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的座驾在北京遭到拦阻，车头的日本国旗被拔。吊诡的是，尽管中日关系近来因钓鱼岛等争端日趋紧张，中日双方对拔旗事件却表现出了相当的克制与理性。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是在谴责拔旗行为上却有共同语言。

丹羽宇一郎被认为是“亲华”的大使，他反对石原慎太郎的“购岛论”，还曾经为此在日本国内受到指责。所以，丹羽遇袭得到了很多中国人的同情。对于这样一位友好的日本有识之士，还进行挑衅与羞辱，显示了中国国内某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不理智的一面。

8月29日，日本公使前往北京市公安局确认“拔旗”嫌疑人，通过法律手段处理拔旗事件，避免外交纷争升级。中国前外长唐家璇8月29日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表示，拔旗不是理性爱国行为，而是害国行为。这种做法违反了国际交往的惯例与公法。虽然在此之前不少媒体对极端的反日情绪有所反思，但这次拔旗事件让更多的中国人警醒：有人将此次拔旗事件与一百年多前盲目排外的义和团运动做了类比。

几个月来，中日关系不断恶化，导火索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购岛论”。石原慎太郎围绕着钓鱼岛问题成功地实现了日本右翼的大动员，东京地方政府已经筹集到15亿日元的购岛款，石原进一步提出要在钓鱼岛建立电信基地、港口和气象站。

毫不夸张地说，钓鱼岛已经成为石原要挟野田政府的牌。面对石原的步步紧逼，野田内阁在钓鱼岛问题上承受着日本国内巨大的压力。野田希望内阁从东京地方政府东京都厅手上，接手此事的处理，但是石原慎太郎并不愿意就此罢休，多次申请登岛考察。

8月，中日双方先后登上这座无人居住的小岛，中国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两国之间的对峙渐趋白热化。反日几乎成为“政治正确”代名词，历史的伤痕与崛起的国力叠加在一起，滋生了一种复仇情绪。关于中日开战的讨论也流传开来。甚至有媒体称，如果中日开战，中国将一雪前耻。

如老子所言，祸福相依，此次丹羽座驾遇袭，却为缓和中日间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两国政府的克制态度为彼此提供了回旋的空间，为几近沸腾的对峙气氛降了温。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致信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希望双方能够理性对待钓鱼岛问题。内外交困的野田佳彦需要缓和中日对峙的局面，而换届在即的中国政府当然也不愿意看到中日冲突无限升级。

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国内都存在着激进派与稳健派，一旦敏感问题被渲染，激进派往往占据话语权，对外交政策形成巨大压力，双边关系难免被裹挟而下。日本政府在7月7日这个敏感的日子宣布计划购买钓鱼岛，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钓鱼岛为日本实际控制，面对石原慎太郎煽动的民族情绪，野田佳彦也不得不避免示弱。

8月10日李明博登上独岛（日本称竹岛），他不仅发表了要求日本天皇道歉的言论，还退还了野田佳彦的亲笔信，令日本政府蒙羞。中国保钓团体登上钓鱼岛以及8月19日的反日游行也让日本政府看到了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节点。

8月29日，自民党等在野党在日本参议院通过了对野田内阁的问责决议案。此前，野田佳彦为了推动国会通过消费税改革法案不得不在提前大选问题上作出让步。自民党希望尽快举行大选，因为以目前的支持率来看，解散国会意味着自民党将重新上台，终结民主党三年多的执政。

独岛、钓鱼岛成为在野党攻击野田内阁无能的口实。面对国内外的双重压力，野田内阁一方面接连否定了国会议员和东京都的登岛申请，堵住石原进一步挑动中日冲突的通道，防止中日关系恶化; 另一方面放则出口风希望在9月实现购岛，应付国内的反对声音。

中国正处于权力换届的敏感时期，稳定还是外交的主旋律。钓鱼岛问题上，中国领导人保持了高度的自我克制，除了外交部的强烈抗议之外，最高层领导人没有直接喊话。虽然让有些国民感到不满，但是却为中日关系缓和保留了余地。

中日之间存在诸多固有矛盾，领土问题、历史认识问题、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没有一个可以在短期内彻底解决。但是双边经济联系密切，在贸易、金融等领域高度相互依赖也是不争的事实。中日关系的这种双重性，使得双边关系不时阵痛，却又不至于彻底决裂。“中日不再战”是两国从血腥的历史中得出的共识，也是中日关系的底线。

最近一轮中日紧张在很大程度上由石原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挑起。虽然在日本国内只占少数，过去的三个多月，石原成功地将钓鱼岛问题变成了日本政治中的热门话题，引发中日之间的严重对立。

9月即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中日两国将举行一系列的活动，为中日关系缓和营造氛围。因钓鱼岛而起的紧张空气还需要慢慢消散，但中日关系这一轮紧张或许将悄然告一段落。在可预见的未来，中日矛盾虽然难以“釜底抽薪”，但是两国的稳健派都已经开始“扬汤止沸”，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至少会让中日暂时远离战争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