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8日-19日，第二届汉字理论与汉字史专题研讨会·青年学者论坛（2020）以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形式顺利召开。会议由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办，来自全国各高校的28位青年学者提交并报告了论文，中心及有关单位的师生约300人通过腾讯会议平台及直播间旁听了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何华珍教授主持，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致开幕辞。李运富教授首先介绍了汉字理论与汉字史专题系列研讨会召开的缘起和意义，指出汉字理论与汉字史研究相对其他学科而言比较薄弱，青年学者应该在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随后，李运富教授引用黄侃先生的治学语录，从什么是“学”、学问的境界与要求、治学方法与诫勉等方面分享了自己的体悟。

 会议共分为七场。第一场由梁春胜教授、贾智老师主持，安徽大学冯聪、北京师范大学冯先思、南京师范大学高中正、陕西师范大学郭敬一等老师分别报告论文。冯聪《据安大简谈〈摄命〉“猷卜乃身”》据安大简将清华八《摄命》3“猷卜乃身”中的首字读为“载”，认为简文“载猷卜”应读为“载䌛卜”，且与占卜中常见的“习卜”有关。冯先思 《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中的汉儿言语》指出句末使用“有”是元代北方地区流行的“汉儿言语”的标志，明代戏曲仍有用例，多变为“又”；同时指出赵琦美校改戏曲文献时，或删“又”或改为其他虚词的做法并不合适。高中正《楚文字“丧”“亡”补论——兼说〈尚书·微子〉“逊于荒”与〈史记〉“保于丧”》认为楚简“（）”是“喪”的省减字形，认为当读为“丧”而非“亡”，对于今本《微子》“逊于荒”而《史记》异文作“保于丧”，指出“荒”可能是“（丧）”转写误认所致。郭敬一《地名疑难字的考释与研究——以“埬”类字为例》利用石仓契约和地方志文献，指出“埬”类字来源于“棟”，是“棟”的换旁字，或换旁作“崠”“埬”“崬”“��”等。

 第二场由冯先思、高中正两位老师主持。安阳师范学院韩胜伟、郑州大学何余华、中山大学贾智、河北大学梁春胜等老师分别报告论文。韩胜伟的《东周“彝”字形体考论》对东周时期“彝”字的各种变体做了分类讨论，重点对“彝”字中“犬”旁、“目”旁、“米”旁等的偏旁讹变及其成因进行了排比分析。何余华《汉语同类词语的用字演变趋势》以汉语身体部位词和行走类词语为例，论证同类词语的用字演变趋势表现出“类别化”和“有序化”的特点，即词汇系统总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汉字系统对用字的选择，词汇的发展、词义的类别化推动用字朝着有序化、系统优化的方向演变，同类词语趋同的用字选择进一步巩固了汉语词汇的系统性。贾智《唐代字样学与中日字体发展史》对《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引用的字样学著作做了考证，揭示了其中唐代规范字体的演变和影响，最终认定《私记》成书上限在日本天平胜宝年间（749-757），下限在日本延历13年（794），从而将字样学著作东传日本的年代提前了约100-150年。梁春胜《从汉字史角度鉴别六朝伪刻举例》提出辨别伪刻的15条原则，着重从字形和用字的角度对一些六朝伪刻进行了辨析，并指出有时汉字史的知识对于辨伪甚至可以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

 第三场由陶曲勇和石小力两位老师主持，上海交通大学刘思亮、长治学院刘杨、渤海大学柳建钰、河南大学门艺等老师报告论文。刘思亮《说“土蝼”》爬梳了传世与出土文献中关于“土蝼”的记载，并结合出土文物的印证，认为信阳楚简“乐人之器”中所载“土蝼”是“虡兽”，非镇墓兽。而阜阳汉简《万物》中“土蝼”应是指“蝼蛄”，与虡兽“土蝼”是同名而异实。刘杨《考释疑难古文字要重视“象形初文”》明确“象形初文”的概念，同时结合相关例证探讨了象形初文在考释古文字方面的应用价值。柳建钰《字料库与字书字料库三题》讨论了资料库与语料库的联系与区别、字书文字研究的价值，同时阐释了当前字书资料库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门艺《甲骨文进小学课堂的观察、思考与实践》通过对甲骨文启蒙识字教学的观察，指出当前基础教育中甲骨文教学存在的问题，认为甲骨文进入小学课堂的实践应该根据学生所处的不同阶段进行分级教学。

 第四场由门艺和刘思亮两位老师主持，郑州大学牛振、清华大学石小力、南开大学陶锋、中国人民大学陶曲勇等老师报告论文。牛振《清末音译西药名用字考察》考察了清末西药学译著中音译西药名和音兼意译西药名用字，揭示其用字具有差异明显、大量使用口旁字，较多使用同音字、异体字和讹误字的特点。石小力《复姓“登徒”来源于职官“徵徒”说》结合汉字职用理论指出职官“登徒”本应作“徵徒”，而复姓“登徒”应当源于职官“徵徒”，是以官为氏。陶锋《甲骨文的空间性及其哲学阐释》从探讨甲骨文造字过程中所体现的空间意识入手，对甲骨文的空间性进行了哲学阐释，进一步指出这种空间隐喻可以弥补符号语言学的不足。陶曲勇《略论“糅合字”的分类与性质》从理论层面将目前所见“糅合字”分为异体糅合、假借糅合、同源糅合三类，并总结了这些“糅合字”的特点与性质。

