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建设
发布时间： 2011-10-05
帝都是一个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更是世人名利攸归的中心。帝都文化总在牵动着文人敏感的神经，他们用绚烂或沉痛的笔触记录下了帝都的脉动，从而树起了一道帝都文学风景线。唐代科举试赋虽是时代性极强的程式文学，但对帝都文化同样有着鲜明地反映，且主要表现为本朝文化和历史文化两种类型。对历史文化的描写侧重在追述历史本事时突出其对当朝政治和文化建设的鉴戒意义，达到以古鉴今服务皇朝的目的；对本朝文化的描写则侧重对皇朝的歌颂，展现出和谐、繁荣的承平景象。
一 体物：皇家的气派
无论怎样的文化类型，主司拟题多以建筑为题材，从表象来看属体物赋的范畴。如开元七年（719）进士科试《北斗城赋》，北斗城即汉代长安城，因形似北斗而得名。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四上《地部下·城郭门》引《三辅黄图》云：“斗城，长安故城，城南为南斗形，城北为北斗形，故号为北斗城。”[1]后人多有以斗城为长安代称者。又如开元十三年（725）进士科试《花萼楼赋》，花萼楼即玄宗为彰显兄弟友悌之义而建的“花萼相辉楼”。再如大历十二年（777）进士科试《通天台赋》，据《史记》载，通天台即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前119）为求仙在甘泉宫修建的台子。其他如天宝七载（748）所试《明光殿粉壁赋》和大历六年（771）所试《初日照露盘赋》中的明光殿粉壁及承露盘，莫不如是。
科场试赋命题和行文均追求冠冕正大，其对帝都文化的反映更是如此。首先表现在对题中建筑的体写上，建筑几乎无一例外为皇家建筑，在规制上体现着王朝的国力与气度。崔损《北斗城赋》破题云：“昔炎汉之开国，宅咸秦而设规。阐都邑之壮丽，纷制作而多仪。像蓬岛以疏岳，拟天河而凿池。馆倚南山，
据《旧唐书》载，花萼楼为玄宗所建，是用来彰显兄弟情谊的皇家建筑。实则，兴建花萼楼的原因，不惟如高盖《花萼楼赋》序中所言“盖所以敦友悌之义也”[4]，而且是国力的体现，正如敬括赋所云：
大哉神武，四三皇而作主；赫矣勋华，一六合而为家。莫不北荒于穷发，西极于流沙。故得殊方效祥，则黄银紫玉；禁苑呈瑞，则芝草仙花。彼成、康与文、景，又安足以道耶。美夫，一人有作，庶品咸若。以为不壮不丽，无以彰至尊；是用上栋下宇，将以信景铄。于是建百堵之崇墉，起九重之层阁。[5]
自立国至开元年间，经过“百有二十载”的发展，国力已经大盛，需要有高大壮丽的建筑以彰显盛唐的气象。既然要通过花萼楼以见“崇大壮之义”，其规模制度则须有大壮之形。高盖先形容此楼“俯尽一国，旁分万里，崇崇乎实帝城之壮观也”，复叹云“遥窥函谷之云，近识昆池之树。绿野初霁，分渭北之川原；青门洞开，览山东之贡赋”。王諲赋云：“于城之陬，建此飞楼。横逦迤而十丈，上崚嶒而三休。”[6]“飞楼”、“三休”皆状花萼楼之高，其中“三休”语出贾谊《新书》卷七《退让》条：“翟王使使至楚，楚王欲夸之，故飨客于章华之台上。上者三休，而乃至其上。”[7]杨守敬等《水经注疏》卷二十八云：“陆贾《新语》，楚灵王作乾溪之台，高五百仞，贾谊《新书》翟使之楚，楚享之章华台，三休乃至上，即所谓高五百仞者。”[8]因此，“三休”即“五百仞”，即敬括所谓的“邈邈陵云”，也难怪王諲会浩叹：“仰接天汉，俯瞰皇州。百鄽之所回合，九逵之所夷犹。总万象之多少，极二曜之环周。为栋宇之殊观，实崇高之寡仇。”
据窦培德、罗宏才等先生研究，“在唐长安三大内中，根据考古发掘及复原，所有的宫殿楼阁都是两层，而花萼楼首先建成三层，是非常罕见的”，具体而言“台基高
