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在《当代外语研究》2018年9月第5期，以下为正文：

摘要：外交幽默语是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中存在的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话语方式和交际行为。在外交语境中，国家领导人常以幽默风趣的话语风格与外方交往，不仅能够有效传达外交意图，增强外交政策的宣传效果，还能密切两国关系，提升领导人对外话语的亲和力和感召力。深入研究外交幽默语对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提升中国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以外交学的有关原理、认知语言学中的“框架转移理论”以及语用学中“合作原则”等跨学科的视野，对外交幽默语的修辞原理和话语功能展开深入探讨。

关键词：外交幽默语；框架转移理论；合作原则；修辞原理；话语功能

一、引言

外交幽默语是指发生在外交场域的诙谐话语，它与国际关系相伴而生，是外交实践中长期存在的语言现象和交际方式，已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杨明星、赵玉倩，2018-10-09）。在西方，幽默语的研究已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话题，最早可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期（公元前427-322）。“humor”源自古希腊医学词汇，意思为“体液”，其经历了从医学到心理学的语义变迁。从词源上来看，西方人对幽默的确具有天然的喜好和认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90）在《史记·滑稽列传》中称淳于髡、优孟、优旃等人为“滑稽人物”（司马迁，2016:608-622）。当时的“滑稽”单指擅于以妙趣横生的语言讽谏、推理、论辩等，而近代林语堂音译的“幽默”一词覆盖的语义面更广。因此，从《史记》中可以考证中国历史上并不乏幽默语的使用。但相对而言，西方学界对幽默语的研究起步较早且理论成熟，成果丰硕，如三大传统幽默理论学派：叔本华等认知学观点“乖讹论”（incongruity）、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社会学阐释“优越论”（superiority）和弗洛伊德等心理学解读“释放论”（release theory）（刘乃实，2008:7-11）。

著名语言学家以及国际幽默研究学会的创始主编维克多·拉斯金（Victor Raskin）对幽默语的研究给予极大关注。其著作《幽默的语义机制》（Semantic Mechanism of Humor）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对幽默语的生成机制进行了深层次的语义分析，提出了著名的“语义脚本理论”（Semantic Script Theory of Humor, 简称“SSTH”）（Victor Raskin，1985）。拉斯金的学生塞尔瓦托·阿塔多（Salvatore Attardo）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幽默的理论研究，其著作《言语幽默的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Verbal Humor，简称“GTVH”）涵盖了语言学的其他研究领域，如篇章语言学、叙事学、语用学等（蔡辉、尹星，2005：6）。而约翰·莫瑞尔（John Morreall）则从哲学层面对幽默语进行了系统阐释（John Morreall，2012）。库尔森（Seana Coulson）在其经典专著《语义跳跃：意义建构中的框架转换与概念整合 》（Semantic Leaps: Frame-Shifting and Conceptual Blending in Meaning Construction）中，以认知语言学、认知神经科学和框架语义学的跨学科视角，详细阐述了“框架转移”（Frame-Shifting）和“语义跳跃”（semantic leaps）等概念，开辟了幽默理论研究的新思路（Coulson，2001）。尉万传（2016）、刘乃实（2008）和（2016）、闫广林（2010）、胡范铸（1987）等中国学者都分别对幽默语进行过深度解读和系统研究。上述学者分别从人类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神经学、心理学、语言学、美学等多个角度对幽默的定义、分类、特点、功能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其研究成果各具特色。

然而，国内外对外交幽默语的专题研究则凤毛麟角，文献极少。外交幽默语的系统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对滞后，成果不多。在外交语境中，幽默风趣的话语风格不仅能够轻松传达外交意图，增强外交政策的宣传效果，还能密切对外关系，提升领导人的亲和力和感召力。应采用外交学、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等跨学科的视野，对外交幽默语特殊属性、修辞路径、话语功能等展开深入探讨。

