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发表在CSSCI期刊《当代修辞学 》2022 年第3期 （总231期）第54-66页上。

提 要 外交隐喻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外交话语现象，往往能够对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修辞学、认知隐喻理论、国际关系学等跨学科研究视角，对外交隐喻的特殊属性、生成机制及构建策略进行了全面考察，并进一步论证了其在政策建构、舆论引导、形象塑造、委婉讽劝、立场宣示等方面的独特功能。外交隐喻的系统性研究有助于创新发展隐喻应用研究的语类范畴，揭示隐喻性外交话语背后的认知运作规律，为我国外交理念的国际传播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 外交隐喻 修辞特征 生成机制 构建策略 外交话语

DOI:10.16027/j.cnki.cn31-2043/h.2022.03.006

    作者简介：

1. 赵玉倩，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交隐喻的翻译与传播、国家形象构建、外交叙事等。联系方式：15139942883；E-mail: reginazhaoyuqian@163.com

2. 杨明星，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院长、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外交话语学、外交翻译学、外交传播学等。联系方式：15139795599；E-mail:staryang66@aliyun.com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编号：17ZDA318）、教育部国家级新文科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新兴文科‘外交话语学’的跨学科构建与国际化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编号：2021110062）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9.11以来美国语言政策与战略规划”（编号：18YJA740109）的阶段性成果。

Special Features and Rhetoric Principles of Diplomatic Metaphor

Zhao Yuqian &Yang Mingxing

Abstract: As a universal phenomenon in diplomatic discourse, diplomatic metaphor often has a subtle effect o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ies, and is of great academic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dopts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erspectives of Rhetoric, Cognitive Metapho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comprehensively examine special features, generative mechanisms, and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the diplomatic metaphors, it further demonstrates the unique function of diplomatic metaphors in policy construction,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national image shaping, diplomatic euphemistic sarcasm as well as position assertion. Through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diplomatic metaphors, this paper aims to innovate the genre of metaphor application study, reveal the cognitive operation rules behind the metaphorical diplomatic discourse,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a’s diplomatic ideas.

Keywords: diplomatic metaphors, rhetorical features, generation mechanism, construction strategy, diplomatic discourse

一、引 言

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曾被传统修辞学派认为是“可有可无的”，这种观点被以Lakoff为代表的现代认知学派所颠覆，他们认为“隐喻无处不在，不仅存在于语言之中，而且存在于思维和行动之中。我们日常思维和行动的概念系统从本质上讲都是隐喻性的。”（Lakoff &Johnson1980：3）。Keith L. Shimko（1994：655）提出，人类所有的交往都离不开隐喻性思维，国际关系交往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同样如此。Paul Chilton & Geroge Lakoff（1995：37）曾将“隐喻”提升到了“话语权”的高度，并指出，“在最深层的意义上，隐喻建构了外交政策的‘话语’”。194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Anna Louise Strong采访时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泽东1977：499-500）。该隐喻暗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经不断深化拓展，“美帝国主义”也被纳入了“纸老虎”的认知框架之下，对当时外交方针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同年，英国首相Winston Churchill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他将欧洲大陆的势力分化比作“似铁桶般的帘幕”，一侧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侧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公开谴责和抨击了苏联谋求势力范围、意欲控制东欧的外交行为。“铁幕演说”拉开了“冷战”的序幕，“铁幕”（Iron Curtain）一词成为形容东西方阵营分裂的代名词。事实证明，“隐喻”的确是外交话语中普遍存在的修辞现象与思维方式，深度影响着国际政治与外交关系的发展。通过文献检阅发现，与“隐喻”相关的已有成果汗牛充栋，如George Lakoff（1980）提出“CMT”（概念隐喻理论），开创了认知隐喻学的先河，并深入研究了政治隐喻，认为隐喻建构了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Gilles Fauconnier（1985）提出“CBT”（概念整合理论），为隐喻的认知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Forceville（1996）、Elisabeth El Refaie（2009）、Zoltán Kövecses（2002）以及冯德正（2011）等学者对多模态隐喻进行了深入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Thomas Hobbes（1996）从国际关系角度辩证对待隐喻，深度揭示了隐喻具有“欺骗性”；Andreas Musolff（2004）、Francis A. Beer & Christ’l De Landtsheer（2004）、Michael P. Marks（2011）等学者从政治学的角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隐喻在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功能；张立新（2018）专门对外交话语中的隐喻进行了叙事学研究，分析了中美隐喻话语间的互文性。以上学者从不同领域出发对隐喻进行了考察，视角不一，各有侧重。总体来看，目前的隐喻研究中紧贴现实需求的应用型研究较为欠缺，对外交语境中的隐喻关注力度不足。基于此，本文将结合修辞学、认知隐喻学、国际关系学等跨学科理论，对“外交隐喻”的特殊属性、生成机制、构建策略及话语功能作专门性的研究，以期为外交话语体系的丰富和发展、外交理念的深度传播、外交话语权的进一步提升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外交隐喻的特殊属性

外交隐喻是外交话语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外交话语的一般特征。同时，外交隐喻又是隐喻范畴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具有隐喻话语的共性。因此，应从外交话语与隐喻话语的双重视角审视外交隐喻的特殊属性，重点回答以下问题：1）什么是外交隐喻？2）外交隐喻有哪些类型？3）外交隐喻与一般隐喻的区别何在？

