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刊登我中心张莉老师文章

 美国的左翼女性文学—从女权、美学到社会关切

 《光明日报》（ 2017年10月11日 13版）

美国左翼文学是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其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一度成为美国文学史上遭人冷落的文学类型。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左翼文学及其研究迎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约翰·斯坦贝克、多斯·帕索斯、迈克尔·高尔德等传统左翼作家的文学地位不断攀升。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左翼运动与女权运动所带来的平等和变革思想极大地震荡了左翼文学史的格局，使一直处于消音状态的左翼女作家群体开始显现出来。一些批评家发现，女性作家不但积极参与了左翼运动，而且书写和改变了左翼文学和现实主义小说的男性传统，她们的价值理应得到重视。

　　美国左翼女作家是松散的、复杂的女作家群的集合。左翼女作家在社会生活中的身份各异，她们的政治立场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她们都相信个体命运由社会环境决定，因此个人生活也便有了政治色彩。她们把自己和周围的女性在家庭生活、社会运动、自我发现等领域内的独特经历借助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丰富了20世纪的文学景观，表现出了左翼文学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也延续和发展了女性书写的历史传统。

　　在20世纪至今100多年的时间纵轴上探究美国左翼女性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比较明显地发现几个重要的拐点：20世纪30年代左翼女性文学的崛起、60年代的转向和90年代以后的解构。因此，依照作品主题的不同，参照美国左翼运动发展阶段的划分，美国左翼女性文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性别和社会阶层意识的觉醒为特征的旧左翼时期；60年代以文化和审美转向为特征的新左翼时期；90年代后以反思和重建为特征的当代左翼时期。

Ⅰ.旧左翼女性文学的女权呼吁

　　20世纪30年代以后，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国内女性的作用凸显，各种专门的妇女组织、妇女刊物诞生，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在各个领域担任领导角色。美国共产党也认识到女性问题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因而及时调整了自己的战略，开始越来越重视女性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在此环境下，形成了美国左翼女性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旧左翼女性文学时期。这个时期左翼女性文学的共同特点为：作者多以自传或者写实的形式书写女性经历、表现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强调女性同伴、女性社团的力量和引领作用，批判男权中心主义思想，关注女性政治权利。

　　旧左翼女性文学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代表底层女性写作传统的玛瑞戴尔·拉苏尔、约瑟芬·赫布斯特、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与代表知识女性声音的苔丝·斯莱辛格、玛丽·麦卡锡等。拉苏尔的长篇小说《姑娘》直面贫穷、饥饿、社会运动、暴力行为以及妓女、堕胎等禁忌性话题，使得这部完成于1939年的以大萧条为背景的作品沉寂了多年，直至1978年才正式出版。小说主人公是一家非法小酒馆里的女招待。小酒馆里出入着形形色色社会底层的男人，他们来这里寻求有限的放松时刻。女招待自然也成了他们的“消遣品”。姑娘出身贫寒，她一无所有、无足轻重，甚至连属于自己的名字都没有，而只被称呼为“姑娘”。短短几个月内，这个离开家乡来城市谋生的姑娘就经历了被酒客骚扰、被男友殴打、被坏人欺骗卷入银行抢劫案，被收容所强制收容、引诱其堕胎等种种不幸。身处绝境之时，是与她同样贫穷艰难的女伴们给了她照顾、帮助，引领她走近女性群体感受姐妹情谊的温暖。小说格调凄凉，对社会丑恶面的揭示触目惊心，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感染力，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斯莱辛格的《无归属者》（1934）则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左翼内部男性知识分子的孱弱无力。他们虽有创办左翼刊物建设政治乌托邦的理想，但却不切实际、自命不凡、囿于内部纷争而最终失去了行动力。相比之下，他们身边的女性人物则表现出对现实的敏锐感知，对自我的深化认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正成为集体中的主导因素。

　　无论是底层女性的控诉和觉醒，还是知识女性的揭露和挑战，左翼女作家在这个时期的书写表明了对女性平等政治、经济权利的吁求。

Ⅱ.新左翼女性文学的美学救赎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经历剧烈变革的时期，也是美国左翼文学的分水岭。女性主义、左翼运动与后现代理论的联姻，促使美国左翼女性文学淡化了意识形态的内容而转向个人生活方式的表达。60年代后的左翼女性文学呈现出精英化的趋势，其关注点从政治转向文化，从群体转向个体，深度关照个人精神危机，强调文化革命和美学救赎，在写作技巧上也经历着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

