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小波:自由主义民主之反思

作者 :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访问次数:次   发布时间:2014-04-01

 

吾人意识了旧时的弊病 吾人发现了矫正之道但吾人更发现了矫正之
道本身的弊病。对坏局面莫改动它若你担心改动会使其更糟的话。
                                           —— 孟德斯鸠
人之为人是一种悲剧也是一种幸运。这悲剧或是幸运
乃出于一个同 样的原因——就是一种不甘。
                                            ——李锐
 
    历史对学者的热肠经常是无动于衷生活又变幻莫测。见惯了把异域的主义强扮成百姓自己的需求见惯了自诩为精英的知识人对百姓的徒劳甚且贻害的启蒙和教育又深知老百姓虽粗卑无文但并不糊涂 深知黄河冲击的黄土并不会因为欧风美雨而飞扬湿润。因此我不得不对我以之为生的学科怀持更谦卑的心态。吾国吾民真实的政法需求是什么?最适宜于吾国吾民的政法模式是什么? 我并不确定而具体地知道。也许它与所谓的民主化无任何干系。这个问题我先悬搁起来。在本文中我暂且接受当下政法界主导性的概念和语用结构 以民主化的规范模式的探寻作为潜在的关怀结合我对吾国吾民当下生存状态的体验铺陈我阅读(主要是西方学者的著述)的心得叙述我的思考我不奢求、更无力为吾国吾民建构某种民主模式。我只是尝试从理论上追问并初步回答在目前政法界关于民主化的主导性概念结构内 该如何观察自由主义民主?
 
一、背 景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承诺实现更真实、更广泛的民主就承诺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基于传统的和现实的、意识形态的和情势必要的、国际的和国内的等复杂因素主导性政治力量赋予人民当家作主以过度经济化、阶级化、专政化和运动化的整体主义界定逐步坠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深渊。但执政党从未收回、也未放弃向人民立下的承诺。文革结束后执政党重建人民当家作主理念逐步缓和其阶级化之维强调民主化和法制化( 专政对象的界定标准也不再是阶级归属而是违法与否) 强调通过民主和法制来保障民权逐步接受了普遍人权的理念。
    一百年来民主化始终是强大的规范吁求;党的领导又是强大的现实意志。二者之间难免抵牾。执政党从未放弃原初的民主承诺但它忧虑以自由主义民主作为规范模式的民主化可能威胁或取消党的领导。我国民主化的难题之一就是探求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相统一的正当法权结构。
    基于对此难题的敏锐体认执政党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确立了新纲要。其基本规定是 在维持或增强党的代表性和先进性的前提下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与核心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正确政治方向。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它还强调依法治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内在要求。可以说新纲要确立了一体三位的规范结构体现是人民当家作主(规范性价值)三位分别是党的领导(现实的政治意志)、依法治国和人权保障(规范性价值);新纲要力求三位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于一体。
    在总体结构经政治决断而确定(这决不等于难题的解决)之后接下来的工作首先便是探求/可落实该结构内的规范性价值、可维持该结构之均衡的规范模式。民主化的首要任务不是对别国的具体制度的简单移植而是根据普遍性价值和本国的政治现实建构规范模式。这是因为民主不只是描述性概念 还是既有普遍性又有地方性的规范性概念。它的一些制度如竞争性的定期选罢和表达自由是一切民主的普遍要求。但另一些制度则取决于用以证成它的规范性观念和特定国度的政治现实。选择和移植都离不开以普遍性和地方性的综合考量为基础的评判和鉴别。
    新纲要坚持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但关于政治改革的方向或民主化的规范模式社会上却出现了两种相反的论调。第一完全反对民主认为民主祸国殃民主张仁政或把法治和民主分开实行无民主的法治。该论调的追随者不多。它主要可归咎于倡导者的历史意识之缺乏和民主智识之无知我不愿专门回应 本文实质上是对该论调的间接反驳。第二不反对民主但却反对人民当家作主主张自由主义民主。顾准是其杰出代表。他认为受参政规模、意识和素质等难题的困扰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一句空话实际上不可能做到那一定是无政府或以假民主之名实行独裁。当前该论调的追随者多影响很大。
    本文的首要问题是自由主义民主应不应成为当代中国民主化的规范模式?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为避免误解先说明三点
    第一今日中国的民主思维深嵌于下述历史结构之内三十年来反极权主义成为民间知识界的主旋律同时它也是全球思想界的主旋律。该历史结构极大地框定了民主思维和想象的方向和空间。与极权主义貌似对立或无干系的自由主义民主,便自然得势。这是易理解的其中也蕴含深刻道理。但不幸的是民主思维完全被反极权主义主宰,后者怀着非此即彼的外在化心态正确道路的选择只是对危险道路的否定。全部的问题只在于消灭外在敌人(极权主义) 自由主义民主是当然的替代方案。这种思维显然是狭隘的它不曾对自由主义民主作内在反思无从表明后者内在的正当性 更无从体悟自由主义民主和极权主义间的历史和逻辑因缘意识不到极权主义的基因也存在于自由主义民主的机体之内它无视民主的多元的历史形态武断地封闭了民主想象和实践的空间。当代西方民主的病症也正表明了它内在的学理缺陷。历史并不会因为极权主义在世界上的溃败而终结。反极权主义之后未必就只能选择自由主义民主。在反极权主义的框架下思考民主 这种可贵的拒绝遗忘的场是绝对必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文革的经历必须牢记但牢记它并不是为了撤退而是为了前行。反极权主义促动的对美丽灾难的谨慎意识和对民主的开放领地的执著探索 应该结合起来。边疆必须巡守但力量之源在于内部真正的重心应是内部的反思和建设。
    第二本文对传统的自由主义民主作内在的反思 这绝不是对它作现实的批评。但本文的任务是从理论上探寻我国民主化的规范模式因此我就不得不对自由主义民主开展严肃而深刻的反思——这是规范模式之探寻的前提。
    第三有些学者批评我说中国的问题是无钱吃肉你这里却说吃肉会患高血脂。但患高血脂根本不是当前中国的问题。我的回答是第一中国知识界的自由主义者大多罔顾新纲要关于正确政治方向、本质与核心的主张一味要求在中国确立自由主义民主这已成为一股很大的力量关于中国民主化的两种方向的对立已经形成;何去何从已成为燃眉之题因此本文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思绝非杞人忧天。第二后文的分析将表明在当前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单纯确立自由主义民主绝不是患高血脂的问题而是患癌症的要命的问题不能不未雨绸缪。
    接下来的问题是若自由主义民主不应成为中国民主化的规范选择 人民当家作主应否成为替代选择? 它在原则上是否更正当? 三位0如何统一于一体? 在新中国政治史上 人民当家作主0曾被扭曲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 这是否表明人民当家作主是坏理念。要回答这些问题 就必须还人民当家作主以本来面目。不仅如此 鉴于对真实民主的追求0演变成压迫性悲剧的痛苦经历人民当家作主理念还须修正自身。人民当家作主的逻辑原型(未必是事实上的历史性关联 而是分析性关联)存在于卢梭的著作中。经由对卢梭的忠实认知 笔者认为 人民当家作主理念总体上是正当的;不仅如此 共同意志(volont†g†n†ral)的天才构想也为三位统一于一体的愿景的实现 提供了逻辑可能性。遗憾的是 它不曾为达成共同意志提供现实可行的途径。
    自由主义民主的困境人民当家作主理念的基本预设和困境都要求走向公议民主。公议民主之公乃公共、公开、公道(公理) 之公。公议是一切相关人(作为平等自由的人)或其代表无(impartia l)且公开地说理。公议民主是双轨的民主在正式的公共决策(包括立法)程序和机构之外公议民主表现为由公议行动构成的多元和强健的公共领域;在正式的公共决策程序和机构之内公议民主要求以公共领域内的公议和正式程序本身内部的公议为基础经平等且公开地投票后按照多数意志来作出暂时且开放的决策。公议民主模式的提出是对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要素的坚持、拓展和超越;是在历史反
思的基础上对当代慎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论的智识资源的借鉴和发挥;是对我国先人的公议政治之追求的继承、1142发扬和落实是对当下中国政治意识或实践内的公议民主要素的规范性提炼和推广。本文分上下篇上篇检讨自主义民主下篇(将单独成文)回到Rousseau厘定人民当家作主理念之本意、正当性及其内在逻辑缺陷提出并解释公议民主模式。
 