第五场由柳建钰和周翔两位老师主持，郑州大学温敏、广西师范大学翁明鹏、安徽大学夏大兆、河北师范大学杨蕾等老师报告论文。温敏《“古今字”传播初探》以韩、日、越字书中的古今字为例，考察了古今字在域外的传播情况。翁明鹏《秦简牍专造字释例》通过对比秦简牍与六国文字、传世文献的用字差异，认为秦简牍中记录倾塌之{倾}的“”、掩盖之{掩}的“”、箭羽之{羽}的“”、四食之{四}的“”均属于专造字。夏大兆《安大简〈诗经〉一字多词现象研究》认为，安大简《诗经》字词关系中一字形记录一词是主流现象，但也存在着由假借、同源分化等原因造成的一字形表多词义现象。杨蕾、魏德胜《岳麓书院藏秦简字词对应关系举例研究》以“皆”和“偕”、“买”和“卖”两组字所承担的记词功能为例，探讨了岳麓书院藏秦简的字词对应关系。

第六场由朱乐川和陶锋两位老师主持，郑州大学俞绍宏教授、郑州大学尉侯凯老师、浙江大学张文冠研究员、中国善琏汉字艺术研究院赵晓波老师报告论文。俞绍宏《楚简“藕”字补释——兼谈一种新发现的造字方法》将楚简中的“”“”“”等都释作“藕”，通过“藕”字的考释发现了一种新的汉字构造方式，即在由两个相同偏旁构成的合体字中，这两个相同的偏旁不仅可标音，且均参与构意。尉侯凯《〈封许之命〉“简乂四方不”解》认为，“”是表享献之“享”的初文，“”所从之“戈”，特指用作礼器的玉戈。“”的造字原理，应该是象双手进献玉戈之意。西周以后，“”的形体被改造为“”“”等，本义则被读音接近的“亯”假借而去，这大概就是后世不再使用的主要原因。张文冠《专精与贯通——汉字史研究的一点思考》结合近代汉字研究的实例提出汉字史研究专精是基础，专书、专题研究应当互相借鉴，溯源明流，以达到贯通的目标。赵晓波《中国文字学与汉字艺术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探讨了中国文字学和汉字艺术的关系以及古文字普及问题。

 第七场会议由张文冠、夏大兆两位老师主持。浙江大学真大成，南京师范大学朱乐川、清华大学朱赛、安徽大学周翔等老师报告论文。真大成《玄应〈一切经音义〉“体”“字体”“正体”辨说——读玄应〈音义〉札记之一》对玄应《一切经音义》中的“体”“字体”“正体”等三个概念的含义以及玄应使用这些术语的目的进行了研究。他指出玄应《音义》中“体”并非指形体结构，而是指用字的准则、法式。“字体”指用字体式；“正体”指典正之体式。玄应认为属于“非体”“非字体”“非正体”的字是那些“书史所无”“诸书所无”“捡无所出”的异体字和通用字，而只要存在于字书或用于经史的字，无论是“本字”“正字”还是“异体字”“通用字”，都是合乎“体”“字体”“正体”的。玄应提出“体”“字体”“正体”的概念，是出于规范用字，以务典正的目的。朱乐川《试论变异与孳乳中形音义的关系——以章太炎〈文始〉为例》从《文始》中的实例出发，对变异和孳乳的联系与区别进行了辨析。朱乐川指出变异和孳乳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相同点在于二者均要求字音相同或相近，字义有相同的成份；不同点在于，变异最重要的是确定字义（本义）相同，而孳乳最重要的是寻找字义的区别。朱赛《〈说文〉“㶳”与“䀆”字际关系再探》通过古文字资料的整理和分析，指出“㶳”与“䀆”是同一个字，“㶳”为“䀆”的省写。《说文》“㶳”训“火余也”，应当是以字形强求本义，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言，还没有明确证据可以证明许慎的说解。由于“盡”字后来引申表达其他义项，又分化出“燼”字。《玉篇》把“㶳”与“燼”联系起来，是希望调和许说与文献语料的冲突。周翔《对安大简〈诗经〉专字的认识与思考》分析了安大简《诗经》中专字所呈现的现象以及特点。周翔指出安大简《诗经》中专字有“数量和种类较多，使用频率较高”“新见专字或新写法较多”“不少已见专字在简文中再次出现”“有些专字可以在传世文献中找到对应，与传世文献中的字构成历时同形关系”等特点。这些现象表明专字专用在战国文字阶段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共性，现阶段对专字的认识还比较有限。战国文字中的专字在后世文献中有一定的传承沿用，但大多均被废弃，这往往会导致后世造字、用字时出现同形异质之字。

会议闭幕式由齐航福教授主持，梁春胜、陶曲勇、周翔、张文冠四位老师进行了会议总结。黄锡全教授发表感言，指出本次会议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每篇会议论文或者报告均为作者精心准备，展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黄教授引用于省吾先生的治学金言，希望青年学者分析文字首先要注重形体，坚持无征不信，多闻阙疑的治学原则，认真踏实地进行学术研究，共同促进学科发展。最后，何余华老师进行了会务总结，对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和各位领导同仁的支持表达了感谢，并预告下届青年论坛将于2022年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