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南:泰国的民主化——从抗议示威到新宪法

作者 :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访问次数:次   发布时间:2014-06-06

 

    在过去二十年间,泰国经历了风云多变的政治斗争,在不断的抗议、选举和军事政变的交替反覆中,艰难地向民主化的方向迈进。伴随着重要的社会结构演变,各种新的利益集团相继诞生并逐步成长,改变了以往官僚和军事精英一统天下的权力格局。这个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70年代,学生运动为开启政治自由化的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了80年代,在经济发展中脱颖而出的商业精英进入了全国和省一级的决策阶层。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激化了资源和财富分配的冲突,各种社会团体应运而生,在环境保护、争取农民利益和保障社区权利等领域中崭露头角。虽然社会团体的发展仍嫌缓慢,但它们促进了市民社会的生长,分化了商业利益的指向,其影响力在90年代日趋重要,推动了1997年新宪法的诞生。所有这些变化都使社会朝着自由化和多元主义的方向逐步转型,为泰国的民主化进程创造了条件。当然,在新宪法生效后,如何为社会提供一个中立的国家机制、如何形成一种能够确认个人和团体权益的政治文化,这是泰国民主化必须面对的挑战。
 
一、军事独裁下的学生运动
 
1973年10月青年学生的抗议活动是泰国政治自由化与民主化的开端,它反映了学生与民众对军事独裁统治已经忍无可忍。但这个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它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从60年代初开始,泰国已经持续了十多年的军事独裁统治,社会生活中积聚的不满情绪日益严重。在经济领域中,政府的发展策略是以牺牲农产品的利润来推进工业化,却没有任何照顾农民利益的再分配措施。这导致了城市与乡村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的严重发展失衡,对于农业人口高达人口总数80%的泰国,这种失衡的经济政策具有致命的政治隐患。在商业活动方面,少数人团体的垄断非常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中产阶级也很难有机会改善自己的境况。而在政治领域中,军事统治导致了政客与民政官员的全面腐败,文牍主义的官僚作风比比皆是,使商人以及广大民众深为痛恨。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危及着政府的合法性,构成了学生抗议运动的社会根源。
虽然军事统治者一直试图监控大学教育,但学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言论自由。整个70年代的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大经验表明,当局越是想控制大学、越是要限制教育自由,就越是会刺激学生对国家权力的反抗情绪。而驱动这种反抗的深层理念是民族主义和自由民主思想。
不满泰国当局纵容“帝国主义”的霸权扩张是学生反抗的一个重要因素。军政权为阻止印度支那共产党人的暴动,允许美国在泰国建立军事基地,并签署若干协议予以美国人许多(包括商业方面的)特权。在法政大学(ThammasatUniversity)举办的“印度支那战争展览”正表达了学生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抗议。此外,反对日本“经济帝国主义”也是学生抗议运动的一个方面。他们揭露日本商人如何在贸易活动中损害泰国的利益,号召市民“扶助国货,抵制日货”,在1972年11月特别为此开展了一次“抵制日货活动周”。推动学生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自由民主的追求。泰国的政权交替常常以政变的方式进行,1932年以来就发生过九次成功的政变。而军政府从来不曾考虑民众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必要性,这使那些具有自由民主倾向的青年学生尤为不满。整个70年代,学生运动的核心目标就是反抗独裁统治。
学生第一次走上街头是为了反对军事当局的“政变公告第299号”,这条公告露骨地显示了军事当局决意干涉司法的企图。这次由法政大学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最终迫使政府废除了这条公告。青年学生从现实的政治斗争中获得了组织经验,也开始懂得:军政府永远不会自愿地放弃独裁统治,必须通过斗争来争取政治自由。这次示威活动是学生运动的先声,为日后声势更为浩大的抗议运动埋下了伏笔。不久以后,陆军元帅他侬(ThanomKittikachorn)和巴博(PrapasCharusathien)“延迟退休”的决定成为又一次政治冲突的导火线。兰甘亨大学(RamkhamhaengUniversity)的九名学生向校长递交了一份声明,对“延迟退休”予以谴责。结果这些学生遭到校方除名,这引起了学生的愤慨。1973年6月22日全国学生中心(NationalStudentsCenter)组织了五万名来自各个大学的学生在民主纪念碑前集会,抗议兰甘亨大学校方对学生的政治迫害。在示威的压力下,政府被迫取消了兰甘亨大学的决定。但抗议者没有就此罢休,他们进一步要求政府在六个月内实施更为开明的宪法,否则他们将在六个月后再度集会。
从1973年6月22日到10月14日,泰国的政治气氛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从抗议政府官员在自然保护区内捕猎野生动物,到反对垄断势力提高大米价格,反政府的示威和罢工接连不断,而各种形式的争取新宪法的活动也在热烈展开。13名学生在运动期间被捕,全国学生中心立即就此作出反应,于10月5日和6日在法政大学组织大规模的集会,获得了空前广泛的支持。曼谷内外的所有大学一致宣布延期考试以让学生参加示威。抗议活动的规模迅速扩大,来自师范学院、中学和各行各业的人都纷纷加入示威者的行列,以至于法政大学内人满为患、无以容纳。10月13日示威者走向民主纪念碑和国王拉玛(Rama)五世纪念碑,总人数已经超过50万人。从10月14日到16日局势进一步激化,示威者与效忠军政权的军队发生了三天的暴力冲突,迫使国王出面干预,最终导致了军政府下台,随后组建的临时政府决定召集“国民大会”,准备起草和实施具有自由民主倾向的新宪法。
     然而,泰国的民主力量还不够强大,民主体制未能得到稳固的发展,很快就遭到了来自左右两翼独裁势力的干扰。虽然1973年10月后的民主是短暂的,但10月的抗争绝不是徒劳无获。它产生了泰国历史上第一部反映民众要求的自由民主的宪法,报纸开始获得了言论自由,公开的出版物已经敢于直言政治,各级法律谘询机构也得以建立。所有这一切都使公众的政治意识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可以说泰国的民主化已经由此起步。
 