　　这一时期的左翼女作家如苏珊·桑塔格、玛丽·麦卡锡、伊丽莎白·哈德维克、莉莲·赫尔曼等人，既是有相当影响力的著名作家，又是活跃在各种社会运动中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作为新左翼运动的领军人物，桑塔格的思想和创作极具代表性。受赫伯特·马尔库塞艺术解放论的影响，桑塔格倡导个人解放与艺术解放相结合，试图用艺术的审美来释放理性对社会与个人的压抑。桑塔格的处女作小说《恩主》就突出地表现出了她的美学革命立场。

　　主人公希波赖特是一个对生活心生厌倦的无所事事的大学生。一日他梦到自己身处一个监狱式的房间，一个穿黑色泳衣的男人逼迫他跳舞并把他打得头破血流。正惊慌失措之时，一位白衣女人飘然而至。希波赖特尽力谄媚、讨好女人，甚至想强暴她……希波赖特对这个稀奇古怪的梦念念不忘。梦中体会到的兴奋、恐惧、期待等鲜活的情绪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丧失掉了的，让他产生了自己还活着的感受。于是他决定换个活法，让梦境来引导生活。自此希波赖特开始了做梦演梦、以梦释梦的日子。他把安德森夫人当作梦中的白衣女人，在一系列梦境的指引下，做出了一系列疯狂荒谬的举动：引诱她做自己的情人再把她卖掉,安德森夫人自己回来后希波赖特又设计了一场大火想把她烧死，计划失败后转而建豪华房舍为她进行心理疗伤……故事的荒诞性在小说末尾达到顶峰：希波赖特声称自己的记忆出了错，安德森夫人的故事似乎有了别的版本。至此读者已经同希波赖特一样，对孰真孰假，孰是孰非难以辨别了。

　　有趣的是，桑塔格一方面对陷入精神困境的知识分子给予深切同情而为他们指出了美学革命的解放路径，另一方面却也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美学革命的虚幻性。用艺术的手段来抵抗生活的无奈和平庸，这种饮鸩止渴的休克式疗法实际上放弃了艺术对生活的表现和阐释，非但不能解决自我异化的问题，反而把自我在异化的道路上越推越远。

　　新左翼女性作家在这个时期的创作，表现出明显的主体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特征。她们一方面想深入生活，做左翼运动中的引领者，另一方面又在文化和审美趣味上表现出高冷姿态，以这种优越感隔离了与普罗大众之间的联系。

Ⅲ.当代左翼女性文学的社会关切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左翼运动在美国逐渐式微，但左翼思想还在持续地向前发展并内化为美国社会的一种批评或自我修正的力量。面对全球化、多元化的新语境，当代左翼女性文学体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心和责任意识，不但在文学创作领域内显现出新气象，也在理论创新方面展示了新建树。

　　当代左翼女性文学越来越贴近现实，越来越重视对社会重大历史事件的反馈、表现和反思，并以此为契机进行左翼文化传统的梳理和回顾。美国当代女作家克莱尔·梅苏德的小说《皇帝的孩子》（2006）以9·11事件为背景，探讨了左翼思想传承的话题。小说描述了9·11事件前后，曾经在60年代风云一时的左翼领袖默里的高大形象被他的侄子、女婿、情人、女儿等年轻一辈逐渐解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对默里及其代表的旧时左翼文化的“脱冕”，包含了复杂的内容，是对左翼思想的哀悼，但同时也是一种致敬，甚至还隐含着无力超越的自嘲。小说体现了当代左翼女性文学深度观照历史、表达人文关怀、承担社会责任的视野和胸怀。

　　当代左翼文学在理论体系建构方面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是挖掘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构建女性写作传统以此来挑战传统的文学史与文学史观；二是将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理论结合，对包括左翼思想本身在内的西方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前者以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发表为标志，这一成果被誉为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圣经》；后者以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理论探索为代表，她的研究范式和文化思想深化了我们对于文化政治的多元化的认识。女性传统、女性批评、女性写作开始成为当代左翼女性文学研究的关键词。

　　美国左翼女性文学的崛起和发展，是全球文学景观里的重要事件和内容，是女性主义和左翼运动联姻而产生的风景。左翼文学中女作家的写作既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同主流的、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学传统之间的对话关系，也体现了左翼文学谱系内容的丰富性。如今，左翼文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已大为淡化，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趋势。美国左翼女性文学中少数族裔作家的贡献、左翼女性文学与生态思想的结合等，也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索的课题。

（作者：张莉，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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