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历史篇章，烽火燃尽处，精神的火种永不熄灭。先辈们以生命为笔写下的赤诚，是指引我们勇毅前行的精神坐标。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开设了《抗日战争中的郑大与郑大人》主题专栏，回望抗战烽火，于岁月深处触摸那些为家国奉献的热忱。
让我们走进《抗日战争中的郑大与郑大人》主题专栏第六篇：烈士之子，医学顶梁——河南医学院病理学专业奠基人李光泽的抗战记忆。
李光泽教授于1936年考入国立河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自此，为河南的医学事业奉献一生，坚定不移，鞠躬尽瘁。李光泽教授的百年回眸是对河南医学院的历史回溯，是河南医学院的发展见证，也是整个河南医学事业的无上荣光。
李光泽的父亲是李德升烈士。李德升，又名李春旭，字德升，以字行世。李德升是一名优秀党员，1945年9月19日 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51岁。2009年3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向李德升烈士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200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大庆前夕，邓州市委、市政府在邓州市的烈士祠英雄广场上隆重举行了烈士纪念大会。
2009年民政部颁发的李德升“革命烈士证明书”
1917年10月21日，我出生于邓县一个偏僻的乡村，叫韩庄村。我的家是三世同堂的耕读人家，祖父李箴六是清末的秀才，常受聘于私人家教书，我的认读也是受教于他。我的父亲李德升上进心切，在南阳中学毕业后，家贫无力供他继续上学，他徒步北行，考上了北京陆军军医学校，后在北京新思潮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1921年，父亲完成学业返回南阳，找到了工作，我们一家五口也跟随父亲去了南阳。
父亲非常崇拜创办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张伯苓，一心要向先生学习，兴办教育，造福桑梓。1921年，父亲与南阳早期地下党员郭子衡等人一起在南阳市旧察院院址创建了宛南中学，任校长。这所学校是现南阳经济贸易学校的前身，宛南中学的师生由于接受中共地下党的教育较早，思想比较活跃，革命性较强，为宛属各学校树立了典范。
到了南阳后，我便开始在文庙后的一个模范小学上一年级。这一年，父亲与友人合办了南阳地区的第一所私立初级中学，也在这一年，父亲辞去校长之职，转赴冯玉祥的部队任上尉军官。而我和其他家人们仍留在南阳。在南阳住的五年，我们经历了三次迁移，期间还遇到一次乱军进城。父亲闻听后，心有愧疚，又返回南阳。月余，父亲接到邓县教育局局长栗椒岩的邀请，回到邓县创办了邓县第一所县立初级中学（现邓州第一高中），校址在范仲淹创建的花洲书院，培养出不少进步学生，如王训谟、李松龄、姚雪垠等。
花洲书院大门
我们跟随父亲返回家乡，安定以后，我又转入城内的第一小学重读五年级。但是安静的时间在战乱中显得格外珍贵而短暂，城外又出现了一支军队，城内城外，相互为敌，我再无法上学，只能在家中跟随祖父读孔孟。期间又有几次混乱，直至一年后，我在父亲创办的县中附小重读五年级。算起来，单是五年级我就上了五次。
1931年，我高小毕业后考入了县中。而我的父亲却因少数学生闹事离开了县中。我在县中读完了三年学业，时逢考大学之际，最好的选择自然是上普通高中，然而当时只有开封才有普通高中。我自知家境贫寒，不想给家人添上学费的负担，只好选择去读南阳师范。暑期里，父亲的同事帮我们在一所中学里复习功课。约一月余，我们便去南阳中学附设的高中师范报考了。南阳高中师范班共有40名同学，基本上是每县三四名，每月津贴六元，荒年可够一个月的伙食费，常年每月可省下两元。读师范，自然是想要教学。我省下的伙食费通常就拿来买一些教学方法的书籍，也有一些升大学所需的数理、英语类的书。那个时期的我有一个任务，就是升大学、出国留学。这也是我进入师范以后始终追求的目标。
当时河南只有河南大学这一所省立大学。投考人数约3000人，河南大学仅招450人。我则子承父业，选择了医学院。考试是在新建的大礼堂进行的，座位是四五张连在一起的铁质连椅。我还记得那时的作文题目是“卖瓜者言”，我当时即有所预料，我猜测的是“卖柑者言”。考试结束后，我时时在忧虑之中。临看榜时，我不敢前往，是同住的考生告诉我被录取的消息之后，我才敢前往学校。医学院专业录取30名，榜上正取生19名，备取生11名。我约莫在正取生的中间。我被录取后，立即告诉了父亲，父亲自然是高兴的。
