成书这个困扰学界近百年的难题的重大突破。但此说能否真正成立，必须接受全面的考验。正如傅刚所说：“此说是近年来关于《文选集注》作者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否能够成立，恐怕还要作多方面的考察。”[30]我国大陆亦有学者支持陈翀的观点，如王立群认为《文选集注》所依据的底本是唐本，但从发现、递藏、印章、避讳等都不足以证明《文选集注》出自中土，而是平安时代。但是他认为《文选集注》中的俗字、别字以及误字等现象，皆是日本古代抄写者比照底本唐写本“多依葫芦画瓢”所致，并因此判断“所依底本为唐抄，并不能说明《集注》就是唐抄。”[31]王说也仅为推论之言，由反向思考推论，也可得出未必就不是唐抄的结论。况且，《文选集注》书迹用笔谨严铦利遒逸，结体宽绰端庄而不失流丽，布局横成列，纵成行，疏朗有致。以精熟二字评其书艺，固其宜也。诚非善书者不能至，绝非依葫芦画瓢者所能达到的。

关于《文选集注》成书的说法众多，上述主要观点，虽各有其道理，但由于直接证据缺失，间接证据有限，各说都无法让人完全信服，还需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

二 对“日人编写说”之质疑

针对学界所认为的“《文选集注》为唐土文献说”的观点，范志新、常思春、陈翀、王立群等人力主“日人编写说”。而持此观点的学者，多是从反面论证“唐土文献说”所依据的材料不能成立，未能提出强有力的反驳。我们认为“日人编写说”诸说解存在或多或少的疏漏，今就其主要观点分别予以论析。

常思春《读〈文选集注〉管见三则》主“日人编写说”，[32]对唐抄说提出了六点质疑。

其第一条依据是森立之的断语，认为：“森立之是日本著名藏书家、汉学家、医家，所见日本藏古抄本、刻本汉籍甚众，长于版本的考据鉴定，其以《文选集注》笔迹、墨光、纸质判定‘实系七百许年前旧抄’，语甚肯定，颇自信，自是与其所见日本藏大量唐、宋、元、明抄本相比较得出的结论。”这种说法主观推测成分较多，且有先验主义之嫌，似不足为据。

其第二条依据是：唐人极为推重《文选》，而“《文选集注》几乎汇聚了初、盛唐诸家注解成果，若为唐人所编，岂会不被推重，岂会不广为流传，岂会无一传至于宋，岂会在中晚唐及五代、宋人笔记、丛谈之艺林书中一点影子都没有？”他还根据“校了源有宗”等题记，来佐证这个看法。其题记只能说明日本平安时代中期《文选集注》已经在日本有流传，但并不能据此来推定《文选集注》的成书年代。其实，《文选集注》和陆善经《文选注》没有广为流传是中日学者所公认的事实。如关于陆善经的著述，据日本平安朝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计有：《周易注》八卷，《古文尚书注》十卷，《周诗注》十卷，《三礼注》三十卷，《春秋三传注》三十卷，《论语注》六卷，《孟子注》七卷，《列子注》八卷。陆善经著述之宏富，由此可见一斑。但在我国，却仅《新唐书·艺文志》载录有陆善经《孟子注》一种，说明陆善经著述流失的情况相当严重。依据同理，他书留存情况亦可想见。而且在手抄本时代，像《文选》这样篇幅巨大的作品流传下来是十分不容易的，一点影子没有也不无可能。多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多，人们始知存留下来的《文选》版本除李善注本、五臣注本与合二家之注的六臣注本外，尚有古抄白文本及其它各家注本存世，而这些书目，无一例外地都不见于我国史志著录。因此，我们必须从更广阔的思维视野来思考：如果《文选集注》产生在我国的中晚唐时期，虽在以后的史志书目中未见记载，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关于我国书籍的作者和成书时间没有明确记载的事例，实在可以车载斗量，殊非数例可以穷尽。故常文所举此条理由，确实难以让人信服。再者，《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著录之陆善经著述，并未见其《文选注》，若《文选集注》果系日本据中土传入之《文选》诸本汇编、誊录之本，其陆善经《文选注》何来？这恐怕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其第三条据卷六十三屈原《离骚经一首》篇题下注“今案：此篇至《招隐》篇，《钞》脱也，五家有目无书”，从而质疑：“若《文选集注》为唐人所编，其流传颇广的五臣注本岂会不用完本而用残本？”《文选集注》到底是何人所编我们不得而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所编我们也不得而知，如果是我国古代私人抄写，私家所藏，那么使用五臣注残本也有可能，而且根据各种史志书目均无记载的情况推断，这种编写情况的可能性极大。如果《文选集注》是日本人所作的教材的话，日本编写者也应该用完卷，而不是残卷。