    二、自由主义民主的命题结构与阶级化批评之是非
 
    在学理上自由主义民主以洛克、边沁和老密尔( JamesM ill)为代表学界常称之为自由主义民主也称之为功效主义民主或保护- 均衡式民主或市场- 私工具式政治或社会(公共)选择式民主或选举式民主(我国某些学者的用法)。名称的差异主要因为不同学者关注该民主的不同方面或环节但这些名称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自由主义民主的特征。这里要强调的是在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通常对应于共和主义民主但就当代中国政治现实来说二者的一致性要远大于差异性。遵循理念型的方法可把自由主义民主的命题结构归纳如下 
    第一自然置人于苦乐两大主宰之下它以既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内的经济人为根据主要从物质层面理解苦乐。它以资本主义社会为根据来设定社会的本质认为社会是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关系网络。社会内含自我调控机制该机制的自由运转可自动产出公共福祉和正义政府和社会应分离。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个人是市场上的消费者依工具理智而行动最大动机是谋求私己福祉的最大化。人的偏好是既定的(先于政治过程的) 无贵贱之别不可改变也不应改变(与民主的核心理念根本抵触的偏好除外如种族主义)。道德归道德政治归政治把道德引入政治是玩火。
    第二公民主要是消极法权的拥有者。(大)政府旨在保护和促进公共福祉公共福祉是与政府对峙的个人利益(体现为偏好)的加总( the aggregate of those same interests)自由主义民主也可称为/既定偏好加总式民主。上述的保护职能首先应通过对社会自治之前提(即维护市场性自由)的保护而实现这种职能主要是形式性的体现为对国权的限制和组织(基本权和分权)。
    第三在任何政治共同体内政府的严格正当的目的是构成该共同体的一切个人的最大福祉但政府的现实目的都是权力行使者的最大利益。局限于自我、与共同体福祉相冲突的利益构成邪恶利益( sin ister interests)。自利心是正常的不可能、也不应该消灭和压制但好政制应能防止自利心伤害共同福祉 应能吸纳和运用自利心使之促进公共福祉。实现该目标的工具性原则是利益同一化原则 即应通过人为的建制让个人福祉与个人对公共福祉的义务同一起来。该原则应通过定期选罢制和代表制来落实。民主是既定偏好的妥协与加总的多数决过程 是中立、形式化且平等的社会选择机制。核心行为是孤立独往式偏好表达或投票。具体手段是确立民主选举和罢免制度[由秘密投票(可抵制恐吓与腐败表达选民的真正意图)、成人普选、平等选区、定期选罢等构成] 使权力行使者依赖于共同体。主权在于人民但在日常政治中人民主权通常是潜而不发的主要表现为具体的人民实体的普选权、制宪权和修宪权在其他事务上人民由民选机关来代表。行政的正当性在于严格执行代表机关的立法这由代表机关的监督和行政诉讼来具体落实。
    第四基本法权或源于抽象的高级自然法或源于功效( U tility )的必要性它构成代表机关行动的边界。捍卫此边界、防止多数暴政的途径是由非民选的司法性机构对代表机关的行为实施正当性审查。
    君主专制向自由主义民主的转型是人世间最伟大的革命之一。现代以降自由主义民主就逐步成为很普遍的政治实践其魅力经久不息四海归之若流水。与曾经存在过的政体相比它把公权力奠基于委托之上较成功地解决了公权力的正当性及限制的问题适度防范了专制独裁适度实现了平等和自由。支持者认为它虽然不是绝对完美的但却是人世间曾实践过的最不坏的政治模式。在全球反极权主义背景下福山( Frances Fukuyama)甚至说它是历史的终结。在后文革的背景下它也广同一度被当成政治改良的唯一正确的最终出路。声称要检讨它的人可能会被当成是自由宪政的叛徒、极左保守派或不可救药的空想家。但接下来通过具体而细致分析笔者将表明上述的论调或标签不过是意识形态挂帅的宣传性污蔑。若摆脱或左或右的意识形态包袱真切关照公共生活的结构性变革客观理智地进入自由主义民主的原理和现实的逻辑就会发现它内含一系列不适当、甚至矛盾之处。在当代政治情势下正是这些不适当和矛盾导致了自由主义民主在学理上的贫弱实践中的异化。它不能充分落实利益同一化原则不能兑现平等、自由和公共福祉最大化的承诺它的深层潜伏了自杀甚或极权政治的可能性。
    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评最常见的是它对民主的证成是结果主义的。这是学界共识我不再饶舌。过去国内最常见的、甚至令人腻烦的批评是秉持阶级化的思维批评它的虚伪性和狭隘性。该批评是深刻的。但鉴于国人已熟悉该批评本文也就不再详加申说。但要补充的是政治的首要难题其实是人性难题其次才是阶级性难题。也就是说政治的首要难题是对因人性之恶而生的权力滥用的制约对因人性自我发展本能而生的对自由人权之追求的成全其次才是对因经济不平等而生的阶级压迫的消解。若不首先解决人性难题阶级性难题就无从解决——确立劳工专政的国体也是徒然 因为劳工政权依然是由具体的情欲之人来行使要确保劳工政权的真正落实 就同等地离不开旨在解决人性难题的制约性政制。这就是劳工政治演化为官僚极权的悲剧之源。我决不是说自由主义民主对阶级性难题的轻慢是正当的而是说阶级性难题的解决应以人性难题的解决为前提。正是基于此本文一再强调 自由主义民主用以解决人性难题的基本制度必须予以坚持和继承 Bentham 的利益同一化原则(自由主义民主能否落实该原则是另一回事)必须首先予以确认对民主来说单靠这些是不充分的但这些却是绝对必要的。对自由主义民主的虚伪性和狭隘性我会具体地从普遍人性和技术面揭示它的生成机理并在坚持人性难题之优先性的前提下谋求缓解之道。接下来 我将结合公生活的结构性变革沿着从具体到抽象、从浅表到内核的次逐一反思自由主义民主的主要命题的正当性。在每一层命题的反思中我都预先假定前一层命题的正当性。
 