2.1 外交隐喻的概念界定

外交隐喻的研究虽然借鉴了认知隐喻的相关理论成果，但并非是宽泛的“认知隐喻”研究，而是对狭义层面的“修辞隐喻”进行认知语用分析。外交隐喻，顾名思义就是发生在外交语境下的隐喻性表达，这是最为简明的定义。为深化对外交隐喻的认识，我们需要在借鉴隐喻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闻一多曾从训诂学的角度对“隐喻”作出如下定义：“喻训晓，是借助另一事物，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的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助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得不明白一点。......喻有所谓隐喻，它的目的似乎一壁在喻，一壁在隐......喻与隐目的虽不同，效果常常是相同的”（闻一多1982：117-118）。可见，“隐喻”是借助“隐”（非直接的、隐晦的）的方式以“喻”（阐明）“隐”（深邃的、被遮蔽的、不愿意直言的内容）。可见，“隐”是手段，“喻”是目的，隐喻是“隐”与“喻”的辩证统一。

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指出：“要用譬喻，约有两个重要点必须留神：第一，譬喻和被譬喻的两个事物必须有一点极其相似；第二，譬喻和被譬喻的两个事物又必须在整体上极其不同。”（陈望道2008：75）。钱钟书（2002：44）也曾有过类似论断：“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这进一步揭示了隐喻涉及两种事物间“异”与“同”的辩证统一。

名家学派开山鼻祖惠施曾言：“夫说者，固以其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成书于西周时期的《易经》曾有过这样的表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冯广艺 2002: 31）。这段记载揭示了隐喻的运作机制，即以具体解释抽象，以熟知之物解释陌生、玄妙、复杂之事而达到明理、说服、认同等交际目的。这与西方认知隐喻学原理相通，即都认为隐喻是通过一事物感知和体悟另一事物。鉴于此，外交隐喻的内涵可理解为：在外交语境中，话语主体借助“隐”的手段和技巧，使得抽象的外交理念、复杂的国际关系、敏感的政治问题使人“喻”，最终实现一定阶段内的外交战略目的。至于如何“隐”，即“隐”的原理和策略将在下文详细进行考察。

2.2 外交隐喻的类型

研究任何语类，都需要对此进行分门别类。通过对大量语料的考察和分析，可从叙事风格、词性范畴、话语体系、话语形态、话语功能五个主要方面对外交隐喻进行分类（如图1）：

                         图1 外交隐喻的主要类型

第一，从叙事风格上可将其分为外向型隐喻和内向型隐喻。受一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特性的影响，不同性格的施喻者所构建出的隐喻大相径庭。同时，不同风格的隐喻也能够塑造或反映出不同的施喻者（隐喻构建者）性格。从整体上来看，中式外交隐喻较为内敛、含蓄，多属内向型隐喻；而西式外交隐喻则较为张扬、直白、随性，有时甚至显得失礼或失宜，多属外向型隐喻。在应对激烈的外交争端时，中国外交官仍能坚守礼貌原则，倾向于以理服人，以柔克刚，几乎从未运用过任何具有侮辱性的隐喻，但仍能实现一定的外交讽喻效果。例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经常以“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甩锅”等讽刺对象国混淆视听、转嫁责任的外交行为。然而，“流氓”“强奸犯”“毒瘤”“寄生虫”等意象在西式外交隐喻中则颇为多见。

第二，从词性范畴上可将其分为名词类、动词类、形容词类隐喻三种主要类型。名词性隐喻居多，指隐喻的本喻体均为名词词性，如“海洋不是日本的垃圾桶”等；动词类隐喻主要是由隐喻性谓语构成的隐喻句，如外交话语中存在大量以“构建”“共筑”“共建”“筑牢”为例的动词性隐喻，用来表达对国家间外交关系的美好祝愿；形容词类隐喻中包含着能够强化隐喻效果的形容词，如我国外交话语经常以“铁哥们”“巴铁”喻指中巴之间的友谊如钢铁般牢固。

第三，从话语体系方面主要可分为融通性和冲突性两大类别。融通类外交隐喻以人类共通的认知体验为基础，指原语中的意象在目的语中无认知障碍，容易激发不同文化中的受众产生相同或相似的“意象图式”或“语义联想”（杨明星、赵玉倩2020：152）。例如，习近平经常借用“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向世界阐释中国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同时也是对西方唱衰中国体制行为的委婉规劝（陈锡喜2017：112）。这句俗语对任何文化中的受众来说都具有相通的知觉体验，这类外交隐喻更易深入人心、引发情感共鸣。与之相反，冲突类外交隐喻则指那些不易被异质文化中的受众所理解，易引发文化冲突或产生相反意象的隐喻，如“（外来势力）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的头破血流”，其中“血肉”“长城”“头破血流”等意象容易让西方受众感到恐惧或反感，从而产生相反或扭曲的意义识解。此外，介于融通类和冲突类隐喻之间，还存在一种陌生或生僻类的外交隐喻。它们因高度的文化负载性和民族特色性而令异质文化中的受众感到晦涩难懂，即受众对某一意象的感知程度偏低，难以达成理想的意象映射（杨明星、赵玉倩2020：153）。那些独具中国特色的诗赋、典故、习语等可归为此类，例如，王毅外长曾在德国慕尼黑接受英国《路透社》专访时借用中国历史典故“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暗讽美国意图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行为。其中，“项庄”“沛公”“司马昭”等历史人物的意象对西方受众来说无疑是陌生的。事实上，有必要对冲突和陌生类外交隐喻的翻译进行重点考察，对它们进行有效的翻译不仅能够更加确切地传达外交态度和立场，还能够促进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

