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小说家库特·冯内古特创作之初曾被误认为科幻小说家而倍受冷遇，1969年《五号屠场》的出版确立了他在当代美国小说界的重要地位，如今已经被公认为美国“最受尊敬的当代小说家之一”。在全球化的现代性反思与生态主义思潮中，冯内古特对生态的关注与反思逐渐受到评论界的注意，利用生态批评对其进行解读成为冯内古特研究的新趋势。国内外已经有学者做了前驱性的努力，但往往局限于对单篇作品的分析，将冯内古特的小说置于生态批评视野中的深入研究还暂缺。

一

自然生态关注的是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人与自然如何相互影响。进入工业社会时期以后，人类开始无限制地控制与掠夺自然，人与自然之间形成对抗性的关系。针对当今世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现状，很多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反思，美国小说家库特·冯内古特就是其中的一员。我国的生态批评理论家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一书中概括出生态文学的四个主要特征：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强调人类对自然的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1]7-11。如果以此标准来衡量，冯内古特的小说大都可以列入生态文学的范畴。

在《冠军早餐》、《加拉帕戈斯群岛》等小说中，冯内古特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疏离，并以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画面预测和想象未来的生态灾难，目的是向人类发出生态预警。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支配下，人与自然成为征服与被征服、控制与被控制、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由于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和破坏，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愈发严重。作者小说中的自我——科幻小说家屈鲁特的出生地百慕大有世界上唯一的白尾海雕，虽然皇家鸟类协会采取了一切措施，但这些绿色的大海鹰最后还是灭绝了，它们死于一种感染到眼睛和脑子的毒菌，而这种毒菌是人的足癣无意中带到它们的栖息地的，说明人类对自然无限制的探索已经侵入其它生物的生存空间，造成了物种灭绝的严重后果。同时，人类制造和崇拜的各种机器，例如汽车也正在把一切都置于死命，使“一度祥和的、滋润的、养料丰富的绿色地球上，所有形态的生命都已濒于死亡或者已经死亡”[2]29。如果人类继续今天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不知悔改，终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在短篇小说《空间大操》中，冯内古特以戏谑性的文字描写了被一再伤害的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时间是1989年，美国的资源已经耗尽，到处都充满着啤酒罐、塑料瓶和旧汽车等垃圾。多年来，人们一直将垃圾抛进沉睡的夏威夷群岛的火山口，有一天火山突然爆发，结果是所有的垃圾都向人类倾泻回来。屈鲁特的小说《充满希望怪物的岁月》中展示的可怕景象恐怕也会成为地球未来的处境：森林全部被毁，湖泊被酸雨污染，工业废水的污染导致地下水源无法饮用，孩子都变得畸形，有的长出翅膀、鹿角或鱼翅，有的长出100多只眼睛，有的却1只也没有，有的脑袋非常大，有的却就没有脑袋。

虽然生态文学关注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背后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因素，因此，“探寻和揭示造成生态灾难的社会根源，使得生态文学具有了显著的文明批判的特点”[1]10。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中，冯内古特虚构了一种攻击人类卵巢的极小、致命的病毒，它先是出现在德国法兰克福年度书展上，进而随着书籍传播到世界各地。知识的传播即为导致世界毁灭的病毒的传播，这恐怕是对人类文明的绝妙讽刺和批判。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还借屈鲁特之子里奥之口，指出人类罪恶的根源是“脑袋太大”。发达的智力本来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标志，在小说中却成为导致人类毁灭的根本原因。由于经济危机、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全球病毒性灾害等，只有少数几个人因为参加了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的“世纪自然巡航”而幸免于难，这些幸存者不是肯尼迪夫人、基辛格博士等政治、金融、文化精英，而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即使在这几个普通人中，代表高智商的商人、电脑发明家和不道德的舞男在到达加拉帕戈斯群岛之前也已经死亡，留下的是失去生殖能力的女生物学教师玛丽、不希望有后代的船长克雷斯特和其他几个女人。玛丽利用自己的生物学知识将克雷斯特的精子人工授给原始部落的六个少女，从而使人类不至于灭绝，人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伊甸园时代，重新开始繁衍。之所以选择普通人和土著作为“新人类的祖先”，是因为作家认为高智商是邪恶的根源，高智商的人最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而这些淳朴的、单纯的“高尚的野蛮人”才拥有活下来的资格。克雷斯特对随船带到岛上的翻译机深恶痛绝，为了防止它会把“旧人类”的知识传递给“新人类”，可能干扰人类的进化过程，将它扔入大海中。冯内古特的这一安排虽然有些极端，却也说明他长期以来对人类文明的看法，他认为自然界完全不需要人类的智力，因为人类智力的产物必然会导致对自然的破坏乃至自我的毁灭。

