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在《外国语文研究》（CSSCI集刊）2023年第2期242-256页。

外交笔谈：汉字文化圈国家外交话语叙事模式的历史考证与当代价值

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 杨明星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 刘林君**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编号:17ZDA318)、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外交话语体系研究”(22VRC013)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省级重点项目(研究生教育)“‘外交话语学’学科体系构建与本—硕—博贯通式人才培养创新研究”(2021SJGLX020Y)和河南省新文科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新兴文科‘外交话语学’的跨学科构建与国际化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2021JGLX016)的阶段性成果。本文通讯作者为刘林君。特别鸣谢王连旺副教授对此论文修改的建议和帮助。

作者简介：杨明星，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院长，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外交话语学研究，联系方式:staryang66@aliyun.com。刘林君，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外交话语。联系方式:1157042654@qq.com。

摘要：汉语在古代和近代东亚诸国对外关系史上曾长期扮演着国际通用语的角色，而“外交笔谈”则是汉字文化圈内各国之间普遍采取的一种以汉字为媒的书面交流方式，因其在表达思想和情感上的独特优势而被外交官和文人所青睐，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外交话语传播模式。本文采用外交话语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叙事学和汉学等跨学科视角，结合外交笔谈文献资料，对外交笔谈的历史起源、发展脉络、文体特征和话语功能等进行系统研究。外交笔谈的千年兴衰史也是对世界话语力量格局演变史和中国古代外交话语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研究外交笔谈对推动汉语国际传播和中华文化走出去，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和亚洲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外交笔谈；外交话语学；汉语国际传播；亚洲命运共同体

Title: Diplomatic Brush Conversation: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Narrative Mode of Diplomatic Discourse in the Chinese-character Cultural Circle

Abstract: Chinese has long played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lingua franca in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y of foreign relations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Diplomatic Brush Conversation” (DB) is a written communication method that uses Chinese characters as a medium, and it was generally adopted among countries in the Chinese-character Cultural Circle. Due to its unique advantages in expressing thoughts and emotions, it was favored by diplomats and literati,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mature communication model of diplomatic discourse. This paper employ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f diplomatic discoursology, hist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rratology and Sinology, combined with the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of DBC,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origins, development trajectory,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discourse functions of DBC. The rise and fall of DBC in history shows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structure of world discourse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ncient Chinese diplomatic discourse. The study of DBC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plomatic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n Asi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Key Words: Diplomatic Brush Conversation, Diplomatic Discoursolog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an Asi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1 引言

“外交笔谈”是古代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间兴起的一种特殊的外交话语模式，是指使节或政客之间以汉语书面语言对话交谈两国关系的跨国交流方式。自汉唐以来，中国所创造的灿烂的文化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与社会发展，由此形成了以汉字和儒学为载体的“汉字文化圈”(聂友军，2018：28)。在“汉字文化圈”内，各国文人所操言语虽不相同，但由于长期受到汉字典籍和汉文化的浸润，国家间均可以通过书写汉语进行交流，这种“以笔代舌”的交流方式被称为“笔谈”，是古代东亚地区出现的一种独特的语言文化景观。外交笔谈主要集中在中朝、中日、中越以及朝日之间，目前整理查实的笔谈文件超过1万件，内容包含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及风俗文艺等方面(王勇，2018：242)。根据笔谈者身份和笔谈目的，可以将笔谈分为外交笔谈、文人笔谈和漂流民笔谈(张伯伟，2016：307)。由于古代外交官多属熟悉汉文化并能够熟练运用汉字的文人，因此外交笔谈也属于文人笔谈的范畴。这类外交笔谈原始文献遗存丰厚，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古代东亚各国对外交往中，“外交笔谈”作为一种高层次、高效率的书面会话方式，在传播外交政策立场、提升国家间友好关系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中日韩越学者对笔谈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编译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代表性著述有《东亚笔谈文献研究丛书》(王勇)、《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葛兆光)、《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葛兆光)、《燕行录千种解题》(漆永祥)、《清代首届驻日公使官员的笔谈资料》(刘雨珍)、《燕行录全集》(林基中)、《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讯使》(夫马进)以及《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伊原泽周)等。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观点，如“无声的对话”“文化间的比赛”“不在场的在场者”等受到汉学界的广泛关注。以上外交笔谈研究成果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跨越时空的情景会话图谱，堪称中国特色外交文化遗产，成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外交笔谈的历史动因与发展脉络

