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性习相近远赋》的艺术特征

赋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文体之一。《旧唐书·崔祐甫传》称：“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1]由于试赋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和鲜明的目的性，应试者为求登第极尽歌颂风雅、粉饰太平之能事，加之有司限题、限韵和限制篇幅等程式规定，造成了试赋思想性单薄的特点。也正是因为如此，试赋历来没有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不仅系统研究无几，甚至有“唐无赋”之说。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需要，唐代“以赋取士”自有其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这是不须分说的。客观而言，唐代试赋确因与政治的特殊关系而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文学性，但无可否认依然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品，而且专门名家樊然竞出，其中不乏“振金声于寰海，增纸价于京师”[2]者，如黎逢、李程等因赋而被擢为状元。在这一方面，白居易及其所试《性习相近远赋》极具典型性，以至“新进士竞相传于京”[3]。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条载：

白乐天一举及第，诗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乐天时年二十七。省试《性习相近远赋》、《玉水记方流诗》。携之谒李凉公逢吉。公时为校书郎，于时将他适。白遽造之，逢吉行携行看，初不以为意；及览赋头，曰：“噫！下自人上，达由君成，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逢吉大奇之，遂写二十余本。其日，十七本都出。[4]

可见白居易《性习相近远赋》颇引人注目！为便于论述，兹引白氏此赋全文云：

        噫！下自人，上达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习则生常，将俾夫善恶区别；慎之在始，必辨乎是非纠纷。原夫性相近者，岂不以有教无类，其归于一揆；习相远者，岂不以殊途异致，乃差于千里。昏明波注，导为愚智之原；邪正歧分，开成理乱之轨。安得不稽其本，谋其始，观所由，察所以。考成败而取舍，审臧否而行止。俾流遁者返迷途于骚人，积习者遵要道于君子。且夫德莫德于老氏，乃曰道是从矣；圣莫圣于宣尼，亦曰非生知之。则知德在修身，将见素而抱朴；圣由志学，必切问而近思。在乎积艺业于黍累，慎言行于毫厘。故得其门，志弥笃兮，性弥近矣；由其径，习愈精而，道愈远而。其旨可显，其义可举。勿谓习之近，徇迹而相背重阻；勿谓性之远，反真而相去几许。亦犹一源派别，随浑澄而或浊或清；一气脉分，任吹煦而为寒为暑。是以君子稽古于时习之初，辩惑于成性之所。然则性者中之和，习者外之徇。中和思于驯致，外徇诫于妄进。非所习而习则性伤，得所习而习则性顺。故圣与狂由乎念与罔念，福与祸在乎慎与不慎。慎之义莫匪乎率道为本，见善则迁，观炯诫于既往，审进退于未然。故得之则至性大同，若水济水也；失之则众心不等，犹面如面焉。诚哉习性之说，吾将以为教先。[5]

此赋之所以能够使“逢吉大奇之”和“新进士竞相传于京”乃至模范后世，应该用“笔精思密”四字概括。“笔精”主要指其遣词造句，“思密”则包括了作者对命题者命题意图的体察和把握，同时在所限官韵和篇幅的双重规范下通过迎合命题旨趣来展现自己的学优才高，而这些又是在谨严的结构中完成的。这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大凡考试，应试者多须在所司限定题目或材料下发挥，正如王芑孙《读赋卮言》所云“唐试赋题，皆所司所命”[6]，这样就使考试和判卷具有了相对统一的标准。所司命题虽“或用古事，或用今事，亦无定程”[7]，但并非随心所欲，而是要有所本。这就须要考生首先审清题目的出处，只有这样才能恰切把握命题旨趣，作到构思行文有的放矢。

白居易所试《性习相近远赋》亦属命题作文，且以“君子之所慎焉”为官韵。据现存唐代科场试赋作品考察，唐代科举试赋命题基本以儒经为主。“性相近也，习相远也”[8]是《论语》中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理论，贞元十六年（800年）进士科试赋以《性习相近远赋》为题，正表现出唐人对这一命题的时代思考。梁皇侃《论语义疏》曰：

性者，人所禀以生也。习者，谓生后有百仪常所行习之事也。人俱禀天地之气以生，虽复厚薄有殊，而同是禀气，故曰相近也。及至识，若值善友则相效为善，若逢恶友则相效为恶，恶善既殊，故云相远也。[9]