当时医学界分两派，一是德日派，一是英美派。河大医学院是德日派，以德文为主。学校是非常正规的，教学上也非常的认真。我预先买了一本德文语法，但是一字不识，只得放置一旁。后来我托同桌带来一本学习德文的参考书，总算有了进步。入学第三个学期，我父亲被聘为国民党第一战区第58兵站医院院长，就职前曾到我住的宿舍探望。
1938年12月2日，河大自开封迁出。医学院在镇平县城，农学院在东乡的一个镇上。1939年来临，在信阳的三个学院也迁到了镇平城内。学校草草建了些教室，以木板为桌凳，教师分别在城内民房住下。1939年5月，日寇突然蹿至新野、唐河。校长王广庆主张向豫西迁移，定在嵩县。1939年5月12日，正式启动向嵩县迁校。
目标定下，分头前进，从宝丰到临汝县、临汝镇、伊川，师生、家属的交通工具是牛车，有的走公路，有的走山路，日数十里。经水寨，渡伊河，相聚于伊川县，一路狼狈不堪。而只有一条路，步行，经宋天才的家，宋供全体师生的食宿。中途有一老界岭，约25里，便到了嵩县城。嵩县县城校舍有限，学院主张医院要接触病人，不愿前行，其他各院（文理法农）继续前进，定居在百里之外的潭头镇，这一住就是五年整。嵩县人民对河大师生的到来十分欢迎。所有的公房如县党部（国民党）、图书馆、财神庙、关帝庙、老君庙等，都腾出来供医学院及其附属助产学校、护士学校居住，私人房租价钱也很低。
1942年，我获得卫生部颁发的医师证明书，并留校工作，聘为助教，月薪120元。当年毕业生只有我一人留校，父亲鼓励我继续上进，要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病理学馆设在嵩县西关的老君庙。鲁祖成是解剖和病理两个教研室的实验员，林富斋为绘图员，我们三人相处甚恰。我的工作是作鲁教授的助手，主要负责病理实习，还有尸体检验。鲁教授送我一本德文病理组织学，平时系统学习，有实验课时便独自带病理组织学实习。第一次上课时，鲁教授在一旁听课，对我的讲课他非常满意，以后也就不再参与，而且同学们对我的讲课也非常满意。医学院自阎先生离校去鲁山任省卫生厅厅长后，暂无院长，便由鲁教授等二人合作主持。鲁教授不善于处理人事问题，不久因生气病倒了。从此正课不能上了，而且没别的教师可以顶替，同学们一致推我顶替，院领导表示赞同。
我仅仅当了一年助教，就登上了大学讲台，当上了讲课教师，这年我26岁。我告知父亲，他自然是欣慰的。他嘱咐我谦虚谨慎。病理学主讲的课，我一直教了4年，同时辞掉了产科、护校和私立嵩英中学的兼职，专心上课。
学生们对我这个初出茅庐之人还是敬佩的。我在备课时看到教科书上讲肝硬化的切面似槟榔，而德文原书上讲肝硬化的切面似肉豆蔻。我为了证实这一点，在全县的中药店找了一遍，寻找槟榔和肉豆蔻。实际上，肝硬化的前切面是棕色条纹，后者为白色条纹，它的切面为豆芽状。传统教科书上讲肝硬化的切面似槟榔是误解，这个误解一直延续了20年以上，我对这一点进行了纠正。我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赢得了听课学生们的认可。
1944年，日寇侵犯洛阳，逼近嵩县。国民党汤恩伯军队一击即溃，河大医学院即将处在战争的前线，河大准备迁往淅川县的荆紫关。我是病理教研室的助教，责任在肩，晚走一步。我将病理的图表、标本、仪器装箱西运，弃家中衣物、书籍、粮食和同乡的一辆自行车，轻装前行，走时还锁上门，希望有返回之日。我和鲁教授各带一辆自行车，赶往潭头与师生们相聚。有同乡到潭头曾走的是山路，也就是从内乡走夏馆，从大清沟到潭头，这条路或许近些。我们一共十几人从潭头出发，进入崎岖不平的大清沟，非常艰难。
1945年春，学校通知医学院在陕西开课。春节刚过，我便从城内辞别信真母子赴荆紫关，和几位教授、技术员一起转赴陕西。到荆紫关校本部，鲁章甫老师决心留家乡，病理课交由我讲授。我接到在陕授课之命后，便从荆紫关出发，雇挑夫带上行李，辗转到了马家庙西北的医学院。之后，我们便开始做备课的准备，在未打开的行李上写讲稿。正式上课是在20日。当时物资匮乏，教学挂图，甚至图钉都很难买，只有用枣刺来代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全校师生一派喜庆，流浪的生活就要结束了，河大准备返校。
李光泽教授和他的四个子女
原文收录于《郑大访谈录》，今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