其第四条是针对邱棨鐊、周勋初等所依据的避讳缺笔情况所提的异议，有其合理性。因为如果《文选集注》是日本学者据中土传入之《文选》诸本汇编、誊录之本，也可能会出现此种情况。但《文选》的避讳情况很是复杂，如同各版本之间的渊源递变关系一样难以确证探求，从字体上很难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自然也不能由此而得出确信无疑的结论。

其第五条提到日本有编《文选集注》的人才和资料条件。但就算日本有各种编写《文选集注》的条件，也只能是说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并不能代表任何既成事实。

其第六条以袁彦伯的《三国名臣序赞》为例，论及《文选集注》所采的诸家注文与五代、宋以后各本颇异，最存古书旧式。诸宋明刻本确实失去了《文选集注》中分三栏旁行横读的旧式，但这和日人编写似乎关系不大，唐人抄写也可能会保存旧式。[33]

陈翀《〈文选集注〉之编撰者及其成书年代考》一文，则主要基于对日本平安朝史料的考证来支撑其论点，这和之前我国以及日本学者所致力的文本校勘的方法有所不同。虽然文中征引文献材料繁富，但他并未对之前学界的诸多疑问进行解答，且对文献数据也有误读，故其结论也无法令人完全信服。

陈翀在文中引用平安中期藤原道长的日记《御堂关白记》中“宽弘元年（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十月三日条”的记载，推测：“从藤原道长‘是有闻书等也’之叹语来看，至少在宽弘元年以前《集注文选》已经成书，且与元白诗集一样，在平安京最上层的贵族社会中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34]然后又引藤原行成（972-1028）日记《权记》中“长保二年（宋咸平三年·1000） 九月六日 ”条云：“先日，（大江）匡衡朝臣所传仰注文选，诸（按，‘诸’原文上有小字注‘不明’二字）所求得四十余卷。”及其第二天之日记：“奏：昨日左大臣（藤原道长）令申旨意，仰云：‘文选虽不具，可进后宫。’”推测：“ 九月六日 藤原行成将大江匡衡‘仰注文选’四十来卷交给了藤原道长，道长立即向一条天皇作了汇报。天皇认为其卷帙虽未完备，但还是应该立即将其奉入宫中。于是第二天藤原道长立即向行成转达了天皇的旨意。”[35]案长保二年为宋咸平三年（公元1000），如果在此年，大江匡衡的“仰注文选”经藤原道长的手，交给了天皇。那么藤原道长还会在四年之后（宽弘元年·1004）的日记中，写下“乘方朝臣集注文选并元白集持来，感悦无极，是有闻书等也”这样的话吗？且斯波六郎在《文选诸本研究》中，引冈 井慎吾 博士的话说：“《御堂关白记》‘长保六年九月廿一日’条载：乘方朝臣，《集注文选》并《元白集》持来，感悦无极，是有闻书等也，道长亦参考《文选集注》。”[36]如果四年之前他曾见到的大江匡衡所编“仰注文选”[37]就是这个“集注文选”的话，肯定不会有如此叹语，故可断定，大江匡衡编的“仰注文选”和藤原道长日记中提到的“集注文选”，应该不是同一本书。再者，大江匡衡为一 国之 君编写教材，实在难以想象其会用一个残本的五臣注本，并且《文选集注》里面错字、别字甚多，即如五臣之姓名，亦常出错，如将“吕向”误为“吕尚”，“张铣”误为“张钞”，“李周翰”误为“李周朝”等等。从这些随处可见的错误来看，这样一部并不精细的手抄作品，说是一部专为天皇编写的教材，真的让人十分怀疑。