在审题方面，所限官韵通常起着注解或概括题目的作用，即王芑孙《读赋卮言》所云“官韵之设，所以注题目之解”[10]意也。《性习相近远赋》所限韵“君子之所慎焉”系出汉孔安国语“君子慎所习”[11]。也就是说，不管是题目还是官韵，都是围绕《论语》设计的。而且，赋题和赋韵共同确定了此赋命题的旨趣，“言君子当慎其所习也”[12]，即要求应试者关于学习和慎重选择学习内容对于人社会本性养成这一问题陈述己见。

白居易深切体察到了命题者的意图，一改“我皇”、“国家”、“嗟乎”等传统发语的模式，用一个“噫”字唤起读者的注意，简洁痛快！接下来又以壮句和长句缀于发语词后，破题点明“慎”、“习”之重要，既是当头棒喝，又显语重心长，既贴切题意，笼罩全文，又开门见山，出手不凡。然后一路论来，谈学习对于个人社会本性养成的重要，以及选择学习内容的关键性。首先，作者对“慎”、“习”进行解释，“习”在于平常对善恶的区别，“慎”重于起初就能辨别是非纠纷。自“原夫”至“差于千里”分析环境对人的影响。人的本性中与生俱来的先天因素是相近的，即所谓“性相近”也，所以孔子提倡“有教无类”；但由于所处环境和所受教育不同，人的本性中后天的因素则显出很大差别，即所谓“习相远”也，以至“殊途异致，乃差于千里”。“昏明”两句以《尚书·周书·召诰》“注疏”为本，强调“始欲学习为善，则善矣。若能为善，天必授之以贤智之命，是此贤智之命由己行善而来，是自遗智命矣。初习为恶则恶矣，若其为恶，天必授之以顽愚之命，亦是自遗愚命矣。……愚智由学习而至，是无不在其初生”[13]。人从初始习善则得贤智之命，习恶则得愚命，因此不管愚还是智，都是学习的结果。由于学习善恶不同而导致“邪正歧分”，便成明显不同的两条发展道路了。因此教化一个人要审慎地观察其行止作为，劝善抑恶，或许这样能使迷者返途，遵于要道。

接下来谈教和学的内容，作者认为一是老子所提倡的德，一是孔子所强调的圣，二者皆属人的内在修养，是人社会本性的内在体现。“德在修身”，“见素抱朴，少私寡欲”[14]；“圣由志学”，“切问于己所学未悟之事”，“思己所未能及之事”[15]。学习在于点滴积累，言行丝毫不能马虎。得其法必然会离善良的本性越来越近，反之学习越精，距离善的本性就会越远，所以说一个人社会本性的远近在于他对学习内容的选择。学习应该摒弃“妄进”，“顺其阴柔之道，习而不已”[16]，习善避恶，才能成性之顺而去性之伤。圣人与狂人的区别在能否克制罔念，福与祸的不同在于做事谨慎与否。谨慎的要义无过于迁善改过，以道为本，吸取过去的教训，以避免将来可能出现的失误。明白了以上道理犹如用水融入水中，在不知不觉中达到“至性大同”，反之就像人心如同面容一样因人而异。最后，作者回应主题，表明“以为教先”的态度，显得观点鲜明，结构谨严，不枝不蔓。

儒经在唐人的社会生活中被视为“古先哲王致理之式”[17]，特别是唐初《五经正义》的颁习和德宗时期《令应选人习〈三礼〉诏》的颁布，使儒经被充分意识形态化了，成了统一社会思想的工具。不仅有司要以儒经为题，而且考生还要以儒经为文，在阐发题意的过程中作到言中章句。所以，试赋已经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单纯的科考试项，它极大程度上成了时代文化精神的载体。应试者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才能在行文中自觉地迎合宗经的时代精神！

白居易在阐明“习性之说”时，不仅切中题意铺衍文章，而且大量引用和化用经言，浑然无迹，如同己出，显示出其深厚的经学根柢。因题目和官韵皆系围绕《论语》设计，所以白居易自然要多用《论语》中的言语，此外他还旁涉《周易》、《尚书》、《春秋左传》和《孝经》等。如“有教无类”出自《论语·卫灵公》：“子曰：‘有教无类。’”[18]“其归于一揆”出自《尚书·序》：“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19]“观所由，察所以”出自《论语·为政》：“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20]“非生知之”出自《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21]“圣由志学，必切问而近思”出自《论语·子张》：“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22]“一源派别”出自《孝经·序》：“去圣愈远，源流益别。”[23]“圣与狂由乎念与罔念”出自《尚书·周书·多方》：“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24]“见善则迁”出自《周易·下经·咸》：“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25]“得之则至性大同，若水济水也”出自《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年》：“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26]“失之则众心不等，犹面如面焉”出自《春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27]