二、外交幽默语的特殊属性

外交幽默语是一种特殊的修辞格和会话模式，是外交与语言、政治与文化复杂交织的复合体。要探讨外交幽默语的修辞路径和话语功能首先必须厘清其语言特征和本质属性。笔者认为，外交幽默语是主权国家为处理国际关系与其他国进行交涉、谈判、对话而时常运用的诙谐表达方式。因此，外交幽默语除具有一般幽默语的诙谐性、讥讽性、趣味性、艺术性等特点外，还具有政治敏感性和跨文化交际性。其中，政治敏感性是外交幽默语最本质、最重要的属性（杨明星、赵玉倩，2018-10-09）。外交幽默语构建的最终目的是在轻松、欢快和愉悦的氛围中有效传递一国的政治立场和外交理念，没有纯粹的幽默话语，与一般语境下的“笑话”有着本质的不同。相比而言，外交幽默语注重传递某种政治寓意和政策理念，而一般幽默语则较少涉及政治话题，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还使得外交幽默语同时具有得体性、礼貌性、精炼性、严肃性和原则性等特点，而一般幽默语的表达内容和方式则更加随意、自由和诙谐。另外，外交幽默语是发生在不同语言文化体系和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诙谐语言，具有极强的跨文化交际性。受中西方语言文化民族差异性的影响，受众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外交幽默语的效果。此外，中西方幽默的风格也不尽相同，中方的外交幽默较为含蓄、内敛、严肃，而西方外交幽默则相对直率、张扬、随性。因此，在构建和运用外交幽默语时需要注意克服语言文化差异性。

三、外交幽默语的的修辞原理和生成机制

外交幽默语的生成涉及多种因素，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认知过程，对其进行解释有助于外交幽默语的成功构建（杨明星、赵玉倩，2018-10-09）。从修辞学来讲，外交幽默语是一种发生在外交场域的修辞方式和艺术。具体来说，研究其修辞原理，就是研究外交幽默语的生成机制和构建策略。认知语言学的“体认观”认为，语言是认知的产物，只研究语言不探索其深层的“认知”，充其量仅是在做“表面文章”（王寅，2017:5）。笔者认为，研究外交幽默语的修辞原理应首先从认知角度对其生成过程进行解读，探索外交幽默语成功构建的规律和机制。

对于外交场合言语幽默的生成过程，可针对外交语言的特殊属性，采用幽默研究的新视角库尔森的“框架转移”理论进行来分析。“框架转移”理论指出，某些幽默效果的产生是由出人意料的框架转移所造成的，“框架知识”是构成幽默的重要因素，解释笑话需要根据已有的信息对隐含意义发生转变的语义进行再分析，从而推断出新的意义，这一过程称之为“框架转移”（张莹，2009:42）。“乖讹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想法与库尔森不谋而合。他同样认为任何笑话的产生都是人们对预想与现实之间不协调的突然感知所造成的，笑就是对这种不协调的外在表达形式（刘乃实，2008:10）。因此，“框架转移”其实就是一个认知重构的过程，是听话人对说话人语义的分析、理解和认知重构过程，是从一个旧的思维框架（预想）跳跃到另一个新的思维框架（现实）的过程。如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在中南海设宴招待外宾的过程中，有宾客将汤菜中象征着福寿绵长的民族图案“万”字曲解成了纳粹标志“卐”。周恩来对其真正寓意解释之后，巧妙答道：“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 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最终，这道菜在宾客大笑中被吃得精光（胡长明，2008：63）。此例中宾客大笑是思维发生框架转移，从而引发语义跳跃的结果。“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外交话语危机（严肃）”可能是宾客们头脑中预设的框架，而随后周总理“一起‘吃掉’法西斯（愉悦）”一说使他们不得不舍弃旧的思维框架，跳跃到另一个思维框架，宾客们的认知体感由此突然发生了巨大逆转。周总理的外交幽默还有效传递了中方反法西斯主义的政策立场。

