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晚上，北京师范大学李锐教授受邀为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师生作了题为《出土文献与孔子删诗》的学术讲座。郑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齐航福教授致开场辞，尉侯凯副教授及古文字特专班本科生、研究生参加了本场讲座。

 李锐教授首先指出，在《诗经》的研究史上，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孔子与《诗经》的关系。孔子与《诗经》的关系至少可分为两个问题：一是孔子有没有将三千首《诗》删为三百篇，二是孔子有没有确定过《诗》的顺序。

 随后，他根据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诗经》类文献探讨了孔子删诗问题。以清华简《耆夜》和《周公之琴舞》为例，李锐教授认为，先秦文献佚失的数量非常巨大，在孔子之时，应该存在比今本《诗经》只多不少的诗篇。当然，在孔子之前，有些诗可能已经编写完毕，所以公子季札才有在鲁国“请观周乐”之举。《论语·子罕》记载“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说明孔子有一个正乐的工作。按照孔子据《鲁春秋》修《春秋》的操作方式，他很可能根据鲁国的乐工、乐官所用之诗本作教材的底本。由于孔子影响巨大，七十子将孔子所用之诗传于四方，即便孔子依据了鲁国的《诗经》，但是其弟子是会说这是孔子修订的《诗经》。自古以来的鲁之乐工、乐官之选诗、编诗、删诗，也就可以归为孔子选诗、编诗、删诗了。选诗、编诗和删诗是相关的工作，选、编也就意味着删，故后世说孔子刪诗。

 讲座最后，李锐教授强调，利用战国秦汉简牍《诗经》类文献重新检讨《诗经》学史的某些关键问题，应当注意反思以往学界的研究方法。一代有一代之学术，现在我们处在出土简牍的“井喷”时代，如果擅长运用科学的思维模式、方法来研究《诗经》，一定会取得优异的学术成果，期待新的《诗经正义》等作品早日面世。

 讲座结束后，李锐教授与现场师生进行了交流互动，对老师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