通天台是汉代皇宫的标志性建筑，“通天”二字直观地表明了“洪台独出”的宏伟特征。《三辅黄图》卷五《台榭》云：“武帝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台。《汉旧仪》云：‘通天者，言此台高通于天也。’《汉武故事》：‘筑通天台于甘泉，去地百余丈，望云雨悉在其下，望见长安城。’”[11]现存三篇科场《通天台赋》均描写到了其高耸峭拔，如黎逢云：“绎绎凭云，蹲蹲捧日。干元气以直上，倚长空而迥出。”[12]任公叔云：“嶝道邈以特立，通天赫其无俦。”又云：“白日旁转，青云上浮。八垓可接于咫步，万象无逃于寸眸。”[13]杨系云：“赫兮烜兮，独出烟云之表；壮矣丽矣，回标天地之中。”[14]上近天都，令人心胸开阔，给人凌云御风的壮美感受。
汉武帝修建通天台虽是为了“祈列仙之戾止，致圣寿之延洪”，但杨系所言“伊昔炎汉，公高化洪。乐率土之暨阜，筑通天而且崇”，不能说毫无道理。也就是说，修筑通天台主观上是追求长生久视，客观上却昭示着汉武帝时期国力的强盛。通天台上有承露盘，《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注引《三辅故事》云：“建章宫承露盘高三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15]所以卢景亮《初日照露盘赋》破题称“揭金盘而受露，擢仙掌而凌云”[16]，可见其“高不可攀”“仰不可视”的雄伟之状。
二 品格：雅正的特征
与宏伟体制所昭示的冠冕正大相关，这些以皇家建筑为题材的科场试赋在文化意蕴上同样宣扬着帝都文化的雅正性，特别是在对历史建筑文化进行审视的过程中突出了对本朝建筑文化内蕴的肯定。以崔损《北斗城赋》为例。作为数百年前的汉代长安，作者只能从文献典籍和文学作品中去把握，但若作者只是在故纸堆中徘徊，也就失去了命题的真正意义。因此，崔损以汉代北斗城为切入点，由古而今，重点展开对唐朝帝都文化的描写。自“祚我神唐”至结尾，作者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对唐都长安进行观照。首先是建筑文化：楼阁高耸，装饰华美，墙壁和绘画以红、白为主色，对比鲜明；城势逶迤，堞墙曲折，楼形宛转，道路通达。然后是皇帝出巡时的礼仪文化：宫门洞开，“羽卫咸集”，声势浩大，特别是“俨雄戟以耀武，振鹓行而拱辰”句透露出皇家的威严肃穆。复次写城内的景色：“夕沉烟云之色，晓流车马之尘。引祥昭之烂漫，吐佳气而轮囷。于是岁发青道，池隍煦早，堞雾萦林，岸风柔草。暖悬窦以弥蔼，饰崇隅之增好。映春水之澄澄，纳朝阳之杲杲”，呈现出繁荣、祥瑞的景象。最后，作者又把目光拉回到城上，进一步赞誉其规制“惟壮势之峥嵘，达洪规而镇京”，且高歌“配宗子之永固，等皇家之不倾”。在赋中，汉代长安城无疑成了唐都长安的参照。正如作者在赋中所言“何爽鸠之代谢，验骊騵之运亏”，历史总是处在演进之中的，所以唐都长安更胜汉都长安一筹应该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
长安城既具有历史性又表现出当代性，因此作者在对比中运用了发展的眼光。相比之下，通天台则是明显的历史性建筑，据《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魏明帝于景初元年（237）有拆金铜仙人和承露盘至洛阳事，可知通天台已经毁坏，故黎逢才有“行人徘徊，登秦原而游目，见汉右之荒台，清风穆其尚在，翠华归而不回”句。对历史建筑题材的把握如果只是停留在对本事和建筑本身的追忆和体写上，必然难得主司命题之深意，所以藉赋被擢状元第的黎逢透过题目发掘出了通天台深层的文化意义，借古鉴今，歌颂所处时代。作者指出“我国家立太平，尚清静，俨宸居以自整，绝仙台之望幸。虽丹槛栖于列宿，飞梁历于倒景，有唐虞之允恭，无汉武之游骋”，对所处代宗朝进行了美颂，这是与正史所载代宗“修己以禳星变，侧身以谢咎征”[17]的品质完全相符的。同时，作者通过对比告诉世人“宁不死之可致？谅其生也若浮”，只有“化由其衷，居慎其独”，才能迎来“自然为域中之大，获天下之福”的理想社会状态。于是，湮没荒草的历史建筑便为当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鉴戒意义。