外交笔谈作为一种在特定政治和文化语境中所形成的外交话语现象，在东亚各国间漫长的对外交往史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是东亚外交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载体。以下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2.1外交笔谈的类型区分

外交笔谈从内容上来看可分为：“散文外交笔谈”和“诗赋外交笔谈”两种类型。散文“外交笔谈”是指双方外交官针对两国关系和外交事务进行对话、磋商和谈判，在辞章往来间表达各自的见解与立场。如光绪八年(1882年)五月，越南派遣陪臣翰林侍讲学士阮籍到粤会晤招商局总办唐廷庚，商讨抵御法国侵略事宜。为了保密起见，他们进入密室进行笔谈，部分内容如下：

阮云：事情甚迫，下国王甚忧闷，满朝臣子望天朝拯救，如婴儿之望父母。贵大人为下国办漕，岂忍隔膜相看?职道云：此事所关甚大，非由大皇帝定断，谁敢做主?(郭廷以&王聿均，1962：273)

所谓“诗赋外交笔谈”是指双方外交官通过诗赋酬唱表达邦交情谊和外交理念，还指通过对诗比赋展示本国的文化底蕴。1761年，越南著名学者黎贵惇与朝鲜使臣洪启禧在北京会面，黎贵惇赠诗云“瀛涯各一方，齐趋象阙拜天王”。双方笔谈以汉语对诗的形式进行，通过以诗会友表达两国人民千里相会的喜悦(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2010“第四册”：65)。1878年，日方政府官员宫岛在家宴请清廷驻日公使何如璋和参赞黄遵宪，并请日本文人作陪。宫岛赋诗曰：“心有灵犀一点通，舌难传语意何穷。交情犹幸深如海，满堂德熏君子风。”黄遵宪立即挥笔奉和一首：“舌难传语笔能通，笔舌澜翻意未穷。不作佉卢蟹行字，一堂酬唱喜同风。”(王勇，2015：113)双方虽语音不通，但通过笔谈对诗，表达了对两国关系的良好祝愿。

2.2外交笔谈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

外交笔谈成为可能至少取决于以下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汉字在东亚地区的传播和盛行，这意味着汉字和汉文化从中原王朝传向周边国家和地区，并且周边民族已经能够熟练使用汉字；二是东亚朝贡体系的形成，这意味着各国之间的使节往来成为惯例(王勇，2018：245)。

2.2.1汉字在中国周边国家的传播

中国同朝鲜半岛山水相连，因此汉字传入时间较早。自公元前1046年，原为商朝太师的箕子带领着族人东迁朝鲜并建立“箕子王朝”后，汉字就已经开始在朝鲜半岛传播(董明，2002：7)。两汉时期，一些生活在朝鲜半岛的土著民众逐渐掌握了汉语、汉字。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8世纪中期，新罗仿唐制创办大学监，根据所学中国典籍的多寡来录用官吏(金富轼，2003：134)，这对汉字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使用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到了宋朝，半岛进入高丽王朝时代，精通汉文与儒家经典的汉学家人数大增，汉字和汉文学知识得到大幅度普及。及至李成桂建立李氏朝鲜之时，对汉文的掌握和运用成为统治者、士大夫阶层和读书人身份的象征(黄卓明，2013：1)。

日本人最早通过朝鲜半岛与中国进行交往。据《日本书纪》记载，汉字早在公元200年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舍人亲王，2019：118)。隋唐两代是中日交流的黄金时期，日本多次派遣使团和留学僧来到中原求取佛法，学习中华先进的文化和政治制度。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消化，日本许多文人墨客通晓汉字，将之作为对外交流媒介。604年，日本圣德太子以汉字颁布《宪法十七条》，这是汉字成为日本政府公文用字的标志文件(陆锡兴，2018：486)。公元645年，日本进行大化改新，决定仿照唐朝律令制度正式使用汉字文言，此后日本使用汉字编写史书。712年，日本第一部国史《古事记》全部用汉字书写(陆晓光，2002：92)。到了宋代，随着大量汉文典籍传入日本，出现了用汉字写成的《万叶集》《源氏物语》等文字著作。明清之际，汉学功底在日本被视为个人修养的评价标准，即便在表音符号片假名、平假名出现以后，汉字的正统地位依然根深蒂固(刘志刚，2020：86)。