三、公共治理转型的挑战
 
    本节所说的公共治理转型一方面是指行政的转型另一方面是指社会子系统对公共治理的承担。立法和司法与百年前并无实质不同但行政的变化却是沧海桑田这主要表现为领域的拓展和范式的革命。今日行政提供的公务已成为居民的日常需求成为健全公民生活的要素行政影响甚至涉入个人及社会行为的一切方面已成为政治体的主要存在方式当前的任何政治体都必然是行政主导的。行政国正是该过程的自然结果。在我国三十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决不等于行政的退隐只是行政范式的转变它丝毫不曾削弱、甚至还在强化行政主导。在权力正当性的视野内行政的正当性无疑成为压倒一切的关注。
    在自由主义民主的框架内确保行政正当性的原则是依法行政代表机关制定严格而明确的律通过代表机关的监督和行政诉讼确保行政行为严格遵守代表机关的法律也即/形式法治其信是无法律则无行政。即使假定自由主义民主能产生符合共同意志、促进公共福祉最大化的立法形式法治的路径在当今也已不足以确保行政的正当性。这主要体现为行政对代表机关立法和监督的逃脱和反制。真正普遍性的压迫和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主要来自行政(和社会子系统) 而不是其他方面。自由主义民主确保行政正当性的思路建立在两大前提之上一是代表机关立法的明确性和具体性其二是行政的执行性。这两大前提现今都已气息奄奄日暮途穷。它关于行政正当性的思路是以特定的社会模式和问题格局为依托的但在高度复杂的后工业社会(区别于前工业时期的市民社会) 这些都已发生了根本的结构性变化。
    (一)自由裁量权之初现法内恣意和缺法行政
    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复杂了变化快了代表机关在专业知识(即便是专门委员会确立之后)、工作程序和时间上的局限性以及对立法的相对稳定性的追求都决定了它不得不给行政机关留下灵活应对、自由判断的空间于是最初的裁量权出现了。在裁量权之内行政是缺乏明确规范的。政法界开出合理性原则和正当程序的药方意图救治行政裁量的恣意专断成就固然可嘉但裁量还分为不受司法审查的裁量和受司法审查的裁量。前述的救治药方只适用于后者 即便如此该裁量依然不能从依法行政原则内含的民主正当性的层面来证成自身。它也许真的合理真的程序正当但它不能回应民主正当性的质疑。不受司法审查的裁量就更可能是恣意专断的更可能放纵邪恶利益。于是自由主义民主确保行政正当性的思路的第一个裂缝就被社会变迁的逻辑打开了。
    (二)社会行政和风险行政形式法治的虚软化
    更大的挑战在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导致了行政范式的革命。自由主义民主及形式法治的路是以对社会和市场的特定期待(自由市场性社会的自我调控机制可以自动地产生公共福祉和正义)为基础的。但是市场的自我调控机制在后工业社会中不再能应付自如此即市场失灵。市场已不能满足自由主义民主的期待。如果说对市场的善良预期导致了对政府行为的消极限定及以此为基础的形式法治原则那么市场神话的破灭以及由此而生的大量社会和经济问题就必定要从实质上激活政府为解决市场失灵的缺憾社会国或福祉国以及它所要求的行为模式便应运而生。
    自由主义民主及其形式法治的功能主要是自由之保障而不是实质问题之解决它不能建构起实质公正的秩序。解决社会和经济等实质问题的政府行为已不再是个人主权领地的偶然的、限制性的消极干预而是分配性的、计划性的或引导性的行为。这些行为多半其实不应、也不能由国会立法来规范于是 以控权为己任的形式法治原则就丧失了大半用武之地。但这些新行政作用却依然无法回避正当性的追问只不过自由主义民主不能解决该难题而已。
    新行政作用的正当性不宜适用传统的制度逻辑。对由此而导致的正当性的缺失政法界并不曾听之任之 而是努力在既定制度框架内谋求调控之道通过代表机关立法来规范之以弥补自由主义民主及形式法治的亏蚀。但该努力只能在很狭隘的范围内实现。原因有二 第一与形式问题不同质问题不宜在形式法治层面解决代表机关的立法固然可以确定强制性解决方案但这些实质性方案的落实 牵涉很广它不只取决于政府的意愿还取决于资源的投入取决于很多政府根本不能支配的因素。第二与面对过去的自由保障职能不同政府关于公正秩序的形成性职能通常面向未来要根据不可测的未来的变动而变动。未来,因为是不可测的代表机关就无从预先设想其形态不可能通过立法对其做完全的规范。在实践中实质立法的实效性根据客观物质状况以及它体现的实际可性,必然在不同程度上被化软化 甚至完全被虚置。若既要用自由主义民主及其形式法治的路径来规范实质性问题又要维持该路径的实效性那么形式法治的措施就只能给政府行为设定宽泛而笼统的标而不能设定明确的行为模式。但如此一来政府便拥有了海阔天空的裁量权。总之对实质问题的注使自由主义民主及其形式法治思路几乎丧失了规范力量或沦为单纯的政策纲领。但从正当性的角度来说这些实质问题恰是最应以公民集体性联合自治为基础的因为它的解决通常涉及财富的大规模汲取和再分配。
    实质问题对自由主义民主及其形式法治思路的挑战还在另一纬度上展开。财富分配的不均威胁或消灭实质自由新行政作用正是为保护或促进此实质自由而生但悖谬的是新行政作用意图救治的实质性奴役并不是政府本身的行为造成的而是社会造成的是应由形式法治给予同等保障的自由基本权造成的。在此新行政作用对此基本权的保护可能要以彼基本权为代价。这些互相冲突的基权孰轻孰重并无固定答案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通常只能由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权衡这进一步导致代表机关立法的明确性的丧失。
    现代社会的风险性加剧了自由主义民主及其形式法治路径的虚软化的趋势。如贝克(Beck)所说与18- 19世纪不同 天的现代性已摆脱古典工业社会的框架在形成全新的形态即(工业的) 风险社会。这也是中国当下的社会形态。鉴于科技革命及其商业性、社会性运用造成的风险对安全的渴望已成为基本追求。居民对政府的期待已不只是对既定法权的保护也不只是对实质自由的促进还包括对潜在的大规模灾难提供普遍性预防。此预防仍以法定权益为对象但却不再以现实损害为前提。预防义务要求在具体灾难发生之前识别其来源并防止其发生。与现实损害相比潜在灾难的特征是数量大、形式纷杂、隐蔽性强。与查明已发生的行为或预防已显明的灾难不同为预防潜在的灾难政府不仅要掌握与具体行为或灾难直接相关的信息还要掌握更多的其他间接相关的信息甚至要针对与灾难的发生无任何关联的大规模的对象收集信息。在此政府的行为在时间上是预测的在空间上是扩展性的通过代表机关立法调控这类行为几无可能。灾难发生之后的救助通常诉诸紧急状态制度实质上更是搁置了依法行政原则。当下中国风险预防制度正处于初期的形成阶段可以想见在该制度的建构和逐步成熟的过程中 政府的预防行为的正当性问题将益发凸现。
    (三)协商行政与公共治理新封建主义
    上述的新社会问题导致了宏观的行政范式的革命导致了自由主义民主及形式法治原的亏蚀。政府任务的扩展 固然要求向私人汲取更多资源但这不等同于权力手段的扩展。原因至少有三自由主义民主保障的基本权原则上仍应受保障。结果便是对政府的大量新任务来说不能使用强制命令手段。其二现代社会已走出了单中心的、刚硬和固定的、统一和普遍的、压制型的国法管制代而正在进入功能分化的公共治理时代。其中社会(最具包容性的系统)由大量子系统构成。这些子系统分担了广泛的治理任务通过把冲突地方化(即在特定子系统内解决之) 特定的社会危机就不会像灌丛火一般蔓延整体社会也就不会像火柴盒一般骤燃化成灰烬。为确保秩序政府也应尊重社会子系统的自治性而强制命令手段,则会破坏它的自治性及治理功能导致危机和冲突的蔓延及责任的混淆。其三一些对象的性质也决定了它不能以强制命令的方式来调整如经济、科研与文化的繁荣等。即使某些对象可以通过权力手段来调整代表机关的立法也允许这么做但由于信息和执法成本的限制代表机关也不能设定有效的命令性方案。
    上述情境意味着新任务的完成应尽可能运用间接的、激励性的非权力手段征得私人的自愿配合。这就置政府于和私人协商合作的情境之中。这打破了作为自由主义民主之基础的公私的界限。政府于是就通过软法方式引导、鼓励或威慑私人督促后者在追求私益时自觉尊重或推动公共福祉。但与此同时这也使公共福祉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私人意志。私人也就拥有了以公共福祉之名伸张私益、俘获政府的机会。大小利益集团就可能藉此调动政府力量公共福祉则面临被多元利益肢解的可能性。协商合作的常态是私人愿意合作但要求政府让步以满足私益的特殊要求。政府与私人的协商合作是必要的现代行政已不能逃避这是由现代行政的结构性障碍决定的强制性权力手段在此根本不能适用。
    但应意识到在此自由主义民主为维护行政正当性而设的制度遭到了破坏。因为私人不是以选民、公共议题参与者及阶层代表者等公民资格来行动而是以私益主体的资格亲自参与公共意志形成过程(这里的私人通常是强势者因此公民平等参与公共意志形成的原则就被破坏了)也就说 作为特权主体参与公共职能之行使——名义上是政府决定者实乃政府与私人协商的结果但这私人又不必与任何公权力主体一般进入合法) 责任0的民主结构之内。另外对政府与私人协商而生的策依法行政关于主体和程序合法的要求(如公开以及以之为基础的公共讨论。当然自由主义民主也反对此公共讨论 因为它认为公众不应插手行政应该在选举结束后即退场)实质上也不能发挥作用。
    面对私人对公权力的分享面对政府和私人的协商性方案代表机关既无力也无奈。它并不参与政府与私人的协商。若立法议案由政府与私人协商而生且该议案得经国会通过才能获得效力国会就会发现 面对该议案正如面对国际条约自己要么完全接受要么完全拒绝而根本不能改变。因为这是政府和私人已协商好的任何修正都可能置政府于违约、失信的境地。选举的价值也因此被低因为私人还可以通过与政府协商来分配政权。
    再者如前文所说现代社会正从单一的压制型的国法管制时代进入了功能分化的公共治理时代。(跨国的和国内的)社会子系统分担大量的公共治理任务对诸多分散的、自创生的子系统(autopo ietic systems)政治主权已丧失其支配地位代表机关的立法不能也不应具体干预子系统的内部治理(它最多是为系统运行提供保障性框架) 这包括特定公务的跨国化使行政对跨国事务的决策及跨国子系统的公共治理 完全不受以国界为基础的民主正当性的控制代表机关的行动领域退化为阴影下的剧场( th†atre dombre) 如此一来自创生的子系统的公共治理的正当性又该如何保障呢?面对协商行政和社会子系统的公共治理公务之提供似乎又回到分散的统治单元构成的古老秩序中若不寻求新的民主正当性模式就不能走出这种/新封建主义。
    (四)官僚系统之异化与行政反制
    最后附带说两点。其一自由主义民主不能救治当代行政官僚制的正当性赤字。与行政范式的转型相伴而生的是行政官僚系统的膨胀。今天可以说潜藏在以人民名义运行的自由主义民主背后的是官僚统治的现实。如卢梭所说为使政府成员能协同行动致力于实现其被创建的目的它就应拥有个别的我。但问题是在自由主义民主之下官僚系统已日益缺乏责任心、主动性和回应性日渐堕落成保守、贪婪、懒惰、浪费和脱离公众的新阶级成为现存经济和社会精英的盟友。拥有了比主权者的意志更加活跃的个别意志甚至使自己手中的公共力量服从于该个别意志。部长责任制对官僚系统的正当性的保障实在太微弱。总统对官僚系统的政治控制也只是九牛一毛。为救治该困境学者提出以企业精神重塑政府。这是极危险的本质上是错误的尤其是对陷于腐败而不能自拔的民族来说它最多只能在极狭隘的细节上适用因为官僚系统的责任心和主动性的缺乏正是为确保政府之公共性防止其私人化的制度导致的官僚系统应以公共资源服务于公共目的 行动的责任由公共来承担的所以它就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法定程式节制私益的冲动这同时就导致了官僚系统的主动性和责任心之缺乏。对官僚弊病的解救之道不应是以私人精神改造政府而应是释放和疏导公共的力量和正当性资源。其二二战之后竞争性政党制导致政府对代表机关的反制和支配对此学界论述已多不再赘言。
    (五)被架空的代表机关 对民主新模式的要求
    不要被代表机关繁忙的立法迷惑不要以为它表明自由主义民主的依法行政依旧强大茁壮大部分法案来自行政部门已通过的法案对行政的调控力也极其微弱行政部门难以数计的法规和规章(还包括普遍性公共决策) 更是架空了代表机关。鉴于此施密特发出激愤之词 国会运作徒具形式重大政经决定与公众命运相关者并不取决于国会审议真正的决定性过程皆存于秘密委员会或行政部门之内或由党魁与利益团体代表私自解决国会成了清谈馆(bštise parlementaire)。依法行政原则应继续坚持但只靠依法行政并不能避免行政的普遍性压迫因为大部分行政都处于代表机关的立法之外。正当程序和合理性的概念固然可以弥补代表机关立法在调整范围和拘束力方面的不足 但相对于行政对代表机关立法和控制的大规模逃脱该弥补只是杯水车薪期待它来解决当代行政的正当性难题只是隔靴搔痒。代表机关的立法在何限度内丧失了对行政的调控力依法行政原则就在同等限度内失效,法院就在同等限度内被剥夺了司法审查权。为谋求自己的正当性谋求公民的信任与合作行政就不得不在同等限度内自我正当化。这实质上提出了对民主新模式的要求。
 
