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学科建设» 学术社区» 正文

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中国汉字魅力无限

发布人: 李运富  来源:   发布日期:2018-02-03

习近平总书记说:“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在长期使用汉字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发明了造纸术、活字印刷术。这两项重大发明既使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得到广泛传承,又使其得到交流,并向世界传播。”[①]这段话明确指出汉字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元素,而且是传承中华文明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汉字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并且与时俱进,至今魅力无穷。汉字具有的生命力、创造力、表现力、凝聚力和影响力铸就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一、汉字源远流长,具有历史生命力

世界历史上产生过四大自源古文字,即古埃及象形文字、美洲玛雅文字、苏美尔楔形文字和中国汉字。这四种古文字的前三种都已消亡,唯有汉字一直延续发展至今。

汉字起源于何时尚有争议。《尚书·多士》提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汉字的使用应该在商代之前。尽管目前可以释读的最早文献是商代晚期的殷墟甲骨文,但考古发现了大量商代晚期以前的各类陶文和相关的文字资料,如藁城台西陶文、清江吴城陶文、新干陶文、小双桥陶文、郑州商城陶文、偃师商城陶文等,它们可追溯到商汤时代,地域分布既有商王都城的,也有地方的,或受商文化影响的长江以南地区的。[]这些材料说明完整的汉字体系可能早在夏商之际便已形成。而新发现的8000年左右的贾湖文化、大地湾文化和大麦地文化还有可能将汉字起源的时代推到更早。[]

即使从殷墟甲骨文算起,汉字也有将近4000年的历史了。历经周秦汉魏晋、唐宋元明清,直到现代,或铸刻,或书写,或版印,或数字化,汉字始终是记录汉语而形成浩瀚中华文献典籍的符号。尽管也有篆隶之分、正俗之别、繁简之变,但万变不离其宗,汉字构形的基本原理和汉字使用的基本规律古今相通,总体系统是相对稳定的,因而现代人能够考释几千年前的古汉字,能够解读甲骨文、金文等古代文献,这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的重要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殷墟甲骨文距离现在3000多年,3000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变,这种传承是真正的中华基因。[④]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今天我们使用的汉字同甲骨文没有根本区别,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先哲归纳的一些观念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几千年连贯发展至今的文明,在世界各民族中是不多见的。[⑤]

汉字能够具有如此绵长而旺盛的生命力,当然首先是其系统的科学性和基因的稳固性决定的,但同时也与汉字系统与时俱进的自我调节和自觉优化密切相关。数千年的汉字不是没有变化,而是每次变化都能在维护基因相承的前提下更加适应时代的需要,这种变化不是推翻或否定原有系统,而是自然渐变,逐步改良。它主要通过个体汉字的异形替换和局部属性的适当调节,使整个汉字系统逐渐演进并越来越优化,所以汉字变化的前后总保持着内在联系和发展脉络。例如为了书写便利而发生的汉字“隶变”被认为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应该可以说是“巨变”了,但实际上不仅隶变前后的汉字在形体上能够找到各自的源流序列,而且隶变的时间也经历了从古隶到汉隶的漫长过程。又如为了大众文化扫盲而推行的现代简化字曾经饱受诟病,而实际上80%以上的现代简化字都有历史依据,许多简化字从唐宋就开始使用,有的甚至是更古老的初文的恢复,所以绝大多数简化字都是汉字自身演变的结果。汉字演变的自然自律和优化追求,正是汉字生命力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人类因文字的产生而得以积累生产生活经验,得以延续和传播文化与文明,从而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应该说,文字历时越长,蕴含的内容越丰富深刻,产生的影响越久远,所以作为自源文字而唯一延续发展至今的汉字,是历史留下的具有生命力的珍贵遗产。

 

二、汉字内涵丰富,具有文化创造力

汉字是华夏民族的集体创造和智慧结晶,它来源于先民对自然环境的感知和对生产生活的感悟,因而汉字浸透着华夏祖先的物质情趣和精神风貌,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汉字的丰富内涵体现了先民的文化意识,也体现了先民的理性创造力。汉字是有理据的,有理据的文字是可以解释的。汉字的理据是文化创造的结果,所以汉字的构形可以进行文化解释。所谓文化解释实际上是汉字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互证。当汉字的某种现象无法从汉字本身很好说明时,就可以联系其他文化事项来解释;相应地,借助汉字的阐释关联其他文化事项,也可以再现文化创造的过程,获得对古代历史文化的认知。