早在秦始皇南征百越时，汉语言和文字已经开始在越南北部和中部传播。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设立九郡进行治理，为汉字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唐王朝在安南实施与全国基本相同的文教制度和人才选拔政策，这对安南人学习汉语起到促进作用，推动了汉字在安南的传播(董明，2002：247)。到了宋代，越南虽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成为宋王朝的藩属国，但宋越两国使节往来依然密切，无论是宋朝发往交趾的“诏书”，还是交趾回禀的“奏章”和“表文”，均用汉字写成，汉语便是越南官方文字。

2.2.2亚洲朝贡体系的形成

自秦汉以来，东亚逐步发展出一种向心式的区域性政治体系，并延续到近代西方列强角逐东亚时代的到来。在以大中华为中心的等级秩序下，其参与者包括朝鲜半岛、越南、琉球、日本等。对此，学界以“朝贡外交”“宗藩体系”“华夷秩序”“天朝礼制秩序”等一系列概念加以概括(陈拯，2020：135)。东亚的这种册封与朝贡体制为外交笔谈的出现提供了政治基础。外交笔谈集中发生在东亚、东南亚各藩属国的使节按例向中原王朝朝贡之际。朝贡制度中的使臣发挥着诸如稳定双边关系、收集外交和时政信息、商定贸易规则、推动知识和文化交流等各种职能(Kang，2010：56)。来自朝鲜、越南、琉球和日本的使节在进京朝贡的路途中要与各地方官员以笔交谈。如越南北使黎贵惇在与朝鲜使节笔谈交流后这样描述道：“朝鲜使臣文雅可敬。我大越使臣去往北京朝贡时常遇朝鲜使臣，其守信，习礼、乐、诗、书。凡此皆为他人所膺服。”(Kelley，2005：189-190)古代日本虽和中原王朝有大海相隔，但长期处于东亚朝贡体系之中，使得中日交流十分频繁。史料中可以查阅到日本遣唐使及入宋留学僧与唐宋官民进行笔谈的简短记录，如宋史记载，“裔然善隶书，而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书以对”(脱脱，1977：14131)。近代以来，随着东亚传统朝贡秩序的瓦解和东亚各国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这种依赖汉字进行交流的外交笔谈逐渐成为历史。

2.3外交笔谈的发展阶段

外交笔谈的发展可以分为起源、兴起和衰落三个阶段。

2.3.1外交笔谈的起源

古代东亚地区的跨国外交笔谈究竟最早始于何时目前还没有定论，但从各类史料记载中可以推断，以笔谈进行外交活动在唐代已经出现。早在日本遣使入唐之时，就有关于日本使节与朝廷文人进行笔谈的片段记载。唐代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宋代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以及明代策彦周良的《初度集》与《再度集》等中日史料，均涉及数量可观的笔谈资料(王勇，2015：154)。在宋代，每有日僧来访，宋朝皇帝往往视同使节，向他们询问日本的情况，如日僧奝然、寂照来宋，开展了日本多元多头政府默许下的“民间外交”和“间接外交”(郝祥满，2007：155)。

2.3.2外交笔谈的兴起

目前保留下来的外交笔谈文献多集中于明清两代。在宋末以及明末汉族政权被推翻之际，大量汉民迁入越南、朝鲜甚至日本等地，这些移民熟悉汉文化并能熟练使用汉字，不少出任番邦使节。外交笔谈盛行还得益于朝鲜和越南在明清时期与中原王朝建立起了相对稳定的宗藩关系，同时日本和朝鲜也在万历朝鲜战争后恢复了外交往来。这一时期，朝鲜不仅向中原王朝派遣燕行使，同时还向日本派遣通信使以发展对日关系。特别是晚清时期，东亚传统政治文化格局由于西方势力的介入而发生深刻变化，来自越南和朝鲜的燕行使节不再是严格履行朝贡与请封的使命，而更多的是打探消息和商讨两国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1871年中日签订《修好条规》后，日本获得了与中国平等的外交地位，此后便频繁选派使节访问或常驻中国。但时隔不久，日本侵占台湾、灭琉球，进而干涉朝鲜事务导致中日关系恶化，清政府被迫考虑派遣外交官驻日问题。1877年，中国首任驻日使团到达东京，在芝山使馆内常与日本政教名流进行笔谈交流以及诗歌唱和，借此传达清政府的外交立场。这些笔谈资料相继编辑成书，如《大河内文书》《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以及《黎庶昌笔谈》等。

