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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与志怪:谶纬神学话语制作的实质特征

发布人:   来源:   发布日期:2014-04-14

 

——谶纬与先唐小说关系研究之一

 

谶纬神学大盛于西汉成、哀时代,绵延于六朝时期,不仅儒生、方士热衷于谶纬制作与言说,注重以之参与政治、哄抬或自高身价,一些儒家代表人物也由探究“天人之际”、制衡封建王权而格外重视谶纬神学,封建帝王出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特定需要,也多接受乃至大力提倡、推动谶纬神学构建,这使得谶纬神学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对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支配权,也对汉魏六朝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普遍而深远的影响。带有神学宗教神秘色彩的谶纬之学,尤其成为滋生志怪小说的温床。就思维模式以及创作机制、方法和内容而言,谶纬神学话语与志怪小说多有相近之处,虚构与志怪更成为谶纬神学话语制作的两大实质特征,深刻影响了志怪小说的创作。

一、谶纬神学话语制作的虚构实质

如就“真”“伪”学理考查,谶纬神学话语的做“伪”性质显而易见。刘勰《文心雕龙·正纬》就专门针对其做“伪”问题予以深入、系统的探讨。不过,如不囿于“真”“伪”思维模式,则不难发现:谶纬神学话语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另类虚构“创造”的实质特征,其深层制作动因及其历史文化意义,并非简单化的“真”“伪”判断所能涵盖。

可就源起追溯谶纬神学的这种另类虚构“创造”特性在古代社会,坚信“神道”与“天命”真实存在,是普遍性的思维认知倾向,刘勰“征圣”“宗经”,自不例外。故他认同“马龙出而大《易》兴,神龟见而《洪范》耀”,并以之确证“《系辞》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为“真”,认为只是由于“文隐”,即时代久远,相关图文记载湮没或难解其“真”,故使后世“好生矫诞”“真虽存矣,伪亦凭焉”。以科学理性眼光来看:所谓“神道”和“天命”之“真”,乃是古人局限于主观唯心先验论的认知,故欲对实际并不存在的所谓“神道”和“天命”阐“幽”显“微”,出之以虚拟想象就不可避免。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真”“伪”混杂难辨,而是虚构成为必然之事。这样,后世追步前代虚构而推波扬澜,骋其想象与夸饰之能事,必然形成如顾颉刚所说的“历史的层累”之谶纬神学虚构制作。

学界往往着眼于成、哀和光武诸谶纬神学兴盛的特定时代,而对谶纬神学做出简单化的绝对否定结论,较少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层动因正面探究谶纬神学制作的虚构实质,及其怎样虚构和虚构了什么,并客观评估其历史文化意义。实际上,如就汉代而言:一是刘汉大一统时代为形塑理想意义上的封建王统与教统的合力结构系统,以及认知、重构新的天人合一思想图式与世界秩序,提供了空前的想象空间与现实可能性;二是刘汉王朝面对春秋、战国以来的“礼崩乐坏”及暴秦文化废墟,重视儒家思想,确立“五经”的经典地位,以之为主导推进道德重构与文化复兴,激发了知识阶层自觉“颂汉”的情怀与心理;三是封建王权从现实统治需要出发,亟需以天命论来确证其统治的合理性与神圣性,儒家教统更需要借助其祖师孔子以制约封建王权,追求王道政治理想,诸如此类的特定政治文化情势与普遍性心理欲求,都使“借神道设教”的夸张虚构与骋情想象,获得了重要的外在与内在驱动力,也提供了虚构什么和怎样虚构的重要前提条件。谶纬神学制作因此而力图打破时间的往古与当世界限,刻意营造天人合一、人神共存的话语空间;设定、聚焦于圣王、“素王”与“五经”神圣,谶纬神学制作一改对传统经典话语系统“述而不作”的方式,而以“纬”配“经”,“六经注我”,充分调动、激活语言虚构想象与夸饰功能,从经书材料中生发思想,随意发挥所谓的微言大义,故其解构与重构为多,借鉴摹写逊色于虚构夸饰,也往往结合方士数术迷信,大肆宣扬王权神圣、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灾异思想。流风所及,不仅众多儒生争相侈谈纬候,妄言图谶,甚且朝廷疏奏章表,朝廷外的墓碣碑铭,也动辄引用纬书。就以“纬”配“经”而言,此类做法确实不免本末倒置、喧宾夺主,但就其制作实质而言,仍属另类虚构“创造”,是第一时间的造“新”。因此,谶纬神学虽然也大量继承了原始神话内容,但原始神话传说更多体现的是先民的集体无意识与共同记忆,谶纬神学则更多出之以个人后天自主的、目的意图明显的虚构创制,直接为现实政治文化需要服务。谶纬神学大量虚构性诡幻怪诞内容,更与志怪小说异曲同致,一些谶纬内容甚至可直接目为志怪小说来读。