第四，从话语形态上可将其分为单模态和多模态两种主要类型。Forceville最早区分了单模态和多模态隐喻，并认为“单模态隐喻”指源域和目标域主要以一种模态呈现；“多模态隐喻”指源域和目标域完全或主要通过不同的模态呈现（Forceville 2009：23-24）。在此基础上，赵玉倩（2020：63）对多模态外交隐喻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多模态外交隐喻指的是以外交行为、理念、政策等为主题而建构的，至少由两种或两种以上模态共同参与、交互建构意义的隐喻。单模态和多模态隐喻的划分表明，隐喻不仅能够通过言语方式表达，还能够通过非言语符号呈现（Kövecses 2002：57-65）。单模态外交隐喻是外交语境中普遍存在的话语现象，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传统的纯语言或言语外交隐喻，目前已逐渐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然而，多模态或非言语外交隐喻似乎还未引起足够重视。关世杰（2005：261-262）认为，非言语是指语言或言语以外的一切表情达意的行为，具体包括人体语（如表情、手势、相貌、服饰等）、时间语（如迟到、早退、准时、延时等）、空间语（如体距、出席、缺席、位次的安排等）、物体语（如花、旗、动植物等）、环境语（如场合、室内装饰、光线等）、艺术语（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等。思维的隐喻性决定了人类能够借助语境发挥联想和想象搭建客观物象之间的联系，从而推理、识解出某种隐喻意义。某些看似寻常无意的非言语外交行为却同样具有符号的隐喻意义表征功能，在特定的国际政治和外交语境下被赋予了深刻的政治意蕴。正如朴钟锦（2016：68）所言，非言语外交看似微不足道，却极具政治敏感性。

多模态外交隐喻主要由图像、绘画、音乐、肢体、环境、服饰、物体等非言语形态参与构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国防部一直在支持一项名为“肢体线索”的计划，他们通过研究世界各国领导人的肢体语言，以便更好的预测他们的行为，进而为美国的外交决策提供咨政建议。由此可见，肢体语言在外交事务中的重要意义。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下令美国代表团禁止同中国代表团握手言谈，以此表达美国敌视或不承认新中国的外交态度和立场。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做出访华的外交决策。他在著作《领袖们》中记录道：“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完全藐视这位中国外交部长。……我深知这件事伤害了周。因此，当我首次抵达北京，走下飞机扶梯的最后一级，向他走去时，就主动伸出了我的手。”（尼克松 2010：241-242）。这一“跨越太平洋”的历史性握手，向外释放了中美关系出现了重要转机的外交信号。基辛格在其回忆录《白宫岁月》中写道：“（尼克松）总统要让全世界看到，当他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同上）。因此，在外交语境下，这种肢体言语形态蕴含着特定的政治隐喻化表达，是外交隐喻的一种重要类型。

2017年4月6日，习近平应邀赴美同时任美国总统的Donald J. Trump进行会晤，地点设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总统私人居所海湖庄园。“庄园外交”是美国惯用的一种外交形式，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之下，外交双方如同朋友、家人一般相处，更加自然、放松、随意。这与习奥之间“不打领带的外交”“瀛台夜话”等具有相似的外交隐喻义，都传递出主场外交中东道主的友好态度与大国风范，同时还向外界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即两国外交关系的亲密程度。美国前国务卿Madeleine K. Albright因其独有的“胸针外交”而闻名，她将“胸针”作为传达外交情感和意图的秘密“武器”。例如，佩戴“黄蜂”形状的胸针表达强硬的外交态度；佩戴“太阳”胸针以示对对象国的欢迎；佩戴“蜗牛、螃蟹”胸针表达对外交谈判进度的不耐烦；佩戴“雄鹰”胸针表示“伟大的美利坚之鹰”，显示强权、以势压人等。在不同的语境中，她所佩戴的“胸针”都被赋予了特定的隐喻寓意。可见，一枚小小的“胸针”却暗藏着外交玄机。她在《读我的胸针》一书中坦言：“与外交、经济制裁、外援、贸易之类的措施相比，胸针外交或许显得微不足道，但它们的确行使了重要的外交使命”“它们可以增加亲切感或必要的锋芒”“可以给日常外交事务注入一丝幽默与辛辣”“这个世界自有其权力体系，佩戴不发一声、却胜过滔滔雄辩的胸针真是恰逢其时”（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2011：10-19）。此外，还有著名的熊猫外交、樱花外交、兰花外交、乒乓外交等，这是一种“以物为媒”传递外交信号的多模态外交隐喻。

最后，从话语功能上可将外交隐喻分为五大类：政策建构类、舆论引导类、形象塑造类、委婉讽劝类、立场宣示类，详见下文第四章节。

2.3 外交隐喻的话语特征

与其他隐喻类别相比，外交隐喻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其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极强的政策性。同时，它对国际政治、外交政策、国家间关系具有重要的建构性，是外交主体在对外表态中惯用的一种话语策略或进行话语权博弈的重要“武器”。同时，它又具有隐喻范畴内的共性，即语义隐含性、民族特色性或文化负载性、艺术审美性、模态多样性等特征。外交隐喻的政治敏感性决定了其与“政治隐喻”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两者皆下属“政治”范畴。因此，外交隐喻系政治隐喻之下的次生范畴。但两者又有所区分，外交隐喻是国家间外交往来的产物，其研究主要依托于一国的外交政策、外交谈判与交涉、外交文书、外交声明或宣言、外交协约或公报、外交讲话或演讲、外交事件及外交新闻发布会等。换言之，外交隐喻主要针对政治隐喻中与外交工作紧密相关的那一部分，内政部分（如脱贫、民生、反腐、改革等）不在其考察范畴之内。鉴于此，将“外交隐喻”作为一个区别于“政治隐喻”的专门领域，有助于廓清其研究对象和范围，对这一话语现象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