2.3.3外交笔谈的衰落

外交笔谈走向衰落皆因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国际关系和语言政策变动所致。1871年，中日签订《修好条规》标志着东亚国际关系从“朝贡体系”转型为“条约体系”(王勇，2023：123)。1884年，法国政府强迫越南阮氏王朝签署《巴德诺条约》，越南正式承认法国对其的殖民统治，使得中越之间维系了千年之久的宗藩关系走向终结。法国对越殖民统治伊始便开展了扫除汉字运动。到了20世纪40年代，在民族主义运动的推动下，胡志明政府发布使用汉字就视同叛国的政令。自此，中越之间以汉字为媒介的外交笔谈逐渐没落。

同样，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在《马关条约》中正式承认朝鲜“独立”，中朝宗藩关系由此终结。在日本取代中国统治朝鲜期间，汉字、汉文化一度受到排挤。中朝外交笔谈虽延续到20世纪早期，如被誉为韩国国父的金九曾在1933年与蒋介石在南京有过一次单独的笔谈，但整体上已走向衰亡。1948年，大韩民国正式颁布了废除汉字的《韩文专用法案》(金九，2006：223)。近代东亚国际政治格局的巨变使得原本受到推崇的汉字和汉文化遭到排挤，一度长期盛行于汉字文化圈内的外交笔谈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3 作为“无声对话”的外交笔谈——一种特殊的外交话语叙事模式

外交笔谈是一种以文传意的外交视觉叙事交流方式，因此与一般的书信交流和现代外交文书有较大的差异。外交笔谈虽是双方面对面对话，兼具会话情景和肢体语言，但并非口舌交谈，而是一种无声的对话。目前流传下来的外交笔谈文献是对当时笔谈双方心理活动和会谈语料的真实再现。这种运用于外交场合中的汉文笔谈是一种特殊的外交话语表达方式，具有突出的文体特征和话语功能。

3.1外交笔谈的文体特征

3.1.1政治敏感性

外交笔谈作为汉字文化圈内国家间政治交往的媒介和渠道，涉及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具有极强的政治敏感性。光绪四年(1878)，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就日本企图吞并琉球之事派遣参赞黄遵宪与沈文荧特去拜访久病初愈的宫岛。当时笔谈气氛甚为紧张，寒暄之后，沈文荧直入主题挥笔陈诉道，“因日本要施行‘废琉置县’，我众人皆准备动身回国”，以此暗示琉球问题的严重性。接着又直言诉斥日本外务省“装聋作哑，不论理之曲直”，最后表明立场写道：“球为我藩，欺球即欺我。虽与贵邦和好，其势不能得也。即贵邦已取其地，亦必力图返其地、立其君而后安。”(刘雨珍，2010：474)通过此次笔谈，沈文荧准确清晰地传递了清政府坚决反对日本吞并琉球的外交立场。

3.1.2文体复合性

外交笔谈在文体上属于一种口语化的文言文，即在语言风格上兼具书面语与口头语特征。同时，外交笔谈作为一种特殊复合性文体既是对话又是语篇，有时又是诗赋，不仅是涉及严肃政治问题的外交语言，而且具有浓厚的文学气息。如冈千仞在《芝山一笑》中所言，“凡舌所欲言，出以笔墨，纵横自在，不穷其说则不止”(刘雨珍，2010：625)。此外，此类外交会谈文本是双方冷静思考后的严肃书写和准确记载，可以有逻辑、系统地构建敏感话题的核心话语(李旼静，2019：18)，这是笔谈有效传达外交理念的优势所在。1879年3月2日，驻日公使馆随员沈文荧在与日本政府官僚宫岛诚一郎的笔谈中，书文述理，充分发挥出了外交笔谈的文体优势。笔谈内容摘录如下(刘雨珍，2010：476)：