关于藤原道长日记十月三日条的记载，邱棨鐊《〈文选集注〉所引〈文选钞〉研究》一文中所引为九月二十一日条，不管是同一条目有人误写时间了，还是不同的两条记载，关于“乘方朝臣集注文选并元白集持来，感悦无极，是有闻书等也”的记载几乎是相同的。邱棨鐊根据“持来”一词的探究，对这句话进行了推测，认为“集注文选”如果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文选集注》，那么此书就应是由中国传入日本的。但是陈文似乎回避了这个问题，他直接将这里的《集注文选》等同于《文选集注》，又直接把《文选集注》和大江匡衡所编写的“仰注文选”划上了等号。但是，在这个地方有很多需要探讨的问题。况且陈文的推论，前后亦有矛盾之处。

另外，陈翀所谓“大江匡衡编纂”说的主要依据，即上引“《权记》中‘长保二年’（宋咸平三年·1000） 九月六日 ”条：“先日，（大江）匡衡朝臣所传仰注文选，诸所求得四十余卷”，而此实乃误读原文所致。这条的正确翻译应该是：“道长向匡衡传达一条天皇之命（即‘仰’），令进奉‘注文选’，最后仅收集到四十余卷，并非全部”（道长地位高，故命藤原行成督促匡衡进奉）。这一段里面说得很清楚，大江匡衡并没有注《文选》，只是他收集到的不同文本。“求”字也表明仅仅是“收集”，而并非是陈翀所认为的“编纂”。而且在《权记》同年 九月七日 条记载的“文选虽不具，可进后宫”，也并没有提到匡衡注释一事。今读 陈 博士的大作，其中并没有提供一条天皇敕令大江匡衡编撰《文选集注》的明确证据。所谓的“大江匡衡编纂”说，一切似乎都只是一厢情愿的推测，并无坚实有力的事实依据。[38]在陈翀眼中，“仰注文选”即是今天的《文选集注》，而且“仰注”有“御注”的意思。那我们很奇怪为什么在今见《文选集注》每卷的卷首，下面缘何不见“仰注”二字，而只有现在的“集注”呢？如此看来，陈翀想把“仰注文选”和《集注文选》乃至《文选集注》作同一认定，还是应该有更明确的依据才能让人信服。同理，欲证“大江匡衡编纂”说成立，也应提供出一条天皇的明确敕令方可。

陈 博士在推测出《文选集注》为大江匡衡所编之后说：“《集注文选》经过大江一族几世代的讲学积累，终于成了被时人奉为和‘菅家证本’齐名的‘江家证本’。之后的平安后期一直到镰仓时代，这两部书都成为了贵族文人们学习《文选》时必须参校的重要底本。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集注文选》远远超越了‘菅家证本’。这部书成为当时文人们注解其它经典佛书的重要典故依据，逐渐演变成了一部具有工具书性质的大型百科辞典。”[39]但是接着后文又说：“基本上可以断定《文选集注》就是大江匡衡在侍读期间所编撰的《集注文选》，而这部《集注》此后又成了江家秘学，只流传于平安京最高层的皇家贵族之间。因此不要说是中国方面文献没有片言只语的记载，即使是在日本的文学类书籍中也鲜有记录。”[40在这里，陈文前后叙述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是显而易见的。[41]

除了从文义等传统文献学的角度进行考辨，也可尝试从书迹的角度提出一点意见。《文选集注》书迹主要杂糅褚遂良和颜真卿楷书的风格，如吸取了褚遂良入笔露锋、折笔爽利、结体婉丽等特点，保留了颜体的横细竖粗、笔划丰腴、结体宽博等外拓体势的特征。在取法褚、颜楷书的基础上，略参以行书笔法，遂成《文选集注》的书貌。而日本在奈良时代主要模仿王羲之笔势紧致、妍美劲健等内擫体势为主要特征的书风，写的多是行书和草书。平安前期假名开始产生，而上流社会仍然写的是汉字，“唐样”书风依然是王羲之书风为主。平安时代著名的书法家有“三笔三迹”，“三笔”是平安时代初期的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三迹”是平安时代中期的书家小野道风、藤原佐理和藤原行成。“三笔三迹”的书风显然都是学习王羲之内擫紧敛的书风，其中嵯峨天皇除拜空海为师，学习王羲之书风之外，还受到欧阳询的瘦硬险绝书风的影响。这说明在当时日本上流社会乃至文化阶层主要是学习王羲之的书风，而不是唐代褚遂良、颜真卿。而《文选集注》，尤其是注文部分，并未明显呈现出王羲之的书法特点。所以，单就书迹而言，指为平安时期书体以证《文选集注》为“日人编写说”的说解，也难以让人完全信服。