冯内古特小说最重要的主题是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影响与人类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他自称是一个“勒德分子”，也就是仇恨新奇发明的人，已经表明了他在这一主题上的倾向性。在科幻小说《打闹剧或曰不再孤独》中，冯内古特系统描绘了现代社会从繁荣走向衰败的过程，从生物进化的角度质疑科学技术等人类文明对人类发展的作用。在作者笔下，文明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幸福，相反却导致了生态灾难和末日的来临。斯维因兄妹长相极其丑陋，被父母囚禁和抛弃在幽静的苹果庄园，但兄妹俩却像生活在伊甸园里一样快乐，他们的生活状态象征着人类早期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到了摩天大楼国家公园（象征着纽约市），他们开始和自然疏离。高楼林立的美国看似发展到了繁荣时期，实际上暗藏危机，并最终耗尽了所有能源，已经不适合再居住。数百万人因为流感和绿死病而死去，民不聊生。在瘟疫、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的打击下，美国分裂成许多力量弱小的王国，陷入封建割据般的内战。斯维因作为美国的最后一届总统，住在荒凉的死亡之岛——曼哈顿，等待着世界末日的来临。

冯内古特还通过小说《猫的摇篮》揭示了科学技术的滥用带来的严重后果。当霍尼克博士研制的原子弹在日本成功爆炸之后，他又发明了威力更大的“九号冰”。“九号冰”能够在常温下将水冻结起来，包括江河湖海，因此比原子弹具有更大的军事意义。霍尼克博士临死前把“九号冰”传给他的三个孩子，而他的孩子和父亲一样，从来没有思考过“九号冰”直接威胁着世界安全，竟然利用它来换取个人欲望的满足。最终，一场飓风将“九号冰”吹向圣罗伦山佐全岛，使岛上无数的人被冻死，只有几个人躲藏在地下室里才幸存下来。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研制和使用使世界迎来末日般的灾难，人类文明将退回到亚当和夏娃生活的原始时代。

冯内古特小说中有很多对未来生态灾难的预想，其目的是促使人们认真反省、积极应对各种现实问题。他多次对造成生态恶化的根源——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批判，他认为现代人最可笑的迷信是认为“自己处于宇宙的中心，是全能的上帝伟大梦想的完成者”[3](252)。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冯内古特提出人类应该学会向大自然投降，学会与自然和平相处。冯内古特在康奈尔大学主修的是生物化学，后来又到芝加哥大学攻读人类学，他还和妻子游览过加拉帕戈斯群岛，充足的专业知识和亲身经历促使他开始写作最具生态文学意味的小说《加拉帕戈斯群岛》（1985）。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中，作家严厉地批判了人类利用科学技术破坏自然的行为，并通过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戏仿构建了一个理想的未来世界——鱼人社会。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书中用大量资料证明了所有的生物并非由上帝创造，而是在遗传、变异、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中，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而来的。这就是著名的生物进化学说，它不仅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还对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和哲学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中，冯内古特却让人类进行了逆进化，100万年之后，岛上的居民逐渐“进化”为和海豹有些相似的、低智商的两栖动物——鱼人。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特殊环境中，人类引以为豪的发达的大脑退化成尖尖的流线型的小脑袋，因此，鱼人不善思维，再也不能创造出具有毁灭性的核武器之类的科技产品，但小脑袋却有利于提高他们在水中捕获食物、躲避鲨鱼的速度；人类用于表达和沟通的嘴巴演化为尖而硬的嘴壳，因此，鱼人无法说话，再也不能用语言去说谎，去欺骗同类，但这种嘴壳却成为他们捕获食物最大的武器；人类灵活的四肢逐渐退化为鱼鳍，因此，鱼人不能像日本天才科学家的妻子那样创造精美的插花艺术，但也不会像她一样扣动扳机自杀，产生犯罪，而且这种鳍肢可以使他们快速划水，更加适应水下的生活；鱼人不会使用工具，因此他们不会攻击和伤害同类，能够和平友爱的相处。总之，人类变成鱼人看似是文明的退步，却使人类更加适应自然，融入自然，同时再也不具有破坏自然的能力，从而使自然回归到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去。鱼人社会很明显是冯内古特构建的一个和谐的生态乌托邦式，表现出他的生态整体主义观点。他通过小说强调了人类对自然整体的责任，使人类“重返生态整体之中，重新确认人类在自然整体中正确的位置、恢复和重建与自然整体以及整体中的各个其他组成部分的和谐、稳定、生死与共的密切关系”[1]206。