梅史(沈文荧)：若能开悟贵邦政府，以继好息民，则仆辈亦愿出力。不然恐数万生灵不免锋镝也。凡事当理论。譬如我与阁下交，阁下有一仆，而我夺之。阁下笑我婉告，而我答曰：“君不必问。”阁下能忍乎?一家尚不可，何况贵邦堂堂之国?若平心与公使商之，则必有理可说也。

宫岛：近善和语，诚妙。沈文荧以笔为刃，就琉球归属问题与宫岛展开辩论，言之有理有据，宫岛只得拜服。笔谈虽然不及口谈快捷、简便，但在表达外交立场时规整严谨，更具有思想性和共情性。

3.1.3文化融通性

外交笔谈需要会话双方亲临现场，同席而坐，以面对面的方式书文以谈，虽静默无声，但又可畅所欲言。1771年，日本负责外交事务的新井白石拜会朝鲜通讯使赵泰意，虽然双方有翻译陪侍，但赵泰亿“取纸笔书示”曰：“笔端自有舌，可以通辞，何必借译。”借助翻译的官方交谈，会因拘泥于礼节而不能畅所欲言(王勇，2018：252)。但在笔谈时，双方同处在一种文化语境而无须通过翻译，有利于营造亲切融洽的交流氛围，增进认同感，从而使沟通顺利进行。正如刘雨珍(2010：702)所言，由于同受汉文化的浸润，双方在笔话之间自然有种新交似旧情的感觉。

宪曰：朝廷与贵国休戚相关，忧乐与共。近来时势，泰西诸国日见凌逼，我两国尤宜益加亲密。仆辈居东三年，与异类相酬酢，今得高轩之来，真不啻他乡逢故人，快慰莫可言。

宏曰：敝邦于中朝，义同内服。近日外事纷云，蕲望更切，他乡故人之谕，实获我心。

这段外交笔谈发生于清驻日参赞官黄遵宪与朝鲜修信使金宏集之间。1880年，东亚局势突变，日本侵吞琉球后，又通过《江华条约》打开朝鲜国门。中朝使臣在东京相会，一句“他乡逢故人，快慰莫可言”道出了中朝两国上千年来文化融通、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朝方金宏集“闻”后即刻产生共鸣，挥笔写下“他乡故人之谕，实获我心”。正是由于这种文化融通性，外交笔谈成为维系东亚文化圈内各国家间外交关系的重要媒介。

3.2外交笔谈的话语叙事模式

成功的外交笔谈需要双方以真诚严谨的态度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去营造和谐的沟通氛围。一般的文人笔谈具有即兴特征，笔谈内容自由、形式不限，但外交笔谈往往涉及严肃的政治和国际关系话题，笔谈者需要借助这一特殊话语形式达到传递政治思想、完成外交使命等目的。因此，笔谈双方需要把握好沟通的言辞和节奏，并有意识地采取一些言语策略来获得最佳书面沟通效果。如在《热河日记》中，朝鲜朴趾源便提到他与中国文人士大夫笔谈时的态度和策略(朴趾源，1997：218)：

余在热河，与中州士大夫游者多矣。寻常谈讨，虽日知其所不识，而至若时政之得失，民情之向背，无术而可识。……故将要得其欢心，必曲赞大国之声教，先安其心，勤示中外之一体，务远其嫌，一则寄意礼乐，自附典雅，一则扬乾历代，毋逼近境，逊志愿学，导之纵谈，阳若未晓，使郁其心，则眉睫之间，诚伪可见，谈笑之际，情实可探。此余所以略得其影响于纸墨之外也。

朴趾源(1737—1805)是18世纪朝鲜后期的实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乾隆四十五年(1780)，朴趾源随堂兄朴明源所率领的使团前往热河祝贺乾隆寿辰，详细记录了其在游历期间的见闻，后整理成《热河日记》一书。朴趾源在谈到有关“时政得失”和“民心向背”的话题时，清朝的文人士子往往讳莫如深，而致使“无术而可识”，此时便需要采取迂回、委婉的话语策略。首先通过恭维对方来拉近情感距离，然后再以谦谦求学的态度引出话题，诱导对方吐露心迹，同时还要时刻注意观察对方的神情和动作，从笔谈之外的情境中获取对方内心的真实想法。

