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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万方同感圣人心

发布人:   来源:   发布日期:2011-10-10

 

“诗圣”一词最早正式出现于明末王嗣奭的《梦少陵作》和《浣花草堂》诗中,今天已经成为对唐代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的专誉。关于“诗圣”的内涵与外延,学界普遍认为经历了从唐宋时期侧重集众家之长的艺术分析向后来偏于教化的嬗变,并较大程度定位于后者。笔者以为,杜甫之所以被后人誉为“诗圣”,不仅在于其诗艺的精湛,同时也包涵杜诗所体现出的圣者情怀。也就是说,“诗圣”是对杜甫的双重解读,既有对杜甫诗歌本位的审美与接受,又体现了诗歌中超常的人文观照,二者不可偏废,其中前者又涵盖专精于诗和集众家之长两个方面。

所谓“圣”即“于事无不通”者也。《礼记》卷三十七《乐记》称:“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孔颖达疏曰:“圣者,通达物理。”[1]427葛洪《抱朴子》卷十二《辨问》云:“世人以人所优长,众人所不及者,便谓之圣。”[2]53王观国《学林》卷一《圣》称:“古之人精通一事者,亦或谓之圣。”由此推知,古之所谓圣无不是于某一技艺造其极者也,如王羲之之于书,吴道子之于画。

杜甫在《赠蜀僧闾丘师兄》中称“吾祖诗冠古”[3]767,又在《可惜》中称“遣兴莫过诗”[3]803,复在《宗武生日》中称“诗是吾家事”[3]1477,因此其于诗之用力用心可以想见。综观老杜诗,诸体皆备,或古或今,或律或绝,或长篇,或短制,古体多沉郁顿挫,今体则律法精严。杜甫曾于天宝三载(744)在《进雕赋表》中自称:“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4]303可见他对自己的诗歌是相当自信的。因此,对“诗圣”这一称谓的理解首先应着眼于杜甫诗歌造诣本身,如韩文公便在《题杜工部坟》中评杜诗“中间诗笔谁清新?屈指都无四五人。独有工部称全美,当日诗人无拟伦。笔追清风洗俗耳,心夺造化回阳春。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玉万顷清光流”[5]11,明显侧重诗歌本身之工拙。

长安十年与安史之乱使杜甫的诗歌创作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内容上侧重现实性,艺术上侧重本实性,感情沉郁厚重。特别是《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洗兵马》、《三吏》、《三别》及《兵车行》等因事立题的诗篇,把他推上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作者将自己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赋写为诗,融主观感情于具体描写之中,运用多样的表现手法,为后世读者信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情状与生民遭遇。《石壕吏》中的老妇,《新婚别》中的新娘,《兵车行》中的行人,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每个形象皆寄寓着作者对战争的态度与对时代的沉痛感受,彰显了其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如果说因为古体诗便于叙事而使杜甫选择了古体描写时事的话,近体诗则使杜甫观照到了社会生活和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综观杜甫近体诗,或忧国伤时,或羁旅行役,或酬唱宴游,或咏史怀古,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客观上通过拓宽近体诗的表现范围提高了其表现生活的能力。在近体诗中读者不仅可以感受到老杜与时代同步的脉动,看到帝都沦陷即悲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3]320,听到家乡被收复则高唱“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3]968;而且可以发现他的心路历程,流寓成都卜居浣花溪畔时的“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卜居》)[3]729及定居后“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3]819表现出了远俗散怀的情趣,寓居夔州时叹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3]1766则又表现出了人生暮年功业不就的悲愁。

近体诗与古体诗的一大区别是前者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有限的篇幅为丰富内容的表达带来了桎梏,但杜甫所采用的组诗形式却打破了这一局限。杜甫极善用组诗表现宽泛或较难表现的内容,据笔者统计,杜甫近体组诗共101351首,占到了其所有近体诗的53以上,这一惊人的比例反映出杜甫对这种形式的青睐。具体而言,杜甫笔下的组诗一组少则2首,多则20首,或根据内容从每组3首至12首不等,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秦州杂诗二十首》、《绝句漫兴九首》、《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戏为六绝句》、《夔州歌十绝句》、《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

以大历元年(766)流寓夔州所作之《秋兴八首》为例,作者以身居巫峡心念长安为线索,抒写遭逢兵乱留滞他乡的客中秋感,八诗脉络贯通,首尾呼应。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七此诗后引张綖语曰:

《秋兴》八首,皆雄浑丰丽,沉着痛快,其有感于长安者,但极摹其盛,而所感自寓于中。徐而味之,则凡怀乡恋阙之情,慨往伤今之意,与夫外夷乱华,小人病国,风俗之非旧,盛衰之相寻,所谓不胜其悲者,固已不出乎意言之表矣。卓哉一家之言,然百世之上,此杜子所以为诗人之宗师也。[3]14981499

张氏既指出了这组诗内容的丰富性,又指出了其内在之连贯性,堪称的论!这种富有创造性的形式不同于阮籍的《咏怀》与陈子昂的《感遇》非一时一地之作,而是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这就无疑提高了近体诗对事物的表现力。

无论古体还是近体,杜甫都表现出执着的艺术追求,只是前后期有所变化“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3]810,仇兆鳌评云:“少年刻意求工,老则诗境渐熟,但随意付与,不须对花鸟而苦吟愁思已。”虽是信手拈来,但并非不求章法,而是进入了“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3]1602的炉火纯青的化境。试看《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衮衮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3]1766

全诗声律精密考究,不仅每联对仗,甚至首联还做到了句内对。过于追求对仗工稳极易造成板滞,但杜甫用连贯性的动词使此诗显得浑成流转,一气呵成。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五论此诗云:“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杜甫《敬赠郑谏议十韵》中有“律中鬼神惊”[3]110,《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中有“遣词必中律”[3]235,以此评杜甫《登高》,甚当!