综上所述，《文选集注》为“唐土文献说”的观点影响虽大，仍有难以使人信服的地方，确实存在可议之处。而“日人编写说”则尚需拿出更实在的证据方能成立。诚然，如 陈翀 博士所说，探讨《文选集注》的相关问题，如果能将东亚各国的汉文史料比较互证、融会贯通，加强各国文化交流，或许会发现更多前人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或者前人没有发现的新材料。因此，《文选集注》的研究，尚需要更为宽广、畅通的国际交流和更为全面、深入、系统的整体性研究。

三 刊本李注和《钞》、陆善经注之关系

《文选集注》的发现，意义至为重大。以前人们只注意到李善注和五臣注的互相孱乱情形，而《文选集注》中除了援录有李善注、五臣注，还有稀世的《钞》、《音决》和陆善经注，且《钞》、《音决》、陆善经注还仅见于《文选集注》。这为研究唐代其它《文选》注释成果提供了珍贵参照依据。[42]尤其是：比之于主要借助涉及《文选集注》的相关史料以进行外部考察的方法，考察、发显以《文选集注》为主的文本内证，当是研究《文选集注》成书的重要途径。故我们在这里重点通过集注本与诸宋刊本的比勘研究，考察李善注、五臣注以及《钞》、《音决》和陆善经注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后出刊本中的李善注不仅掺入有五臣注，同时还掺入了《钞》、《音决》和陆善经注的内容。较早对刊本李注和《钞》、陆善经注之间的关系予以探讨的是日人斯波六郎，他在《文选诸本研究》一文中针对刊本李注所增补的注解多与《钞》、陆善经注相合的现象，提到：“这是由于此本的编者在李善的原注和《钞》或陆善经注相合时，在李注中略之而使《钞》或陆注较详呢，还是因为将现今的李注时而与《钞》或陆注相混淆，犹如今日的李注时而和五臣注相混一样呢，抑或后人在李注中混入之文偶然与《钞》或陆注暗合呢？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可使今本《文选》的性质愈发明白，而且对阐明《钞》、陆善经注的本来面目也会大有作用。”[43]斯波氏所提的第一种可能性几乎不大可能存在。《文选集注》编者对诸家注解重复之处的处理惯例是取其始见者，为的是尊重前人的创造性，故多存前注，删后注，不可能存在略李注而详《钞》或陆善经注的情况；而刊本中与《钞》和陆注相合的情况又不在少数，遍检《文选集注》残卷，发现其混乱处约有九十余条，且有的条目严丝合缝，一字不差，如此之多的几乎相同或相似的情况，绝非仅凭雷同、暗合等偶发情况可以解释得通的。由这些例子，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刊本中的李善注对集注本中的《钞》、陆善经注吸收利用的情况。所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第二种，正如森野繁夫所说：“大概是由在把集注本李注改编成刊本李注之际，利用了《钞》、陆善经注所引起的。”[44]限于篇幅，试举12例以为佐证：

1．卷九左太冲《吴都赋》“于是乎长鲸吞杭，修鲵吐浪”，《钞》曰：“《异物志》：雄曰鲸，雌曰鲵也。”此条注解在北宋监本、尤刻本中被混入刘逵注。案，集注本刘逵注称“《异物志》云：鲸鱼，长者有数里，或死于沙上，云得之皆无目，俗言其目化为明月珠”，并无“雄曰鲸雌曰鲵也”七字，依集注本对诸家注本重复之注解“取其始见者”之惯例，断无将刘逵旧注中存在的内容删除，却在《钞》中出现的道理，故此条注解当是北宋国子监编刻者参据集注本中的《钞》所作的增补。又，北宋监本“数里”作“数千里”，以文义审之，当以集注本为是。

2．卷五十九卢子谅《时兴》作者名下，集注本有“£（漫漶难辨，依集注本体例，当为《钞》无疑）曰名谌”。北宋监本（阙，参据奎章阁本）于作者“卢子谅”下有小字“名谌”，尤刻本将“名”字去掉，唯留一“谌”字，胡刻本同。卢谌字子谅。诸李善注本所有篇章向无以小字注明作者名姓之体例，唯此一篇除外，与李善注例颇为不符，那么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北宋国子监编刻者见到过集注本，但集注本此处《钞》字漫漶难辨，其编者误以为是李善注而过录下来，后世诸刻本皆沿其误。[45]

