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黄道亮，男，1970年1月生，福建闽清人，闽江职业大学中文秘书专业1990级学生，现任福建省闽清县残联副理事长。刘建萍，女，1964年11月生，广西浦北人，曾任闽江职业大学中文秘书专业1990级班主任，现为闽江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林友华，男，1954年3月生，福建闽侯人，曾任闽江职业大学学生党支部书记、社工系主任，闽江学院经济系主任，2014年退休。
采访组：邹文通 石新明 王丽莉
采访日期：2018年10月30日 2019年5月5日
采访地点：福建闽清县残联会议室 闽江学院第二课堂数字馆
采访组：黄道亮同志，您好！听说您的大学梦费了不少周折，直至1990年才被当时的闽江职业大学（简称“闽大”）录取，成为福建省第一位无双臂大学生，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黄道亮：您说得没错。闽大的经历对于我来说，不亚于一次重生，这种感情一生难忘。1978年前，我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学生。那时，父母疼爱、哥哥姐姐照顾，我的世界相当美好。可这一切伴随着我9岁那年冬天的来临而变得面目全非。
在一次事故中，我不幸触碰高压电。醒来时，双臂已经烧焦，撕心裂肺的疼痛令我痛不欲生。家人第一时间将我送往福州市闽清县医院，不久转到福州总院。由于双臂受损严重，只得做了截肢手术。对于一个年仅9岁的儿童来说，失去双臂就意味着失去了所有的欢乐。在医院待了大半年，我回家了，可原来的一切都回不去了。曾经那个整天给大家带来欢声笑语的道亮不知去哪儿了，我开始变得寡言少语，更不愿意去理睬别人。
这时，是我饱经沧桑的父亲，把我扶上了新的生命之路。他不仅无微不至地照料我的生活起居，还不断从单位里借来报纸杂志，耐心地向我介绍和我有同样遭遇的人是如何与命运抗争振作起来的。渐渐地，我受到了启迪，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所遭受的一切，萌生了新的念头——一定要振作起来，要继续努力学习，彻底改变眼前的一切。
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尽快学习用脚写字。在此之前，我只知道脚是用来走路、跑步、爬山的，从来没有想到过脚还可以用来写字。大家都知道，脚并不像手那样听使唤，当我第一次用脚趾夹起一支铅笔的时候，一切都是那么的别扭。夹起的笔常常掉下，再夹起又掉下。经过上千次的反复尝试，我终于夹住了。当我颤抖着脚歪歪斜斜地在白纸上写出“学习”两个大大的字时，围在旁边的全家人都忍不住流出了眼泪。用脚写字，最大的困难就是脚趾之间无法自由地张开再合拢，即使夹住了笔，却怎么也使不上劲。落在纸上的笔画总是歪来斜去的，全无规则。为了克服这一困难，我在加大每天写字量的同时，很快就想出一个锻炼的方法，那就是把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垂在一支铅笔下面，然后坐在椅子上，举着脚，用脚趾使劲夹住铅笔，目的是不让它滑落。一次又一次地练习，我的脚趾皮慢慢磨破了，双腿酸得发抖，但我并没有停下来。半年后，我的字由大变小，由东倒西歪到还算整齐。终于，我又能去上学了。
在失去双臂一年后，我重新迈进了校门，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虽然起步艰难，但我并没有气馁。老师和同学们及时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我时常感叹，命运的不幸与社会的温暖融入了我童年的血液，使我产生了一个最为深切的愿望，那就是我决不做命运的奴隶，我不想成为家庭的负担，不想成为社会的包袱，我要坚强地站起来，顽强地学习，学习，再学习，用残缺的身体创造一个完整的人生！在这种执着信念的支持下，在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关心帮助下，我顺利地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学习。
高中时，当时闽清县民政局负责人听说了我的情况，出于照顾我的缘故，想让我毕业后去闽清县光荣院工作。但在我的心里，一直珍藏着一个梦想，那就是上大学，继续深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下定决心，决不向任何困难低头。高中的学习，比起小学、初中要繁重得多。尽管我学会了用脚写字，却不能写得和正常人一样好、一样快。每天仅仅为完成作业，我就必须付出成倍的时间和精力。
在炎热的夏天，当我弯着腰，用脚写字时，汗水常常顺着我的小腿流到作业本上。更糟糕的是，在深夜，我受过电击的身体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痒，而我又无法用手去抓，更不愿吵醒熟睡的父母来帮忙，只好咬牙忍受着那一阵阵像被蚊虫叮咬过似的奇痒。在冬天，为了正常地进行学习，我不能穿鞋，不能穿袜，赤裸的双脚通常被冻得通红，脚趾头就像一根根小红萝卜，有时甚至裂开渗出血丝。
高中三年，我不但放弃了所有周末和节假日，就连睡觉的时间也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我不断鼓励自己，要以十倍、百倍的努力去争取与健全人一样的成功。
1988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成绩出来后，虽然不是太理想，但分数也已达到大专线。可能是由于身体的原因，最后没有一所学校录取我。
1989年，我回去复读了一年，继续参加高考。成绩比上一年要好了很多，但最终还是没有一所大学愿意录取我。
1990年，我第三次参加高考，但前两年高考未被录取的阴影一点儿都没有散去。