四、既定偏好加总逻辑之病理
 
    上节从社会和公权力的结构性变迁的角度概述了自由主义民主在当代遭遇的挑战也表明了它本身不足以成功回应这些挑战。后者对民主模式的重构提出了实质性要求也暗示了重构的方向。变迁的社会因素对自由主义民主的伤害 其实远不止此对其他伤害鉴于学界论述已多本文就不再详述只在适当且必要的场合简单提及(见后文)。在本节中笔者要检讨自由主义民主内在逻辑结构本身——通过既定偏好的简单加总以实现私益与公共福祉的同一化、排除邪恶利益——的病理。即使社会仍符合自由主义民主预设的社会秩序观但因为这些内在逻辑结构的病理自由主义民主也依然不能兑现其承诺甚至在实践中弊病丛生。
    (一)偏好既定不合实际
    自由主义民主的偏好观是 人的偏好是既定的(先于政治过程的) 不可改变 也不应改变。这不符合人的实际。人并不是作为/吾意已决者0进入政治过程的。人是可变的。偏好取决于人的经历、法和社会规则、信息和压力等因素共同构成的环境或禀赋。脱离环境的偏好是不存在的 环境的改变很可能导致偏好的改变。个人在进入政治过程时 通常只有部分的信息、不确定的意志和可变的偏好。个人经常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丰富既有信息、反思和转化既定的意志和偏好。好的政治 应通过交往模式的规范性建构 促使偏好自由(而非强制)地朝更正当(如更真实、更自主 更无私、更富主体间性、更富反思性等)的方向转化。
    (二)表见偏好不等于真实偏好
    自由主义民主可加总的只是公民表达出来的偏好(下称表见偏好)但表见偏好可能不是真实偏好 以表见偏好之加总为基础的社会偏好也就可能无从实现公共福祉最大化。这是因为自由主义民主缺乏或者不曾专门关注/促进反思和共感的交往机制。孤立独往的公民可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其偏好表达可能是盲目的随波逐流的(不自主)可能是出于幻想或信仰或恐惧而不是经过理智思考而获得的清醒的最终的认识。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但这最佳判断不可能是在孤立独往的境况下作出的而只能是在交往、反思、慎议的境况下作出的。另外真实偏好可能不在掌权者确定的选项范围之内 这时的表见偏好就很可能只是不得已的凑合性偏好。公民还可能采取策略性立场某些偏好是大家都秉持的但若由自己来表达自己很可能受伤害。这时公民就不会表达真实偏好如宁愿消极不作为牺牲两人(表见偏好)也不愿主动作为牺牲一人、救活另一人(真实好)其二依照某些加总方法表达虚假偏好会产生更大收益(详见下文)他还可能基于成本效益考量而根本不去投票。
    (三)无视偏好的内外、强弱、善恶之别
    即使表见偏好和真实偏好是一致的简单加总表见偏好并依多数来决策可能侵犯人要求平等尊重的法权侵犯少数的自由仍不一定导致公共福祉最大化。作为特定立法或决策之基础的偏好有内外和强弱之别。内在偏好(personal preference)是对自己享用物品或机会之方案的偏好外在偏好(external preference)是对向他人分配物品或机会之方案的偏好。它可能体现为歧视性或偏见性政治意识形态、泛道德论或利他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对内外偏好不加区别的简单加总违反平等原则。因为一些人的偏好胜出的机会将不仅取决于他人的内在偏好对稀缺资源的要求还取决于他人对我和我的生活方式的态度。不曾区别内在偏好和外在偏好这使自由主义民主在平等原则上自相矛盾对泛道德论和利他主义的外在偏好的加总更是导致了双重计票。
    偏好还有强弱之别在简单加总和多数决过程中某行为给予多数的幸福感可能比相反行为给予少数的幸福感微弱很多甚至使少数极痛苦。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加总和多数决甚至违背常人决策的基本习惯。这并不是说功效主义道德学不关心偏好强度它是很关心的 但简单加总模式(每个人只能算是一无人可算是多于一)却无从在实践中兑现它对偏好强度的道德关怀从而把公共选择完全奠基于序数效用(rdina lUtility)之上无视基数效用( CardinalUtility)对偏好的决定性作用。这可能导致换票(logrolling)换票可能促进公共福祉更可能减损公共福祉。它是不诚实的权术很可能导致多数联合欺压少数或少数联合欺压多数把政治变成无原则的妥协和交易。以上是从偏好的形式来说的。从内容上说有些偏好是不可普遍化的是特权式的、恶意的或残虐的。政治领导或公共决策不应该迎合和讨好民众的低级趣味。这些偏好不应该成为正当决策的基础。道德和政治应适度分开但自由主义民主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否认对偏好做道德评价的可能性和可取性。
    (四)集体偏好的循环无所不在的操纵
    即使表见偏好和真实偏好一致即使表见偏好无内外、强弱、善恶之别简单加总和多数决仍被技术难题困扰不能达成一致的、符合公共福祉的决策。若只就单维议题来决策若只在两个选项间选择简单加总和多数决固然能达成一致性决策。但若选项是三个以上难题就出现了。上世纪中叶兴起的社会选择论为此提供了经典解释。它核心的命题是阿罗普遍不可能性定理( Arrowsgeneral impossib ility theorem)。该定理是孔多塞难题( Condorcet Paradox)的普遍化推广。孔多塞难题是说 假定三个人在三个方案间决策 结果可能是X> Y> Z 乙 Y > Z> X 丙 Z> X > Y。XYZ分别获两票(多数)的支持。依照多数决 群体的偏好顺序就是X > Y > Z> X。这就是循环多数的怪圈简单加总和捉对多数决(pairwisem ajority voting)不能达成一致的社会偏好顺序(公共决策)。左右着决策内容的很可能是与决策正当性无关的因素如投票的顺序。尽管可以采纳另一种更符合民主直觉(不只表明满意否还表明满意程度之强弱)的博达(Borda rule) 规则上述难题依然无从摆脱。
    民主过程应符合若干自明的正当性前提。阿罗证明在适当多元的自由社会中在社会选择的情境下符合这些前提(正当性)、能达成一致性(即符合逻辑的)社会偏好的简单加总和多数决机制是不存在的。社会选择情境是指选项\3的情境。民主过程的自明的正当性前提分别是其一条件U即完全性(U niversa lDomain)。在三个以上的选项中 逻辑上可能的一切偏好顺序都得被认可选项的设定不得预先剔除某些偏好顺序。其二条件C 即公民自主性( Citizenssovereignty )即社会偏好顺序不得是强加的。其三条件P即帕雷托最优性( Pareto optimality)即个体与社会的偏好顺序的正相关性。其四条件I即相对于无关方案的独立性( 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 tAlternatives)。它旨在强调对于相同的输入(个体就相同选项的相同的既定偏好状态)不同决策规则应提供相同的输出。其五条件N即非独裁性(Non- Dictorship)。上述五个条件是简单加总和多数决机制的正当性条件。阿罗证明社会选择的一致性和正当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化解的。在适当多元的自由社会中任何社会选择都不可能既在方法上是正当的又在结果上是一致的。
    在社会选择情境下社会偏好顺序很可能是循环的确定的选择是不存在的。个体是理智的但集体选择却很可能是反理智的。正当的社会选择也即多数偏好仅应依赖于偏好分布状况而不应依赖加总偏好的权变性的程序操纵。若投票循环出现不同的程序就可能产生不同的胜者事实上确定的选择必定是受操纵的和专断的。个体的偏好表达因此也就可能是策略性的。这时自由主义民主不仅可能导致多数独裁 还很可能导致(精心策划的)少数独裁。也就是说 阿罗定理表明以既定偏好的简单加总和多数决为核心的民主过程永远都不能避免被操纵的命运。
    在自由主义民主的经验中人们并不普遍强烈地感受到阿罗难题 以至于Tullock 说道阿罗提出的问题在统计上并不经常发生。就政治实践来说 不必为此过分烦恼。但这并不能表明 阿罗定理与现实是不一致的。它只能说明人们曾经受惯了赤裸和野蛮的独裁对吸收了民主要素的温柔独裁或对民主政治内部夹杂的独裁要素(或引入不相关议题——议题捆绑违反条件I或限定选项范围——只允许同意或否决某既定选项违反条件U或者是次优的低效选项胜出 违反条件P或者强势或弱势的主体通过繁简不一操纵行为伤害公民自主性实行独裁违反条件C和N )麻木不仁感觉迟钝。投票循环的悖论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操纵在现实中绝非偶然 而是普遍存在。通过对美国民主史的扎实研究Riker证明操纵(即用各种不民主的手段营造出可使自己获胜的环境)一直是有效的政治具。从实践上说 自由主义民主之天并不会因为阿罗难题而塌陷 但从理论来说阿罗定理是灾难性的它在逻辑上把自由主义民主扔进了专断的狗屁世界。一些学者更进一步证明任何投票程序 要么是可操纵的要么是独裁的。
    阿罗定理对传统政治哲学产生了极大冲击。为克服阿罗难题挽救自由主义民主西方学者想了很多办法主要是力求放松阿罗正当性条件。其中最著名者就是布莱克( DBlack)。他建议适当放松条件U假定投票人的偏好序列是单峰的( Single Peaked) 中庸投票者将是孔多塞胜者其偏好将成为社会偏好。所谓单峰偏好序列是指投票人根据其他选项与其最偏好的选项的远近来正比例地给各选项排序。就条件U 来说阿罗难题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因为双峰偏好序列的存在。在实践中双峰偏好序列是很常见的这尤其体现在流行的俗语中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要做就做最好。布莱克的单峰偏好论和中庸投票者定理( themedian voter theorem )对条件U 的放松(若不是通过理智的交往就只能是专断的)是不正当的至少它不曾提出把双峰序列转化成单峰序列的正当途径。事实上在自由主义民主的体系内阿罗定理经受住了一切技术上的批评和修正其基本命题从未受到决定性挑战。
 