图1  基于“框架转移”理论的外交幽默语生成机制思维导图

综上所述，外交幽默语的生成或者受众对幽默的理解需要经历一个“舍弃——启动”的认知体验。基于这种认知体验，库尔森将幽默话语的理解分成两大步骤：在理解幽默话语的前半部分时，受众一般会在头脑中先启用预设框架（default frame）；当发现预设框架的内容与新输入的话语信息相左时，便舍弃先前预设的框架，然后启用新的认知框架，使之能够与新输入的话语信息进行概念整合，然后将幽默话语的前半部分进行重新解释（Coulson，2001:32）。库尔森形象地将这一过程称为“语义跃迁”，用来表明听话人在理解幽默过程中所经历的两次释义之间的巨大差异，并认为某些激发词（trigger words）能够成功的引起“框架转移”，从而生成幽默（张莹，2009:42）。胡范铸从情感认知的角度对幽默的生成机制进行了描述，认为幽默的生成反映于心理之期望的突然扑空、经验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情感之郁积的巧妙释放（胡范铸，1987：90-111）。笔者认为，这是促使受众认知发生“框架转移”的心理基础。以上观点对于解读外交幽默语的生成机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如上图所示，对外交幽默语的生成机制进行解读务必要结合“外交语境”这一重要因素，要始终考虑受众对政治敏感性的认知和感受。外交语境下的幽默话语信息被赋予了强烈的外交寓意，在具备正常认知能力的条件下，受众一般能够结合语境在“舍弃——启动”的认知体验过程中对新旧认知框架内的信息进行概念整合，从而理解外交幽默话语的政治意义。外交幽默语的生成机制是验证外交幽默语是否成功构建的重要原理和标准，其中外交寓意的准确传递是重要考量。上世纪70年代，邓小平访问日本，在跟日本在野党领导人河野洋平进行交涉的过程中幽默地讲道：“听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我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第一交换批准书；第二对日本老朋友所做得努力表示感谢；第三寻找长生不老药。”邓式幽默顿时引来在场嘉宾的哄堂大笑（于俊道，2012:204-205）。二战后，日本决定悔过自新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中日关系是中国外交敏感性问题之一，邓此行主要目的是与日方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笑”这一外在表现上看，这当然算得上是一则幽默，下面通过外交幽默的生成机制对此进行验证：

表1  上例中邓小平外交幽默话语的生成机制

邓以中国历史上徐福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日本寻找长生不老药为引，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称作维持中日友谊永久不衰的长生不老药，这令在座人士意料之外。谐趣横生的话语博得众人一笑，不仅活跃了外交氛围，而且有效传递了外交意图。

再如，1997年3月前外长李肇星飞往智利与之进行政治磋商的过程中以幽默成功化解了一场外交尴尬。中方打算将工艺品“马踏飞燕”作为礼物赠送给对方，不料在打开礼物外包装时发现马脚与燕身结合处断裂了，现场气氛顿时凝固。为缓和气氛，李连忙释道道：“古人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骏马与燕子结合的地方，做得不够结实，不过也不能责怪他们，他们哪里会想到，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会万里迢迢把它带到大洋彼岸，送给智利朋友呢? ” （李肇星，2014:338-339）。根据外交幽默语的修辞原理，在新信息输入之前，包括礼宾司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听众或许都笃定这是一场外交事故，内心紧张不安。但李却侃侃而谈，向智利方面说明“马踏飞燕”是两国跨越时空之友谊的见证。宾客的认知体验经历了从紧张到愉悦的巨大心理落差，自然会以“笑”的形式进行释放。

根据“框架转移”理论，受众的认知发生语义跳跃是幽默产生的必要条件。因此，可判定该例是外交幽默语，但其幽默效果如何呢？根据外交幽默语的修辞原理可以推测出，外交幽默效果的强弱与心理落差的高低、经验与现实之间矛盾冲突的大小成正比。落差越高，冲突越大，幽默感越强；反之，落差越低，冲突越小，幽默感越弱。

