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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4-10-31
引言
俞绍初先生是浙江嵊县（今嵊州市，古称剡县）人，生于1937年9月23日。1956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被分配到郑州大学中文系工作。历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文系代主任兼郑大古籍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选学研究会（国家一级学会）会长，顾问。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俞先生幼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幸遇到了马尚骥、梁聘唐等几位良师，对他日后的成长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众多名师中，钱谷融先生对俞先生的影响最大。钱先生虽主讲现代文学，但他那种对作品独到的、鞭辟入里的分析方法，为俞先生深入理解古代文学作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郝昺衡先生在学术研究方法上让俞先生受益匪浅。郝先生早年师从著名学者黄节教授，出版过陆机、谢朓等几家诗注，曾在师大学报上发表《谢灵运年谱》，俞先生拜读后深感编撰年谱对于梳理作家生平事迹、考订作品年代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这篇作品也成为其日后编写年谱时可资借鉴的范式。1961年，俞先生被派往四川大学中文系进修魏晋南北朝文学，川大著名学者杨明照先生对他影响深远。杨先生黑髯飘胸，脚穿草鞋，讲起课来声如洪钟，颇有些魏晋名士风度，他讲《文心雕龙》，连正文和用来注释的引书都能背诵如流。受杨先生启发，俞先生初步形成了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愿想：首先，选择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广泛搜集相关史料，通过解读和考证，编出各家年谱；其次，在此基础上，按历史的本来面貌，去审视每一阶段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轨迹，写出若干论文；最后，力避用先验的理念和套路，编出一部信实的自成体系的断代文学史。1963年，俞先生发表的《曹植年谱》就是实践上述设想的第一篇作品。然而，正当研究计划起步之时，四清运动和“文革”等接踵而至，俞先生的研究工作不得不戛然而止。及至拨乱反正，秩序恢复正常，他才得以重操旧业，然而已年近半百了。
正如蒋寅先生所说：“第二代学者的成就与贡献主要在传统方式的研究中。古籍校理与考订、作家生平考索，研究资料汇编，是他们成果中最引人瞩目的部分。”①俞先生的学术成就也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他曾遗憾地说：“起步既晚，又不够专心，看来要实现从微观研究到宏观研究的升华已不可能，只好停留在史料考辨和古籍整理上，做一点基础性的工作了。”这虽是他的过谦之词，但也反映了部分实际。俞先生先后出版专著《王粲集》《建安七子集》《江淹集校注》、《曹植选集》《昭明太子集校注》《魏晋南北朝诗选评》《新校订六家注文选》等十余部，主编有《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外学者文选学论著索引》《〈文选〉与文选学》《文选名篇》等，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国学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重要论文三十余篇。从研究成果来看，其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建安文学研究、江淹研究和文选学研究三个方面。
一、建安文学研究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旸、刘桢)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集中代表。对其生平事迹进行考辨，对其文集进行辑校编纂，是研究建安文学最基础也最重要的工作。俞先生的建安文学研究基本围绕这些基础工作展开，重点集中在曹植和建安七子的研究上，不仅为建安文学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作家生平、思想乃至创作等方面的资料，而且为建安文学研究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文本，并对建安文学的创作特色和具体分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其研究成果不仅是新时期建安文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也为后人进行建安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曹植研究