二

“‘精神生态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 [4]75。随着社会的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人类的这一‘内在生态规律’彻底失去了平衡，人们在‘物’的丰收中迷失了‘心’的意向……”[5]131。在《自动钢琴》、《五号屠场》等作品中，冯内古特揭示了由于人与内心世界的疏离而造成的精神上的失衡。导致这种失衡的原因一是科学技术对人的物化和异化，二是消费主义的盛行导致后现代人心灵的“拜物化”。

二十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一方面给人类带来物质的享受和满足，另一方面也使人失去个性，异化为物的附庸。在冯内古特的短篇小说《艾皮凯克》中，作为人的电脑操作员失去了感情表达能力，竟然利用电脑来帮自己写情书，本来没有感情的电脑则学会了去爱，甚至变成了浪漫的诗人；操作员出于自私利用艾皮凯克，而艾皮凯克却在自我毁灭之前帮助操作员写了足够他用五百年的结婚周年纪念诗，人类的堕落与机器的高尚形成了鲜明对比。电脑和人的属性的倒错表现了作者的悲观看法——人正在被物化而逐渐失去人性。

1952年的长篇小说《自动钢琴》虽然具有浓厚的科幻色彩，但冯内古特却坚持说这是一部“关于技术对普通人生活施加影响的现实主义小说”[6]508。它给我们展现出一个让人恐惧的机器化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科学技术被抬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而人的个性、创造性却受到严重的压抑。钢琴机器可以通过设定好的程序自动演奏乐器，水平远超人之上；控制一切的是同样名为“艾皮凯克”的中心计算机，它是一个完全排除了感情干扰的终极机器人，作者反讽地认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历史上最聪明的人与艾皮凯克十四型相比，就如同虫子与最聪明的人相比。”[⁷]104而与之相应的是普通人工劳动的严重贬值，因为他们以前的工作可以被任何“一个不锈钢和泡沫塑料制成的机器人所替代”，所以他们只能进入“重建与回收公司”，去处理那些无法用机器去处理的“臭气和废渣”。对这些普通人来说，失去工作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因为失去工作而导致的无用感。机器成为所有生产的承担者甚至是指挥者，而人则沦落为可有可无的点缀，人对机器的依赖使人与机器之间的主仆关系彻底颠倒了过来。不仅如此，因为对机器力量的无限推崇，人的价值是由机器式的方式来评价的，人的智力通过能力测试体系被分成高、中、低三等，公司可以根据通过人事卡上的打孔读取一个人的全部优缺点，以决定他是否胜任工作。这种测试体系使人像工业产品一样被检验、被筛选，通过检验和筛选的人机器会给他们分配好的职业，通不过的人则会被抛弃到毫无价值的工作中去。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和价值被绑架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上同样表现了科技社会中人的物化：退休的优秀机械师鲁迪的儿子因为没有研究生学位证书无法找到工作，最后选择了自杀，主人公保罗因为反对科技集团的精英势力而被驱逐，警察马上上门催缴其所有特权证件：工业身份证、武器弹药许可证、俱乐部会员证、航空通行证、安全和健康保险单等等，这些文件被没收以后，保罗作为个人已经变得一文不值，从精英阶层瞬时落入普通阶层。冯内古特为我们描绘出一个由物统治的社会，人在其中已经被迫变成了丧失价值的非人，更为可悲的是他们已经屈服于被物所统治的现实，人不如物的信念已经内化为他们衡量自己的标准，从而彻底异化为物的奴隶。

针对人日益被物化的命运，冯内古特认为应该抵制机械化，以恢复人类的尊严。黑人青年哈洛德无法忍受自己房子旁边一个由录音机和扬声器组成的“交通安全教育盒”发出的僵化单调声音而将其砸毁；主人公保罗不愿成为机械体系的附庸，舍弃了精英阶层的社会地位，加入了由失去工作而丧失自我价值感的普通人组成的“鬼衫党”，虽然他们的反抗被镇压，不得不向政府投降，但正像“鬼衫党”的领导者之一莱舍牧师所说的那样：“最后是赢是输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我们曾经尝试过。”虽然他们的反抗以失败而告终，但保罗仍然没有放弃，他依旧在憧憬依靠自己的行动来唤醒大家一起重建一个机器听命于人的世界。

