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CSSCI）2021年第1期第19-23页。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三维模式
——以“和平崛起”为例
杨明星 周安祺
（郑州大学 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河南 郑州 450001；郑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作者简介：杨明星，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翻译协会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委员会副主任，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院长，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安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7ZDA318)；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外交翻译的理论构建与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 17BYY006)；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外交语言学的理论构建与学科建设”(项目编号:2018－JCZD－018)。
摘要: 中国外交理念“和平崛起”自提出以来已经历近二十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现已构建较为完善的文本体系、翻译体系和传播体系，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和平崛起”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外交话语跨文化构建、翻译和传播的系统工程。“和平崛起”文本体系采取“分众论”，形成面向全球与不同国别的差异化文本。翻译体系以“政治等效”为标准，对“和平崛起”核心话语提出恰当译法。传播体系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复调”传播格局。中国“和平崛起”话语体系经过“构、翻、传”三重建构，已在国际社会逐步形成趋向稳定且正面的认知反馈。
关键词: 外交话语；三维模式；和平崛起
The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Constructing Discourse System of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ake "Peaceful Rise" as an Example
YANG Ming-xing; ZHOU An-qi
Abstract: After nearly two decades of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China’s diplomatic idea "peaceful rise" has formed relatively perfect text system，translation system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becom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ow．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peaceful rise" discourse system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of cross-cultural construction，translation and publicity of diplomatic discourse．The text system of "peaceful rise" adopts the theory of "focus communication" and forms differentiated texts for the world and different countries．The appropriate translations of the core discourse "peaceful rise"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standard of "political equivalence" in the translation system．A "polyphony" communication pattern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is shaped in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China’s "peaceful rise" discourse system has gradually formed a stable and positive cognitive feedback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the three-dimensional mode of "constructing，translating and communicating"．
Key words: diplomatic discourse; three-dimensional model; peaceful rise
中国“和平崛起”理念自 2003 年首次提出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翻译界和传播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经过十八年的话语实践，已初步形成文本构建、话语转换和跨文化传播三大分支体系，使得“和平崛起”话语体系日趋完善，国际话语权逐渐生成，大国外交形象不断提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外交话语跨文化构建、翻译和传播的系统工程，本文拟从国际关系学、外交学、语言学、翻译学和传播学相结合的跨学科视角，对“和平崛起”话语体系建设进行全面考察和系统分析，以此揭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