对任何隐喻的理解都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意义上，应根据特定的语境挖掘其话语背后隐藏的弦外之音或言外之意。外交隐喻的背后隐藏的是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和敏感的外交关系变化，这是其语义隐含性的集中体现。例如，2001年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阿富汗战争，扬言要帮助“重建”阿富汗，如今出于其自身利益考量，仓促撤离阿富汗而引发政治乱局。针对这一外交事件，央视主播评论道：“漂亮国就是会说漂亮话。”在汉语中，“漂亮”等于“美”。通过语义联想，该隐喻搭建了“美”（漂亮）与“美国”（漂亮国）/“美国话”（漂亮话）之间的映射关系，字面义是褒，内涵义则是贬。受其外交战略图谋驱使，美国经常打着“正义”的幌子粗暴干涉他国内政、扰乱国际秩序。因此，这则隐喻旨在讽刺美国一贯的“虚伪”做派，表达了中方对此外交行为的批评和不满，同时也从中影射出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此外，隐喻是人类体验和感知自然界的产物。由于各国在地理环境、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外交隐喻由此而具有民族特色性或文化负载性，从而形成了冲突类和陌生类的外交隐喻。隐喻也是美学和诗学中讨论的重要内容，具有独特的艺术审美性。近年来，中国外交创新利用漫画、影像、微视频等集“图-文-音”等多种模态为一体的方式进行隐喻化表达。例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在推特上发文并引用了一副名为《和平之师》的漫画，表达中方对阿富汗民众的同情以及对澳军残忍虐杀阿富汗平民的谴责。他还曾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现场，展示了一副名为《两岁“恐怖分子”的葬礼》的漫画，隐喻性地抨击了美方所犯下的人权罪行。中国推出的大型政论纪录片《大国外交》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理念巧妙浓缩进短短几分钟的音像之中，通过隐喻化的构图生动讲述了中国故事、塑造了中国形象（赵玉倩2020：61-70）。这种多模态外交隐喻不仅具有艺术审美性，而且能够制造一种真实的在场感，让受众身临其境，“沉浸式”体验隐喻所构筑的意境，是增进外交话语说服力和认同感的重要手段。

三、外交隐喻的修辞原理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外交隐喻”有更加全面的认识。那么外交隐喻又是如何产生？如何被识别？如何被构建的呢？这些问题有待被进一步探讨。

3.1 外交隐喻的生成与识解机制

外交隐喻是对平铺直叙外交语言的一种话语创新，相似性是其产生的基础和必要条件，而差异性则是其得以生成的重要源泉，是增强隐喻效果的补充条件。Francis A. Beer & Christ’l De Landtsheer（2004：14）在《隐喻化的世界政治》（Metaphorical World Politics）一书中形象地解释了隐喻如何被受喻者（隐喻的受众）所感知：“新奇隐喻就像是一双不太合脚的新鞋，虽易引人注目但需要人们花时间去适应它。死隐喻就像是一双合脚的旧鞋，穿起来过于舒适以至于人们都没有意识到穿着鞋子。” Keith J. Holyoak & Paul Thagard（1995：39）持相似观点，认为将两个本来属于不同领域的知识框架进行并置能够迸发出创新的力量。我国钱钟书亦言（2002：44），“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的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束定芳（2000：73）也提出：“某一话语的常规性越低，隐喻程度越高，反之亦然。”张立新（2018：2）认为隐喻是换个视角看问题，视角（focus）和框架（frame）发生转移，事件框架间发生乖讹和冲突可以产生隐喻。以上观点皆强调了差异性、非常规性、不协调性、冲突性及乖讹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隐喻的效果。  

那么，外交隐喻如何巧妙地制造“差异”和“意外”以产生良好的隐喻效果，这需要着重考虑“外交语境”这一限制条件。“外交”这一情景语境决定了外交隐喻的语场、语旨、语式都必须具有外交场合应具有的常规属性。根据M. A. K. Halliday的“语域理论”（Register Theory），“语场”指的是参与者所从事的活动，如谈话的主题等；“语旨”指参与者的性质，包括社会地位、角色关系等；“语式”指交际的渠道、媒介、修辞方式等，强调语言在具体情景中取得的效果（张德禄1987；汪少华2000）。那么，外交语境下的隐喻性话语应具备以下常规属性：第一，主题应与国际政治和外交事务相关；第二，严格意义上，外交隐喻的话语行使主体应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及外交机关等；第三，输出方式主要包括言语和非言语两种形式，其风格应遵循一定的外交礼仪与规范。由于“非常规性”是影响隐喻生成及语用效果的关键，因此外交隐喻的生成至少需要违反以上三条常规属性之一。同时，两域（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具备相似性是隐喻达成映射的重要基础。如图2所示，始源域中几何图形“△”内部隐藏的“○”与目标域中的“○”存在相似性。此外，隐喻映射能够促使受喻者的视点和框架发生转移，视点转移就是换个视角看问题。因此，外交隐喻的生成也是一个由始源域认知框架向目标域认知框架跳跃的“框架转移”的过程。理查兹曾言，要使隐喻具有张力，就需要用一个扣针把不同语境扣在一起（赵毅衡 1986：142）。鉴于此，外交隐喻的生成又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由其他语境进入外交语境的再语境化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两大“偏离”：浅层偏离+深层偏离。也就是说，外交隐喻的两域在浅层搭配上使人能够直观感受到冲突或乖讹感的存在；在深层内容中始源域框架（其他语境）中的语场（F）、语旨（T）、语式（M）与目标域框架（外交语境）中的语场（F'）、语旨（T'）、语式（M'）存在不协调性（见图2）。因此，从认知生成机制来看，一方面，外交隐喻的两域必在某一属性上存在共性或相似性；另一方面，两域并置后在浅层内容上表现出非常规性和/或在深层内容上与外交隐喻的语场、语旨、语式存在不协调性。