3．卷八十八陈孔璋《檄吴将校部曲文》“太尉帅师，甫下荥阳，则七国之军瓦解冰泮”，《钞》曰：“七国：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渠也。”此条注解被混入刊本李善注，如尤刻本李善注：“七国：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渠。”疑北宋监本（阙，参据奎章阁本。其注与尤刻本同）的刊刻者据集注本之《钞》注以补李注之阙，他本承之。

4．卷八十八司马相如《难蜀父老》“决江疏河，澌沉澹灾”，集注本李善注只征引《说文》以释正文“澹”字，未及其它。《钞》曰：“颜师古曰：沉，深也。澹，安也。言分散深水以安定其灾也。”此条注解被混入刊本李善注，以补其阙。如北宋监本（阙，参据奎章阁本）李善注“颜师古曰：沉，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灾也”，只衍出一“其”字。盖北宋监本的刊刻者据集注本《钞》以补李注之阙，他本承之。

5．卷九十一王元长《 三月三日 曲水诗序》“离身反踵之君，髽首贯胸之长”，集注本李善注：“《周书》云：离身漆齿之国，以龙角、神龟为献。《吕氏春秋》曰：舜登为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泽。高诱《淮南子》注曰：反踵，国名。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三苗髽首。《山海经》曰：有贯胸国，其为人胸有窍。”李善注引《周书》以注“离身”，引《吕氏春秋》及高诱《淮南子注》以注“反踵”，引《淮南子》以注“髽首”，引《山海经》以注“贯胸”，义已完备。而后世诸李善刊本，在《周书》“以龙角、神龟为献”之下均又多出“《尔雅》曰：北方有比肩人焉，迭食而迭望。郭璞曰：此即半体之人，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亦犹鱼鼠之相合尔”。其与正文无涉，疑当为衍文。而据集注本《钞》曰：“《尔雅》云：北方有比人焉，迭食而迭望。郭注云：此即半体之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亦犹鱼鼠之相合耳。”与诸刻本所衍出的李善注相合。由此可知，北宋监本的刊刻者当参校过集注本中的《钞》，从而使其孱入李善注，他本承之。

6．卷九十一王元长《 三月三日 曲水诗序》“负朝阳而抗殿”，集注本李善注引《尔雅》“山东曰朝阳”以释正文“朝阳”二字，而诸刊本李善注较之均多出“《西京赋》曰：疏龙首以抗殿，状巍峨以嶪岌”。案，《钞》有“张衡《西京》云：疏龙首以抗殿”，以补集注本李善注未及“抗殿”典出之阙，盖北宋监本的刊刻者据集注本之《钞》以增补，又稍加以扩充所致。

7.卷九十一王元长《 三月三日 曲水诗序》“轰轰隐隐，纷纷轸轸，羌难得而称计”，集注本无李善注，《钞》曰：“《说文》曰：轰轰，群车声也。杨雄《羽猎》云：殷殷轸轸，被陵绿阪。又云：漠漠纷纷。《吴都》云：羌难得而覼缕也。”此条注解被混入刊本李善注，如北宋监本作“《说文》曰：轰轰，群车声也。《羽猎赋》（漫漶难辨，以奎章阁本补）曰：隐隐轸轸，被陵绿阪。莫莫纷纷，山谷为之风飙。左思《吴都赋》曰：羌难得而覼缕。（漫漶难辨，以奎章阁本补）”此又为北宋监本的刊刻者据集注本《钞》以增补李善注之阙的力证。

8．卷九十三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篇题下，集注本李善注：“《汉书》曰：王褒既为刺史王襄作传，襄因奏言褒有轶才，上乃征褒。为为《圣主得贤臣颂》。”北宋监本李善注无“王襄作传”四字，且“为为”作“既至诏为”。尤刻本与集注本、北宋监本的李善注皆不相同，有较大差异，作“《汉书》曰：王褒既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王襄因奏言褒有轶才，上乃征褒。既至，诏为《圣主得贤臣颂》。”案，集注本《钞》有“褒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乐职》、《宣布》之诗”的注解，疑尤刻本所参据之李善底本已与《钞》相淆乱，而北宋监本与尤刻本李善注应非出自同一系统。