由于个体在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与之对应的“框架知识”便大相径庭，这导致中西方异质文化间外交幽默效果有所不同。西方外交官大都擅长自我调侃或者调侃他人，这往往能够制造出更多的出其不意，幽默效果显著。如201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未按早期约定时间会晤而引发了西方媒体的炒作，对外界散播俄罗斯政变、普京被关押等谣言。而3月16日两人会晤使这些谣言不攻自破，普京回应“失踪数日”的提问时幽默地说：“没有八卦的日子会很无聊。”（汪嘉波，2015-03-17）。结合当时正式严肃的外交语境，如此谐趣十足而又政治寓意深刻的话语对于一般受众来说的确是意料之外，头脑认知中原本所预设的“普京被关押”、“俄罗斯发生了政变”等框架知识被这突如其来的“澄清”所一一摧毁，心理期待与现实之间不断的格斗产生巨大落差，通过大笑将压抑的情绪得以释放。

无独有偶，2015年6月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演讲中调侃当时双双拄拐参会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商务部长：“华盛顿的工作不好干呐！”（丁莹、王雅楠，2015-06-25）。这句话似乎是在向与会者暗示白宫对华工作的艰辛和中美关系的敏感性。事实上，大家都明白国务卿和商务部长的腿伤并非工伤，拜登有意构建经验与事实之间的不协调，达成“框架转移”。这一幽默开场白立刻活跃了原本紧张严肃的外交氛围。克里还在2016年法国荣誉仪式大典上拿自己骑自行车摔断腿的一事进行调侃：“......搞外交就像骑自行车，你必须前行，如果停下来，就会摔倒（后果会像我一样）......”（“...if you stop moving, you fall over. You have to keep moving. It is like diplomacy. And we have kept moving together...” （U.S.Department of State，2016-12-10）。通过自我调侃，克里轻松制造了幽默，最关键的是还向法国传递了美国的外交态度和立场。

四、外交幽默语的修辞手法和构建策略

研究外交幽默语的修辞手法和构建策略，需要借助语用学经典论述“合作原则”。“合作原则”由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格赖斯（D.H. Grice）提出，是语用学中的经典论述之一。格赖斯提出，合作原则包括四条准则，即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并认为人们在日常交际中会有意或者无意的违反“合作原则”，从而产生“特殊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即“言外之意”（胡壮麟，2011:177-184）。

通过对外交语料的研究，笔者发现外交发言人经常能恰到好处地运用比喻、夸张、反讽、旁逸、顿跌、双关等多种修辞手段制造幽默，从而产生意想不到的话语效果。“反讽、隐喻、夸张等都是说话人有意违反合作原则下‘质’的准则的结果（Grice，1975:312）。”因此，笔者认为违反合作原则框架下的一条或多条准则容易产生修辞效果，而催生幽默感的“激发词”则通常是修辞话语的核心部分。西方国家领导善于运用自我调侃（违反“关联准则”或“方式准则”的表现）等诙谐的话语表达方式来制造幽默。总之，“框架知识”是幽默话语的主要构成因素，其发生跃迁是幽默产生的心理认知基础，违反合作原则是成功生成幽默话语的有效手段之一。

违反“合作原则”能够产生“特殊会话含义”，这一点在外交幽默语中尤为显著。首先，违反“量”的准则，即话语少于或者多于交际所需的信息量，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运用这一手段成功构建了外交幽默语。众所周知，德国国家足球队水平颇高，却常与冠军之位失之交臂，多次屈居第二。面对西方记者的尴尬提问“德国队真的是千年老二吗？”，默克尔先是以肯定的回答“不！”，随后幽默的调侃道“偶尔也会拿个第三啦！”（侯爱兵，2014:52）。这显然违反了话语交际中“量”的准则第一条次则，即话语少于交际所需的信息量。默克尔并未对记者的提问给与充分的解释，仅仅一个“不”字先是给听众留下无限遐想和期待，之后以退为进，低调陈述并幽默调侃。那么，若违反第二条次则，使话语多于交际所需的信息量是否也能够生成幽默？1972年尼克松赴华“破冰之旅”中，美方国务院官员被中方安排到了饭店的第十三层，由于西方人最忌讳十三，美方官员因之感到不悦。中方面临着如此尴尬的外交局面，但是周总理却以幽默化之。他在对这次失误进行道歉之后，补充道：“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害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的‘十三’就像中国的‘鬼’。” （张伟、刘泾山、王永盛，1998:374）。针对中方外交礼仪上的意外失误，周并不是草草道歉了事，而是通过引用有趣的寓言委婉地类比了中美两国文化差异，化解了美方的不满和愤怒。这既挽回了对尼克松访华之行的负面影响，又尊重了西方的文化差异，保全了对方的面子，双方皆大欢喜。