杜甫在诗体和艺术形式方面都矗立起了一座高峰,成为后世模范的对象。黄裳《演山集》卷二十一《陈商老诗集序》云:“读杜甫诗,如看羲之法帖,备众体而求之无所不有……工于诗者,必取杜甫。盖彼无所不有,则感之者各中其所好故也。”[5]15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亦称:“有能窥其一二者,便可名家,况深造而具体者乎。”[5]99杜甫在诗艺上能够垂范后世与其集众家之长的气度密不可分,这也是与学界以“集大成”称杜诗相一致的,程千帆、莫砺锋两位先生有《杜诗集大成说》一文,可参看。此说当始于元稹的《唐检校工部员外 郎杜 君墓系铭并序》,其中称杜甫“才有所总萃”,并云: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5]15

至宋秦观又于《韩愈论》中云:“杜子美善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5]138139充分意识到了杜甫在对前贤艺术经验汲取的基础上所形成博采众长的特点。

曹丕《典论论文》指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杜甫却以见贤思齐的态度对待优秀的文学遗产。他在《戏为六绝句》中特别强调“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3]901,体现出了虚心取益的精神和开放的胸襟气度。又称:“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3]900古人未易模仿,前贤不可蔑视,好高骛远须慎戒之。张戒《岁寒堂诗话》云:“子美诗奄有古今,学者能识国风、骚人之旨,然后知子美之用意处;识汉魏诗,然后知子美遣辞处,至于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在子美不足道耳。”[5]307从杜诗中不难发现,屈原、宋玉、三曹、七子、陶渊明、谢灵运、颜延之、鲍照、江淹、沈约、何逊、阴铿、庾信等人都为杜甫乐推不厌。海之所以博大,在于其容纳百川的胸怀,杜甫也正是具有了虚听广受的心胸,才取得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3]74的卓越成就。

杜甫对于前贤艺术经验的借鉴不遗余力,他不仅教育儿子要“精熟文选理”(《宗武生日》),而且自己作诗也多从《文选》中来。杜甫对《文选》或隐括其意,或化用成句,或化用成词,或借鉴体式,不一而足,且浑化无迹如从己出,不见斧凿之痕。如《杜诗详注》卷五《行次昭陵》“往者灾犹降,苍生喘未苏。指麾安率土,荡涤抚洪炉”句,下引钱笺云:“班固《三都赋》:往者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秦项之灾,犹不克半,上帝怀而降监,乃致命乎圣皇,绍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荡涤。班赋序建武克命之事,几二百言,此诗隐括以二十言。”[3]409可见此四句隐括班固《三都赋》。又如《新婚别》末注引《杜臆》云:“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设为问答,此《三吏》、《三别》诸篇所自来也。而《新婚》一章叙室家离别之情,及夫妇始终之分,全祖乐府遗意,而沉痛更为过之。”[3]533既点出杜甫问答体之所由来,又交待了《新婚别》与汉乐府之关系。关于杜诗与《文选》的渊源,李详有《杜诗证选》,其中不乏力证。 丁红旗 先生通过对《杜诗证选》的统计与补充,共得杜诗与《文选》相关者579条。[6]83足可见杜甫对《文选》的精熟程度!而且“根据《杜诗证选》条目的统计,天宝十三载(754)到乾元二年(759),是杜诗化用《文选》最为频繁的时期”[6]82,定居草堂后又有闲暇阅读《文选》并教育儿子。

《唐诗纪事》卷十八载:“祢衡挝《渔阳掺》,其声悲壮。汉武时,星辰影动摇,东方朔谓民劳之应。子美诗云: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乃用故事也。先儒云:不行一万里,不读万卷书,不知老杜诗。信然。”[7]589此事亦可见杜诗广征博采之典重。因此,黄庭坚藉老杜作诗无一字无来处得出诗从学问中来的结论,并提倡诗人应多读书,向古人汲取艺术营养。博采众长促成了杜甫圣于诗的卓越艺术成就,《新唐书》卷二百一《文艺上》指出,唐诗“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8]5738杜诗艺术之沾丐后人在中晚唐已有明显体现,《诗人玉屑》卷十四云:“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得其赡博,皆出公之奇偏尔,尚轩然自号一家,赫世烜俗。后人师拟不暇,矧合之乎!风雅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9]435