二、70年代的政治风云
 
70年代是泰国政治动荡不宁的时期。1975年1月的大选产生了新政府,但出任总理的民主党领袖仅仅执政15天,就遭到议会的“不信任”罢免。议会随即委任社会行动党领袖出任总理,而新总理却在次年1月12日宣布解散议会。1976年4月4日再次举行大选,民主党领袖重新获得总理职位。但几个月以后,左右两派政治力量的冲突愈演愈烈,军事势力趁机重返政坛。
1975年,共产党人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夺得了政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势力在泰国开始扩张,影响了追求民族主义和自由民主的学生运动。在学生组织与右翼势力的冲突中,共产党力量渗入了全国学生中心,使学生运动向左翼靠拢。学生所组织的抗议和罢工活动越来越多地为城乡贫困者争取利益,这使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人们感到不安,觉得有必要寻找稳定政治的新措施。另一方面,泰国最重要的主管国内安全的军事机构━━内务部(ISOC),严厉压制左翼力量。左右两派的冲突逐步升级,一些学生、劳工和农民组织的领导人被暗杀。学生组织开始与劳动工会和农民合作,采取劳工、农民和学生三方结盟的战略组合。这一战略加强学生运动的力量,但同时也引起学生间的分裂。许多学生感到全国学生中心过多地卷入了政治,逐渐开始返回教室、疏远政治。
1976年10月,陆军元帅巴博和他侬返回泰国,试图再度插手政治,又一次引发了学生在法政大学聚会抗议,而右派势力正想藉此机会剿灭学生运动。10月6日发生了暴力镇压的惨案,至少有300名示威者被杀害,另有300到400名学生被逮捕,许多学生逃向丛林,加入了泰国共产党(CPT)。军方再度政变成功,重新掌握国家权力。在以后的12个月建立了以他宁(TaninKraivichien)为总理的右翼政府。但这个政府无法得到知识份子的支持,也无力吸引外国投资。
1977年3月26日发生了一次未遂的政变,主谋者沙拉尔(ChalardHiranyasiri)将军被处死。但七个月以后,海军上将沙鄂(SangudChaloryoo)再次成功发动政变,任命江萨(KriangsakChomanan)将军担任总理。为了缓解国家的政治冲突,江萨政府采取了一些开明政策,赦免在1976年10月6日事件中被捕的学生,并接纳那些愿意走出丛林返回学校的学生。
在此期间,泰共的力量被逐步削弱,这一方面是因为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失势,另一方面是由于越共不满于泰共对中共的亲近态度而拒绝向泰共提供援助。与此同时,江萨政府也开始与中国政府建立官方关系。而加入泰共的学生在对革命实践的亲身感受中发现现实与他们的想像相距甚远,纷纷告别革命、返回书桌。于是,当70年代终结的时候,泰国的共产党起义也随之告终。
在1979年以后,学生的角色发生了定位转移:从反政府示威和政治改革运动,转向批评政府的具体工作,活动范围也主要集中在大学校园之内。然而,70年代的学生运动开辟了政治参与的空间,使商业精英后来得以进入政治和决策过程,为80年代重新引入自由化和民主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经济精英与市民社会
 