此外，外交笔谈并不是简单的一问一答，而是一种思想碰撞、身心多维、双向互动的情景会话。笔谈者会在文字之外，通过肢体动作、面部表情以及眼神交流揣摩对方的心理变化。在进行口头交流的时候，语音和语调都会对话语的意义产生影响，而这类副语言在笔谈中的呈现方式迥然不同，挥笔书写的神情、速度和字样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笔谈者的态度。如1879年8月4日清驻日参赞沈文荧与宫岛的笔谈内容就十分耐人寻味(刘雨珍，2019：489)：

梅史：今观贵邦操练兵卒，颇善学西法，虽然兵饷诚少，非吾国之敌也。余在军中十年，能识吾国之兵气。今贵邦杂兵十万，国内必生变，一败之后，政府当梦始醒，而后修睦，未为晚也。

宫岛：贵邦若果帅三军而来，则如仆与君等富士绝项，而应瞰两军战斗之状，亦是暑中之一大壮观也。

梅史：俄国有贤且知己者，顷知敝邦之不可侮，返还伊黎。(按：“犁”之笔误)……贵政府不之察而傲慢无礼以对，遇我不可言知，所以治国之道也。

这段笔谈语料有助于分析和判定笔谈的心理、气氛和效果。沈文荧义正词严地指出清日交恶之利害，而宫岛的对答却颇可玩味，没有任何争论，但字里行间却暗含不屑和嘲讽。

总体而言，在外交语境下，笔话交流与口头交流的不同之处在于发话方可以借助于文字更加灵活、有效地构建话语内容和叙事方式，而受话方则要根据文字内容并结合发话方的面部神情和肢体动作来准确领会发话方的意图。因此，外交笔谈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特殊的外交话语方式，也是一种多模态的外交话语叙事言语行为。以下为外交笔谈叙事模式图。

3.3 外交笔谈的话语功能

外交笔谈作为汉字文化圈各国间重要的政治交流手段，在历史上为推动中日韩越等国之间外交叙事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3.1 增进友好关系

在汉字文化圈内，中原王朝的官员与来自周边藩属国的使者相互笔谈问政，在增进对彼此间国事、官制、科举、社会风俗等方面了解的同时，也加强了国家间政治关系。光绪九年(1883年)，越南嗣德帝派遣范慎通和阮述赴华，李鸿章在天津接见范慎通一行。双方的笔谈内容如下(郭廷以、王聿均，1962：713)：

李：国王好否? 来书亦云有病，究系何病？

范：下国国王仰托天朝庇好，惟年来多事，积忧成病，如咳嗽、眩晕等症。

李：法国与越立约几次，每次系在何年？

范：壬戍年曾立一次，至甲戌年再立新约，其旧约废。

李：属邦与他国立约必应报知天朝，如朝鲜与日本约，则具约本呈礼部转奏;现与美、英、德各国议约，皆中朝核准，由本大臣派员前往会议，故约内条款有利无损。汝国擅自与法立约，先未呈明天朝，后又未专使申报，显违属邦体例，今隔十年，始咨呈约稿，于事何济？

范：壬戍之年，既急于求安，与彼立约，又蒙天朝大体，略而不问，致又因循办过，觉来甚属径(按：轻)率。至如法人所谓下国违约，均无事实，惟他恃强织说，以寻兵衅，致上诉天朝，析为排解。

当时的越南国穷兵弱，面对法国的坚船利炮，社稷危如累卵，国王忧闷成疾。与之前的藩属国朝贡不同，越南此次遣使来华首在促成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谈判，加强中越之间的政治联系，以求共同抗法。清末局势动荡，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农民起义运动，中越外交联系时常中断。此次越南使节来华，李鸿章也急于了解越南近况，亲自与使者笔谈。清政府虽内外交困，但在政治上并不愿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故李鸿章在笔谈中言明“属邦与他国立约必应报知天朝”，以此重申两国的政治关系。

3.3.2 了解国际局势

无论是朝鲜派往中国的燕行使，还是后来朝日之间的通信使以及清末越南北上的如清使，他们在完成外交使命的同时，还承担着搜集情报的重要职能。自朝日两国恢复正常邦交以来，朝鲜王朝派去的通信使便成为日本探听和了解大清帝国的重要渠道。如朝鲜纯祖十一年(1811年)，日本的外使接待官林述斋曾与朝鲜通信使金履乔有过这样一次笔谈(王连旺，2018：80)：