外交语境中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可视为说话者有意违反“质”的准则的表现。2001年，老布什的大儿子小布什即将出任美国总统，李肇星与老布什见面时开玩笑的讲道：“现在有两个布什总统，我们不好区分怎么办？”老布什就出主意说：“以后你向国内写报告可以说‘B-ONE（B-1）’是老布什，‘B-TWO（B-2）是小布什。”李调侃道：“那不成了美国两种战略轰炸机了吗？” （李肇星，2014:10-11）。B-ONE和B-TWO是两台战略轰炸机，同时“B”又是“Bush”的首字母，老布什利用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巧妙地构建了这则比喻，趣味无穷，幽默感十足。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也曾运用这一策略成功构建幽默。他在2013年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将中美关系巧妙地比作夫妻关系，宣称：“我们两家不能走离婚的路，像邓文迪和默多克，代价太大了。” （吴庆才、德永健，2013-07-11）。汪洋以此告诫中美双方应增强互信、和平相处、互利共赢。

此外，外交领导人时常运用旁逸的修辞手法从而违反关联准则制造出一种出其不意的谐趣。周恩来总理是制造外交幽默的高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面对西方记者讥笑性提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钱？”，周恩来不假思索的回答道“......18元8角8分。”（张伟、刘泾山、王永盛，1998:376）。“18元8角8分”其实是新中国人民币发行面额的总和。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作出令众人始料未及的机智答复，并且其幽默自然、贴切，看似答非所问，事实却的确如此，让人回味无穷，既维护了民族尊严，又保守了国家经济机密。

根据话语交际的“方式”准则，话语表达要井井有条，避免晦涩或者歧义。但在外交场合，外交官有时有意或无意违反这一准则、巧用隐喻构建幽默话语，以实现教育、规劝、暗讽对方的政治意图。素有“外交铁嘴”之称的前外长李肇星在美国大学演讲中，面对美国老太太带有挑衅性的提问：“你们为什么侵略西藏？”，李肇星并未直接反驳，而是幽默委婉地回应：“您瞧，您的胳膊本来就是您身体的一部分，您能说您的身体侵略了您的胳膊吗？”美国老太太听后不胜感激：“谢谢您让我明白了历史的真相！”（李肇星，2014:293）。这则幽默不但机智风趣，而且政治寓意十分深刻，不动声色地宣示了中国的民族统一和领土主权。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在美国政商界晚宴上运用暗喻、反讽、借代、提喻等多种修辞手段，讽刺了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他讲到“来美之前，有朋友警告我，这次去要小心，美国的大门要关了！......”看似要大肆批判时，他却话锋突转：“华尔街那帮人太会赚钱了，把我们的钱都赚跑了”，引起众人大笑（赵艳萍，2008-06-23）。“小心”一词在该语境下本身就具有幽默感，暗示了这次外交事务的严峻性，“大门”以具体代抽象，含蓄的批判了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王岐山以“华尔街那帮人”指代美国的商界精英，使得在场的美国商界人士不得不对此报以讪笑，并非愉悦之笑，而是尴尬而勉强的笑。