泰国经济从60年代开始增长,但70年代由于世界石油价格急剧上升、银行利率升高以及商品价格波动等原因,这一增长趋势受到一定的影响。虽然当时的军政权也试图发展经济的基础设施并努力吸引外国投资,但由于政治局面动荡不安,经济发展始终笼罩在悲观的阴影之中。到了80年代,泰国经济出现了令人振奋的转机。
70年代政治风雨暴露了党派纷争的危害,最终使各党派达成妥协,接受廉洁的军事首领炳(PremTinasulanonda)将军担任总理,在1980年组成了各党派代表参加的内阁。炳的确不负众望,成功地恢复了政治稳定。他以出色的领导才能与经济专家和技术官僚合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经济措施,包括贬值泰铢、紧缩财政预算和控制外债等,提高了泰国的经济生产率和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80年代开始,泰国经济摆脱了前十年的悲观局面获得了持续增长,在1988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而就在这一年,炳急流勇退,谢绝了连任的请求,决定让政党来改革政治,顺利完成了军事政权向党派政治的转型,国会和民主力量由此获得更强的信心。在某种意义上,炳政府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新权威主义”的成功例子。但此后的道路并不平坦,70年代的政治动荡模式也没有完全终结。
经济的成功造就了一批新的经济精英,他们开始介入政治事务。在80年代中越来越多的商业巨头进入政党、参加选举,在各级的政治决策过程中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商业与政治的联盟使许多重要的建设工程得以开展,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但其负面效应也开始显露。商业巨头以贿赂和政治献金换取政府的特殊惠顾,滋生出腐败现象。同时,经济增长也使财富和自然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日益突出。
1988年的自由选举之后,国会多数党领袖差猜(ChatichaiChoonhavan)担任总理,开始了新的动荡。被商业利益驱使的差猜政府,强化了商业与政治的联盟关系,腐败和贿赂更为严重,成为这一政府最大的问题。当民众开始丧失信心,军方势力又开始抬头,在1991年2月进行政变,以“国家和平维持大会”恢复了军事政权。这一事变表明,在缺乏权力制约和平衡机制的国会中,没有一种体制力量可以保障政府执政的透明度和责任性。军政府上台后没有为民主发展提出任何新的途径,公众在政变后短短几个星期就已经感到他们只是在争权夺利,抗议活动再度出现。“国家和平维持大会”随即向公众许诺:一年之内将制订新宪法并进行自由选举,将权力交还给民众。
然而,1992的选举并没有化解危机。素金达(SuchindaKraprayoon)将军在选举中没有进入众议院,但被任命为总理,引起公众不满。1992年5月抗议示威爆发,素金达政府被迫下台。这次抗议活动与以往不同,学生只是次要的力量,其主要支持者是城市中产阶级,这标志着中产阶级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崛起。这次反对军政府的抗议活动开启了泰国民主化的新阶段,使军事势力从此脱离政治,返回它传统的职能。
    1992年9月的自由选举产生了有利于民主力量的结果,反映了公众的愿望,但泰国民主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一些人组织“民主同盟”,激烈抨击政府在民主改革中的问题。亲民主的力量发起一次次运动,要求由人民代表团体起草一部真正的自由民主宪法。公众要求政治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最终,改革的要求得到了政府回应。1996年7月26日,班汉(BanharnSilpa-Archa)总理向议会提交了修改1991宪法的动议,国会批准内阁提议的旧宪法第211条的修正案。这一修正案要求建立国民大会,负责起草新的泰国宪法。除了民主同盟和其他亲民主的团体,过去十年中泰国还出现了许多民间组织,诸如环境保护组织、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妇女和人权团体、农民和农村发展组织等等。这些非政府组织(NGOs)在未来的泰国政治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如果政治党派不能有效地在议会和政府中反映民众的利益,那么非政府组织可能将成为向政府和议会传达人民呼声的渠道,以此来对抗商业巨头在政治与决策中的影响。
 
    四、结论:新宪法的意义
 
从泰国民主化的曲折历程,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为了实现可持续性的民主发展,我们需要建立能够代表各种社会力量的国家体制,形成监督、制约和平衡系统,以此来调解政治社团、经济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冲突。由人民代表起草的1997年新宪法正是汲取了这些经验教训,它所依据的理念框架是保证政治自由化、透明性、责任性、持续性和效率。在政治自由方面,新宪法要求国家提供覆盖全国的远程通信基础设施,使人民得以获取所需的信息。要求保障人民的出版、言论和结社自由,尊重社区在自然资源的保护、分配和利用的权利,并设立分散集权的地方公共管理系统。新宪法还规定,任何具有选举资格的五万人可以用联署方式产生动议,提出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法律和国家政策方面的建议,也可以要求免除涉嫌腐败的政治官员的职务,这包括总理、各部长、众议员、参议员、法院院长或其他高级官员。新宪法还要求国家为公民提供12年免费教育。
在保障透明度和责任性方面,新宪法为监督和制衡权力设立了许多机构,这包括宪政院、选举委员会、全国反腐败委员会和行政法院,以及国家开支审计委员会等等。新宪法要求高级官员和政治家在就职前和离任后必须公布他们的财产状况。
1997年的新宪法设立了“众议员党派名录”规则,以此间接地增强政党政治的稳定性。这一规则规定,任何得到全国百分之五以上选票的政党,有权派代表从“党派名录”进入众议院。新宪法也设立了有关条款,明确将军队和警察置于民政权力的控制之下。
毫无疑问,泰国已经向民主化迈出了新的一步。1997年宪法是否能够顺利实施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在新宪法提供的政治保障下,将会有全国和地方一级的广泛选举,而目前首先需要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杜绝贿选。
本文原载于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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