五、深层预设之不适当与极权主义
 
    (一)与人权、法治和集体认同的抵牾
    民主、人权和法治相依相成是现代政治的三大支柱任何一方的缺席都可能使政治沦为恶政。负责任的政治哲学应尽力谋求三者的统一。结果主义倾向表明自由主义民主论很难为民主提供牢固的证成(尽管民主不是单纯的游戏结果也是极重要的。但是把民主的正当性完全奠基于结果的好无疑将导致民主基础的脆弱性。牢固的民主论应努力谋求结果好和本身好之间的平衡)
    前两节的分析表明自由主义民主很难充分落实/利益同一化指令原则很难兑现公共福祉最大化的承诺(它不能规范大量政府行为不能正当地达成一致性的集体选择) 很难保障基本人权(既定偏好的简单加总和多数决会踢开任何障碍)。洛克把基本人权(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奠基于抽象的理智或自然法的努力也同等地脆弱。一方面如阿伦特(Arendt)所说对无国者和被殖民者它根本不能提供丝毫保障另一方面它在原则上(也一定程度地在实践中)把人民主权(及民主)和人权置于互争高低的永恒冲突之中。把政治抉择置于不是民主压倒人权就是人权压倒民主的二难困境之中。为缓解这种冲突不少学者主张宪法司法化。但宪法司法化其实是很偶然、很特殊的制度它之所以在美国逐步被牢固地确立成为不会带来毁灭性灾难、时而还做点好事的制度这更多是基于美国司法传统的特殊性。作为普遍性的政法原则从来都不曾有人提出坚强的理论根据和有说服力的论证。它不仅不能正当地保障人权还激化了与民主的矛盾。
    自由主义民主也很难坚定地捍卫法治。在功效主义的理念下关于民主和法治的关系唯独接受规则或制度功效主义 法治似乎才是可能的。但法治从来都植根于特定的地方传统由过往的习俗、惯例和制定法等规则构成。这些规则可能不是符合功效主义的最佳规则是应予改革和抛弃的法治于是就被削弱和破坏。边沁成为对普通法的激进的民主化革命者该事实充分说明了自由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张力。与上述缺陷紧密相关以简单多数决定胜负也降低了立法和决策的可认同性服从义务若只是简单地以人头为基础[多者(在阿罗难题中甚至是精心策划的少数)为王少者为寇少数必定口服而心不服社会和族群的对抗和分裂便由此而生南斯拉夫、伊拉克、拉美、台湾的民主困境就是明证。当今中国反民主论调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民主化会导致国族分裂。其实这并不能构成反对民主的理由最多只是反对/以既定偏好的简单加总和多数决为基础0的自由主义民主的理由。自由主义民主的一系列困境实际上植根于它的人性观、社会观和政治观的深层预设。它的自然衍生形态即精英- 多元- 均衡的民主模式最极端地把这些预设凸现了出来。
    (二) 不正当的战略退却(精英-多元-均衡模式)
    1退至精英-多元-均衡模式
    面对上述质疑一些学者承认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但却认为公共福祉最大化和平等自由公民的联合自治是不可能实现的承诺阿罗定理彻底抽掉了共同意志的根基。于是这些学者便实行战略退缩只把民主视为消极的政治模式把它视为随机地剔除受人憎恶的统治者防范严酷独裁的途径:它未必是多数的统治未必能促进公共福祉的最大化未必是平等自由公民的联合自治未必是/共同意志的统治但它能去除受人憎恶的统治者即便统治者只受少数人憎恶(少数人可以操控决策机制以获胜)。
    精英- 多元- 均衡模式便是战略退缩的产物。这些学者认为第一民主是让特定人通过定期地竞争人民选票而获得决策权的制度安排。第二公共福祉和共同意志都是骗人的鬼话。第三允许选民主动、直接地决定立法和政策是不可取的选民的政治冷漠可以促进政治稳定 是必然且应然的现象。第四派阀是不可避免的源于人的自私心和联合行动的高效率它不能也不应被压制诸多派阀的自由行动能中和( neutralize)其中的邪恶力量达成政治的均衡防止任何一方攫取过分的权力。作为描述性的理论该模式有它的合理性但它却有更多的不合理性尤其是作为规范性理论之时。
    2竞争性选罢与民主
    该模式彻底放弃了民主的原初承诺即平等自由公民的联合自治。它把民主削减为防范专制的选罢决策者机制。这就导致卢梭谴责的状况公民唯独在选举时才是自由的其他的时间便都是奴隶 而且 在既定偏好简单加总和多数决模式下投票结果很可能是专断的是由少数决定的。以此为基础的对专制的防范又如何能正当化呢? 它本身岂不正是独裁的一种?
    该模式把民主简单等同于竞争性选举。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国学界也把自由主义民主称作选举式民主。竞争性选举无疑是民主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制度之一。但若把民主简单等同于竞争性选举未免太狭隘了甚至会走向反面。且不说围绕选举展开的、以金钱和媒体为基础的政治营销与民主无实质关联甚至腐化了民主(在民主刚起步的国度这可能导致比专制国更大的腐败)且不说选举有真有假假定选举是纯洁的且莫忘了选举只是选人但选人和选法律、选政策并无必然关联。由选举而生的国会和政府本身也是拥有自己独立生命和追求的官僚系统尤其是因为自由主义民主通常秉持伯克(Burke)的T rustee式代表观国会和政府就更可能遗民而独立。老布什请读我唇不加税(Read my lipsNo new taxes)的典故即是生动的明证。代表和总统虽由选举而生但也常不遵循其在选举过程中的承诺政治和行政的残酷现实又轻易给了他为此开脱的借口。选战之胜压倒一切对政治竞争、公共压力和民主责任的吁求它可以否定任何为使政府更高效、更负责所必要的对其权威的挑战。边沁当初设想掌权者由人民定期选罢就可保证掌权者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同一这未免太简单了。鉴于此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卢梭说代表的理念是现代的它起源于封建政体起源于让人类受辱、让人的名称丧失尊严的、既不公又荒谬的政体竞争性选举和政治代表性间的联系一旦瓦解自由主义民主就不过是职业政客对人民的统治的形式只不过统治者可以被定期改换(与统治者只能被暴力改换的体制相比这种选举式独裁当然是很大的进步)而且这改换也未必是真正民主的。
    3共同意志该模式不能发现还是根本不存在?
    该模式认为公共福祉和共同意志不存在但它并不曾为此论断提供任何证明。前两节的分析只是表明在应依据公共性理念来解决的普遍性问题上自由主义民主尤其是(它的自然衍生形态)英- 多元- 均衡模式不能发现或达成公共福祉和共同意志因为新行政和官僚系统的遗民独立因为秘密投票制(它把公民在决定性时刻相互孤立起来使选举或表决成为个别偏好的表达使公民变为单纯的私人使投票变成私人意见的表达以此为基础的多数决充其量只能形成加总意志) 因为既定偏好加总逻辑的病理[它甚至使加总意志(更别说共同意志了)都难以形成。但不能因为自由主义民主不能发现或形成公共福祉和共同意志就否认它存在。现实的权力运作不应因为理念的完美性、纯粹性及实现的难度而否认理念本身相反应为了不断接近理念而反思和修正自己。
    4 冷漠与狂热的循环不平等不稳定的派阀均衡与政治的阶级化
    (1)群氓心理现象正当的冷漠?
    非程序化的政治狂热固然应受节制否则会导致群氓心理在非程序化的群集状态下个人的自觉人格会被淹没。道德与文明的约束骤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和暴力欲骤然爆发。责任心削弱、智识低下理智思考彻底缺席。但这只是通过理智的程序设计来节制群集狂热推动决策的反思性的由它决不能表明政治冷漠就是应该的。证诸历史选民的冷漠和低能绝非民主的常态而是不完善的自由主义民主的病症。它主要是由既定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社会、经济和政治等纬度)造成的缘于选民在既定的不正义派阀政治中的无力感(见下文)。
    (2) 派阀均衡与政治的阶级化(人权和法治)
    精英- 多元- 均衡模式意识到派阀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务实的品格固然可贵。但派阀是由(可能伤害其他公民的法权或公共福祉的)局部性利益或情绪联合与促动的人群。它并不代表全民它强占的权力远超出应然比例如真正参与政党的甚至低于全人口的5%。派阀及政党的代表性是极脆弱的 因为派阀的主导公民的要求不能表达自由主义民主也不能主动识别和理解之。这使公民蜕变为派意志的被动消费者(类似强买强卖)实际上构成了法国人权宣言力求禁止的特定人群对主权的擅自行使。大共和国与派阀力量的中和之间并无明确的因果关联派阀竞争内含大量不稳定因素这很可能导致政治卡特尔。派阀(首先体现为竞争性政党)与其背后的强势力量对政治和宪法的俘获、控制和垄断(自由主义民主对此无能为力尤其是在社会结构和行政范式发生革命性变迁的时代它之所以认可派阀政治多半是源于它面对派阀的无力感)严重违反平等和同意原则(如哈贝马斯所说在精英论中民主同政治平等已无任何联系民主不再是经由公民参与意志形成过程使统治合理化的制度相反它要在统治精英间达成妥协古典民主论的精髓最终被抛弃了)。它常以权贵资本家和官僚的福祉取代公共福祉使寡头政体神圣化派阀藉此篡夺了更大的政策支配权政府对选民的责任亦遭斧削。正是基于此小密尔( JSM ill)说道自由主义民主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阶级立法。
    该模式关于人权的观念也很微弱似乎只能证成表达自由。对更丰满的人权的诉求无疑会限制精英和派阀对大众的权力。该模式还可能摧毁法治因为在这里政权以派阀的争斗为转移直接回应此争斗所达成的均衡法治只该也只能反映此均衡。多元论的极端就是阶级斗争论其对法治的威胁似乎无须饶舌。
    ( 3) 政治信任危机冷漠与狂热的循环