图2 外交隐喻的认知生成机制与分析模型

物象之间寻找相似点，才能构成比喻（冯广义 2002：10）。理查兹曾言，当将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放在一起构成隐喻时，大脑除了感到强烈的冲击之外，最重要的是会试图搭建不同事物间的联系，并获得恰当的暗示（束定芳 2000：157）。因此，如果说隐喻的构建是基于相似性，发于差异性；那么，隐喻的识解则是基于差异性，归于相似性。受喻者首先感知到的并非是两域之间的共性，而是两者之间的差异性或不协调性。正如Forceville（1996：115）在研究多模态隐喻时所得出的结论：对图像进行由指称义到内涵义的解读是一个推理过程，关键在于能够察觉出不协调（incongruity）的存在。这种不协调性指的是在对图像进行感知的过程中，已储存在头脑中的原型参照物（prototypical referents）与现实中所展现出的实际图像（actual image）之间的冲突。Francisco Yus（2009:155）将这种不协调性称为“特别暗示”（ad hoc pointer），认为正是这种特别或专门的视觉安排能够引发观者的注意力，使之意识到该图像具有隐喻义，促使并帮助观者对视觉隐喻进行识解。例如，2019年美国前总统Donald J. Trump携夫人Melania Trump一同迎接日本首相Abe Shinzo及其夫人，并在白宫门前合影，然而却因站位问题引发外交风波。《参考消息》给出这样的评论：身为东道主的Trump及其夫人Melania双脚稳稳地站在红地毯上，放任Abe及其夫人站在“欢迎他们”远道而来的红毯外。这种站位不符合外交场合应有的礼仪规范，与受喻者头脑中的预设框架之间存在极大反差，这种反差刺激能够促使受喻者调动思维联想进一步挖掘该行为背后的外交深意。韩媒还将这一画面与此前韩国总统Moon Jae-in携其夫人访美时与Trump及其夫人的红毯合影进行了对比。对比发现，美韩两位领导人的站位不偏不倚，双双位于画面的中央，而且双脚前方的红毯上贴有明显的白色站位标记。无论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之举，在敏感复杂的外交语境下，这种反差待遇无疑会引发一系列关于美日韩三国外交关系的政治猜疑。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言语隐喻。例如，Donald J. Trump曾多次公开将某些国家比作“流氓”“粪坑”“小偷”“毒瘤”等，这明显与外交隐喻的常规属性相左。其中，隐喻的两域在浅层内容搭配上表现出极大的冲突感，而且与外交场合的语场、语旨、语式之间存在高度不协调性，属于外交禁忌语。受喻者需要结合语境通过联想和想象搭建两域之间联系，进而推理出其中的外交寓意。美国前国务卿John Kerry在2016年的法国荣誉仪式大典上拿自己曾经骑自行车摔断腿一事进行调侃：“...if you stop moving, you fall over. You have to keep moving. It is like diplomacy. And we have kept moving together...”他构建了“外交是骑自行车”这一隐喻意象图式。“骑自行车”这样的话题发生在外交语境下令人始料未及，这能够引发受喻者的推理兴趣。经过认知加工，受喻者能够推断出“外交”与“骑自行车”之间具有相似的行为方式、目标及后果：都需要通过主体的不断努力才能保持稳定，进而实现既定目标，稍不留意或松懈或将酿成不良后果。结合外交语境，受喻者能够识解出其中的外交寓意，即John Kerry意在表达希望与法国保持长期性对话与合作的外交态度。  

3.2 外交隐喻的构建策略

外交隐喻的构建、翻译与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各阶段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性，打好基础对后续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根据外交隐喻的认知生成机制及识解规律，本文认为，以下几点原则和策略有助于外交隐喻的成功构建。

第一，违反合作原则。隐喻是一种非字面意义的语言变体，其话语背后隐藏着一定的“弦外之音”或“言外之意”，即H. P. Grice“会话含义理论”（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中所说的“非自然意义”。因此违反“合作原则”，尤其是故意违反“质的准则”能够促进隐喻的生成。可以说，隐喻实质上是个“假命题”，隐喻所反映的物质关系在客观世界中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虚构的。正如钱钟书先生（2002：45）所言，隐喻是“事出有因的错误”，是“自身矛盾的缪语”。

第二，近取原则。假象取偶，以相譬喻（《淮南子·要略训》）。从受众的认知体验或心理距离来看，“近取”即选取受喻者熟悉或亲近的象，拉近隐喻两域之间的距离。具身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认为，人类的概念系统与思维方式根植于其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体验，这种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那些基于人类共通体验的融通性外交隐喻更易引发受众的共情与共鸣。