曹植研究是建安文学研究的重镇，对其生平事迹的考辨是曹植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俞教授的曹植研究起步较早，1963年发表的《曹植年谱》初步展示出这位年轻学者的才气和功底，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是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曹植生平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于史载缺略，曹植生平事迹中的疑点、盲点很多，长期以来，一直影响到对曹植本人及其作品的认识和评价。尽可能地澄清疑点、消除盲点，是新时期曹植研究的一个迫切课题。徐公持、俞绍初两位先生在这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使曹植的生平事迹大大清晰，极大地方便了人们对曹植及其作品的研究。俞教授先后在《郑大学报》《文学遗产》《国学研究》等刊物发表《曹植生平若干事迹考辨》（《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关于曹植初次就国的问题》（《郑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收入中华书局2000年版《中州学术论集》，改为《曹植初次就国时地考辨》）、《曹植〈洛神赋〉的写作年代及其成因》（《国学研究》第十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南皮之游”与建安诗歌创作》（《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曹植黄初间获罪问题新探》（《国学研究》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多篇高质量论文，这些文章偏重于史实考证，间或也涉及作品与创作特色的阐释评断，或针对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详细考辨，提出较有说服力的见解，或抓住曹植生平中的一些细节和疑点详加考辨，得出不少重要的结论，有些见解为前人所未曾言及。
例如《曹植生平若干事迹考辨》一文通过勾稽有关史传材料，对曹丕被为太子之后发生的几件大事如曹植私开司马门、曹操欲遣救曹仁而植醉不能受命以及曹操之死等进行翔实的考辨，揭示出这些事件对曹植的深远影响，有助于更好的研究曹植的生平思想与文学创作。曹植私开司马门，是其失宠于曹操的关键性事件，然该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性质及政治影响等，正史皆语焉不详，俞教授通过考辨认为，司马门事件是建安二十三年(218)曹操西征刘备道经洛阳停留之时发生的，参与者还有杨修，也因此而为曹操所杀。曹操之所以对曹植私开司马门的行为“大怒”，主要在于曹植的行为对自己废汉自代的“大事”带来了有害的影响。正由于如此，曹操对曹植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事件发生后曹操立即处死公车令、杨修，并“由是重诸侯科禁”。“重诸侯科禁”即“重诸侯宾客交通之禁”，其主要内容是禁止诸侯与外人交结往来，若有违者与犯妖恶之罪等而视之。这条禁令一直到魏明帝时还在继续执行，致使曹植和其他诸侯动辄得咎，过着名为王侯实则囚徒的生活。司马门事件彻底改变了曹操对曹植的看法，也决定了曹植后期的悲剧命运。文章资料丰富，考证详密，结论令人信服。
又如《关于曹植初次就国的问题》一文，则对曹植初次就国的时间和地点这两个有争议的问题作了澄清，他运用确凿的材料，严密的论证，证明曹植初次就国是在延康元年四月十五日左右，曹植虽以临淄侯就国，然而却寄地而治，实际居处在鄄城，而不是被一般人所认定的临淄。这不仅解决了曹植研究中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揭示出曹魏时期诸侯寄地而治的特殊历史现象，使曹植生平和有关作品中的一些疑点涣然冰释，有助于深入了解曹氏兄弟之间的矛盾及曹植晚年的处境。
再如《曹植黄初间获罪事件新探》一文以曹植黄初年间的获罪情况为切入点，通过勾勒相关史料，又结合曹植作品的细致解读，对学界普遍认可的“二次获罪”说进行质疑，澄清了曹植在黄初年间只获罪一次，并不存在第二次获罪事件，并分析了获罪的原因与治罪过程，揭示出黄初年间获罪对曹植创作的影响。文章在澄清曹植黄初间获罪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曹植《泰山梁甫行》等作品并非如一般人所言反映了海边贫民的痛苦生活，乃是治罪过程中的夫子自道。