从外交幽默语的成功案例中可以发现，国家领导人的幽默话语经常同时“违反”合作原则中的多条准则。如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与卡特总统进行会谈后被记者提问两人都谈了些什么。这一问题涉及外交机密，自然不能如实奉告。邓稍作思考后便胸有成竹地回复：“我们无所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中国国家博物馆，2006:177）。这显然违反了话语交际中“量”的准则的第一条次则，使听众心理期待突然扑空，并且留给听众无限遐想。此外，邓还同时违反了其他三个准则。通过运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未真诚如实答复，违反了“质”的准则；通过运用旁逸的修辞手法，看似文不对题，却难以让人从中发难，违反了“关联”原则；通过旁征博引，使用晦涩字眼规避敏感性政治话题，违反了“方式”原则。总而言之，通过巧用修辞，违反合作原则是外交幽默语成功构建的主要策略。

五、外交幽默语的话语功能

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外交幽默语具有独特的话语建构作用。在外交谈判或新闻发言中，恰到好处的幽默语所发挥的效用远胜于僵硬、刻板的外交辞令。因外交语域的特殊属性，外交幽默语具有以下独特功能：除活跃外交气氛、回避敏感话题、保守国家机密、化解外交尴尬、增进国家间友谊之外，还具有宣示外交政治立场、传递政治意图、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等重要话语功能（杨明星、赵玉倩，2018-10-09）。上文所谈到的幽默话语实例都具有这些不容替代的作用。下面将以本文所列举的外交案例为主，分别探讨其话语功能。

表2  外交幽默语的话语功能（以本文列举案例为主）

由此可见，外交幽默语是有效传递中国声音、树立大国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推动中国外交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近年来，我国外交谈话和新闻发布中频繁引入和恰当运用幽默话语模式，大幅减少枯燥的外交辞令，话语质量和传播效果得到明显提升，大大改变了过去那种较为拘谨、生硬的话语形象，彰显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智慧和风范。

六、结语

本文对外交幽默语的修辞机制和话语功能进行了系统分析和全面考察。在外交幽默语的构建过程中应遵循外交幽默的生成规律和文化差异性，贴近西方读者对幽默的特殊偏好和心理需求，恰当刺激国外受众产生“出其不意”的心理落差和“喜闻乐见”的思维跳跃，巧用外交幽默语的构建策略，力求打造融通中外的幽默话语。当前，中国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正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迫在眉睫。随着学界对外交话语研究的持续升温，外交幽默语将成为外交修辞研究和外交话语构建的热点话题，是激活大国外交话语模式、提升话语自信和质量的重要元素和关键路径，务必要将其列为重要议题进行专题研究和系统分析。这对推动我国外交幽默语在异质文化间的转型发展，对讲好中国外交故事、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17ZDA318）、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外交翻译的理论构建与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研究》（17BYY006）和河南省高校哲社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外交语言学”的理论构建与学科建设》（2018-JCZD-0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1. 赵玉倩（1995- ），女，河南洛阳人，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郑州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交语言学及外事外交翻译等。联系方式：15139942883；E-mail: reginazhaoyuqian@163.com

2.杨明星(1966-  )，男，河南信阳人，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译审。研究方向为外交语言学、外事外交翻译、跨文化交际等。联系方式：15139795599；E-mail：staryang66@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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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hetoric Principles and Discourse Functions of Diplomatic Humor

Abstract:Diplomatic humor is a special linguistic phenomenon, mode of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ve behavi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tic practice. In the diplomatic context, national leaders often interact with foreign parties in a humorous style, which not only can effectively convey diplomatic intentions, enhance the publicity effect of foreign policy, but also clo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enhance the affinity of leaders in external discourse. An in-depth study of diplomatic humo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plomatic discourse system of a big count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promote China's right to speak. This thesis intends to explore the rhetorical principles and discourse function of diplomatic humorous language with the relevant diplomatic theories, the "Frame-Shifing theor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in pragmatics.

Keywords:Diplomatic humor; Frame-Shifing theory; Cooperative principle; rhetorical principles; discourse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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