第三，远取原则。选取为受众所陌生的象，拉开隐喻两域之间的距离。距离越远就越有张力，隐喻就越新颖。Sopory & Dillard（2002: 407）认为，“新颖隐喻似乎比常规隐喻具有更佳的说服效果。”从外交隐喻的生成机制来看，远取原则能够凸显隐喻两域之间的非常规性，形成强烈的认知反差或冲突，这类隐喻能够产生更加持久深刻的话语效果。远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创造相似的过程，是激发受喻者联想和想象的过程，是扩充和更新语言知识库的重要力量。

第四，适宜原则。Aristotle（2007: XXXII）在《诗学》（Potetics）中提出，“适宜性是高质量隐喻的本质特征”（Appropriateness is an essential feature of good metaphors），认为隐喻的构建要把握好一定的度，不应该过于华丽，否则会晦涩难懂。Eugene Miller（1979：167）同样提到，生动性（liveliness）、新颖性（freshness）、适宜性（appropriateness）是影响隐喻效果的三大要素。因此，外交隐喻的构建要在近与远、同与异之间寻求平衡，要适宜于外交隐喻发生的语境。如此才能使外交隐喻既具有隐喻的独特性，又能够使人听得懂、听得进，并产生情感共鸣和话语认同。

第五，审美原则。美是事物的形式和内容符合人类审美要求的属性，应包括形式美与内容美两个层次的结合（钱冠连 1993：40）。外交隐喻的构建应让受喻者的听觉、视觉等感觉通道产生美的感受，具有音韵美、意象美、诗意美的外交隐喻更加引人入胜，不易被历史淘汰。总之，外交隐喻的构建应切实考虑受众的可接受性，即隐喻的传播效果。

四、外交隐喻的话语功能

西汉刘向认为“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则不知精微，从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明徐元太断言“立言者必喻”“知言者必喻”；西晋陆机提出“言拙而喻巧”；三国刘劭认为“善喻者以一言明数事”等（刁生虎2006：51）。他们都极大肯定了隐喻在明理、思辨、谋事、立言、推论、说服等方面的重要功能。隐喻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外交隐喻与国际关系相伴而生，在中国可追溯至西周时期宗藩体制下的朝贡外交。“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必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班固1962：1775）。这段记载反映了先秦时期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即行人（外交官）通过吟《诗》作赋表达外交态度，传递外交意图。这里的《诗》指的是《诗经》，即借助《诗经》中的人与物对外交进行隐喻化表达，正所谓“微言相感”。“微言”指的是精深微妙、委婉讽谏的言辞，即不直言相告，在很大程度上与“隐喻”相近。在现代国际交往中，隐喻不仅是帮助人们通晓国际关系事务与规则的重要认知工具，更是理解国际关系理念与政策的重要致知工具，在政策建构、舆论引导、形象塑造、委婉讽劝、立场宣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影响外交决策，建构外交政策的合法性，促进外交政策与理念的国际传播是其基本功能。

20世纪80年代，国际关系学界普遍开始思考话语对国际关系的建构性，隐喻随之受到极大关注。Keith L. Shimko（1994：656）认为，几乎所有重大外交政策中都能够找到隐喻的影子。Roland Paris（2002：425）研究发现，美国对如何应对科索沃危机的政策讨论实际上是一场“隐喻之战”，各方运用不同的隐喻推论出相应的外交政策。Paul Chilton & Geroge Lakoff（1995：39）提出，“国家是人”（STATES AS PERSON）是主导外交政策的主要隐喻思维。通过将国家人格化，国际关系进而被隐喻化为人际关系。在此认知框架下，外交决策者通过使用一系列与“人”有关的隐喻链，进而为外交政策的建构寻求“人心”和“道义”的支持，最终为实现外交战略意图取得合法性依据。例如，美国前国务卿James Baker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情景描述为萨达姆坐在了我们的“生命线”（lifeline）上；前总统George Bush将之描述为萨达姆“掐住”（stranglehold）了我们的脖颈；美国前陆军上将Norman Schwarzkopf则称伊拉克正在“强奸”（rape was ongoing）科威特。为了捍卫自由、保护未来、守卫清白，George Bush提出，我们必须“将萨达姆驱逐出去”，给敌人致命一击（George Lakoff 1991：25）。在这条隐喻链中，一方面，美方将伊拉克（萨达姆）刻画成希特勒般的“恶霸”，犯了绑架和强奸科威特的罪名，而美国则是一位匡扶正义、拯救科威特于水火的英雄；另一方面，美方将本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都描绘成“受害者”的形象，受到了来自伊拉克的死亡威胁。因此，美方必须要重拳出击，进行防御。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国家的健康取决于其经济的发展，而石油供应被认为是国家健康发展的“生命线”。通过隐喻叙事，美国赋予了发动海湾战争的军事外交决策以正义性和合法性，从而赢得了公众、媒体、国会及其盟友的舆论支持。无独有偶，1946年，美国时任驻苏联外交官George F. Kennan（1946：708）电告美国国务院，称“世界共产主义就像恶性寄生虫，只以病变组织为食。因此，美国必须要保持健康活力。”他多次称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为病菌、毒瘤、癌细胞、成群的老鼠等，将苏联塑造成一个令人恐惧和厌恶的“病毒感染者”，会将病菌扩散、传染给其他国家，从而引发全球安全危机。基于这一隐喻思维，美国要扮演“医生”的角色，将感染者进行隔离，这就是“遏制政策”（the policy of containment）的隐喻性所在。自此，“遏制”成为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关键词。美外交决策者通过将“国家”隐喻化为“容器”（container），来论证其隔离安全隐患、维护自身安全的外交政策逻辑。2020年以来，美国借新冠病毒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正是基于此隐喻逻辑，通过将“病毒”指向具体的“人”，再由“人”指向“国家”。美国利用病毒和疾病隐喻鼓动公众产生反华、排华、仇华的心理和情绪，以营造有利于美方的国际舆论，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建构其与华“脱钩”及“遏华”等外交政策的合法性。