林述斋：清朝自入唐山来，康熙、乾隆享国久，版图辟，富强之业，前古希比，及嘉庆主嗣立，今已十余年，寂不闻声息，行中诸公定有观风燕台，得其要领者，不吝一及。

正使(金履乔)：我国之于清人，使行使来，而俺等未尝有是役，要领有难强说，鄙行文士中熟人有往来者，而亦不过游戏玩赏而归耳。

林述斋：仆每云，朱明于贵国信为有大造，而不得已于清国，亦时势之使然也。意今日燕台之德，比之故明，孰厚孰薄? 坦怀商量。

正使：我国与清人交好，即是古圣人以小事大之义。使臣家与清人有嫌，故未尝充燕台使役。所以不欲详言。我国绅家中不可作贵国通信之使者，亦多有之耳。

林氏笔谈中提到“今已十余年，寂不闻声息”，是想借朝鲜信使之笔，打探有关清朝情报。可信使并不愿把清朝情报透露给日本，于是虚言以对：“鄙行文士中熟人有往来者，而亦不过游戏玩赏而归耳。”但林氏显然不肯放弃，又换言问之：“意今日燕台之德，比之故明，孰厚孰薄?”又怕信使推辞不答，故又恳请“坦怀商量”。由此可见，日方在这次外交笔谈中带有明显的政治企图，绝非出于和平友好目的。

3.3.3 宣示外交立场

比起借助于译员通辞的口头交流，外交笔谈更能清晰准确地传达外交立场。1876年日本通过《江华条约》打开了进入朝鲜的大门之后，美国插手朝鲜半岛事务的意图日益强烈。1880年4月，美国政府指派海军准将薛斐尔筹办朝鲜事宜。李鸿章也正有意促使朝鲜与美国签订条约，闻此消息后，随即邀请薛斐尔来华并许诺帮助斡旋此事。1881年，朝鲜高宗派遣金允植作为朝鲜领选使率团前往中国，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中国洋务派人士多次进行笔谈。金允植说道：“今次美国事郡敝邦通洋之创例也。为国论携贰纵不能止彼之行，实难派使迎来。既经许好之后议约通商诸般事务，一听中朝处分。”(金允植，1958：44)笔谈中所言的“议约通商诸般事务，一听中朝处分”清晰地表明了朝鲜王朝遵循“事大”原则和积极维护中朝之间宗藩关系的外交立场。

3.3.4 提升国家形象

在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华夷礼治体系下，作为藩属国的越南、朝鲜和琉球等国与中国保持着一定的封贡关系。各国使臣因岁贡、请封、奏事、朝贺等原因来到中原相聚。在共同尊崇儒学的基础上，虽言语有殊，但同书汉文，笔谈成为各国使节之间交流沟通的主要方式。正因如此，各藩国在遴选使臣时都会以通晓汉文化、才识渊博、能言善辩为标准。在嘉庆十四年(1809年)，阮有慎等北使燕京，越南阮朝嘉隆帝嘱咐道：“尔等将命出使，当慎乃辞令以重国体。”(许文堂、谢奇懿，2000：67)提升国体须依靠良好外交辞令，这里的外交辞令既指笔谈的问答，又指赋诗唱和甚至作对子，使臣的笔谈表现攸关国家形象。越南北使李文馥曾与琉球使者相遇笔谈，李文馥对琉球使者的言语表达有过这样的评论：“笔谈间，字画亦楷正，惟辞语颇涩，殊令人不甚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 越南汉喃研究院，2010(12)：265]一个“涩”字体现出李文馥对琉球使臣汉语水平不高的轻视。李文馥还在诗文中说道，“所见何如昔所闻，重洋梦醒各天云”，他认为越南与琉球“礼文同一脉”，但在与使者笔谈后叹言其“笔墨逊三分”，琉球国的形象在他心中大打折扣。之后李文馥在《夷辩》一文中还对琉球的国家形象进行抨击，将琉球人的头饰讽如 “妇人”，将服饰贬作 “蛮习”，潜意识中批评其自甘蛮化[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 越南汉喃研究院，2010(12)：265]。这一点从侧面反映出越南使臣自视与中华同源的文化优越感，以及对自己汉文化素养的自信，这使得越南使臣在宗藩体制下积极维护国家形象。