    基于上节的论述可知该模式的均衡是不平等的均衡也是不稳定的均衡。不平等导致选民的无力、无能和冷漠。这种冷漠实际上表明在自由主义民主下统治阶层和民众间的不信任日益增长但它本身却不能重建这种信任。对自由主义民主来说这种不信任是颠覆性的因为自1789年以来信任就是它的基础性观念。如西耶斯(Sieyˆs)所说通过代表制 公民把信任交付给那些能认识共同福祉的、更能干的人。但今天公民却要收回这种信任既然民选公职人员不值得信任那就只能信任自己。由此可见不平等的均衡导致不稳定。在短期内公民政治冷漠可能有助于稳定但冷漠的大多数一旦爆发精英或派阀间的均衡就不堪一击。历史实践一再证明政治冷漠和政治狂热、金权政治和贫(暴)民政治其间只有一线之隔。今天在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下投票率的下降(不仅包括冷漠性弃权 还包括抗议性弃权)和社会抗议运动的风涌也是明证。以上对自由主义民主及其自然延伸模式的质疑表明了它在理论上是不牢靠的在实践上是有缺陷的。它能防范专制也能导致寡头政治而且它对专制的防范本身也很可能是专断的。它导致对多数公民的不正当支配。它虽是抗拒专制的前哨也是吓阻平等自由和共同体认同的大军。
    (三)关于人和社会的假定与极权主义的起源
    诚如德尼( Bruno Den is)所说 /如果人民还追求民主共和国的理念 这些变化可被看成是危机的信号 但也可看成公民发自内心的要求变革的呼吁。也许今天的公民要求重构更合理的民主新模式 在参加选举外 还希望以更开放的理念参与政治。01702民主价值在全球范围内日益风行前进 对自由主义民主的信任却日趋衰微。重构更合理的民主新模式 便是自然的选择。但要重构更合理的民主新模式 就有必要检讨自由主义民主的深层基础。前文所揭示的理论和实践的难题背后 是一套(经济化的)不正当的人性观和政治观 更可惊惧的是 其中还潜伏着极权政治的暗流。
    1 资本主义人性观和政治的经济化
    如阿伦特和麦克弗森(Macpherson)所说自由主义民主把资本主义社会内的人性作为民主理论建构的出发点。把劳动者、占取者0和/消费者作为人的本质但这并不是人的真正本质 它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内的人性 是被资本异化了的人性。人的本质至少应使人区别于动物。但劳动、占取和消费则是连动物都有的本能它只是人的动物性面向。如A risto-tle所说人本质上是政治的动物人有动物性的一面政治建构应防备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此动物性但人本质上是政治的动物是自由的、充满差异的理智行动者是自身资能的发展者。(详见下篇)
    在资本主义的狂飙之下资本以其自身内在的扩张性 摧毁一切吞噬一切包括传统的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人先前栖居的意义世界(可联结公民、又能保存其自由和独特性的公共领域)被扫荡。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都被破坏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都被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只剩下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和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人被彻底个体化倏忽间人已转向开裂、放纵的个人主义。资本吞噬了人吞噬了政治。消费和计算这些资本主义意识成了现代社会的共同意识。人不可救药地成了劳动- 占取- 消费者(这就否定了人的可完善性否定了偏好转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于是既定偏好原封不动地成了加总的对象 因为人是自利而非合作交往的行动者于是阿罗悖论便自然出现了)。社会成了劳动- 占取- 消费者交换的市场网络。政治也丧失了其规范核心(即自由理智的公共使用)也被彻底经济化了成了功效最大化的计算行为并被经济力量俘获从而也就自然地依照市场逻辑被构造。对权力的竞争开始依照市场竞争的自由模式 由对最佳策略的工具性选择来决定由对选票的竞争来决定。
    且不说这种政治观是否适当单从表层来说这种把政治经济化、混淆市场行为与政治行为的做法也是很不适当的。市场行为和政治行为至少有下述差别其一消费者的偏好无须区别内外因为他的选择通常只影响其本人主要是内在偏好但在政治中投票者的不少选择则会影响其他人。政治哲学若还要坚持平等自由原则就必须区别公民投票者的内外偏好。其二政治决策的正负效果通常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决策效果是广布且分散的(普遍的涉他性)行动本身与其风险责任很难逐一对应消费者选择的效果则是即刻而直接的通常是谁选择谁负责其责任是自我承担的其三选举是零全游戏而市场供求关系通常则不是如此。这些具体的技术性差别决定了不能以市场逻辑来理解和设计政治。
    一方面在生产和消费的无休止循环中公民丧失了对更高贵目标的追求古典时代的公民责任与义务在今天看来只是浪费自己稀缺的时间与精力另一方面对经济事务和计算思维的长期溺由市场竞争而导致的资源占取的不平等(多数人缺乏为独立有效参与政治和发展自我所必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联合导致了公民政治能力和政治购买力的衰弱。公民政治低能和冷漠之类的论调于是就形成并流传开来。
    2 资本及消费社会内的意义丧失和自由主义民主内的极权暗流
    进一步来说正如阿伦特对极权政治的分析所表明的因为资本(还包括与之相伴的理智过动主义与革命意识)摧毁了人先前的意义世界(如宗教当然也包括儒教)把人转化成生产和消费链条上的被动的存在人总体上也就成了孤寂而疏离的存在成了无根无家的群氓而人本质上又是不断追求意义的存在由资本的肆虐而导致的意义空间的失落就急切地渴望填补。又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一般公民甚至是资产阶级)大都把心思集中于资本而不关心政治这种态度极利于政治强人出现 独裁式地承担政治责任与义务。一旦这些政治强人又虚构了一套声称发现历史规律 能带人进入终极自由世界的意识形态无根无家的(缺乏相互交往而激发的反思不分享共同的感受 不能运用彼此的经验来核实和确证自己的认识单向度地盲信盲从)群氓就很难抗拒迷人的歌声就会迅速、自愿而狂热地被这套意识形态俘虏。政府机器也就可名正言顺地以民主的(甚至是历史的)名义来行使暴力铺设恐怖之网。历史上的极权政治就是这样产生的。
    由此自由主义民主就造成并加深了阶级压迫和存在的空虚及苦难但却无力解决此难题。它的危机、它面对危机的无奈(不能解决社会问题 不能成功解决行政和公共治理的正当性)。公共权力的阶级化 资本和消费对意义世界的吞噬)以及它被极权制取代构成了二十世纪历史的主要风景之一。戴高乐在贝叶演讲中曾提醒想一想第一、第二和第三共和国是如何垮台的? 意大利民主、德国魏玛共和国及西班牙共和国是如何让位于法西斯的? 其实极权政治埋葬自由主义民主的例证或曾出现的兆远不止此如雅戈宾恐怖和巴黎公社、20世纪初的俄罗斯、灰暗年代的意大利、德国和法国中国的民主变迁史也可算是注脚。另外还有很多确立自由主义民主虽不曾堕入极权但却导致民众对抗甚至国族分裂的例证这给了很多人反对民主的口实。极权主义或国族分裂就像影子一般的梦魇总是潜在地威胁着自由主义民主。近二百年来人类始终不曾走出该困境。
    今天当自由主义民主在全球范围内反极权主义背景下获胜后个体的精神虚无和意义失落重现。极权主义的失败意味着民主的强大但在过去几十年内关于民主正当性的否定性和外在化路不曾认真对自由主义民主作内在的反思和校正因此几十年之后自由主义民主又回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关节点上而且因为消费社会和资本全球化在近几十年内的扩展今天的形势实际上比百年前更加危险世界范围内民主体制下的抗议运动正可表明这一点。
    民主要能长久且牢固地存在要避免极权历史的循环就必须谋求新的正当性基础。正是感慨于此塞力克( ellick)才急切而痛心地呼吁是该清醒和觉悟的时候了。整日在我们耳边聒噪的只是谎言。我们试图作为唯一政体出口给全世界的自由主义民主表达了错误的人性观。虽然我们享用它的果实和自由但它却把我们带入意义的荒原。
    3深层预设的不正当和政治的异化
    因为上述深层预设的不正当结果就如麦克弗森所说自由主义民主并无营求民主的热情也不认为民主可成为道德转化的力量它只是治理自私且冲突的个人)。被假定是私己利益的无厌的欲求者)。的逻辑上的必然要求。奠基于每个人的私利算计之上的社会只会进一步助长这种算计的情绪因为他的利益已被他的这种情绪决定了 这必将导致专制或无政府状态。以资本主义人性为出发点自由主义民主对人作了最坏的假设。这种对人性的假设虽然表明了有限政府的必要性但却抽去了民主的根基。在政治中这种假设是极其必要的和切实的尤其是当把它适用于掌权者时。以此假设为基础的政治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专制的可能性。但这种假设又是片面的它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能发展出更加尊重人的政治因为既然认定人本质上是坏的就必须随时提防人的劣根性可能导致的危险后果必须高度警惕任何信任人的政治尝试。这种人性假设只能使人成为被异己的权力关系控制的存在者而尊重人的假设则会通向自治的互尊互信的共同体。正当的选择应在人的劣根性和完善可能性间谋求平衡。以前述假定为基础的民主颠倒了主客关系导致了公民资格的贫弱它以傲慢的哲学和科学掳掠了政治导致了政治的异化(去政治化)。
 