由于清醒地意识到科学技术对人类毁灭性的影响，冯内古特小说中的科学家很少以正面形象出现，《猫的摇篮》中的科学研究院的科学家被描写成“冷酷的、毫无良知的、心胸狭窄的蠢材，对人类漠不关心，甚至可以说连真正的人类一员都算不上”[8]35。冯内古特非常强调科学家对人类的责任感，但他小说中的科学家往往不具备这种品质，这些科学家已经被科技所异化而变得毫无人性和情感可言，霍尼克博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冯内古特在一次访谈中说：“霍尼克博士对生活中某一领域的专注远胜过其他任何人。他过于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因而变得没有道德感。”[9]234而“不受道德观念束缚的科学研究可能会成为一种很大的罪恶”[10]65。霍尼克博士是著名的科学家，被称为原子弹之父，获得过诺贝尔奖，但他认为科学和道德无关，只关注于如何研究，丝毫不关心自己的研究成果作何种用途，哪怕它会导致十几万人的死伤，甚至全世界的灭亡。1945年8月6日当他研制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上空爆炸时，一向不和自己的孩子们做任何游戏的他却突发奇想地和孩子玩起了一种叫“猫的摇篮”的游戏。对于原子弹爆炸的后果，另一位科学家不无心悸地感叹：“现在科学知道什么是犯罪了”，霍尼克博士却对此耸耸肩膀，不以为然地回答：“什么是犯罪？”他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究当作游戏，甚至研制“九号冰”也是抱着游戏的心态，就像在厨房玩普通的水和冰块一样。因为完全专注于自己的科学研究，又缺少作为科学家或者说人的责任感，他的“天真无邪”给家人和整个人类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他与他人的关系非常生疏和冷淡，甚至是对家人也是如此，他“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这个世界上心地最善良、最美丽的女人由于缺乏爱和理解而慢慢地死去，却连手指头都不愿意动一动”[8]53，他的三个孩子也因为缺少父亲的关注和感情而变得性格怪异，最终发展成为身体上和心灵上的双重残缺。

正因为科学技术对人类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科学技术的研制和发明者——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责任感才显得越来越重要，对于这样一个群体，冯内古特认为应该用人文主义精神对之加以控制和监督。1969年在“美国物理学会”进行演讲时，他号召物理学家都要做“人文主义物理学家”，要“关注人类，为地球着想，不去帮助政治家或者军人伤害人类”[11]96。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说《关于巴恩霍斯的报道》（1950）中，冯内古特塑造了一位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科学家巴恩霍斯。巴恩霍斯教授拥有一种比原子弹的威力还大55倍的“心理动力”，因为它无法防御，因此人类再也没有发动战争的必要，可以将之用于和平建设：在丛林里开辟道路，修建大坝来灌溉沙漠，将云层移动到干旱地区等。但美国国防部却企图将这一成果用于军事目的，巴恩霍斯毅然出走，并留下一个表明其坚定反战立场的纸条：“我为武器的使用订立了一个新的规定，我有人道主义的理由应该离去”[12]122。冯内古特希望所有的科学家都像巴恩霍斯教授那样对整个人类的未来负起责任，只有人文主义能够在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占据主导作用，科学技术才能重新回到为人类服务的位置上，而不是最终毁灭人类。

在冯内古特的小说中，导致人类精神失衡的另一个原因是消费主义的盛行。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美国经济已经非常发达，美国社会逐渐离弃了传统清教主义克制和勤俭的生活观念，形成了以享乐为主的消费生活方式。人们在消费时的选择甚至被视为一种个人自由的实现方式，自由被等同于人们在消费时面临的最大可能、最广泛的选择。享乐主义被认为是道德的，消费者自由自在地拥有众多的商品是在合理地享受其生活。然而，表面上看消费者似乎是一个自由的个人，实际上这种自由是由消费品的制造者来确定的。企业不仅在制造商品，还在逐步地培养和制造着消费者，这样一来，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人不仅被变成了物，还被变成了可以制造的商品。在无数个意在刺激消费的广告的包围中，人的心灵逐渐贫瘠荒芜。在《冠军早餐》中，冯内古特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现代工业美国的图景，里面充斥着无数商业标签：呼啸而过的货车上印着公司的字母、假日旅馆的广告牌、餐厅外的牌子、供应奶制品的“草原女王”商标、被称为“神奇机器”的洗衣机广告牌、神圣奇迹洞穴的广告牌等等，甚至小说的标题也取自于通用面粉公司的注册商标。通过这些描绘，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飞快发展的国家，它的发展动力来自于非道德的企业，它的社会消费文化没有丝毫价值，甚至是非常有害”[13]71。