一、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三维模式
根据外交话语的特殊属性与发展规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一般要依次经过话语构建(文本生成/中文表达)、话语翻译(外语表达)和话语传播(跨文化推介)三大环节，即“构、翻、传”三位一体、协同运作的过程［1］(如图1所示)。在此三维模式中，翻译系统与源话语的互动是话语文本再建构与意义再生产的过程，巧妙的翻译策略与翻译技巧的运用，能够有效弥补译入语同源话语在文本与情境内涵上的差异，使译入语尽可能地融通中外。话语的多语种转换流程使翻译系统显现出滞后性，译法的延时反馈直接影响到话语构建与传播效果，而传播与翻译的实时互动推动着译法与时俱进，及时更新。传播系统与文本系统的互动带来话语体系容量的扩充，传播过程提供的反馈信息促使文本不断反思与重构，进而使话语构建系统呈现出更强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概言之，“构、翻、传”三大环节之间相互联通、实时反馈，不断进行外交话语体系内的动态调整，最终形成话语构建、翻译及传播一体化的系统架构。
图 1 外交话语体系建设三维模式
基于国际话语权的生成规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应注重“构、翻、传”三维模式的内部构建与外部融通。一方面，通过实施跨学科构建、多部门协作，将三大环节统筹起来，使各环节既能独立运行，又能协调一致，形成构建外交话语体系的合力。另一方面，在以我为主展现民族性、本土性的同时，要考虑中国外交话语的特殊性和中西方外交话语体系的差异性，寻找双方对话的共鸣点与最大公约数，通过求同存异、求同化异形成中国特色外交话语的国际表达，实现民族性与国际化的高度统一。
在外交话语权生成过程中，话语构建、翻译和传播三大环节所发挥的作用和所占权重不尽相同。其中话语构建是最为关键的一环。为打破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话语霸权，中国亟需构建兼具民族性和国际性的原创性外交话语体系，以中国话语阐明中国立场，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问题，使中国外交在国际舆论场享有相应的话语权。其次是传播环节。传播系统的主体塑造、议程设置、受众划分、媒介选择和效果评估等一系列策略安排直接影响外交话语权的构建成效，而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反馈可作为话语构建与翻译环节结构动态调整的重要参考与导向。外交翻译作为中国外交传播的必经之路和关键环节，其在话语权构建过程中的重要程度虽不及前两者，但有时能发挥其他环节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话语，外交话语具有极强的政治敏感性和意识形态色彩，其政治内涵、政策意义以及国际形象的生成在以上三个环节均需要使外国受众产生与国内受众对等的认知效果，即实现“政治等效”。因此，应以外交话语的政治内涵及其政治语境为重点和主线，采取融通中外的文本表述、忠实准确的翻译形式、贴近受众的传播方式，才能完成“三位一体”的话语体系建设。话语构建环节在忠实呈现本国外交理念的基础上，重视使用与目标国语言习惯和价值观相似或接近的源语表达，从话语源头缩小国家间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差异造成的“理解鸿沟”。话语构建形成的文本体系只有经过翻译与转换才能顺利进入异质文化空间，而外交话语翻译必须以文本体系为基础，准确反映原文本的语境及意义，使译文达到与原文本相同或相似的政治内涵。同时，外交翻译的现实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话语构建方不断反思文本体系是否能够与目标国的本土语境形成联通，进而实现认同，达成共鸣。外交话语传播以外交话语构建和翻译为前提，本质上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目标受众的认知、态度、行为等反馈信息推动着话语翻译及文本表述不断调整，使翻译体系与文本体系渐趋完善，直至达到传播者预设的外交目标。另外，为实现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三维（“构、翻、传”）“政治等效”，还应建立与外交话语体系子系统相适应的话语分众化构建、分众化翻译和分众化传播机制［2］。概言之，外交话语体系的三维互动旨在实现外交话语构建的“内外趋同”、外交话语翻译的“政治等效”以及外交话语传播的“受众共鸣”。
二、中国“和平崛起”话语体系的文本构建
（一）中国“和平崛起”文本构建的文化渊源和发展历程
“和平崛起”外交话语的生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因。“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等中国传统“和合”理念是其产生与发展的思想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既是对传统“和合”思想的继承，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和平与发展观的深入实践。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理念［3］（P353-363），为我国争取了值得的发展机遇。21世纪初期，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为应对国际舆论的严峻挑战，中国政府及时提出了“和平崛起”外交理念。
2003年11月3日，中央党校前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在亚洲博鳌论坛上正式提出“和平崛起”概念［4］。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首次代表中国政府使用“和平崛起”概念阐述中国的发展战略［5］。为消除西方舆论对“和平崛起”内涵的误解，国家领导人讲话和主流媒体报道从2004年开始将之改称为“和平发展”［6］。2005年4月，胡锦涛在出席亚非峰会时提出“和谐世界”理念［7］。2005年底，中国政府首次就“和平发展”问题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向世界宣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立场。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对“和平发展”“和谐世界”话语体系进行了系统阐释，并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和平发展”理念先后于 2007年10月、2018年3月被写入党章和宪法，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走不同于西方传统大国发展道路的意志和决心。