六、结束语民主模式重建的必要性
    民主的正当性首先在于防范专制。对不民主的国家来说培育和发展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制度依然是极其急迫和可贵的)。尤其是在腐败和邪恶私益横行肆虐的国度自由主义民主不许任何政治集团变成永久性的皇帝及宫廷。与专制相比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掌权者与人民利益的同一化。它的大多基本制度和价值都是弥足珍贵的如竞争性选举、言论、结社、出版和免受恣意逮捕和监禁的自由等。但本文的社会性、逻辑性和规范性质疑表明对人性来说它们是不够的自由主义民主为这些制度和价值提供的保障也是不牢固的。它所假定的人性其实只是人的动物性这导致它所主张的民主只能是瘦弱的、半吊子的、内含自杀的逻辑可能性的民主。它不能充分地实现利益同一化指令原则。就中国的一体三位的民主新纲要来说利益同一化指令原则无疑要求通过代表制来连接执政党与人民但仅此是不够的还不能充分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当然它也不能与人权和法治有机统一起来(前文已经说明)。
    中国虽不曾成功确立自由主义民主但当下的中国却是全面的功效化和经济化的国度。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必须服务经济基础)。在这种意识风暴的席卷下中国告别了病态狂热的时代但却从一极端蹦到了另一极端。一方面强劲的、连续性的革命意识和行动彻底摧毁了中国人原本的意义世界另一方面生产和消费成了中国人的意义和中国政治的意义的根本。这种背景文化甚至也给原本与功效主义无关的人民当家作主原则染上浓厚的功效主义色彩。人乃至一切存在的价值似乎全都取决于可以货币来衡量的经济价值。人的尊严和忠诚、高贵的心灵和伟大的责任感经常被主流意识看成是荒诞可笑的疯傻举动和精神变态。十七大报告强调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大概正是感慨于此。这些转变原因复杂 但从意识层面来说在野的功效主义或自由主义民主的意识形态显然难辞其咎。目前须要扭转这种政治经济化的趋势而单纯的自由主义民主注定只能强化该趋势它不应成为当代我国民主化的规范模式。否则列宁所谓的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的-民主就很可能重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根据前面的分析这种民主登场之机可能正是它被推翻之机可能正是极权政治复辟之机。
    上述对自由主义民主的质疑不是对民主理想本身的否定更不应该成为以多数穷人独裁取代少数富人民主( 事实上的富人独裁)的理由(历史证明穷人对富人的独裁必定会演化成对一切人的独裁 一旦承认独裁的正当性 就很难在实践中恪守独裁的边界)而是对改革和完善传统民主模式的呼吁。这些质疑并不表明公共福祉和共同意志是不存在的是应予放弃的。认为这些质疑否定了以共同意志为基础的民主模式的人(无论是主张以派阀意志为基础 还是主张以阶级意志为基础)错把共同意志当成了以既定偏好为基础的加总意志共同意志也承认多数决但却从不认为多数决应以简单加总既定偏好为基础。这些质疑只不过表明以既定偏好的简单加总和多数决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民主不能实现民主的原始承诺(平等自由公民的联合自治)不能达成共同意志甚至不能实现自由主义民主自身的承诺(公共福祉的最大化)达成加总意志。但这并不意味着实现这些承诺和共同意志的模式根本不在不意味着应放弃这些承诺。民主的追求者应在继承自由主义民主的合理要素(这些要素因为把自由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关系而被玷污)的基础上结合今日民主制下风涌的社会抗议运动)。民众要求深化民主的愿望和实践检讨关于人和社会的看法拓展自己的民主想象努力探求更正当的民主模式民主理论应从经验主义的泥沼中奋起应在吸收经验主义关于人和政治的现实可能性的洞识的基础上回归规范主义重新担当起传统的使命即对既存政体提出批判和激进的评价。政治也应该从动物性复归人性从单纯防恶走向防恶与发展(扬善)并重从经济人的市场均衡走向参与人的理智论坛从支配性关系走向自治性关系从巩固现状走向改革现状。
    自由主义民主论者可能会反驳说是的既定偏好的简单加总和多数决是被诸多难题困扰但任何替代性的、希望转化人的偏好的方案都只能是专制政治要比自由主义民主更糟糕后者至少是最不坏的选择。这种说法有其经验上的合理性但是并不能因为经验上曾经部分地如此就认定除了自由主义民主之外的其他任何民主模式都只能是专制政治。这种态度只不过表明反驳者民主想象力的贫乏表明反驳者被先入之见)。特定的关于人和社会的假定)。禁锢了头脑。下篇所构建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公议模式就是坚持、拓展和改善自由主义民主、以对既定偏好的自由且正当的转化过程为基础但同时又不会导向专制的民主模式。下篇将证明上述对自由主义民主的质疑以及开篇提出的一体三位的课题实质上要求从自由主义民主走向公议民主。

注释:

1、Montesqu ieu, DeL'Esprit desLois,Pr†face.

2、李锐:《厚土—— 生命的报偿(代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页217。

3、参见胡锦涛: 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另外, 中共二大宣言把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0作为最低纲领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我国, 人民当家作主0的说法,只是在78年之后才较常见,此前主要用人民民主,其内涵和人民当家作主基本相同。

4、对更真实、更广泛的民主的追求及其阶级化解读的具体内含,参见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另参见梁柱(主编): 毛泽东民主政治建设思想探析,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人民当家作主转化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过程及内涵, 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页366-372。

6、重建后的人民当家作主理念的内涵, 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 30 )》二和(35)五。

7、类似观点, 参见陈端洪: 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和高级法,《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

8、新纲要的详细内容, 参见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第六部分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2007年10月15日);《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 十三,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9、分别以康晓光和潘维为代表。

10、关于康晓光, 若阅读清末民初思想家(如严复、梁启超和刘桢麟等)的论述, 即可知其谬误。关于潘维的谬误, 参见Rousseau, Lettre „M. LeM arqu is deM irabeau, in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Jean JacquesR ousseau(C.E.VAUGHAN ed.), Vo.l II, pp.

 159- 62, Ox ford,1962. 其中, Rousseau对法治独裁(despotism elegal)作了尖锐批评, 认为它还不如恣意独裁(despotism earbitraire); 另见翟小波: 关于中国法治的两个问题,《太平洋学报》,2007年第12期。

11、参见《顾准文稿》,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页385、386、389、390、392-93。

12、SamuelMoyn, An titotalitarianism and A fter0, in PierreRosanvallon, 

Democracy: Pastand Future,C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3.

13、这是陈端洪先生对我的批评(郑州大学法学院青年学者论坛, 2008年4月);在数次演讲中,评议人和听众屡次提出类似问题。

14、关于此, 笔者将另撰专文, 这里不予详说, 只是指出: 除深厚的民本思想巨流外, 模糊的公议(清议- 区别于清谈)民主观念也深植于中华先民的政治追求之内。

15、不论是批评Bentham 和JamesMill的C. B. M 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 iberal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Chap2,4), 还是专门研究Bentham的Freder ick Rosen( Jeremy Bentham and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都持此观点; 但这里反思的自由主义民主, 只是经典学理版的狭隘的实践版。近三十年来, 按照剑桥学派的历史主义进路, 一些学者发现, Locke和Bentham的民主思想, 要比流俗的解释更丰富、更宽广。关Locke, 参见John Dun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Locke, Cambridg eUniversity Press,

 1969. John Yolton(ed.), John Lo>16、参见J™rgen Haberm as, TheThree Normative Models of Democracy, 

Constallations1,1994, pp.1-10.