天宝七载（748）樊铸所试《明光殿粉壁赋》与北斗城、通天台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在描写题中建筑本身的过程中均对帝德进行了誉美。在殿之高和壁之明的背后寓涵着
与其他建筑相比，花萼楼对于帝都文化雅正性的体现更为明显。最早记载此楼的典籍是《唐六典》，其卷七《尚书工部》有“通阳之西曰花萼楼”句，文下小注云：“楼西即宁王第，故取诗人《棠棣》之义以名楼焉。”[19]《棠棣》是《诗经·小雅》中的篇目，歌唱了兄弟之间的情谊，其首章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史载，李隆基因在平定宫廷内乱中功勋卓著，深得帝心，故哥哥李宪很合适宜地将皇位继承权让给了他。玄宗对兄弟之间的情谊深表感念，《唐语林》卷一《德行》载：
玄宗诸王友爱特甚，常思作长枕大被，与同起卧。诸王或有疾，上辗转终日不能食。左右开喻进膳，上曰：“弟兄，吾之手足。手足不理，吾身废矣，何暇更思寝食？”上于东都起五王宅，又于上都创花萼楼，益与诸王会聚。或讲经义，赋诗饮酒，欢笑戏谑，未尝猜忌。[20]
这就是张甫《花萼楼赋》中所云之“叙温恭之深爱，沐棠棣之荣花”，也是建造花萼楼更为直接的原因。
花萼楼是在原来玄宗旧邸兴庆宫的基础上“缭垣墙周乎旧宫，设井干而为新阁”建成的，玄宗这一行为本身便从恋旧情结中透露出了其对昔日“五王宅”中兄弟友情的留恋。花萼楼居于诸王新第中央，与诸王府邸形成花萼互映之势，但“非徒拟花萼之丽”，“盖取诸棠棣之花”，于是“兴名于花萼”，以彰其孝友之意。不同于诗教、乐教，花萼楼以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宣扬了儒家的孝悌文化。或者说，唐玄宗通过花萼楼向时人作了一个兄友弟恭的典范，当然这也是儒家人文化天下的具体表现。玄宗曾在《游兴庆宫作》诗序中指出：“登勤政务本及花萼相辉之楼，所以观风俗而劝人。”[21]可见，这座楼本身寓涵着浓郁的教化功能。张甫称：“观其壮则知至尊之攸处，察其功则知万人之是与，钦其号则知昆弟之相穆，见其仪则知君臣之有序。”[22]概括简洁全面，深得花萼楼文化之要义。
三 审美：和谐的诉求
世人总是对帝都文化表现出较强的向心力，所以帝都文化的繁荣与和谐便成了文人争先描写的对象。客观来说，汉武帝所建通天台在成为当时标志性建筑文化的同时，也揭露了当时社会特别是长安求仙之风浓厚的现状。当然这些都是不足为后世取法的！批判历史是为了垂鉴后来，而对当代文化的表现则以歌颂为主调。
仍以《花萼楼赋》为例。其中对于儒家孝悌文化的宣扬自然属于歌颂的笔调，此外围绕花萼楼仍有园林文化、游赏文化、娱乐文化等。王諲赋形容花萼楼周围的环境云：“珍林自生，灵池不凿。下池塘之烟雾，植掖垣之花萼。凫鹥翕习而来止，楼台蹇产而相错。雨日而云起澄潭，霁夕而月悬高阁。”林木和池塘均为天然生成，祥烟缭绕，鲜花满苑，水鸟翔集，楼台高耸，在表现园林自然美的同时显得如同仙境一般充满了诗情画意。
建造花萼楼是京城的一件大事，新成之际免不了会有游赏之盛。“于是乘舆，乃登夫翠辇而建华旒，钩陈警道兮环卫周。命期门使按跸，将有事乎娱游。六龙骧首以启路，八骏腾光而夹辀。且肃肃以穆穆，幸夫花萼之楼”[23]，这是帝王的气派；“万国争驰而骈会，千官毕扈而咸秩”，这是臣子的情状；“倾赤县，竭神州，士女都集，衣冠尽留，悉观圣旨，共仰皇猷”[24]，这是百姓的盛况。不难想见当时车水马龙的喧嚣景象！
为了达到“抚安戎狄，调六合以为家”的政治目的，玄宗皇帝经常在花萼楼举行政事活动。《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载，天宝元年（742）“九月辛卯，上御花萼楼，出宫女宴毗伽可汗妻可登及男女等，赏赐不可胜纪”[25]；卷一百九十四《突厥列传下》载，开元“二十七年二月，嘉运率将士诣阙献俘，玄宗御花萼楼以宴之”[26]。宴会期间常歌舞相伴，这也是宣扬德教展示大唐文明的重要手段，所以王諲赋中云：“鼓吹更落，琴笙夜久。清歌齐升而切汉，妙舞连轩而垂手。张广乐以建和，示至乐于群有。”
