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黄帝相关文献为例

利用区域文化资源进行文化产业开发是目前各地政府都十分热衷的行为，这种行为势必带来区域文化史料利用的大量增加。客观上讲，这促进了区域文化史料的研究工作，也为文献研究带来了机遇；但是，政府利用文化史料的目的在于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们关注的重点不是文献研究这门学术，其目光聚焦在历史文化史料带来的“利”和“名”上。由于对于史料的应用往往基于这两种考虑，史料的过分解读、史料的曲解、甚至编造史料并大加传播等情况时有发生，这些做法都是违背文献研究的科学精神的，长此下去，势必对文献学研究造成不良影响。在这里我们以黄帝相关文献为例，谈谈区域文化史料的应用问题。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与黄帝相关的历史文化资源显然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因此受到各地政府——尤其是历史上与黄帝或有关联的地区的特别重视。目前陕西、河南、河北、安徽、浙江等地都在利用黄帝这一文化资源，而陕西、河南两地每年都有高规格、大投入的祭拜黄帝活动，声势最为壮观。既然是要祭拜，就离不开对黄帝相关历史文献的研究，各地的学者对此都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正史、野史、笔记、小说、民间传说，以及考古资料无不被纳入学者的视野，对黄帝的研究可谓深入细致到了极致。

但我们注意到，当拜祭活动作为一种传播窗口来展现黄帝形象时，黄帝已经远离了学术研究对他的严谨认识和科学态度，他变成了无所不能的政治家、发明家。来自各地相关材料中的黄帝是这样的：他或生于姬水，或生于有熊，或生于寿丘，或生于天水，或生于昆仑。他建立古国体制，划野分疆，分全国共九州，设官司职，置左右大监，设三公、三少、四辅、四史、六相……他创立的井田制也发明凿井技术；他教民种植五谷，开辟园、圃，种果木蔬菜，种桑养蚕，饲养家禽家畜；他发明杵臼，制造碗、碟、釜、甑、盘、盂、灶，教民熟食；他发明机杼，制作衣裳、鞋帽、毡、衮衣、裘、印、珠、灯、帐幄、几案、床、席、华盖；他发明天文历数、阴阳五行、十二生肖、甲子纪年、占卜祭祀之说；他兴文字、作干支、制乐器、创医学；他发明棺椁、坟墓，造祭鼎、祭坛、祠庙，制婚丧之仪；他发明炼铜技术，制造铜鼎、刀、钱币、钲、铫、铜镜、钟、铳；他建造宫室、銮殿、庭、明堂、观、阁、城堡、楼、门、阶、蚕室、祠庙；他制造舟楫、车、指南车、记里鼓车；他制造刀、枪、弓矢、弩、六纛、旗帜、五方旗、号角、鼙、兵符、云梯、楼橹、炮、剑、盔甲、旗、胄；他发明称、尺、斗、规矩、墨砚、蹴踘等。在有些地方，人们甚至利用道家编撰的黄帝的文献，把黄帝说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或者是职掌雷雨的雷神。

对黄帝的这些当代描述应该说不都是杜撰，也大都有文献出处，这些文献包括：《周易》、《世本》、《国语》、《逸周书》、《山海经》、《战国策》、《周礼》、《礼记》、《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黄帝内经》、《阴符经》、《淮南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隋书》、《旧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帝王世纪》、《太平御览》、《路史》、《轩辕黄帝传》等等。但是，有文献出处并不能说明关于黄帝的一切都是可信的史实，稍微冷静一点，我们就知道这些对黄帝的描述太夸大了，已夸大到有些不着边际的地步。作为远古部落首领，粗创一些制度可以想象，如果有近百种发明创造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些文献材料有的来自正史，但也并不可信，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言：“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就有点玄乎。至于《封禅书》所言就根本不可信：“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百馀岁然后得与神通。”又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珣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至于来自《山海经》、《庄子》、《淮南子》的文献就更不可信了。如《山海经·西山经》云：“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mi) 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又如《庄子·大宗师》：“夫道，有情有性，无为无形……黄帝得之，以登云天。”这些原本就是黄老道编撰的神仙家言，如果拿这些材料宣扬黄帝，那就属于宗教宣传了。但是，有些地方就是格外重视这些不可信据的材料。在安徽黄山，在浙江缙云堂关于黄帝升仙的文献要比黄帝作为部落首领的材料更受重视和欢迎。不论是图文展厅，还是导游，都会煞有介事、绘声绘色地向人们灌输这些内容。而人们也在这种文献的说教氛围中，更加相信黄帝的仙化，其真实的身份早已湮灭在宗教化的文献传播中。

黄帝之所以变成无所不能的发明家、神仙，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史料的过分解读。黄帝文献本身并不多，但这恰恰为后世著述者随意发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如《庄子•在宥篇》有黄帝就广成子问道的故事，文字不多，但却成为晋代葛洪撰述黄帝一系列神仙故事的蓝本，也开启了唐宋以后道家大量著述的产生。说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是基于黄帝确实存在的一些早期文化创造，但如果把黄帝时期可能的人文创造全都往黄帝身上加显然是违背事实的。二、史料的曲解。裴駰《史记集解》有黄帝“号有熊”之说，裴駰说“号有熊”，并不是说黄帝就出生在有熊，但这成为黄帝出生地联想的依据，甚至产生了黄帝生于有熊、长于有熊、都于有熊的说法。都于有熊有史可证，生于有熊显然是联想过度了。三、编造史料。就黄帝文献而言，这种情况尤为严重。黄帝文献原本应该零零散散地存在于人们的传说中，成为文字之时应该不会多，后来为什么越变越多，是不断有人编撰的结果。历代正史编，野史编，笔记小说、民间文学、黄老道学更是不遗余力地编，所以留下今天洋洋大观的黄帝文献，这就是顾颉刚说的层累的意思。越编越多，越编越离谱，黄帝也越来越被神化。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制造黄帝文献，这些文献多少是切合实际的？多少是虚假的？无法具体说明，但大多数存在于传播领域的文献应该都有问题。两千多年前庄子将黄帝变成了神仙，而我们把黄帝变成了 万能 君王和万能神仙，我们比庄子做的还过头。

有关文明诞生时期的文献材料层累复杂，真伪难辨，类似黄帝的情况在早期历史人物、历史遗迹中普遍存在。尧、舜、禹、商汤、周文王以及历史上其他文化名人都是焦点人物，争论在所难免，但在学术的传播力度和影响力远远不及政府行为时，作为学界的人应该怎样做呢？个人认为，“考镜源流”、还原历史是文献研究者基本责任和使命，这份责任和使命还是要坚持和再坚持的。

第一，加强文献研究，尽量减少歧义和错误解读。文献工作者在对待区域文化史料的时候必须认真地、负责任地进行探究，以便给社会提供最权威、最客观的文献解读，从源上杜绝文献的分歧和失误，这也是文献研究者的本职工作。

第二，宣传历史真相，不做违背历史史实的传播者。文献研究的传播能力有限，但却能够因学术传播的方式特殊而比社会化传播更有持久力和可信度，用切实、可靠的研究成果还原历史和传播历史真相最终必然会赢得人们的信服。

第三，配合各地文化建设事业，积极进行相关文献调研工作，做到支持而不苟同。文献研究是各地文化建设的基本需求，积极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也是文献研究者的责任。尽管政府行为与学术研究存在一定距离，但不能因此而鄙视和不合作，做到支持而不苟同或者是一种较好的方式。

（本文系作者参加“新世纪中华文学史料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会议提交论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