9.卷百十三潘安仁《汧马督诔》“巩更恣睢”，集注本李善注：“《吕氏春秋》曰：在上无道，倨傲荒恶，恣睢自用也。《史记》李斯曰：独行恣睢之心。”而诸刊本李善注较之集注本，在《吕氏春秋》和《史记》中间，又多出“《楚辞》曰：意恣睢以指摘”的注解。案，《钞》有“《楚词》云：意恣睢以指摘”，依集注本省却诸家注中与善注相同之注解的惯例，集注本所参据的李善本不可能存此注解，盖北宋监本的刊刻者据集注本之《钞》以增补，他本承之。

10．卷六十一江文通《杂体诗•嵇中散康》“夕饮玉池津”，陆善经曰：“《衡山记》云：空青罡有天津玉池。”此条注解在北宋监本中被混入李善注，各本李善注皆与北宋监本同。“玉池津”，集注本李善注引傅玄《拟楚篇》曰：“登昆仑，漱玉池”，已指出“玉池”典出，“津”字则可有可无。依集注本通例，若李善注中有此注解，编者则删后注重复相同之处，故而陆善经注不会存此注解，无疑集注本李善注无“衡山记曰空青岗有天津玉池”十二字。而李善是不可能见到陆善经注的，显而易见当是北宋监本在整理李善注时，认为陆善经注出了“津”字，可补李善之阙，故采用集注本陆善经注而作的增添。若然，则是北宋人曾见及集注本之又一力证。且李善注引《衡山记》，亦仅此一条。[46]

11.卷七十九繁休伯《与魏文帝笺》“声悲旧笳，曲美常均”，集注本无李善注，而后出刻本较之均多出“《乐汁图征》曰：圣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调五声之均也。宋均曰：长八尺，施弦也。”案，集注本陆善经曰：“《乐汁图征》云：均长八尺，施弦以调六律。”与之典引相合，只文字稍有差异，疑北宋监本的刊刻者曾参校集注本，特以陆善经注补李注之阙，他本承之。

12.卷七十九繁休伯《与魏文帝笺》“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匮，既已不能”，集注本无李善注，而诸刊本李善注较之集注本均多出“《左氏传》：韩宣子如楚，叔向为介，王欲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也”之注解。案，集注本陆善经曰：“《左传》云：王欲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与诸刻本多出的李善注相合，只注引文字多寡不同，颇疑北宋监本的刊刻者曾参校集注本，故有此孱乱现象，他李善本承之。

以上诸多例证，说明刊本李注和集注本中的《钞》、陆善经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让我们不得不怀疑：刊本中的李注是否曾经参校过《文选集注》或者这一系统的其它抄本。王立群也曾就《文选集注》和诸宋刊本之间的关系作了探讨，他在《从左思〈三都赋〉刘逵注看北宋监本对唐抄本〈文选〉旧注的整理》一文中提到：“下文‘新增’例中论及今本《文选集注》之《三都赋》中存有五条唐（引者按：当为“晋”）人綦毋邃注，这是我们今天所知唐（引者按，当为“晋”）人綦毋邃《文选》注的惟一文献。北宋监本《三都赋》恰恰也有这五条注释，但均删掉了綦毋邃之名而以刘逵注的面貌出现在北宋监本刘逵注中。如果北宋监本仅据唐抄李善注《文选》的单注本刊刻，当不可能看到只有在《文选集注》本中幸存的之五条綦毋邃注，因为李善注本都是单注本，不可能存有非李善注的綦毋邃注，李善保留的《文选》旧注也不含綦毋邃注，存有綦毋邃《文选》注的只可能是《文选集注》本之类的汇注本，笔者据此颇疑北宋监本的刊刻者曾使用《文选集注》本为参校本。即使北宋监本刊刻时未见到《文选集注》本，二本同有綦毋邃注一事也说明了北宋监本所据唐抄本《三都赋》与《文选集注》本《三都赋》的高度雷同。这种雷同以版本实物证明了笔者有关北宋监本所据底本的刘逵注与《文选集注》本刘逵注大体一致的推测。”[47]在北宋监本中出现了只有集注本中才可能存在的注解，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李善刊本或曾直接、间接地利用过集注本，不管这个集注本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文选集注》还是从《文选集注》流出的其他抄本。主“唐抄”说的学者有理由据此怀疑北宋监本的编刻者应该是见到了《文选集注》的，若集注本在当时没有流传，他们应该是见不到陆善经注本的，也就不会有刊本李注和陆善经注相混淆的情况发生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也使人质疑《文选集注》为“日人编写”的说法，实可作为“日人编写说”未确之佐证。

