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0日下午，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联合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青年博士论坛及郑州大学优秀青年社科团队“美国左翼女性文学的智性书写传统研究”举办了第三场学术交流活动。活动由我院高晓玲教授主持，周雪松博士作了以“阿伦特的‘行动’概念”为题的研究汇报。

  周雪松老师首先提出，汉娜·阿伦特的德裔犹太人身份，以及在纳粹恐怖期间的关押与离散遭遇，使她持续地质询：纳粹的暴行为何能够获得大众支持？启蒙后的现代欧洲人何以置道德律令于不顾而沉默、纵容、配合纳粹？周老师指出，阿伦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不同于在她之前的心理学、社会学以及伦理学等学科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她首先从纳粹的政治体制极权主义入手，认为彼时的社会科学话语无法解释“这一全新的政府形式”，故而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审视，而出版于1951年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便是这一思考的结晶。但阿伦特的对纳粹恐怖、对西方人行为方式的思考并不止于此，哲学科班生的她随后在1958年出版了《人的境况》一书，明确表达了对“行动”的推崇，揭示了行动在现代的没落及其哲学根源。

  周雪松老师以《人的境况》为主要研究文本，首先介绍了阿伦特对“行动”概念的一般性定义，即“去创造、去开始，发动某件事”。行动、劳动、工作共同构成了区别于沉思的“积极生活”（Vita Activa）。厘清这四个概念之后，周老师从阿伦特为什么谈“行动”，“行动”有哪些特点，行动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地位的翻转等多个方面展开了阐释。周老师指出，阿伦特思考的起点是人的被动状态，即她所亲历的德国民众对纳粹恐怖政策的配合以及数百万犹太民众的沉默与顺从。阿伦特的行动具有政治性、复数性和不确定性，行动与政治紧密关联，可以凸显每个个体的独特性与平等性。随后，周老师着重阐述了古希腊哲学一方面作为阿伦特的思想资源，即亚里士多德对行动和言说的界定，另一方面成为阿伦特一再审视的对象，批判了西方哲学传统对行动的长期贬抑，梳理了阿伦特对“行动”在现代如何被工作、劳动所替代的观点，并分析了阿伦特以宽恕和承诺来补救“行动”之不可逆转性和不可预见性的局限性。

汇报结束后，主持人高晓玲教授高度评价了周雪松老师的汇报，认为报告语言明晰、逻辑缜密，观念史的梳理不仅有助于准确把握阿伦特“行动”概念的要义，也为深入理解阿伦特思想提供了新视角。随后，张莉教授点评了此次汇报。她肯定了周老师从西方思想传统出发展开对“行动”这一概念的线性梳理的方法，并对理解阿伦特思想的背景和角度做了补充。张老师指出，阿伦特得出的结论即西方现代文明所遭遇的危机或者极权主义的出现是一种行动危机，这种背景下的人丧失了政治行动能力，从一个政治行动人变成了一个行为人，丧失了主观能动地思考以及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的能力，从而解释了人盲目遵从执行命令的状态。阿伦特的行动思想肯定的是人的自由个性，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立场。最后，在座的各位学者围绕沉思和行动的关系、平庸之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