 

二、谶纬神学话语以虚当实、以奇征正

 

谶纬神学话语制作的虚构“创造”,究其根本性缘由,乃是为了以虚当实、以奇征正。谶纬神学的一大核心关注点,是以天命论来确证君权神授,再由君权神授推衍确证封建王权统治秩序与伦理纲常准则存在的正当性、必然性与绝对性,故注重本原意义上的神圣化、历史化、谱系化,就成为谶纬神学话语的突出制作模式。

谶纬神学热衷于创设所谓的“感生”受命神话,用神圣化方法来树立受命帝王的权威,使之成为通天人之际的圣王,凸显君权神授色彩:一是将所谓的三皇五帝这些远古传说时代的帝王加以神圣化,称其皆受命而生,天赋异表,宣称他们的圣徳信能,允塞鬼神之望,可绍天阐绎,宗绍天地,开导人事,由此以发显、确证其所具有的崇高、伟大之本原创始意义;二是夸张附会历代帝王尤其是创业帝王的所谓的“感生”受命神话;三是对制造、夸饰本朝创业帝王所谓的“感生”受命神话尤其“情有独钟”,乐此不疲。为了增强以虚当实、以奇征正的真实可信度,达成更为直接地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实际功效,谶纬神学尤其讲究建构一套活灵活现的所谓天剖神符、地合灵契、符命、瑞应等的神学话语系统,以更为感性直观与形象生动的方式,确证所谓圣王的至徳所感,众瑞咸臻。

谶纬神学对建构帝王神圣谱系不遗余力,甚且穷极想象,为这种建构寻找神圣本原起点。故将所记述的历史上溯至传说中的三皇。三皇其人、其事、其年代均不可考,纬书中的相关著述却言之凿凿,对其出生、创造和文化发明、治理天下的措施甚至统治时间等,都有一套说解。关于三皇五帝的神圣化、历史化、谱系化谶纬论述,如同《史记》五帝本纪的传录、《搜神记》中的蚕马神话和“盘瓠”传说、《述异记》中盘古为“天地万物之祖”和黄帝蚩尤之战的记载一样,只是对古史的推测想象和演绎,是虚为架构的产物。谶纬里充斥的这类以虚当实、以奇征正的“创造性”记载,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深远。

谶纬神学情系“五德终始说”这类帝王嬗代说解。汉时阴阳五行家将邹衍的五行相克说演变为五行相生说,五帝依木火土金水的次序轮流主政,管理万事万物。将人间受命帝王及文化英雄的兴衰更替,同天上的五帝轮流执政联系起来,从而为人间帝王的嬗代寻找到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支持,并最终成了历代开国帝王、中兴帝王和造反者宣称“奉天承运”的理论依据。以五行相生说来附会封建王朝的兴衰和政治的嬗替,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循环论,但它却为谶纬的以虚当实、以奇征正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谶纬神学也注重谶语制作。古代的谶语形式多样,但最常见、最为人所注意的,是以歌谣形式出现的谣谶。这些被认为预兆人事休咎的童谣或民谣(谚)被古人视为“诗妖”,在历代史籍之《五行》、《符瑞》、《灾异》中多有记载,特别是《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中的《五行志》,记载有大量的谣谶。六朝志怪小说作者,也以史家的实录精神记载了大量当时流行的谣谶。