例如汉字个体的外形大致是呈方块的,而且几千年不变。这跟英文等拼音文字在视觉上形成显著差别。之所以如此,可能跟很多文化因素有关:汉字是自源的,最初创制的符号取象于客观实物形体,描摹下来就是块状的;汉字的书写材料如简牍帛书及后来的雕版等,大都为条块或方正形状,依边线或条块成行书写时,会自然切分成一个个小方块;汉字形体绝大多数由两个构件组成,一个或多个构件组成的也讲究对称和平稳,而且上下左右中的方位观念也常参与构意,这种形体组合模式最容易形成方块构架,有时也需要方块来成全构意;汉民族还具有“崇方意识”,古人认为“天圆地方”,故“方”为立身之本,“方正”具有“准则”“规范”意义,是正直贤良的象征。这种种因素导致先民创造了方块形汉字。

在汉字的构造理据方面,蕴涵着更多的文化元素。例如汉字系统中为什么表示钱财之类意义的字大多含有“贝”(财资贸贫贱赏赐贿赂账)?《说文解字》解释为:“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原来古代曾经用“贝”作为通货(“贝”“泉”“钱”都相当于现代的钱)进行交易,古人正是依据货币制度创造了大批含“贝”的字。为什么汉字中表示思想和心理活动意义的字大都含有“心”(思想意志念愿惧怕怡恨)?《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原来古人认为心脏这个器官是主管人的思想意识的,说明当时对人体生理还没有完全认知大脑的功能,古人正是根据当时的生理认知水平把“心”当作思想类义符来参与构字。“葬”字为什么是“艹”(草)字头?小篆形体写作说明: image,下面也是草,合起来是“茻(莽)”,中间还有一横。要解释清楚“葬”字的构形理据,必须联系古代的丧葬习俗。《孟子·滕文公下》:“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易·系辞》:“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树不封,丧期无数。”可见,远古时期葬俗并不是把死者埋入地下,而是将死者遗体投到荒野,有的在死者遗体下铺垫草席,上面覆盖柴薪。故《说文解字》这样解释:“说明: image,藏也。从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荐之。”抛尸荒野,覆盖柴草,这就是“葬”字从“艹”或“茻”的原因。借此解释,不仅懂得了古人创造“葬”字的理据,而且可以了解中国丧葬习俗的发展概况。

汉字是文化的产物,因而“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今天穿越历史云烟,追溯文字初创和演变原理,挖掘贮存在汉字中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内涵,无疑具有体认先民文化创造力、传承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

 

三、汉字职用灵活,具有超常表现力

一般把文字看作记录语言的符号或工具。汉字的主要功能当然也是记录汉语,但它绝不限于记录汉语。汉字的功能是多种多样的,在实际使用中非常灵活。无论是借用汉字的外形,还是离合构件、重构理据,或者是增减笔画、移动置向、改变形态,都可以成为表情达意的手段,甚至产生字谜、字形对联、拆字游戏、用字避讳、特殊寓意、书法艺术等文化形式[⑧]这些超常的职用是现存其他文字所无法比拟的。

首先,汉字可以通过形体直接表示客观事物。例如起源阶段的汉字是根据客观事物的形状描摹而成的形体,这些形体是逐个产生的,一时难以完整记录成句的语言,它们最初的功能应该是直接代表事物,而不表达语言,所以可以在语言不同无法沟通的部落之间传递信息。如描摹出动物鹿的共象“”代表鹿这类事物,不同语言的人看到这个字形都能联想到现实中的鹿,从而达到相互理解沟通的目的。当然作为字符的“”不等于图画的鹿,区别在于图画表现的是具象的个体,而文字表现的是抽象的物类,象形的“”字可以代表任何一只鹿而不是某只具体的鹿。

其次,当汉字发展到可以连贯表意时,也未必跟语言的词句严格对应,有时单字表述的可能是一个事件而非一个词语。如《甲骨文合集》10405说明: &44.E237;字不只记录“车”这个语词,而是表示“车轴断裂”这个事件;甲骨文还用说明: &43.F43E;表示“田车颠覆”,说明: &43.F44C;说明: &43.F441;说明: &43.F449;等表示“车辕断裂”,都是表示事件而不是跟某个语词对应的。[⑨]