另外，《“南皮之游”与建安诗歌创作》一文从解读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入手，联系相关史实，不但具体考定出“南平之游”发生的时间，指出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和沈约概括的建安文学特征的准确性，进而从宏观视角揭示了“南皮之游”在建安文学中的地位，深入探讨了建安文学的分期问题，认为从建安十四年以王粲归附曹操，以七子为主体的邺下文人集团已然开始群体性的诗赋酬酢、互相唱和这种创作方式，到“南平之游”发生的建安十六年，群体性的诗赋创作达到极致，使建安文学呈现出空前的盛况，赢得了后人的高度评价。自此之后，阮瑀、王粲相继去世，加以曹丕、曹植为争立太子而失和，邺下文人集团群体性的诗赋唱和日渐稀少。到建安二十二年徐干、陈琳、应旸、刘桢“一时俱逝”，随着邺下文人集团自然解体，群体性的诗赋唱和也戛然而止。此后，只有曹植仍有创作，但因其遭受政治迫害，更多地采用隐喻、象征手法，接近楚辞风格，导夫正始诗人阮籍先路，与南平高韵已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了。
关于曹植作品的整理工作也是曹植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俞先生对此也下了一番功夫，其《曹植选集》有独到之处。它以丁晏《曹集铨评》为底本，打乱了原本的次序，将所选注作品分为诗、乐府、文三类，每类作品大致依时间先后排列。该本除注释详尽外，每篇都列有解题，对作品的作年详加考释，汇集了作者对曹植生平、作品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助于对曹植作品的研究和接受。该书1997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被列入“世界文学名著文库”。《曹植选集》与黄节的《曹子建诗注》、赵幼文的《曹植集校注》一起成为曹植作品的重要注本。
（二）建安七子研究
建安七子作为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以自己的创作反映了汉末至建安时期的社会现实，表现了一群有才智的知识分子的时代感受，其作品是“建安文学”的重要部分，作品中的“慷慨”基调是“建安风骨”的重要内容。同时，他们在诗、赋、散文等各种文学样式的发展中，也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但与“三曹”相比，学界对于建安七子的研究要冷淡得多。关于他们的研究论文也比较少，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其代表作的赏析。这固然与其“二三流作家”的身份有关，也与其作品收录不完备有很大关系。
俞先生的建安七子研究始于王粲。1980年，他辑校整理的《王粲集》由中华书局出版，被视为新时期以来“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可喜成果之一”②。《建安七子集》是俞教授建安七子研究的扛鼎之作，198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90年台湾文史哲出版社翻印，2005年中华书局再版，目前已经第7次印刷，曾荣获国家图书奖古籍类奖项。曹道衡、沈玉成先生称“这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一部七子总集”③，是对建安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对于全面、系统、翔实地研究建安七子这一诗人群体，以及对“七子”进行个案性的研究等，都具有重要意义。该书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成为研究建安文学的必备书。
《建安七子集》辑佚完备，校勘精审，为建安文学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新资料。今天所能见到的建安七子的别集是明清人从唐宋类书、总集及史乘中撮钞而成的辑本，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明杨德周《汇刻建安七子集》（有曹植而无孔融）、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缺徐干）、清杨逢辰《建安七子集》、近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等。这些旧辑本为当时条件所限，不同程度存在着缺失严重、繁芜时现、真伪混杂、不注明出处等问题，使人难以凭信。俞氏在此基础上，参稽群书，搜采轶佚，辨伪订讹，重新整理。该书辑佚成果巨大，辑得旧本失收佚文148则809句，约6000余字，使七子集的面貌大为改观，集成之功甚巨。通过俞氏的艰辛劳动，孔融的《上书荐赵台卿》、陈琳的《车渠椀赋》《答客难》、王粲的咏史诗《咏荆轲》等被埋没已久、前所未闻的篇什首次呈现在读者面前。王粲的名篇《七释》与曹植《七启》齐名，被西晋傅玄誉为“精密闲理，亦近代之所希也”④，但在旧辑本中只能见到少数残文断句，今俞氏从适园丛书本《文馆词林》中发现了完整的全文，使千年名文重见天日。新辑本为徐干的《齐都赋》补充54句，为刘桢的《鲁都赋》补充132句，使残章零什更趋完整，使人们得以看到建安时代仅存两篇大赋的基本风貌。