第三次参加高考后的那段日子，可以说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期，我生怕这一次又像前两年一样。我记得当时自己一个人坐车去了福州，先是去找一个在福州大学读书的同学，他正好没在，于是我心灰意冷地在福州仓前公园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又去福建师范大学找了另一个同学，这一待好像有十来天。那时，爸妈很着急，跑到福州来找我，向老乡打听，听说我在同学那里，才放心地回到闽清。回到家里后，父母便开始托关系找人，毕竟1990年国家对残疾人上大学的政策有所松动。父亲将写好的申请报告通过他人转交给了时任中共福建省委政法委书记袁启彤（当时我们一直认为他还是闽大校长，后来才知道时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已兼任闽大校长）。
改变我命运的机会终于来了！在习校长和省市领导的关心协调下，我被闽大破格录取了，成为全省第一名无双臂大学生。
采访组：当拿到闽大录取通知书时，您是什么样的心情？有没有担心过入学后自己如何适应大学生活？
黄道亮：拿到闽大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就像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突然接到“无罪释放”的通知，整个人犹如焕发新的生命。按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踏上高铁，开始奔跑了”。
不过冷静下来后，自己就开始担心入学以后的生活怎么办，老师和同学会怎么待你，等等。由于生活料理不方便，自己又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到福州来，问题肯定会越来越多。然而所有的担心在入学后都不是问题，因为学校早已替我考虑周全了。说到这里，我真心感谢闽大，感谢习近平校长，感谢孙芳仲书记，感谢刘建萍、林友华等老师们，感谢罗暹、林有钟、刘杰、刘守强等同学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大学生活。
采访组：刘建萍老师，您好！黄道亮同学作为一名特殊学生就读闽大，当时学校方面作了哪些安排？
刘建萍：我记得黄道亮同学是推迟了近一个月才入学报到，成为闽大1990级中文秘书专业的一员。学校领导和老师早早就为他的到来安排好了一切，时任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芳仲还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专门研究他入学后的安排，并且每次在学校碰到黄道亮时，孙书记都会不由得拍一下他的肩膀，和蔼地询问：“道亮，最近怎么样？适应不适应，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忙的？”
作为班主任，我已经提前了解到他的具体情况，得知刚好班上有几个闽清的老乡，他们都愿意帮忙照顾黄道亮的生活起居。我还特意交代班干部和其他同学要照顾他，尽可能帮助他。当时，他租住在校外的民房里，为了让他省点儿钱，我把家里的一个闲置的木架床给了他。第一年，他和高中的一个同学罗暹（当时就读福州大学）租住在外面的出租屋里，罗暹负责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从第二年起，我们班的刘杰、刘守强开始负责他的生活起居。后来，刘杰和刘守强都被学校表彰了，其中，刘杰还被评为“福州市学雷锋积极分子”。开学后，我们得知黄道亮同学一直想安装假肢，便发动班上的同学捐款，具体捐款数额忘记了。
开学不久，我听黄道亮同学讲过这样一件事情：那天他第一次到教室上课，刚一坐下，就看到桌面上放着一张贺卡，上面写着“欢迎黄道亮新同学”，心里顿时感受到这个班集体的无限温暖。说实话，这张贺卡对他而言相当重要，因为在走进教室前，他还是怕怕的，不知道同学们会如何对待他，是否会歧视他，等等。后来得知，这张贺卡是当时的班长召集全体班委特意制作的，目的是让黄道亮同学能尽快融入这个班集体。
采访组：林友华老师，您好！听说您是黄道亮同学的入党介绍人，能否谈谈党组织培养黄道亮同学入党的情况？
林友华：1990年秋，新生刚入学，我就注意到学校来了一个无臂的大学生，他叫黄道亮。当时，我主要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久后兼任校学生党支部书记。于是，我特别关注这个学生，经常找他聊天，询问他对课程内容的一些看法，了解他的心理和思想情况，顺便谈谈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模范性。黄道亮同学能顺利完成三年的学业，除了他和家人的艰苦努力，还要归功于闽大团结互助的精神文化。同学们默默地帮助他、照顾他，三年来都是如此，实在是难能可贵。
在学期间，黄道亮同学虽然身体残疾，但成绩总体来说处于中上水平，有些课程学习还比较靠前。在思想上，他积极要求上进，与同学关系也很好。
在大二第一学期与他的一次交谈中，我问道：“道亮，有没有想过申请入党？”
他立马答道：“想过，不过就怕自己不够格。”
我说：“不够格，更要努力争取。”
旋即，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作为学生党支部书记的我与他见面交流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了。他非常懂得感恩，尤其是知道自己这样的大学生活来之不易，所以比其他同学更努力，更用心，更要求上进。
那时候，我每个月要求他递交一篇思想汇报，时常了解他的思想和学习情况。一来是能够及时掌握他的思想和心理动态，二来是督促他加把劲好好地学习专业理论知识。
1993年5月，黄道亮同学顺利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为之骄傲的事情。