第三,即使汉字跟汉语完全结合以后,汉字在记录汉语时,也不全是被动地表达语词的意义,很多时候会通过字种的选择暗含“言外之意”。如传世文献记载楚国先祖“穴熊”或“鬻熊”等,都用“熊”字,其后代还以“熊”为氏,但出土的春秋战国楚系文献多借“酓”字记录楚先祖名或氏名。裘锡圭认为“把楚先公和楚王之名中的‘熊’写作‘酓’,并不是简单的文字通假现象,而是带有减弱甚至掩盖楚人与熊的关系的意图的”。[]再如《庄子·人间世》:“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盛矢”不是盛箭,而是盛屎;“盛溺”即盛尿。为什么不用“屎”“尿”而用“矢”“溺”?古代文献中用“矢”“溺”代替“屎”“尿”的现象很普遍,这应该不是古人都无意识地用了“别字”,而很可能是有意回避“屎”“尿”字本身的秽气,而选用音同(近)的“矢”“溺”字来追求言外的委婉文雅。为了表达“言外之意”而没有合适的字符可以选用时,甚至可以新造字种来实现。如唐代女皇武则天为了暗示女性跟男性一样能当皇帝,给自己的名字新造出“曌”字,这个字除了整体对应“照”表达照耀的词义外,还可以用字形中的“日”代表阳和男人,“月”代表阴和女性,日月并列空中寓意男女都能统治天下。而骆宾王作《为徐敬业讨武瞾檄》,故意把“曌”又改造为“瞾”,当空的不再是日月,而是鹰隼之视的“䀠”,鹰隼之视()凶狠惊惧,暗喻武氏残暴。又如太平天国也曾对辖区内的用字进行改造,记录清朝皇帝“咸丰”一词时增犬旁写作“㺂𤣖”,明显附加鄙薄之情,无异于利用字形骂“狗皇帝”。通过变异字形的手段,也可以临时增加超出原字音义的信息。如在特定场合将“寿”字写得又细又长可以祝贺“长寿”,将“福”字写倒可以祝愿“福到(倒)了”,将“酒”字的三点水写得特别大可以表示对酒中掺水太多的不满,将“鱼”字下面的四点写成三点可以寓意鱼水之欢

第四,汉字在使用中也可以完全脱离原有音义,直接利用形体结构表情达意。如古代商界利用“丶丁上心禾”等字的笔画数分别表一二三四五等数词,周立波小说《山乡巨变》利用“吕”字的两个口形表示口对口接吻,现代网络利用“囧”字的脸型情态表示郁闷、悲伤、无奈之类,利用“円”字的鼠标形象表示网络购物之类,利用“槑”字的两个小人形象表示情侣。日常生活中也常有借用字形譬况事物形状的现象,如“八字须”“十字路口”“金字塔”“国字脸”“亞字形栏杆”等。这些汉字的使用都与其相应的音义无关。

 

四、汉字沟通方言,具有民族凝聚力

汉字记录汉语可以记词(音义结合体),也可以只记音或只记义,当语音发生变异时,汉字的记义功能可以凸显,因而它能够突破古今汉语时间上的语音差异,而且能够在空间上沟通不同方言,为维护中华民族大一统发挥了巨大作用。

语言的分化通常会削弱民族文化和国家的认同感,破坏国家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甚至造成国家分裂。如罗马帝国由于不同地区显著的语言文化差异,导致先分裂为希腊语区和拉丁语区,拉丁语区又进一步分化成更多国家(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都源于古拉丁语)。中国幅员辽阔,汉语内部不同方言间的语音、词汇、语法差异也很明显,但汉民族始终拥有强大的凝聚力,国家统一成为历史主流,这里实有汉字的一份功劳。随着时代和地域的变化,汉语在不断发展变异,而记录它们的汉字却相对稳定,长期承载着汉语的不同变体,以至形成跟口语脱节的书面语和通行各方言的共同语。汉字的超时空性与汉字的构形和使用特点密切相关,汉字的基础形体取象于客观事物,可以直接表意;滋生形体的组合可以没有标音构件,但一般会有表意构件,纯粹的语音构形是极少的,所以汉字是表意主构文字;而且汉字记录汉语时重在记词记义,不必准确记音。正因为如此,不同时代不同方言的人才能够忽略读音而见字知义,即使十里不同音,也可万里而同字。汉字的这种超时空性的表意功能使汉民族长期保有共同的文化基础,进而巩固了民族意识的稳定和国家政治的统一。即使像政治体制不同的港澳台及外国的华语社区,由于共同使用表意汉字,也能维系文化上的相依相通。