《周易·上经·贲》云:“《彖》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0]44或许正是圣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一命题,从而使中国传统诗文不约而同带上了教化功能。特别刘勰《文心雕龙》更是将《明道》、《征圣》、《宗经》尊为首目,确定了沿圣垂文,因文明道的宗旨。从初唐官修史书中所设定的唐代文学建设蓝图来看,化民成俗成了贞观君臣终极的愿望,这也是对古圣先贤人文期待的承继。

李唐朝廷自立国之初便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加之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的家庭环境中,故虽受到多种学术思想的影响,但始终将儒家思想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杜甫时刻渴望入仕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3]74的政治抱负。当两次科考失败后,他又伺机向唐玄宗进献《三大礼赋》,并在《进三大礼赋表》中以“岂九州牧伯,不岁贡豪俊于外;岂陛下明诏,不仄席思贤于中哉”[4]294表明了自己入仕的渴望,虽然朝廷对他有所任用,但距离其“安得覆八溟,为君洗乾坤”(《客居》)[3]1255的宏愿仍是遥遥无极的。可以这样说,“窃比稷与契”的杜甫终其一生也没有得到朝廷成就他稷契功业的机会,所以清人刘青藜叹息杜甫“蹉跎稷契志,终古恨茫茫”。

杜甫在不能占据要路津的情况下,把诗歌当成了宣扬儒家教化 和忧 君忧国的途径,此即仇兆鳌在《杜诗详注·原序》中所谓的关于世运和性情伦纪。就诗本身而言,杜甫推崇“别裁伪体亲风雅”,形成了其冠冕雅正的特点,亦其“鼓吹六经”之谓也。《诗人玉屑》卷十四“三百篇之后便有杜子美”条云:“六经之后,便有司马迁;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须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二书亦须常读,所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9]438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下亦云:“子美独得圣人删诗之本旨,与三百五篇无异。”[5]317将杜诗与《诗经》相提并论,可见其功能所在。

杜甫不仅常在遣词造句中援用经书言语,如《诗人玉屑》卷十四“用诗书语”云:“子美多用经书语,如曰:‘车辚辚,马萧萧’,未尝外入一字。如曰:‘济潭鳝发发,春草鹿呦呦。’皆浑然严重,如入天陛赤墀,植璧鸣玉,法度森严。然后人不敢用者,岂所造语肤浅不类耶!”[9]439“车辚辚”语出《诗经·秦风·车邻》“有车邻邻”[11]335,“邻邻”又作“辚辚”;“马萧萧”语出《诗经·小雅·车攻》“萧萧马鸣”[11]516,而且在诗中蕴涵着圣者情怀,这也是后人奉他为“诗圣”的重要原因之一。

儒家讲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2]157,但对于官运不济的杜甫来说,他一直是“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襟”(《谒先主庙》)[3]1355。天宝末年,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了统治阶层与百姓的对立,“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3]269,统治阶级通过残酷的手段聚敛了民间的财富,从而造成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平与对立,这也是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安史之乱期间,杜甫时而“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公”(《晚登瀼上堂》)[3]1620,时而疾呼“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寄董卿嘉荣十韵》)[3]1168,他甚至把自己变成了“战地记者”,单从《悲陈陶》、《悲青坂》、《喜闻官军已临贼境》、《收京》、《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题目便可看出其对战局的关心。作于乾元二年(759)仲春的《洗兵马》更表现出了杜甫对国家的深厚感情。作者开篇以“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日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3]514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振奋人心的胜利形势,但作者并没有一味沉醉,而是提醒统治者要居安思危“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仇兆鳌论此四句“恐肃宗还京,渐生逸豫,故欲其念起事艰难,而思将士之勤苦”[3]514,可谓老杜知音。从唐代边塞诗中可以感受到,唐代存在所用边将不得其人的现象,所以杜甫在结尾的时候提出希望“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常人多是“推身利以利人”,但杜甫却是“宁苦身以利人”,这是诗人超越自我的伟大情怀!“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3]265,杜甫终其一生不能放怀民生。君民关系是古圣贤的一个传统命题,所以杜甫表现出了对生民的深刻同情,“尚思未朽骨,复睹耕桑民”(《别蔡十四著作》)[3]1259,“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寄柏学士林居》)[3]1569,“谁 能叩 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3]1966;战争总会为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兵车行》)[3]114,所以杜甫渴望“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蚕谷行》)[3]2036。天宝十四载(745)十一月,杜甫自京赴奉先县探望寄居在那里的妻小,竟遭逢“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的悲剧,作者在抒发丧子之痛的同时却“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寓居成都茅屋为秋风所破时他渴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3]832833。于此可见杜甫仁心之广大!所以,他的伟大在于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看得极为渺小,他的伟大在于把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作为自己人生的终极关怀,虽然自己饱经人生的困苦与人间丧乱,但他始终抱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着人世苍生。

总之,杜甫以博采众长的心胸成就了诗艺的精湛,因儒家情怀的熏染成就了人格的伟大。无论是对于诗艺的追求,还是对人格的完善,杜甫终其一生皆不移其志。无论时人抑或后人之于杜甫其人其诗,皆可得其所欲得,此即圣者沾丐世人之谓也。

(本文刊发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3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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