17、参见C.B.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18、参见Jon Elster, The Market and the Forum, in James Bohm an and

 William Rehge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M IT Press, 1997

19、归纳的根据, 主要是前引Haberm as, Macpherson, Elster之文, 及John Dinwiddy, Bentham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 79- 89。

20、Jeremy Bentham, On Utilitarianism and Governm ent, Wordsw or 

thEditions Limited, 2000, p. 463. 另: 传统的加总式民主和人民当家作主, 都强调公共福祉, 但二者的理解是不同的。前者表现为个体既定偏好之加总而构成的加总意志( Volont†detous), 后者表现为以个体间共同性为基础的共同( Volont†G†n†ral), 后文对此会详释。

21、Jeremy Bentham, First Princip lesPreparatory to Constitutional Code,

 ed. Philip Schofield, Oxford, 1989, p. 3.

22、参见Harold A. Larrabee(ed.), Bentham 'sH andbook of Political Fallacies, 

The Johns Hopk ins Press,1977, p. xx.

23、这不是说它明确禁绝公议交往——此乃Rousseau的说法, 而是说它不曾积极自觉地把公议交往视为民主的必要过程, 不曾在规范层面重视和推动公议交往; 在现实层面, 自由主义民主下的公民主要是各投各的票, 很少就政治行动开展公议交往; 即使交往, 这交往也很少是公开、平等和自由的。

24、这最后一点, 完全不是Locke和Bentham 当初的观点, 而是自由主义民主在二十世纪尤其是二战后的新发展。

25、MauriceH auriou, Pr†c is deDro it Administratif et deDro it Public,

 p.3, Septiˆme†d ition, Recueil Sirey, 1911.

26、参见王锡锌: 《公共参与和行政过程》, 第一章,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王先生近些年关注并思考当代行政的正当性, 一以贯之。他从自由裁量权的普遍性和行政的政治化的角度, 诊断当代行政的正当性, 提出要从形式法治正当化模式0走向多元主义正当化模式, 从行政过程的公共参与入手, 推动行政的自我正当化。本小节的阐述, 曾从其著作和言谈中获益。

27、同上注。

28、参见DieterGrimm, -Ursprungund Wande l derVerfassung. ( 宪法的起源与变迁), in Isensee &

K irchho.f(eds.), Handbuch des S taatsrechts(3.rd.edn.,

 Vol1, C.F.M™ller, 2003); Entstehungsund Wirkung sbedingungen 

desmodernen Konstitutionalism us(现代宪政的兴起与作用条件), in:Die Zukunft der Verfassung,Frank furtM a in, 1991.

 感谢钟瑞华和刘刚提供译文。

29、参见上引D iete rGrimm 文。

30、参见A lan Roxburgh,/A Summ ary o fU lrich Beck - Risk Soc ie ty: Towards 

aNewM odern ity, http: //www. nex treform ation. com/wp-admin/resources/risk- society. pd,f 2008年6月访问。

31、关于中国风险社会的初步分析, 参见熊光清: / 当前中国社会风险形成的原因及其基本对策,《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7期。

32、参见翟小波: 软法及其概念之证成——以公共治理为背景, 《法律科学》,2007年第2期。

33、同上注。

34、Rousseau, Du Contrat Social, 3 /20.

35、详见翟小波: 软法概念与公共治理, 载罗豪才等著: 《软法与公共治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页135。

36、Rousseau, Du Constrat Social, 3 /1 /19.

37、参见N icholasH enry,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Affairs ( 8th Ed ition) 

, PrenticeH a l,l 2000, pp.

38、参见M uriceH aur iou, Pr†cisde D roit Adm inistratifet deDroit Public,pp. 19- 20.

39、Carl Schmitt, The Crisis of Parliam entary Democracy, Chapter 2, 

The MIT Press, 1988.

40、Dworkin, Taking R ights Seriously, London: Duckw orth, 1977, p. 235.

41、Ibid., pp. 234-36.

42Jeremy Bentham, Rationale of Judicial Evidence, specially 

app lied to English practice,

Ed.J.S.Mil,lV.iv.London,1827,p.475,reprinted in JohnBow ring,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V6,New York,1962, p.334.

43、关于基数效用之于公共选择的重要性, 参见黄有光:《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第二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44、在此, 笔者不考虑相对多数决, 尽管该规则能达成一致的公共决策, 但该规则所导致的, 常不是多数决, 而是少数决。

45、参见M. Dummett, Vo ting Procedures, Ox 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42.

46、RossHarrison, Dem ocrac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205.

47Kenneth Arrow,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ew Haven: Ya 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Julian H.Blau, 

The Ex istence o f soc ial we lfare functions0, Econometrica, 

25, pp. 302- 13. 关于阿罗不可能定理的简明易懂的解释, 参见H arrison, Democracy, pp.206 - 216.本文的归纳主要参照W illiam H.R iker, L iberalism againstPop ulism, San Francisco:

W.H. Freem an, 1982, pp. 115- 119.

48、关于此定理的经验证明, 参见Riker, L iberalism againstP opu lism: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Choice, Waveland Press,

 1982. R icker, The Ar t of Political Manipula tion, Ya 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49、Tullock, 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 Monopolies and The ft0, 

West Econom ic Journal, 5, 1967.

50、参见John SDryzek and Christian List, Social Choice Theory and

 De liberative Democracy, p.4, http: //persona.l lse.ac.uk 

/LIST /PDF- files /SCTBJPS. pd,f 2007年5月9日访问。

51、关于投票悖论概率的测算, 参见Colin D.C ampbell and Tullock, A Measure of the Importance of Cy l-ica lM a jor ities0, Econom ic Journal, 75, 1965; R ichard G.

 N iem i andH e rbert F. W eisberg, /AMathematica l Solution

 forthe Probab ility o f the Paradox of Voting, 0 B ehavioral 

Science, 13, 1968。

52、参见RossH arrisson, Democracy, pp. 200- 204.

53、参见W illiam H. Riker , The Art of Politica lManipulation. 另见W illiam H.Riker, L iberalism AgainstPop ulism.

54、William H.Riker, 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 , p. 119.

55、参见Allan Gibbard, /Manipulation of voting schemes: a generalresu 

lt, Econom etrica, Vo.l41,No.4,1973, pp.587-601.Mark A.Satterthw a ite,Strategy-proofness and Arrows' Cond itions: Existence and CorrespondenceTheorems

 for Voting Procedures and Socia lW e lfare Functions0,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0, April1975, 187- 217. AlanD. Taylor,Them an 

ipulability o f voting system s, TheAm ericanM athematicalM onthly,

 April 2002.

56、D.Black, The Theory of Committees and Elec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57、参见翟小波: 代议机关至上, 还是司法化, 《中外法学》,2006年第4期。

58、以Joseph Schumpeter, Anthony Dow ns和Robert Dah l为代表。

59、翟小波、刘刚: 什么是代表制 http: //www. gongfa. com / zhaixbdaibiao. htm, 2008年6月访问。

60、Rousseau, DuContrat Social, 3 /15 /6.

61、参见Gustave LeBon, La psycholog iedes foules, PUF, 1963

62、关于这一点, 可参见列宁的相关论述,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列宁选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 页616- 714。

63、Federalist, No.10.

64、European Social Survey, 2003

65、(德)哈贝马斯: 《合法化危机》, 刘北成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页162。

66、(英) 密尔: 《代议制政府》,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页98。

67、普遍说来, 在欧洲各民主国, 人民的多数对政治阶层只有很微弱的信任。

Pascal Perrineau,La

Crise dela Repr†sentation Politique, dans Lapolitique 

enFrance eten Europe

( Sousla irection de Pasca lPerrineauet Luc Rouban), 

Par is: Presses de Sc iences Po, 2007.

 这里只举一例: 2005年, 两院联席会议(联合议会两院: 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以92%选票通过的欧盟宪法条约, 

却被随后的全民公决否决。

68、Discours duseptembre 1789 surleve to royal

69、Pascal Perrineau, La Crisedela Repr†sentation Politique, p. 15.

70、Bruno Denis, La particip ation politique. Criseou mutation? 

LaDocum entation fran? a ise, 2006.

71、这也正是马克思对Bentham 的批评, 参见W illian Tw ining ed. , 

B entham : SelectedW ritings of John Dinwiddy, 

Stanford Un iversity Press, 2004, p. 99.

72、此乃Arendt和M acpherson一系列著作内的重要主题, 故不再注明具体出处。

73、《共产党宣言》, 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页253。

74、参见M rce Gauchet, Le d†senchantem ent dumonde, Gallimard, 1985.

75、Peter Sellick,The problem with liberal democracy, http: //www. onlineop 

in ion. com. au view. asp? article= 4030,2006年2月访问

76、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 es of Liberal Democracy, p.43.

77、Alan Bloom, Jean- Jacques Rousseau0,in Strauss and Cropsey 

ed.Historyof Political Philosophy,Third Edi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567.

78、这是Barber的说法, 参见郭秋永:《当代三大民主理论》的第三章, 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79、最主要的代表就是Riker, 代表作是Riker, 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


 

 

转载于《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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