结语

综上所论，就《文选集注》的研究方法而言，更多依靠史料外证的研究方法，与更多注重文本内证的方法，都各有其重要价值。而就目前研究状态而言，尽管更多依赖史料的研究属于研究主流，但显然此一研究方法所受的制约因素更多，除非将来能够真正出现确凿的直接性史料，仅仅依靠现有诸史料外证，是难以得出有真正说服力的结论的。相比之下，更多注重文本内证方法的研究成果虽较少，但此一研究实有更为广阔的开拓空间，当然，其基本前提必须是：要付出艰巨的全面系统的、心细如发的文本精读与调研劳作。而真正有说服力的历史性研究结论，则必须在系统、全面参综最有说服力的内证、外证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本文平议《文选集注》成书众说，只是期盼为未来进一步全面、深入、系统地进行成书研究，做一点基础性的铺垫和提供一点思路。

回归到《文选集注》成书问题本身，本文得出的基本认识是：无论是唐抄也好，日本平安时期之抄本也罢，有一点确凿无疑：今见《文选集注》残本所依据的底本，当为唐抄本。更明确地说：《文选集注》的编纂者所见之李善注、《钞》、《音决》以及陆善经的旧注，这些都应该是唐抄。[48]从版本价值上说：《文选集注》的价值也是无可估量的，必将嘉惠学林。[49]当然，在当下尚无更确切、可靠的证据可以证明《文选集注》的编者以及抄本的时间和地点的情况下，相较于“唐抄”或“平安抄本”的说法，古抄本《文选集注》的说法也许更谨慎些。

（本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12年第4期）

注释：

[1] 本文乃作者所主持的古抄本《文选集注》研究系列论文之一，曾发表有《唐钞<文选集注>陆机诗注的价值》等文。近年来所指导1名博士生及5位硕士生毕业论文的选题都与《文选集注》有关。目前已完成的有刘莉莉《<文选集注>与元嘉诗歌》、刘纪华《<文选集注>陆善经注研究》，正在完成中的有王翠红《<文选集注>研究》以及赵培波《<文选集注>与太康文学研究》、訾丹洁《<文选集注>与建安、魏晋之际文学研究》、魏晓帅《<文选集注>与永明文学研究》等。本篇写作王翠红、刘纪华、魏小帅、张典友、刘锋诸君多有贡献，也得到海内外众多学者的热忱指导，特此致以最深的谢意！

[2]《赐芦书院储藏志》卷八，东京大学藏本。周勋初辑《唐钞文选集注汇存·附录》对此亦有收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册,第893页。

[3]（日）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六，见《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册，第317页。

[4]傅刚《<文选集注>的发现、流传与整理》，《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

[5]（日）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六，见《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册，第315页。

[6]（日）新美宽《新获<文选集注>断简》，见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编《东方学报》，1937年，第八册，第307-313页。

[7]董康《书舶庸谭》卷八下民国二十四年（1935）五月十三日日记，台湾广文书局民国70年（1981）再版。《书目丛编》影印民国19年大东书局印本。又，此许文字亦见于《董康东游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4页。

[8]（日）岛田翰《古文旧书考》，见《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3册，第38页。

[9]（日）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二，见《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3册，第378页。

[10]周勋初《〈文选集注〉上的印章考》，见《周勋初文集》第七卷，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

[11]（日）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清光绪十一年刻本（1885）。

[12]参见钱婉约《岛田翰生平学术述论》，《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第3期。

[13]日本九州大学的陈翀认为《文选集注》乃日本平安中期大江匡衡所编纂，说详见下。

[14]参见（日）新美宽《新获<文选集注>断简》一文。

[15]说见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

[16]（日）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六，见《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册，第422页。

[17]（日）斯波六郎编，李庆译《〈文选索引〉之〈文选诸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115页。

[18]参见王翠红《<文选集注>编者案语发微》，将在《中国典籍与文化》刊发。

[19]（日）森野繁夫《关于〈文选〉李善注——集注本李善注和刊本李善注的关系》，见《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20页。