新辑本为陈琳的《大暑赋》《止欲赋》《大荒赋》《迷失赋》等补进263句，总量超出旧本几倍，使人们对陈琳赋作风格有了基本把握。其中《大荒赋》是陆云曾仿作的名篇，而旧辑本只存从《初学记》中录来的两句，傅璇琮先生曾为不能增补而难以确定赋体深表遗憾，这次俞先生依《韵补》竟新辑得17则68句之多，并且还从该书卷首《书目》所引文字得出此赋为三千言大赋的新结论。这些新发现对于全面了解、深入研究建安时期的辞赋创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建安七子集》正文之外还有四种附录，即《建安七子佚文存目考》《建安七子杂著汇编》《建安七子著作考》《建安七子年谱》，附录所占篇幅超过正文，绝非一般的正文补充，极具学术价值，为进一步研究七子生平和著作提供了经过审核的较为完备翔实的材料。《建安七子佚文存目考》将七子诗文作品中有目无文者，一一钩稽，广征博引，详加论证，得出了可资依据的结论，为揭示七子创作全貌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建安七子杂著汇编》中所收徐干《中论》为研究徐干生平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料；《建安七子著作考》则引录隋唐以来公私书目有关记载，勾勒了七子著作的流传情况；《建安七子年谱》约9万字，是作者最为用力之处，标志着俞先生七子研究的最新水平，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该年谱与徐公持的《建安七子诗文系年考证》一起，被公认为新时期有关建安七子生平、作品系年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建安七子中，除孔融生平资料较多外，其余六子资料极少，仅在《魏志·王粲传》中有简略记载，俞先生广泛搜集了文献记载的七子生平资料，经过认真考订，按年分人编列，以重大政治、文化事件为背景，对七子的行踪和创作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对诸如王粲《登楼赋》的楼址所在地与写作时间、徐干的卒年、陈琳《檄吴将校郎曲文》是否伪作等有争议的的学术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部《年谱》在钩沉索隐、考订辨正关于七子事迹、创作方面，比陆侃如的《中古文学系年》，资料更加丰富，分析更加细密。同时，《建安七子年谱》也通过编年反映出建安十四年起曹氏兄弟和建安文士开始诗赋酬酢，或同题唱和，邺下文人集团由此而形成，将建安文学创作推向高潮，这一结论为划分建安文学的分期提供了重要依据。俞先生后来在《文学遗产》上先后发表的《〈登楼赋〉楼址辨正》《〈登楼赋〉测年》及《“南皮之游”与建安诗歌创作》等论文都是编七子年谱过程中的副产品。
《建安七子集》的前言是一篇高屋建瓴的建安文学专论，是俞先生长期潜心研究建安文学的心得总结。它多角度、全方位地对七子的文学特征及建安时代的文学现象进行了系统地再评价，不少观点独具慧眼，诸如孔融的人生悲剧和性格悲剧关系问题、孔融在汉末清义之士向魏晋名士转变过程中的代表性问题，王粲前后期创作风格的差异问题，刘桢《鲁都赋》、徐干《齐都赋》与汉代大赋的渊源关系问题，建安时代辞赋由汉大赋向抒情小赋转变的特征，建安时代诗赋合流趋向在七子作品中的反映问题，七子在汉代散文向六朝骈文转变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问题，七子对建安文风的贡献，等等，或对旧问题进行新阐发，或提出新的学术课题，言简意赅，发人深思。这篇前言与徐公持的《建安七子论》一起，被认为是对建安七子进行综合研究的高水平论文，为七子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江淹研究
俞先生的江淹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江淹作品的整理与江淹年谱的编纂。对于江淹作品的整理，古今学者如胡之骥、逯钦立、李长路和赵威等做了很多工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俞绍初先生和张亚新先生在逯钦立辑本的基础上，依据李长路、赵威点校整理的明人胡之骥《江文通集汇注》（即所谓的胡注本）编纂而成的《江淹集校注》，是现阶段最完备、最精审的江淹作品集，是近年来江淹研究的一项总结性成果，“是一部完善、精慎、高质量的著作”⑤。该书1994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曹道衡先生曾专门撰写《读<江淹集校注>》，（见《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6期）对该书作了系统而客观的评介。
