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星、陈倩:女性主义视野拓宽外交话语翻译研究

作者: 时间:2019-10-23 点击数:

《中国社会科学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第一份全国性的大型理论、学术专业报纸。本文由杨明星、陈倩撰写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0月22日第1798期语言学版,以下为文章全文:


 近几年来,外交话语和女性主义已成为国际翻译界的热门话题,但鲜有学者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系统研究外交话语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应从国际关系学、翻译学和女性主义等跨学科、超学科的视角,关注“外交翻译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

  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独具特色

  20世纪7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在女权运动和翻译理论的多重交融互文碰撞下产生和兴起的。斯皮瓦克在其系列著述中提出,翻译是女性实现其理论及政治主张的重要途径,采用女性主义话语策略,为女性翻译活动提供生存空间;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颠覆了传统的翻译思想,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和译者地位及主体性的提升,其本质是女性主义者的一种言语行为和政治抗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西蒙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提出在翻译实践中应尽量“使女性在语言中得以显现,从而让世人看得见和听得见女人”。西蒙认为在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中还存在着大量性别歧视性语言,其中还伴随着dominance(支配)、fidelity(忠诚)、faithfulness(忠实)和betrayal(背叛)等各种意象,这种“忠实”形象的背后其实是男性霸权话语的体现。蒙代宣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首要目标就是“要鉴别和批判那些既将女性又将翻译贬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一团纷乱概念”。为了应对翻译实践中的性别歧视现象,西方女性主义翻译流派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策略。主要方法有:一是坚持男女之间的话语平等,消除译文中的性别歧视性话语;二是倡导“创造性叛逆重写”,提出“补充”(supplementing)、“加前言与脚注”(prefacing&footnoting)和“劫持”(hijacking)等翻译方法;三是重新界定原作与译作、作者与译者之间的关系,突出译者主体性和女性译员的话语权。

  中国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理论自觉意识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起步晚,发展缓慢。20世纪末,朱虹等学者率先将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引入中国,给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带来重要影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深受中华历史传统和文化基因的影响,彰显了中国特色和民族属性:一是中国和谐友爱的传统价值观促使中国女性主义翻译工作者采取温和、包容的翻译策略,二是不敢轻易偏离传统的翻译标准——“信达雅”及“忠实”原则。因此,中国女性主义翻译思想中并没有发生西方那样激进的女权主义运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外交翻译的国家队伍中女性群体快速崛起,女性主义翻译实践意识不断增强。

  中国外交活动中女性译员的主体性持续增强

  1949年以来,外交舞台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女性高级外交译员或翻译家,她们已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外交部翻译司司长许晖(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说过,“(外交部)翻译室还是一支以女同志为主力军的队伍,女干部占全室人数的大约70%,是名副其实的半边天”。按照周恩来总理“译员即外交官”的外交翻译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女性外交官的培养,不少女性外交译员已升任高级外交官或者驻外大使。黄友义认为,“公共外交的实践者越来越多的是女性,因为新闻出版和翻译领域女性特别多,所以女性是当今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主力”。以上数据和资料表明,在中国外交翻译实践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女性主义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中国女性外交译员数量的持续增多,给翻译工作带来了新局面。中国女性外交译员端庄的外表、天然的亲和力和突出的沟通能力,向外国元首和海外媒体展示了大国女性外交官自信优雅智慧的崭新形象,发挥了男性译员无法替代的作用。

  女性外交译员语言风格有独特优势

  中国在外交文本翻译过程中注重男女平等,避免使用对女性具有性别歧视性的语言,以确保在性别问题上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原则。这种外交文本翻译中的女性主义思想还表现在追求政治上忠实,即对原文政治内涵的忠实无疑是外交翻译中至关重要的原则。女性译员独有的翻译风格和语言特色,使得原本紧张的谈判和激烈的辩论变得轻松缓和。女性译员在外交翻译中的话语优势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女性译员在译文的政治敏感性上把握得更加严密、细腻和精确;女性译员更趋向于采取柔和、委婉、含蓄的话语形式;女性译员译文文风优美且富有积极的情感色彩;女性译员多采用谦逊、礼貌、和谐、求同和包容的语言形式和叙事方式。女性译员这种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话语风格无疑是维持和谐友好对外关系的重要润滑剂。

  另外,女性外交译员在外交翻译实践活动中的非文本优势也不容小觑。她们沉着冷静的气场、优雅得体的肢体语言、柔和纯正的发音容易给外国元首留下深刻的印象。加上扎实的文化知识以及过硬的双语能力和政策水平,给国际社会树立了一种追求和平、大气包容的大国女性外交官形象,有力提升了女性的国际地位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女性主义翻译思想拓展“政治等效”理论的内涵

  杨明星借鉴奈达的“等效”翻译理论,并结合国际关系学、外交学分析视角,首次提出外交语言翻译的“政治等效”(Political Equivalence)翻译理论。“政治等效”是指:外交翻译必须一方面准确、忠实反映源语和说话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语境,另一方面要用接受方所能理解的译语来表达,使双方的政治含义信息等值,使译文能起到与原文相同或相似的交际功能。这一翻译原理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即政治性、动态性和平衡性。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忠实”“平衡”“男女平等”等思想与“政治等效”的基本原理及三个特征相辅相成,不谋而合。鉴于外交语言具有极强的政治敏感性,在外交话语的构建、翻译和传播活动中,应尽可能地避免性别歧视性语言的使用,在译者地位和话语表达方面重视构建男女平等和谐关系,这也是实现“政治等效”的重要维度和基本要求。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外交翻译实践和队伍建设具有突出的女性主义特色和优势。外交翻译中的女性主义思想除了表现在女性翻译队伍建设的蓬勃发展,还体现在外交译文中女性自身所特有的忠实、精准、细腻的话语形象和语言特征。中国外交翻译实践中长期积淀的女性主义思想,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软实力”和新时代女性外交官柔美、亲切、宽容、和平的新形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17ZDA318)、信阳师范学院校级研究生课题“外交翻译中的女性主义研究”(2018KYJJ3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信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原文请参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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