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大都也采用汉字作为共同的书面语记录符号,这种字缘使各民族间情感得以认同,文化得以沟通,政令得以畅行,所以中国在不断更换的朝代中各民族的和谐相处是主流形态。可以说,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方面,汉字居功甚伟。

五、汉字传播广泛,具有跨文化影响力

汉字起源于中华黄河流域,是华夏文化的代表。汉字在发展中不断向其他文化传播,传向境内少数民族地区,传向域外其他国家。汉字的传播分三种情况:一是汉字记录的汉语文献跨文化流传,或者在跨文化环境中用汉字生成汉语文献;二是借用汉字记录别的语种,从而形成准汉字外语文献;三是受汉字影响而新创本民族文字,从而形成类汉字外语文献。从汉语汉字,到外语准汉字,再到外语类汉字,也可以看作汉字传播的三个阶段。

以东亚和东南亚而言,通常认为汉字在两汉之际已经传入朝鲜,长期作为朝鲜官方规范文字,公元四世纪前后朝鲜人民创造出“乡札”“吏读”“口诀文字”三种书写形式,主要以汉字转写来记录朝鲜语,到公元十五世纪才模仿汉字笔画创制出自己的字母文字“谚文”。1784年在日本九州出土“汉委奴国王”金印,又曾出土新莽时期的货币,说明两汉时期汉字也已传入日本。日本奈良时代的《万叶集》完全用汉字记录,还有日本借用汉字时的“音读”和“训读”,利益汉字形体创造的“片假名”和“平假名”,都体现了汉字传播的渊源。在越南的历史上,越语和汉语长期并行,而汉字是唯一的官方文字,越南古代的历史文化资料都以汉字书写。直至11世纪,越南人才借鉴汉字的造字方法并利用汉字的形体元素创造出自己的民族文字“喃字”。

在中国境内,许多少数民族都直接使用汉语汉字,也有不少民族借用汉字或受汉字影响而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如白族的白文、纳西族的东巴文、党项族的西夏文、契丹族的契丹文、壮族的壮文、侗族的侗文、水族的水书等,其文字形体和造字用字方法都或多或少受到汉字影响。如记录壮语的古方块壮字就是唐宋时期壮族人利用汉字的偏旁部首、根据汉字的造字方法而创造的,宋代学者庄绰《鸡肋篇》、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提及广西有种土俗字,其实就是古壮字。

可以说,汉字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在东亚东南亚汉字文化圈,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汉字已经成为世界共同珍视的文化资源,是现代社会各国进一步增进文化认同、加强交流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重要纽带。随着中国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汉字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将越来越大。

 

汉字从远古发展至今,其历史生命力、文化创造力、超常表现力、民族凝聚力和跨文化影响力举世瞩目,足以令中华儿女引以自豪,并充满文化自信。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汉字担负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是开启现代文化和走向国际化大门的钥匙。正如中国文字学会会长黄德宽所言:“汉字数千年来持续发展并沿用至今,成为世界语言文字发展史上的奇迹。其独特的结构特征、丰富的文化内涵、悠久的使用历史、历久弥新的生命力,蕴含着一系列理论课题和巨大的理论价值。”[11]汉字及其蕴含和附带的各种文化元素在新时代依然生机勃发,魅力无限!

作者简介:李运富,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 《习近平普京旁征博引 妙解“汉语年”》,中国新闻网2010.3.24

[②] 黄德宽:《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汉字理论丛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31页。

[] 李运富:《汉字学新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26

[④] 《习近平的用心,让祖国的花朵更鲜艳》,党建网2017.6.3

[⑤] 《习近平:从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华网2014.5.30

[]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17页。

[] 陈寅恪写给沈兼士的信,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2页。

[] 参李运富、何余华:《汉字超语符功能论析》,《源远流长:汉字国际学术研讨会暨AEARU第三届汉字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153-173页。

[] 黄天树:《甲骨文所见的一些原生态文字现象》,见《黄天树甲骨金文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年,第1-9页。

[⑩] 裘锡圭:《“东皇太一”与“大伏羲”》,《裘锡圭学术文集·简牍帛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60页。

[11] 黄德宽:《略论汉字发展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文字学报(第六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

上一条:《光明日报》刊登我院司罗红教授文章:漫灌到滴灌,推普要精准
下一条:《文选》学研究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