《江淹集校注》在校注方法上进行了创新，兼取了分体和系年两种校注方法，而避免了两者之短。对于古人文集的整理、注释工作，大抵有两种编排方法可供选择。一种是保存传统的旧貌，以文体来分类;另一种是打乱原来的次序，按创作年代重新编排。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也各有其适应性。为避免二者之短。《江淹集校注》全部打乱胡注本次序，把江淹的全部作品分成了“诗”“赋”“文”和代笔文字四个部分，然后将各篇作品诸一考订写作年代，依次系年分类排列，其考订结论随题解入注，年代确难稽考者置于该类之末。书后附有俞先生编制的《江淹年谱》，根据这个年谱，结合作品系年，读者可以正确理解作品原意，深入探讨作者行迹，研究作者思想、创作道路、艺术风格等。这样，该书就既具系年之长，又便于阅读和查俭。同时，书中对于可以考知的与江淹交往的人物，也都一一作了考订，这些考订对了解江淹生平有很大帮助。
《江淹集校注》的注文精当而科学，彻底改变了胡注旧貌。作为过去唯一的《江淹集》注本，胡注本的注释颇为粗疏，除了入选《文选》的几篇作品，因有李善注作依据，注释还比较翔实外，有些作品甚至通篇无注，不少长文通篇仅有一条或两条注文；还有些作品，虽然有注，但注文常常不合正文原意“文不对题”，一般读者无法借助注文读懂作品。《江淹集校注》的校注者，遵循普及与提高相结全的原则，对江淹全部作品重新作了严谨科学而又简洁通俗的论释，注文比胡注本增十余倍，并纠正胡注及李善注中谬误六百余处。因而，该书出版后，几乎取代了胡注本。
为江淹编制年谱，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吴丕绩。俞先生在吴谱基础上，凝结自己长期潜心研究江淹的心血和体会，编制了代表最新学术水准的《江淹年谱》，颇受学术界推崇。吴谱开山之功不可没，但粗疏简略、多所错谬，且重于记帝王政事，疏于述文学行事。《江淹集校注》后所附《江淹年谱》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文风、文事、重要作家行迹、江淹作品为经线，以江淹个人行迹为纬线，并与前面作品系年相互补充，对其一生作了全景式的综合考察，解决和便于解决了江淹研究领域不少学术问题。例如，澄清了江淹迁散骑侍郎、中侍郎、作《拜正员外郎表》、《拜中书郎表》的时间问题，推翻了四库馆臣关于江淹前集自我编定时间的定论；对于“江郎才尽”这个争议千年的老问题，提出了新的“一家之言”，认为“江郎”之所以“才尽”，主要是永明以后文风发生了“新变”，他仍以高古平实为是，与齐梁文风格格不入，故而辍笔不作。
三、文选学研究
俞先生的文选学研究与“新选学”的发展基本同步，是“新选学”研究的缩影。文选够学研究是俞先生近20多年用力最多的地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俞先生与曹道衡、许逸民等人一起筹备、成立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目前已成功举办11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俞先生曾担任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文选学研究会团结了一批从事文选学研究的中外学者，扩大了文选学的影响，促进了文选学研究格局的开放性。俞先生在许逸民先生的倡议下确定了“新选学”的研究范畴，为新选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的文选学研究基本围绕着这些方面展开。他们认为“新选学”大致包括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文选注释学、文选校勘学、文选评论学、文选索引学、文选版本学、文选文献学、文选编纂学、文选文艺学。这种看法已得到了文选学界的普遍认可。为了促进“新选学”研究，俞先生与许逸民先生一起制定了新选学的研究计划，为《文选学研究集成》丛书拟定12项选题：1.《中外学者文选学论著索引》；2.《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3.《文选学研究资料汇编》；4.《文选学书录》；5.《文选集校》；6.《文选汇注》；7.《文选唐注考》；8.《文选版本学》；9.《文选学发展史》；10.《文选编纂学》；11.《文选今注今译》；12.《文选学词典》。近年来出现的有分量的文选学研究专著基本围绕着这些选题展开。在俞教授的主持下，以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依托，约请台湾、日本、韩国及美国等地学者通力协作，编成《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外学者文选学论著索引》，于1998年由中华书局同时出版，汇集了台湾、日本、韩国、欧美等地的海外学者文选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已成为文选学研究重要的参考书。其余项目也由后起之秀完成或正在努力进行之中，如郑州大学刘志伟主编的《文选学研究资料汇编》《文选汇校汇注》、王书才的《昭明文选研究发展史》、赵俊玲的《文选评点研究》、刘群栋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选唐注研究》，等等。