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了系统阐释，并做出“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重要论断［8］［9］。此后，习近平多次在联合国等多边外交场合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并对“和平崛起”话语体系进行大胆创新，提出一系列更具包容性、原创性的和平外交话语，如“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正确义利观”等。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主动引领和推动全球合作抗疫，在公共卫生治理中不断践行“和平崛起”思想。2020年7月28日，习近平在亚投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上强调: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人类是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唯有相互支持、团结合作才是战胜危机的人间正道。”［10］这进一步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和平崛起”的信任度与认同感。
（二）中国“和平崛起”话语体系的分众化构建
基于新时期大国外交话语权的构建需要，中国“和平崛起”逐步形成了面向全球、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及多边外交的五大系列分众文本。首先是构建面向全人类的普适性外交文本，如“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两个概念从本质来说是对“和平崛起”的继承和发展，它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理顺了中国与他国乃至世界的关系，即中国要在和平崛起的同时助推世界各国和谐共存和人类社会共同发展。这也正是“和平崛起”的终极目标。
世界大国是影响中国“和平崛起”和人类和平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将对大国的“和平崛起”话语建构置于优先地位。如对美国这一超级大国，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面对复杂多变的周边形势，中国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以及“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11］。同时，针对不同的周边国家提出了差异化的和平外交话语。在2013年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要同周边各国协力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12］。中国面向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方针。“正确义利观”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关系，展现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以义为先的大国外交风范。在多边外交场合，中国坚持多边主义，注重发挥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就核安全、气候环境、巴以冲突等世界性问题做出明确表态，以达成国际共识。如习近平曾在联合国演讲时表示: “中国将继续大力推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支持联合国推进千年发展目标，愿同各方一道努力，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做出更大贡献。”［13］。
三、中国“和平崛起”话语体系的跨文化翻译
中国“和平崛起”话语体系在完成文本构建之后，还面临着文本转换与翻译问题。鉴于汉语学习难度大且非国际通用语，面对西方异质外交文化和话语体系以及英语的霸权地位，中国“和平崛起”话语体系必须要借助翻译才能走出去、传播开。外交翻译即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第二个关键环节，同时也是学界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个领域。以外交翻译为突破口研究中国特色外交话语表达、传播方式，应聚焦外交话语和外交翻译的特殊属性，完善以“政治等效”翻译标准为主线的外交翻译理论框架，深入探索外交话语跨文化翻译的规律、原则、策略、技巧以及译文质量评估模式。
（一）外交话语对外转换和翻译的“政治等效”理论框架
由于外交话语是一种事关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的特殊政治语言，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与专业复杂性，必须采用一种特殊的翻译标准和策略才能准确传达源语政治意涵，使目标受众正确理解和接受。2008年以来，笔者系统提出了外交话语翻译的“政治等效”（Political Equivalence）理论，该理论为外交话语跨文化转换提供了崭新视角［14］。“政治等效”是对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等效”翻译论的继承与发展，与“等效”翻译论适用于一般翻译领域不同，“政治等效”是专门针对外交话语这一特殊领域提出的翻译标准，着重强调翻译过程中政治内涵传递的等效性和对应性。“政治等效”理论认为，外交翻译必须一方面准确、忠实反映源话语和说话者的政治思想和语境意义，另一方面，要用接受方所能理解的译入语来表达，使双方的政治含义信息等值，使译文能起到与原文相同或者相似的交际功能［15］。另外，可用政治性、动态性和平衡性三个指标检验译文在政治倾向或情感意义层面达成的效果［16］。
（二）“和平崛起”核心话语的“政治等效”翻译