[20]邱棨鐊《〈文选集注〉所引〈文选钞〉研究》，见《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10页。

[21]邱棨鐊《〈文选集注〉所引〈文选钞〉研究》，见《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11-712页。

[22]周勋初《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册，第3页。

[23]屈守元《文选导读·导言》，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44页。

[24]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

[25]详参周勋初《〈文选集注〉上的印章考》，见《周勋初文集》第七卷，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

[26]傅刚《〈文选集注〉的发现、流传与整理》，《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

[27]参见范志新《文选版本论稿·关于<文选集注>编纂流传若干问题的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页。

[28]常思春《读〈文选集注〉管见三则》，《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9]陈翀《〈文选集注〉之编撰者及其成书年代考》，《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六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01-513页。

[30]傅刚《<文选集注>的发现、流传与整理》，《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

[31]详见王立群《<文选集注>研究——以李善注为中心的一个考察》，《汉语言文学研究》2011年第3期。

[32]所引常思春论断，均参见其《读〈文选集注〉管见三则》。

[33]关于对常思春六点质疑的驳论，可详参刘纪华《<文选集注>陆善经注研究》的相关论述，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34]陈翀《〈文选集注〉之编撰者及其成书年代考》，《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六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04页。

[35]陈翀《〈文选集注〉之编撰者及其成书年代考》，《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六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05页。

[36]（日）斯波六郎编，李庆译《〈文选索引〉之〈文选诸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

[37]此处“仰注文选”是否为著作，尚不能确定，陈翀认为是一部专著的名字。

[38]关于本处论证，曾求教于金程宇教授，特致谢意。

[39]陈翀《〈文选集注〉之编撰者及其成书年代考》，《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六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08页。

[40]陈翀《〈文选集注〉之编撰者及其成书年代考》，《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六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10页。

[41]关于对陈翀诸论的驳论，亦可参看刘纪华《<文选集注>陆善经注研究》的相关论述，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42]日本选学泰斗斯波六郎博士《<文选索引>序》云：“所收《钞》、《音决》、陆善经注，仅见于此本，极为珍贵。”《文选诸本研究》称述到：“尤其是陆善经之注，彼我书目，一无所记，是彼国之人连其名亦不闻已久者，诚为珍贵之极”。参见斯波六郎编、李庆译《〈文选索引〉之〈文选诸本研究〉》，第117页。国际汉学界倾向于认为陆善经注是凭借《文选集注》而得以保存至今，而陆善经注只是做了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其学术水平并未达到较高的程度。王书才认为陆善经注属于对李善注的补注，“其注文简洁而失于浅陋，精短而嫌于零碎，虽有切当之处而阙误也颇多。虽有其价值，更有甚多的弱点和阙失谬误，故而在当时已经不受人们重视关注”，并以实例举证甚详。参见王书才《从<唐钞文选集注汇存>论陆善经<文选>注的特色与得失》，《殷都学刊》2005年第2期。

[43]（日）斯波六郎编、李庆译《〈文选索引〉之〈文选诸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页。

[44]（日）森野繁夫：《关于〈文选〉李善注——集注本李善注和刊本李善注的关系》，见《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20页。

[45]参见俞绍初《新校订六家合注本<文选>校勘记》，待刊稿。俞先生在坚实的版本勘校基础上，经过严密考证、复核，认为这是北宋监本参考有集注本的力证。

[46]参见俞绍初《新校订六家合注本<文选>校勘记》，待刊稿。

[47]王立群《从左思〈三都赋〉刘逵注看北宋监本对唐抄本〈文选〉旧注的整理》，《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48]正如日本学者冈村繁所说：“该《文选集注》无论是中国编集的，还是我国编集的，总之，毫无疑问是流传至今保存着浓厚唐代抄本面貌的极珍贵的文献。”《〈文选集注〉与宋明版本的李善注》，《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81页。

[49]诚如许逸民在《<文选>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推介<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3年第4期）所说：“上海古籍本为‘新《选》学’发展史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新《选》学’研究在资料的占有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对于今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特别是‘新《选》学’研究来说，《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必将永远是弥足珍贵、取之不竭的史料宝藏，其影响之巨大和深远，想来不会在李善注、五家注、六臣注等各类版本以下。”近年来选学研究中取得的一些成果，就是借助了《文选集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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