上述案例表明，隐喻具有劝诱和说服功能，是政治话语中具有吸引力的工具，是政治和军事冲突中最强大的武器之一（Andreas Musolff 2004：169-172）。外交政策合法化的进程中，离不开隐喻话语的操纵。隐喻能够通过诱导公众心理为外交政策的合法化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还能够通过建构敌对国的负面形象，从而为树立本国的正面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如Francis A. Beer & Christ’l De Landtsheer（2004：14）所认为的那样，隐喻在谋求政治认同和塑造行为体形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隐喻化的叙事手法能够激活某种生动形象的意象，这些意象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受众对某种形象的认知和态度。此外，隐喻话语具有激起或煽动某种强烈情绪的倾向，甚至具有欺骗性，滥用隐喻可能会导致危险的后果（Hobbes 1996：179-180）。因此，国际关系交往中应合理运用隐喻，使之发挥出正面的效用，而不是沦为激化冲突、引发战争，被外交决策者操控的政治工具。实际上，外交政策与外交隐喻之间是交互作用的关系，前者决定了后者，后者反作用于前者。受“冷战”外交政策的深度影响，美国外交隐喻自然也带有浓重的“冷战”色彩。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防御为主，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的外交原则和立场。这决定了其构建的外交隐喻旨在谋求和平与合作，而非激化矛盾与冲突。例如，为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凝聚力，积极应对危机与挑战，习近平在2016年的G20峰会中强调，“我们应该让二十国集团成为行动队，而不是清淡馆。”（洪向华2017：287）。“行动队”和“清淡馆”是对“积极务实”和“消极懈怠”两种不同国家形象的隐喻化表达，其目的旨在传递中国提倡知行合一、积极进取的外交态度和立场。习近平在2015年的博鳌论坛年会上也表达了相同立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苏格2018：100）。“独奏”与“合唱”同样隐喻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形象，前者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而后者则强调“集体主义”，表达了中国提倡共商、共建、共享的外交政策和立场。

此外，中国外交善于通过隐喻对外方的不当行为进行讽劝，以宣示中方外交态度与立场、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2016年，时任驻英大使的刘晓明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发表名为“不要在南海玩火”（Stop playing with fire in the South China Sea）的署名文章，其中运用了大量隐喻对“南海仲裁案”结果进行表态，认为这是一场反华“闹剧”。例如，他在题目中运用“玩火”一词劝诫菲律宾等国在南海的系列举动是极其危险的，应当立即停止；他引用荷兰知名法学教授的话：“仲裁庭的裁决在东亚必将会被视为毒树之果，无法得到认可和支持”，暗讽“南海仲裁案”的材料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不具备效力；他还讲道：“试想在足球场上，一支球队如果明知对手和裁判已经串通一气‘吹黑哨’，怎么还会同意进入赛场比赛？不仅球队不会接受，广大球迷和观众也不会接受。”他将所谓的“仲裁”喻为“一场黑幕重重的足球赛”，旨在扭转舆论风向，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同；他又援引《圣经》名言：“总在说别人眼里有细刺，却浑然不觉自己眼里的椽子”，再次暗刺了菲律宾及其幕后推手的非正当外交行径（Liu Xiaoming 2016）。总之，外交隐喻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极强的政策性，对于其功能的运用，我们应该辩证以待。一方面，要对美西方国家的污名化外交隐喻进行解构，防止落入其隐喻“圈套”；另一方面，要建构中国特色的外交隐喻，使之更好的服务于中国和平外交的形象塑造与外交话语权的提升。

五、结 语

外交隐喻不仅是国际关系和对外交往中普遍存在的修辞现象，也是理解国际政治复杂形势与敏感问题的重要思维方式。本文结合跨学科理论视角，对外交隐喻进行了专题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发现：1）外交隐喻是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外交话语现象，是进行话语权博弈的重要手段，具有极强的政治敏感性。它除了具有政治隐喻的一般特征外，还更加聚焦外交政策的隐喻化构建和传播；2）外交隐喻可以从叙事风格、词性范畴、话语体系、话语形态、话语功能五个主要方面进行类型划分，其中非言语外交隐喻或多模态外交隐喻的重要价值应引起重视；3）外交隐喻的生成是一个从其他语境进入外交语境的再语境化过程，是从其他思维框架跳跃到外交思维框架的框架转移过程，更是一个从始源域向目标域投射的结构性映射过程。其中，两域之间存在相似性是外交隐喻得以构建的基础，而发生“偏离”则是促进其生成的关键，“偏离”的程度是影响隐喻效果的重要因素；4）外交隐喻的识解是受喻者依据外交语境对“偏离”进行自我矫正和解构的认知推理过程，“偏离”程度越高，隐喻的“张力”越大，对受喻者的知觉和感官刺激越强，隐喻就更具有吸引力；5）外交隐喻的构建关键在于对“象”的选取，需要在近取和远取两个原则上把握好尺度，要与外交语境相适宜；6）外交隐喻最基本的功能是对外交政策的建构和传播，是外交决策者谋求政治认同和实现外交意图的重要手段。在“泛隐喻化”的时代，外交隐喻常常被“误用”或“滥用”，其背后所隐藏的实质上是激烈的意识形态与话语权之争，因而要对外交隐喻现象具备敏感的洞察力，要增强建构与解构外交隐喻的话语能力，避免落入国际关系中各种潜在的话语“陷阱”。外交隐喻是外交语言学与修辞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应在“外交话语学”的学科框架下，推动“外交语言学”和“外交修辞学”的前沿交叉研究（杨明星2021：8）。