俞先生个人的文选学研究主要围绕文选编纂学和文选注释学、文选校勘学展开。《文选》编纂研究是文选学研究中极为基础的工作，研究内容非常广泛，可以涉及《文选》的编纂者及其文学观念和编纂《文选》的时间、选录标准、体例等问题。俞先生关于文选编纂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选》的编纂者与选录标准方面。在中国古代的《文选》学研究中，对昭明太子萧统编撰《文选》的记录没有怀疑。1976年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先生首先对《文选》的编撰者提出疑义，倡导以刘孝绰为中心编撰《文选》说。这一说法遭到国内学者的强烈反对，没有被中国大部分学者接受，但却引起了中国学者对《文选》编者问题的热烈探讨。俞绍初先生的《〈文选〉成书过程拟测》（《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与《萧统年谱》两文相辅相成，针对日本学者否定昭明太子《文选》著作权的说法，通过大量史料的征引排列，对《昭明文选》的成书过程作了颇具说服力的勾勒，认为《文选》一书是在梁武帝授意之下，以昭明太子为中心组织学士（或包括其他东宫文士）经历了三个阶段近十五年之久共同编成的。第一阶段从天监十五年（516）东宫设置十学士开始，至天监十七年（518）梁武帝编成《历代赋》为止，是《文选》编纂的准备阶段，主要是资料搜集；第二阶段从天监十八年（519）到普通元年（520），是《文选》编纂的前期阶段，其内容是经过选文定篇，编成《正序》十卷、《诗苑英华》二十卷，此二书连同梁武帝《历代赋》十卷可视作《文选》的早期形态；第三阶段始于普通四年（523），以东宫新置学士为标志，到大通三年（529）“蜡鹅事件”暴露，昭明太子失宠结束，则是《文选》的实际编纂阶段。在《文选》编撰过程中，昭明太子的核心地位和组织作用是不能轻易否定的。至于刘孝绰，他可能起过重要作用，但不可能也不会凌驾于昭明太子和众文士之上，将其意志强加在《文选》之中。
萧统在编撰总集的过程中，还与文士一起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写出了大量的诗文。昭明太子文集最早由刘孝绰编订，萧纲亦曾编集，然皆亡佚。流传至今的除少数篇章较为完整外，多为断玉碎金，残缺不全。今传文集乃后人辑校，篇目多有遗漏，文字也有不少错讹之处。俞先生围绕“选学”的基础研究，在前人辑本的基础上重新加以整理并进行校注而成一部《昭明太子集校注》。该书按诗、赋、文分类编排，每类的篇目凡有作年可考或大致可考者，依时间先后编次；不能确定年者，则放在该类之末。经过考订还增补了他人与萧统的唱和酬答之作，附于相应篇目之后，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除《文选序》利用了《文选》五臣注及高步瀛义疏，其余诗文均为作者新注，这是一本无旧注可依傍的新注本。该书后附录有《历代昭明文集序跋》《昭明太子传》《萧统年谱》，对于萧统及其思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俞先生在《读〈文选序〉三问》一文对《文选》编纂的选录标准进行了探讨，认为《文选》的选文标准是“综缉词采”“错比文华”。至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实际上专对史书中的赞论序述而言，是“综缉词采”“错比文华”在此类文体上的具体说明。《文选》的选文标准仅仅着眼于词藻的组织和运用，并不涉及文章的内容问题。近世论者多忽略“综缉词采”“错比文华”，以偏概全地把“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看作是《文选》的选文标准，且对“事”“义”二字或求之过深，或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在理解文意时往往容易导致误会，有的甚至于得出萧统此序是在提倡“情义与辞采内外并茂”的结论，就难免违离了作者的原意。
俞先生在文选注释学、校勘学方面的成就突出表现在《新校订六家注文选》，这是他古稀之年后呕心沥血花费8年时间三易其稿完成的一部集大成之作。俞先生以奎章阁本为基础，重新全面地整理出一个新的本子，使一本在手便可见到北宋时刊刻的较为完善的李善、五臣及六家注三本面貌，更能起到便利读者的作用。新校订本以奎章阁本为工作底本，取李善五臣两家注合刊的明州本和赣州本、李善注单行的尤袤刊刻本及五臣注单行的正德本和陈八郎本相对校，并参校以《文选集注》写本、敦煌吐鲁番《文选》写本、日藏《文选》白文古钞本、三条家五臣注写本及北宋天圣明道间国子监刊本等残卷，又参考了史书、类书及作家文集中所存的相关篇章及前人的校勘成果，以求真求实为指归，重新整理出一部较为完善的六家注本。新校订本信守底本文字，原有的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原则上不改；重点在讹、脱、衍、倒，发现此类情况，则一一出校，列举依据，判明是非；凡文义可两通者，只列异文，不断其孰胜孰劣。原则上对其他版本的错误不予纠正，但其影响大者则做适当辨析。由于尤袤刻本李善注的普及和影响深远，凡是尤袤刻本多出的文字一般都在校勘记中予以说明。在整理过程中，新校订本尽可能保持奎章阁本原貌，仅根据需要作了一些局部调整：如将书前原附于《文选序》之后的国子监本准敇节文、李善《上文选注表》、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及唐玄宗口敇，连同书后原所附沈严《五臣本后序》等四种跋识，一并移入于本书附录；又如原本总目时有与各卷篇目不尽相符者，一律依篇目另立总目；等等。