花萼楼在“长安东郛”，虽“旁倚凤城，却瞻龙首”，与宫禁相比却更接近民间，正如张甫赋中所言“中坐平望，数香街之往来；凭槛下观，尽天京之郊郭”。对于老百姓而言花萼楼周围并非禁地，他们经常有机会在周围的广场上“悉观圣旨，共仰皇猷”。可见这里是玄宗与庶民同乐以观民风的场所，所以陶举赋称“君御下而观风，臣登高而献赋”。特别是在千秋节，不仅允许庶民同乐，而且万国来朝，郑嵎《津阳门诗》云：“千秋御节在八月，会同万国朝华夷。”[27]既然是万民同乐，就需要有娱乐项目，敬括赋云：“奉常陈百戏之乐。”郑嵎在《津阳门诗》中有相对详细的描写：“花萼楼南大合乐，八音九奏鸾来仪。都卢寻橦诚龌龊，公孙剑伎方神奇。马知舞彻下床榻，人惜曲终更羽衣。”百戏竞演，盛况空前。《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四《名贤·严安之》曾描写百姓观看百戏盛况云：“玄宗御勤政楼，大酺，纵士庶观看。百戏竞作，人物填咽，金吾卫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28]如此疯狂的局面，并非一味地“徒乐而是务”，而是要借机“布泽而昭德”。
《灞桥赋》同样为世人展现了帝都文化的和谐与繁荣，由其所限官韵“水云晖映，车骑繁杂”亦可推见。王昌龄赋云：“横浮梁于极浦，会有迹于通墟。”[29] 一桥横架，遂使大都会变得繁荣热闹起来。古人向有在三月上巳日到水边游宴驱灾的习俗，杜頠赋云：
日既上巳，禊于洪源。晚其游宴，咸出国门。七叶衣冠，憧憧而遥度；五侯车马，奕奕而腾轩。钟鼓既列，丝竹亦繁，秦声呕哇，楚舞丛杂。帷帟纷其雾委，罗纨霭以雷沓。掉轻舸之悠悠，顺清流之纳纳。[30]
那些声势煊赫的王公贵族驱车马于灞桥边，往来络绎不绝，来到灞水边之后舞乐高张，纵情享受，帷帐广设，衣饰鲜丽，有的还泛舟水上，优哉游哉。可以想象，暮春三月，阳光明媚，翠拂晴波，烟垂古岸，这些结队春游的贵族在欣赏灞桥春色的同时又点缀了这里的春景，成为别人观赏的对象，从而渲染成了一幅情趣盎然的游春图，彰显着盛唐的风貌。
在这些以帝都文化为题材的试赋中，应试者除了表现帝都文化的冠冕正大和雅正外，还表现出了发展的眼光和对历史深沉的思考。特别是在那些历史建筑题材的试赋中，作者普遍在完成对历史本事追忆或对建筑本身描写之后转向对自己所处时代进行歌颂。黎逢在《通天台赋》中用简短的篇幅交代完通天台的兴建原因、规模和用途后用“於戏”转入对世事沧桑变化的感叹，昔日的辉煌与目前的破败形成了鲜明对照，为下文颂美当朝埋下伏笔。另如前文所论，崔损《北斗城赋》以“何爽鸠之代谢，验骊騵之运亏”指出历史发展特征之后，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对唐都长安从不同角度进行描写。客观来说，崔损为了能够登第虽会有谀美自己所处朝代之嫌，但朝代更迭以及后来至上的历史现实不能不说其中蕴含着发展的眼光。樊铸更是在《明光殿粉壁赋》中以“汉皇立则，未足为模，我圣作范，实为殊途”对古今进行了对比，重点对唐代的科举制度进行了肯定，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即便王昌龄在《灞桥赋》中的临水感叹也表现出历史的演进，“亡周霸秦，举目遗址，前车后轨，不变流水”，流水不变，王朝更替，透露着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思辩特征。
总之，唐代科场试赋对帝都文化的反映以冠冕雅正为基本审美特征，主要通过对帝都标志性建筑的体写，表现出对历史文化的审视和对本朝文化的肯定。作者在进行今昔对比和归美自己所处时代的过程中蕴含着客观的历史发展眼光。
（本文发表于《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4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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