就志怪小说而言,不少著述本就旨在羽翼信史,以“志”为尚,他们秉承史传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和“述而不作”的客观叙事原则,对“变异之谈”多采取“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的传录态度,“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其所谓的“真实”,并不是指事实的真实不谬,而是对“真实”的一种认可的态度和信仰。这实际就是以“虚”为“实”,以“假”当“真”。志怪小说创作者的这种观念和认识,无疑与谶纬神学思维颇有相近之处,甚且直接受到谶纬神学思维及其创作方法的影响。故志怪小说与谶纬制作一样,重视“神道设教”,以虚当实、以奇征正,就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了。

 

三、谶纬神学话语的“志怪”特征

 

谶纬神学假托其著作权出于孔子,宣称谶纬制作的功用在于以“纬”配“经”,实际隐含着其以“神道设教”为旨归的制作谋略:一方面,标榜依托孔子及儒家经典使其获得神学制作的合理正当性,代神立言及其所谓神性立言,更使其得以从根本上摆脱对经学话语“述而不作”成规的制约,获得随意解释、强力神化孔子和儒家经学思想,突出渲染神秘主义色彩,虚构创发和炫奇志怪的自主权,从而能够或刻意放大改写夸饰孔子及儒家经典中与天命神学有关的零星内容,或仅将孔子及儒家经典视为其神学虚构夸饰的根苗与由头,或歪曲甚且完全偏离孔子及儒家经典之本真精神,而出之以神奇怪诞言说;另一方面,利用神学隐晦神秘特质,也走向改写、甚且解构既定的原始神话、原始宗教文本,从而使其能够将不为“五经”与原始神话、原始宗教文本所包容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学说等作为其神学构建的重要内容,也使其甚且将神学构建视野,放到当时所能及的自然、人事及知识价值系统内关涉神奇怪异的一切内容,使谶纬神学制作具有了实质意义上的突出“志怪”特征。

谶纬神学对“感生”、受命神话的系统化制作,“志怪”色彩明显。纬书中的三皇五帝、历代创业帝王及文化圣人孔子全系有“感”而“孕”生,这些关于所谓“圣王”、“素王”的“感生”、受命神话,叙事简略,故事情节相对单薄,但比之原始“感生”神话,显然更富“志怪”叙事创造的自觉意识,有很强的奇幻、怪诞性,更易于深入人心,达成“神道设教”效果“感生”神话也由此成为六朝志怪小说的一个重要母题。纬书中的三皇五帝与“素王”孔子等,全以怪诞面目出现。“这些形象是‘人与自然这两个因素的怪诞的混合’,既表现为自然的拟人化,也表现为人的拟物化。”这种“志怪”性描绘,对小说虚构性的增量、强化与小说人物形象的创造产生重大影响,成为小说和戏剧人物“脸谱化”的滥觞。所谓的“帝王之相”,也就由此演化而来。纬书中记载的自然灾异现象,如日食、月食、旱涝灾害等,多与“人事休咎”紧密相连。其将自然现象与社会人事相结合,反映当时对自然界灾异现象的态度,自然现象对人事的影响等,有类于后世小说中广义的社会环境描写。

谶纬神学制作以“神道设教”为旨归,并在实质上具有“志怪”特征,这使其彻底背离了经学话语系统理性明晰的建构模式,也在很大程度上颠覆、解构了经学话语建构目的论,与原始神话、宗教的生成、制作模式也有质的不同。正因如此,历代对谶纬博杂凌乱,多怪异、荒诞不经的虚妄之说多有批评。而就文学视野观之,刘勰否定谶纬做“伪”,而充分肯定其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及其对后世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实乃千古不刊之论:“若乃、农、轩、皞之源,山渎钟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志怪”色彩明显的谶纬神学制作,其价值显然未可予以全盘否定,其对文学创作尤其对“志怪”小说的重要影响意义,值得予以高度重视。

 

(原文刊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2014年第2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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