黄道亮：林友华老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入学后不久，他就注意到我，也很关心我的思想和心理状况。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支部指定林友华老师作为我的入党联系人。他对我要求非常严格，时常监督我，每个月要求我递交一篇思想汇报。大概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学校党委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并且在1993年5月1日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由于我没有双臂，手握不起来，所以在宣誓前非常紧张。林友华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担心，跟我说“面向党旗、挺胸站直”。
应该说，上大学对于我来说如同是一次重生，入党则是我人生的一次升华。从此，我想到的是更多的责任和更多的义务。这种责任和义务一直伴随着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知道习校长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作为他的学生，我觉得更应该把严格遵守党规党纪作为己任，要比其他人遵守得更好更到位。
采访组：黄道亮同志，能不能谈谈当时毕业找工作的情况和后来在单位工作的情况？
黄道亮：1993年毕业时，学校领导和老师挺为我的就业着急的，他们都在想方设法帮助我。按照当时的规定，自己是闽清生源，最后要回去，不过不清楚县里到底是什么态度，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录用。后来，听说闽清县领导出于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反复考虑把我安排在哪个岗位更合适，最后决定把我安排在县残联工作。我先后从事过残疾人就业、信访、办公室、宣传文体等工作。2006年被县委提拔为县残联党支部副书记，后来还被任命为县残联副理事长，一直至今。
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委托税务机关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之前，县残联开展此项工作都是采取上门征收、催缴的方式。每年我和同事都要一家单位一家单位地上门宣传国家政策，推荐残疾人就业，收取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每年都要走上近两百家单位，一个单位至少要去两三次，多的要跑十几次。此外，我还主动联系一些效益好、信用度高的福利企业，推荐残疾人就业。几年来，经我介绍就业的残疾人就有23名。
在负责办公室和宣传工作中，我用脚写材料、编写简报，还积极向报刊、电视、广播和各级简报投稿，通报全县残疾人工作的开展情况，讲述残疾人的疾苦与无奈，宣扬残疾人的自强与自立，旨在让社会各界更多的了解残疾人和残疾人事业，其间累计发表宣传报道58篇。2002年我被省残联评选为“宣传工作先进个人”。2007年5月20日，在第17个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我还协同《梅城报》记者采访了4名优秀残疾人代表，并配发编者按在《梅城报》刊登专版，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工作之余，我经常与残疾人谈心、交朋友，激励他们奋发图强，并为残疾人朋友的切身利益奔走呼号。2003年，我考入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班深造。两年半后，我以优异的成绩取得本科学历，并被评为优秀学员。
采访组：听说您毕业后曾与习近平同志有过面对面的接触，请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黄道亮：1997年5月18日是全国助残日。这一天，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陈明义、省委副书记习近平等领导在福州接见了福建省出席全国“自强与助残”表彰大会的代表和残疾人代表。很荣幸，我作为残疾人代表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并与海德里盲人学校夏荣强校长、漳州师范学院（现闽南师范大学）郑声滔老师一起向省领导汇报了个人的成长经历。
那时，我已经在闽清县残联上班三年多了，既是残疾人工作者又是残疾人，我以特殊的身份，满怀感恩，投身到为残疾人服务的工作中。座谈会前两天，我接到福建省残联的通知，要求每位参加座谈会的代表用5分钟时间脱稿汇报自己学习、工作的情况。说实话，当时我还是有点儿紧张，连夜修改、完善自己的稿子并熟记在心。5月18日上午，我们准时来到一个圆桌会议室坐下，与熟悉的残疾同仁打过招呼后，便静静地坐着。当省领导进场时，我又惊又喜，没想到今天面对的是这么大的领导，更没有想到还有我大学的校长——习近平。此时此刻，习校长签章的毕业证书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的心情异常激动。
我是第二个汇报的。第一次离省领导这么近，心里难免有点儿忐忑，但我还是饱含深情地向大家介绍了我成长中的艰辛、学校和同学们的关爱以及工作中的收获，并且特别介绍了自己在闽大三年的幸福时光。当说到“1990年，我被闽大破格录取，成为福建省第一位无双臂的大学生”时，我把满怀感激的目光投向习校长，而此时，我发现习校长也正含笑注视着我，还微微点了一下头，那笑容、那目光是那么的亲切、和蔼，令我终生难忘。
座谈会结束后，福建省残联领导邀请省领导和大家合影留念。清晰地记得，那时我一直想走上前，对习校长说“感谢学校当年破格录取了我，给了我无比珍贵的大学生活，让我获得新的生命”。但由于年轻、羞涩，加之领导都在交谈着，我一直躲在后面不敢前行，错过了当面表达的机会。不过，20多年来，我把这句感激的话一直深埋心中，化作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化作了对工作的担当，化作了对残疾人事业的奉献，化作了对母校和习校长永远的爱！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