注 释：

①https://winstonchurchill.org/resources/speeches/1946-1963-elder-statesman/the-sinews-of-peace/

②http://www.qstheory.cn/qshyjx/2021-07/14/c_1127653106.htm

③http://www.gov.cn/xinwen/2016-02/13/content_5040840.htm

④http://m.news.cctv.com/2021/09/03/ARTIMqzTpBqi2CRio9NCc0QV210903.shtml

⑤https://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90429/2378845.shtml

⑥https://2009-2017. 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6/12/265044.htm.

参考文献

班固 1962 《汉书》，颜师古注，中华书局。

陈望道 2008《修辞学发凡》，复旦大学出版社。

陈锡喜 2017《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刁生虎 2006 中国古代隐喻研究述论，《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冯德正 2011 多模态隐喻的构建与分类——系统功能视角，《外语研究》第1期。

冯广艺 2002《汉语比喻研究史》，湖北教育出版社。

关世杰 2005《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北京大学出版社。

洪向华 2017《学习金句》，学习出版社。

[美]理查德•尼克松 2010《领袖们》，施燕华、洪雪因等译，人民出版社。

[美]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2011《读我的胸针》，邱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 197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朴钟锦 2016 非言语外交：政治隐喻化表达和政治语境化解读，《学术交流》第8期。

钱冠连 1993 《美学语言学：语言美和言语美》，海天出版社。

钱钟书 2002《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束定芳 2000《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苏  格 2018《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汪少华 2000 语域理论新探，《山东外语教学》第2期。

闻一多 1982 《闻一多全集（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杨明星、赵玉倩 2020 “政治等效+”框架下中国特色外交隐喻翻译策略研究，《中国翻译》第1期。

杨明星 2021新文科时代外交话语学科构建与外语学科转型发展，《中国外语》第4期。

张德禄 1987 语域理论简介，《现代外语》第4期。

张立新 2018《外交话语隐喻认知叙事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

赵毅衡 1986《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赵玉倩 2020多模态外交隐喻框架下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研究——以大型政论纪录片《大国外交》为例，《山东外语教学》第3期。

Andreas Musolff 2004 Metaphor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Analogical Reasoning in Debates about 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Aristotle 2007 Poetics. Tr. by S. H. Butcher. Forgotten Books.

Elisabeth El Refaie 2009 Metaphor in political cartoons: exploring audience responses. In C. Forceville & E. Urios-Aparisi (eds.), Multimodal Metaphor (pp.173-196).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Eugene F. Miller 1979 Metaphor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3(1): 155-170.

Fauconnier, G. 1985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Forceville, C. 1996 Pictorial Metaphor in Advertising. New York: Routledge.

Forceville, C. 2009 Non-verbal and multimodal metaphor in a cognitivist framework: Agendas for research. In C. Forceville & E. Urios-Aparisi (eds.), Multimodal Metaphor(pp.19-42).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Francis A. Beer & Christ’l De Landtsheer 2004 Metaphorical World Politics. East Lansing: Michic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Francisco Yus 2009 Visual metaphor versus verbal metaphor: A Unified Account. In C. Forceville & E. Urios-Aparisi (eds.), Multimodal Metaphor (pp.147-172).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George F. Kennan 1946 Telegram.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6: 696-709.

Hobbes, T. 1996 Leviath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eith J. Holyoak & Paul Thagard 1995 Mental Leaps: Analogy in Creative Though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Keith L. Shimko 1994 Metaphors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15(4): 655-671.

Lakoff, G. &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off, G. 1991 Metaphor and war: the metaphor system used to justify war in the Gulf. Peace Research, 23(2): 25-32.

Liu Xiaoming 2016 Stop playing with fir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Daily Telegraph,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6/06/09/stop-playing-with-fire-in-the-south-china-sea/

Michael P. Marks 2011 Metaph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aul Chilton & Geroge Lakoff 1995 Foreign policy by metaphor. In Christina Schäffner & Anita L. Wenden. Language and Peace (pp. 37-60). Aldershot: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Pradeep Sopory & James Price Dillard 2002 The persuasive effects of metaphor: A meta-analysi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3): 382-419.

Roland Paris 2002. Kosovo and the metaphor wa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7(3): 423-450.

Zoltán Kövecses 2002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详见中国知网：《当代修辞学》2022年第3期，链接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AUTO&filename=XCXX202203005&v=MDExOTlCUFM3VGRyRzRITlBNckk5RllZUjhlWDFMdXhZUzdEaDFUM3FUcldNMUZyQ1VSN2lmWWVkdEZDamhWcj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