俞先生在校勘过程中，除了订正版本方面错误外，还就一些问题提出一得之见，以便读者参考。如卷首《文选序》“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历来各种版本皆如此，俞先生在“亡是”下有按语曰：“疑当作‘安处’。凭虚、安处，所指乃张衡《西京》、《东京》二赋，《文选》入京都类，与此序‘述邑居’之言正相合。若作‘亡是’，指司马相如《上林赋》，此赋入畋猎类，则有违昭明之意矣。且此序上既称‘贾马继之于末’，又云‘自兹以降’，则此所叙必应是张衡而非司马相如之赋当可无疑。然今所见诸本皆作‘亡是’，是昭明自误，抑或后人误改，不可知也。”又如卷四十二魏文帝《与朝歌令吴质书》，校勘记即指出“朝歌令”当作“元城令”，并举出《魏志》注引《魏略》、《册府元龟》、《太平寰宇记》为证。但因无版本依据，皆只在校勘记中说明。如此之处甚多，不一而足。这既体现了校勘的严谨，又给读者提供了参考。总而言之，该书体现了俞先生在文选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就。
由于俞先生在“新选学”方面的突出贡献，郑州大学成为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的挂靠单位，在文选学研究方面形成了优良传统，无论基础研究，还是前沿研究，都走在海内外同行的前列，享有盛誉，所拥有的优秀学术团队，与海内外学界保持着广泛、密切的合作、交流关系。
结语
从20世纪70年代末整理王粲的集子开始，俞先生就尝试着探索一条史料考辨与作品整理相结合的路子，他探索出的方法便是作家集子后面附作家年谱，其整理的《王粲集》《建安七子集》《江淹集校注》《昭明太子集校注》都采用了这一方法。《王粲年谱》《建安七子年谱》《江淹年谱》《萧统年谱》发表后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实践证明，这一方法是成功的，目前已成为整理作家集子的普遍做法。俞先生的古籍整理成果具有辑佚完备、分类系年准确、校勘精审、体例编排科学、注文极见功底的特点；所撰论文注重史实考辨，往往从对从细微处着眼，对看似寻常的史料深入挖掘，进行缜密细致而又综合的分析，在考辨人物具体生平事迹的过程中，揭示其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文学现象进行宏观的、系统的理论考察，往往能从司空见惯的史料中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因而能够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综观俞先生的学术成果，可以看出，其治学始终坚守不尚空谈，力避浮华，尽力去揭示和恢复历史存在的本真这一方向，学术品格朴实，注重扎实的资料工作。俞先生认为，文学史研究首先需要的是求其真，只有从史料考辨入手，廓清文学作品和作家行迹的本来面貌，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对文学进行宏观的、系统的理论考察，这成为其治学的基本指导思想。
注释：
①蒋寅：《古典文学研究四代人》，《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
② 吴云、唐绍忠：《略评新校点本<王粲集)》，《文学遗产》1982年4期。
③ 曹道衡、沈玉成：《评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书品》1989年第3期。
④《太平御览》卷五十九引《七漠序》。
⑤ 庆林：《江淹研究的新成果——读〈江淹集校注〉》，《殷都学刊》1996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 从余，张朵.俞绍初教授学术成就述略［J］，古典文学知识，1998（1）.
【2】 俞绍初，张亚新.江淹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3】 俞绍初，王晓东.曹植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4】 俞绍初，许逸民.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
【5】 俞绍初.昭明太子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6】 俞绍初.建安七子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5.
【7】 俞绍初，刘群栋等.新校订六家注文选［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
(本文刊于《中州学刊》2014年第9期。作者：屠青，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州学刊》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