道家创始人老子对于李唐皇室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不仅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而且颁布诏令将《道德经》确定为生徒学习和考试的内容，“宜令习老子《道德经》以代《尔雅》，其进士同大经例帖”[28]。如此以最高文件的形式宣布“《道德经》以代《尔雅》”，可见不是权宜性的照顾，而是将《道德经》与儒经并列看待的。所以，白居易也极合时宜地将老子与孔子对举，引用《老子》中的言辞入赋，如“道是从矣”出自《老子》第十七章：“孔得之容，惟道是从。”[29]“见素而抱朴”出自《老子》第十五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徐师曾《文章明辩序说·律赋》论试赋云“要之以音律协谐，对偶精切为工”[30]，白居易《性习相近远赋》在这一方面表现出了“笔精”的特点。首先从所限官韵来说，“君子之所慎焉”，虽然没有句内对的整饬铿锵，但六字的平仄顺序也充满了乐感。按《宋本广韵》，“君”属平声文韵，“子”属上声止韵，“之”属平声之韵，“所”属上声语韵，“慎”属去声震韵，“焉”属平声仙韵，六字自然形成了平仄平仄仄平的结构，漫而不散。文章又是按照六字先后顺序押用的，所以全文的韵部结构也就带上了乐律美。即便同一韵部之内，也作到了韵律协谐，以让李逢吉大奇之的赋头为例，“下自人，上达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习则生常，将俾夫善恶区别；慎之在始，必辨乎是非纠纷”，“君”、“分”、“纷”同为平声文韵，处于偶数句的末尾，属隔句用韵，抑扬应节，张弛有度。

就句式而言，唐人无名氏《赋谱》中所强调的壮、紧、长、隔、漫、发等式，在白居易《性习相近远赋》中无一偏舍，如壮句有“下自人，上达君”、“稽其本，谋其始，观所由，察所以”，紧句有“志弥笃兮，性弥近矣”、“习愈精而，道愈远而”、“其旨可显，其义可举”，长句有“考成败而取舍，审臧否而行止”，“流遁者返迷途于骚人，积习者遵要道于君子”、“非所习而习则性伤，得所习而习则性顺”、“圣与狂由乎念与罔念，福与祸在乎慎与不慎”，隔句中属于轻隔的有“昏明波注，导为愚智之原；邪正歧分，开成理乱之轨”，属于重隔的有“得之则至性大同，若水济水也；失之则众心不等，犹面如面焉”，属于疏隔的有“得其门，志弥笃兮，性弥近矣；由其径，习愈精而，道愈远而”，属于密隔的有“勿谓习之近，徇迹而相背重阻；勿谓性之远，反真而相去几许”，属于杂隔的有“性相近者，岂不以有教无类，其归于一揆；习相远者，岂不以殊途异致，乃差于千里”，漫句有“诚哉习性之说，吾将以为教先”，发语有“且夫”、“是以”、“然则”、“故”等。与相对板滞的单纯四六句式相比，白居易交织多变的句式，使文章充满了灵动的神韵！

以上所列诸句无一例外属于对句，从三字对如“下自人，上达君”至十余字对如“性相近者，岂不以有教无类，其归于一揆；习相远者，岂不以殊途异致，乃差于千里”。在这些对句中，既有句句相对，又有句内相对，如“一源派别，随浑澄而或浊或清”与“一气脉分，任吹煦而为寒为暑”本属句句相对，同时上句内“或浊或清”“浊”对“清”，下句内“为寒为暑”“寒”对“暑”，分别又构成了句内对，可谓精切有加！

总而言之，白居易的《性习相近远赋》是唐代科场试赋作品中的典范。作者不仅切中题意铺衍成文，而且自觉迎合时代精神，语必宗经，言中章句，显示出其深厚的经学根柢；同时在程式的规范下通过迎合命题旨趣展现了自己的学优才高。文章观点鲜明，结构谨严，不枝不蔓，以协谐的韵律和灵活多变的句式形成了其灵动的神韵。

（本文刊发于《名作欣赏》2009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