4 外交笔谈对中华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启示

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以笔谈资料为主的《朝鲜通信使相关记录》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和记忆华章，为推动亚洲文明交流互鉴和东亚新型国际关系实践创新提供了经典素材和历史借鉴。

根据“外交话语学”的学科原理和框架(杨明星，2021：1)，外交笔谈文献中的对话语料和诗文唱和涉及“外交语言学”“外交翻译学”“外交传播学”“外交文学”“外交诗学”“外交叙事学”以及“区域国别外交话语研究”等多个学科方向，是研究东亚地区外交话语实践、国家形象塑造以及话语权生成机制的宝贵史料。可从以上几个维度对外交笔谈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阐释。笔谈文献本身就是一个个生动的外交故事，蕴含着东亚国家间成功的话语实践和深邃的外交智慧，可为我国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和讲好中国外交故事提供借鉴。

从整个东亚的角度来说，汉文笔谈是东亚国家分享共同历史与文化符号的有力证明，展现了统一文明体系下地区内部深刻复杂的价值认同与情感记忆。构建以亚洲价值观为共同思想基础的亚洲命运共同体虽非易事，但并不是空中楼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李忠发、熊争艳、丁小溪，2019)因此，要从东亚历史经验中挖掘积极有利因素，弥合区域内国家间的疏离与不信任。如外交笔谈这样的域外汉籍文献，蕴含着文化通融下“丝路精神”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与西方中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叙事迥然不同。建立亚洲共同体需要区域国家间凝聚共识，充分协商，从共同的历史经验中寻找情感共鸣，包容互鉴。

古代东亚因汉字相连，文人墨客因笔谈结缘。外交笔谈的长期盛行得益于汉唐以来汉字和中华文化在周边国家的广泛影响和传播。一方面汉唐恢宏的文化气象促使周边国家主动学习汉字和汉文化，另一方面还要归功于当时专业的汉语国际教育制度和优越的对外教学条件。在唐代，来自新罗和日本的留学生到达长安后，被统一安排进入国子监系统学习汉语和汉文化，与中央官学的中土学子享受同等待遇，且学习期间的各项费用均由鸿胪寺支给(王溥，1991：668)。目前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文明倡议”为汉语语言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全球的传播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赋予汉语国际传播以新动力，同时也赋予汉语国际传播以新内涵(王建勤，2016：35)。

语言具有情感性，最理想的是直接用双方的通用语或官方语言进行交际，这样可以更好地促进往来、密切关系(陆俭明，2017：101)。“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需要语言先行(李宇明，2015)，没有语言互通，难以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遑论民心相通。在东亚文化圈，外交笔谈中的诗文辞赋常常能传递出友谊长久、共谋福祉的良好愿望，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国际话语权建设路径。因此，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还要关注汉语书面语教学，为沿线各国培养能熟练使用汉字、了解汉文化的高端人才。在当下汉语与汉文化对外传播中，要立足国际经济互联互通和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之大势，从历史文化遗产中汲取宝贵经验，探索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形象提升的有效路径。

5 结语

外交笔谈作为古代和近代东亚地区和平外交实践的重要媒介，系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外交文学文化的产物，是中国特色外交实践中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和叙事方式。应在“外交话语学”，特别是“外交文学”和“外交叙事学”的学科框架下(杨明星、赵玉倩，2021：1)，全面推进外交笔谈历史文献的整理、考证和研究，这对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和亚洲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为增强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明影响力以及全球文明倡议的传播力，应认真思考外交笔谈在现代语境下的创新发展和传承延伸，呼唤汉字作为东亚乃至国际通用语的回归。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汉字文化圈迎来了快速复兴的历史契机，汉字和汉文化将在民心相通与和平共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国际中文教育应当担负起汉语推广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使汉语成为亚洲各国人民增信释疑的桥梁和纽带。目前，由中国引领的东亚发展模式日益兴盛，但与之相适应的话语体系和叙事方式还不匹配，需要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亚洲文明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弘扬丝路精神和亚洲价值观，加快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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