关于“和平崛起”翻译之争自该理念提出之时就已存在，主要集中在“崛起”一词的译法上。经检索中国外交部英文网站，发现有关“和平崛起”的第一条英文报道发布于2003年12月10日，最初被直译为“peaceful rise”。中国语境中，“崛起”多为褒义词或中性词，如“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民族崛起”。而按照西方的传统文化和外交逻辑，“rise”有“矗立、突起、激增”之意，带有一定的消极色彩。由于大国崛起多通过战争而非和平手段来实现，“和平”（peaceful）无法与“rise”一词搭配。2003 年，当“peaceful rise”这一表述传入英语世界后，一度引起了美国舆论的强烈反响和广泛质疑，由此引发国内学界对“和平崛起”译法的反思。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是翻译的错误导致了西方对中国外交新理念的误解，认为“peaceful rise”译法不能准确反映中国发展的现状和外交方略，也没有充分体现中国崛起与西方传统大国崛起方式的不同。为凸显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外交部吴红波大使曾在 2005 年“中国在东南亚的和平崛起”国际研讨会上提议用“peaceful development”替代“peaceful rise”［17］。笔者对外交部英文网站进行检索发现，在2003年以来发布的文章中，“peaceful development”出现的频率远高于“peaceful rise”。特别是2005年以后，“peaceful rise”的表述逐渐从官方话语体系中淡出。然而，西方舆论最初谈及“和平崛起”时并未完全采用中方以上两种译法。如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关于“中国崛起”的表述使用了“emergence”一词，也有学者使用“China’s resurgence”的表达［18］。“emergence”与“resurgence”的英文释义均有“从背后突然出现、快速兴起”的含义，这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外交本意并不对等。但自2013年以来，国内外官方文本采用“peaceful rise of China/ China’s peaceful rise”的表述逐渐增多，这一现象表明“peaceful rise”的译法已被重新接受。
以“政治等效”翻译标准检视“和平崛起”的各种译文，笔者认为“peaceful rise”是其中最为恰当、准确的译法。虽然“peaceful development”与“peaceful rise”本质相同，均指中国要通过和平发展战略实现民族复兴，但两者在政治寓意和情感色彩上并非完全相同。相比而言，“development”用词更为平淡、中性，侧重表达中国“和平发展”的动态过程，并不能忠实、准确反映中国“和平崛起”的决心，而“rise”则重点体现中国“和平崛起”的最终状态。即便该词在西方政治语境里易引起负面联想，但以“peaceful”进行修饰，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rise”的消极意义，从而呈现出一种新型大国崛起方式。在外交翻译中，考虑译文的可接受度固然重要，但也不可一味迎合西方受众喜好而改变或偏离源语的政治本意。因此，将“和平崛起”译为“peaceful rise”更加契合“政治等效”翻译原则，且此种译法已被西方世界广泛使用并接受。
此外，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型大国关系”和“负责任大国”等概念中，“大国”一词的译法极为关键。由于语言文化、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及外交体制的不同，中美两国对“大国”一词的翻译存在巨大差异。美国出于强权政治或霸权主义逻辑思维，多采用“power( s) /great power( s) /major power( s) ”（直译为“强权、列强、权势”）等词汇来指称“大国”，中方对“大国”一词的翻译并没有套用西方惯用表述，而是以新造中性词“major-country”（直译为“大型国家、主要国家”）来表达［19］。中方创新译法有助于传递中国特色新型“大国”外交理念，以区别于西方追逐权力的传统大国观，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西方大国的战略猜忌。总之，“major-country”与汉语“大国”在话语内涵上实现了高度统一，堪称“政治等效”翻译典范。
四、中国“和平崛起”话语体系的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是影响外交话语构建效果的第三个关键环节。本文以美国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模式为理论框架，分别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层面剖析“和平崛起”话语体系传播过程和传播规律。
（一）传播主体多元化
中国“和平崛起”话语传播是一种特殊的政治传播与国际传播类型，属于“外交传播”范畴。由于外交话语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其传播效果如何将直接影响外交政策的实施和国际话语权的生成。对一般民族国家而言，外交话语传播主体通常是国家最高决策层及执政党群体。具体到中国外交话语传播实践，一种多元传播主体并存的“复调”格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就已形成，这一格局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调整，但其党和政府主导、多方协同参与的思想内核始终未变［20］。
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是外交传播的核心人物。作为外交话语的首席“代言人”，元首外交本质上是一种人际传播，可将元首个人情感、人格魅力以及话语风格带入外交话语传播过程中，以提升外交话语的传播效果，对其他类别的传播主体起着引领示范作用。政党是传播外交话语的特殊渠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中央仍经常使用政党外交这种灵活的方式传播外交话语，以良好的党际关系推动外交传播活动的开展，使政党外交成为宣传中国“和平崛起”话语的重要手段。
公共部门是传播外交话语的中坚力量。这些公共部门涵盖中央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外事部门、外宣机构以及中央媒体。国务院新闻办定期举办“国新专题”系列活动，并积极指导媒体对外报道，协调地方外宣，使各部门传播“和平崛起”的基调相统一。近年来，各种非政府公共部门（NGO 或 NPO）也逐渐成为外交话语的重要传播主体，丰富了以党和政府为中心的多元传播主体格局。