为了追求迅速地获得最大的利润，所有企业都力图把一切事物的意义和内涵表层化，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消费者的青睐和购买，大众不再需要去思考事物表象后的本质，而是直接在表象上读取意义。在消费文化居于主流的时代，文字书籍等传统文化媒介逐渐被各种大众媒体上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图片所代替，因为后者只需要人们被动地感受，不需要思考，传统的作家和传统的表现方式则步入尴尬的境地。作家的代言人屈鲁特一直在通过自己的科幻小说表达他对现实和人类生存困境的关注，例如人口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商业文化对艺术的侵蚀和亵渎等，但他用语言表达的深刻思想却无法得到读者的响应，小说《车轮上的瘟疫》之所以发行量最大是因为出版商在封面上添加了暗示内容有色情意味的广告，《黑吊袜带》杂志刊载的短篇小说被大量只穿内裤的女人的照片所包围，这些杂志的唯一用途是读者可以对着手淫。为了追求单纯的利润，文学艺术变成了纯粹的消费品，蕴含着深刻思想的语言被肤浅低俗的图片所掩埋，大众正在被带向无知和浅薄的深渊，冯内古特通过对现实的反映表达了他对消费文化强烈的批判态度。

针对消费文化对大众精神的侵蚀，冯内古特强调文学家和艺术家对大众的正面引导作用，他曾经多次重申作家和艺术家应该为社会服务，应该用艺术唤醒商业文化影响下大众已经麻木的知觉和已经堕落的品味。从二十世纪后半期开始，出于对传统小说，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反叛，后现代小说越来越热衷于形式的实验，作家醉心于语言游戏，忽略甚至不屑在自己的作品传达社会与现实的意义。因此，在某些作家那里，写作“沦落为纯粹意义上的‘不及物’动词：既不指涉现实，也不指向读者”[14]，而对于具有深厚艺术使命感的冯内古特来说，艺术不可能也不应该只关及自身，它必然要指涉现实，触及人生的各个方面。他认为，艺术品不应该仅仅是自足的存在，还应该具有内在的意蕴，除去美学价值之外，艺术还应该传达知识和信仰，而强调自我指涉的后现代派小说难以承担这样的文化使命。同时，冯内古特还主张文学艺术的创作的对象应是普通大众，而不是少数的文化精英，但后现代小说强烈的实验色彩导致作品过于抽象晦涩而脱离了大众，因此不应该成为艺术家最终的归宿。冯内古特的艺术实践贯彻了自己的艺术宗旨，虽然他的小说运用了黑色幽默、拼贴、元小说、碎片式叙述等实验性的艺术手法，但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他对黑暗苦难现实的关注，对爱和道德的呼唤，感受到他深厚的人文主义关怀。因为他相信只有作家仍然执着于自己的传统使命，自觉肩负起社会的职责，大众才有可能被唤醒，并摆脱消费文化的影响，只有当大众都意识到消费主义的弊端，领略到艺术的永恒魅力，才能成为更人性化的存在，恢复和保持精神生态的平衡。

冯内古特不能算作一位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家，但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对自然生态环境给予了深切的关注，从他给我们展示出来的一幅幅生态画面中，可以看出他对当前的生态环境抱着不太乐观，甚至说是非常悲观的态度。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日益恶化导致人类即将走向毁灭性的末日，人与内心世界的疏离导致人的物化，这种结论并不是一个作家为了达到吸引读者眼球的目的而制造的危言耸听，而是冯内古特对现实的客观认识和表现。冯内古特的小说没有给我们提供盲目乐观主义的未来图景，针对生态失衡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也不一定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但确实达到了生态预警的预期目的，表现出作者强烈的艺术使命感和深厚的人文主义关怀。

（本文系赵艳花老师参加“全球化·多样性·新趋势：当代外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提交论文）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