（二）传播内容多维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对“和平崛起”话语体系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整体布局，将其传播内容划归为五大方面: 历史起源、总体目标、对外政策、路径选择和世界意义［21］（P16-17）。实践证明仅凭宏大叙事难以使外交话语取得理想传播效果，真实、生动的个性化议题才更契合国际受众的信息接收习惯。中国“和平崛起”话语在政治层面聚焦“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等内容的传播，主张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领域注重“均衡、普惠、共赢”理念的传播，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成果惠及世界。文化维度的代表性话语有“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提倡不同文明间和谐共存。安全领域凸显“信任”“合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等思想，强调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环保方面的传播议题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等［21］（P16 -17）。在中国“和平崛起”话语体系框架之下，各项子系统传播内容从宏大、抽象转向细微和具体，进一步朝着人类共通的价值观和国际共识靠近，从多维度讲述中国“和平崛起”故事。
（三）传播渠道融媒化
在“和平崛起”话语诞生的第一个十年，中国传统媒体纷纷探索媒介融合之路并逐步向网络平台转型。负责外交话语传播的六大央媒均已开设门户网站（新华网、人民网、央视国际、国际在线、中国日报网、中国网）［22］，成为广播、报纸、书刊、电视四大传统外宣媒体之外的重要传播平台。以“中国和平崛起”为关键词对六大央媒网站进行检索发现，新华网、人民网、中国日报网对“和平崛起”的报道量均在 2000 至 4000 篇之间，另外三大央媒（中国网、国际在线、央视）官网的相关报道也达到百篇以上。电视宣传片也是外交话语传播的常用载体，央视曾推出多语种专题片《中国之路》，通过全球视野、中国立场的特殊方式展现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然而在西方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中，仅凭央媒单一渠道难以取得理想的外交传播效果，必须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网络短视频等新兴传播媒介，构建全新的融媒体传播模式。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和平崛起”话语的传播体系已渐趋完善。特别是2016年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开播之后，中央加大对外交话语传播媒体的资源投入，建立起“1 + 6 + N”（即1个旗舰媒体+6家央媒+其他部门）的“融媒矩阵”［23］。通信技术及各类移动终端的迅猛发展促使传播媒介转向融合化、社交化。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人民日报》、CGTN开通推特或脸书等国际社交平台账号，进一步拓展“和平崛起”话语的海外传播渠道。围绕“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中国外交传播部门积极探索跨国媒体合作机制，诸如“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金砖国家媒体峰会”以及新冠疫情期间CGTN开设的“全球疫情会诊室”等传播平台创新，这不仅符合媒体融合集约化发展方向，也高度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四）传播对象分众化
当前，分众传播逐渐取代大众传播成为社会主流传播模式。分众传播认为受众并非同质化孤立个体的集合，而是具备了社会多样性的人群［24］（P161）。基于不同国家、地区受众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差异，“和平崛起”话语体系对外传播逐步完成了面向目标受众的精准细分与文本构建。在国家层面，“中国和平崛起”话语的传播对象要区别对待，既有美、英、俄等世界性大国，也有巴基斯坦、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还包括非洲、拉美地区的各个发展中国家。此外，联合国、欧盟等同样是其特殊的目标受众。在社会群体层面，“和平崛起”话语受众既包括国家领导人、外交官员、智库专家等意见领袖，也涵盖普通民众。此外，传播主体在进行分众传播时，并未忽视大众媒介的传播效力，二者协调互补，形成“复调”传播格局。
五、总结与反思
中国“和平崛起”话语体系经过话语构建、翻译和传播“三步曲”，已形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三维模式。中国“和平崛起”文本体系基于“分众论”，逐步形成针对全球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系列话语子系统。翻译体系以“政治等效”为原则，对“和平崛起”核心话语各种译法进行综合评判，找出恰当译法。传播体系中，多元主体参与的“复调”传播格局业已形成，宏观叙事与微观议题互补的多维度、立体化内容架构已经建立，融媒化、社交化的传播渠道被广泛使用，针对不同国别与群体的分众化、精准化传播成为常态。如今，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已形成相对稳定、趋向积极的认知，将之列为全球关注的“优先议题”。
中国“和平崛起”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成意义重大。在学理层面，有助于推动外交话语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建设，为外交语言学、外交翻译学、外交传播学等外交话语分支学科的创建提供现实参考和理论基础。在实践层面，对讲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故事、打造中国特色外交话语模式以及培养高级外交人才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为应对西方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中国应进一步强化外交话语政策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加快提升“和平崛起”理念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使中国特色外交话语真正转化为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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