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用“全球化”理论来观察和谈论一种单一的生产方式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球范围内肆意扩张时，另一种内部的“全球化”图景正在谈论者脚下悄然展开，这就是中国内部日益严重的区域间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极度不平衡。这种内部的“全球化”是隐型的，因为在外部的“全球化”图景中，借助“全球化”理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第一世界”通过由它支配的生产方式及国际秩序，如何来剥夺“第三世界”；但在尚未获得命名的内部“全球化”图景中，内部“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类似”的剥夺，由于缺少某种总体性的理论，却未获得充分的揭示。于是，在知识领域里，我们就不免经常碰到一些“错位”而尴尬的情形。
一、论题的缘起
    几年前在上海时，听那儿的中青年学者谈“全球化”，谈富国和穷国，谈全球化格局中的种种不平等，谈西方话语霸权，颇为心动。我知道他们是在替第三世界和自己的祖国发言。但心动之余，却又感到他们的谈论似乎并没有代表我所生活的那块土地，我指的是河南——一个像中国大多数省份一样没有特点的内陆省份。站在浦东那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下，确实能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兴奋和忧伤。而在与之不同的另一块土地上，有的却是另一种忧伤。
    差别被忽略了。揭示“差别”的理论正在忽略差别。就在他们举例说发达国家如何凭借种种优势抢夺第三世界的人才时，我的一位同行，一位知名的年轻教授和博士，正举家迁徙，落户到学者们居住并侃侃而谈的那个区域。而这仅仅是一个象征，因为就近几年，地方知识精英的大量流失，甚至不辞而别，正在从中国的西北蔓延到中部，蔓延到几乎所有内陆落后省份，并已严重破坏着区域文化、教育，甚至政治、经济的有机构成。而这些流失的人才的流入地，正是范围并不广大的沿海发达地区和少数几个大都市。倘若放在80年代，人们会怪罪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不力，可在各级政府不惜代价地提高知识阶层收入的今天，谁都知道，是区域间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导致了各种事物间的更大的不平衡。
    这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在我成长的那个北方小城，曾经有过一二百家中小企业，包括80年代以后兴起的一些私企，可如今能够开工的却寥寥无几。其间的复杂原因我无力谈及，但可以直观到的一个原因几乎是共有的，那就是从沿海发达地区蜂拥而来的廉价商品堵塞了这些企业产品的销路，导致一批又一批企业破产。也许在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尚有程度不同的贸易壁垒及种种保护性措施，但在这种内部的不平衡格局中，倾销来的商品正象征着一种不由分说的强势力量，在这不设防的土地上长驱直入，不可阻挡。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下岗，处于日益贫困的艰难中，并携带着没有明天的焦灼不安。地方政府的税源也因之而递减，不仅无力承担下岗工人的失业救济，也无力保障公务员、教师及其他事业单位人员的合法收入和相关福利。不用说，农民负担的日益加重也与此相关。
    这仍然不是问题的全部。在这种内部的“全球化”格局中，当一个又一个幅员辽阔的地区，从“生产型”变为“消费型”时，它自身的生活也日益变得粗鄙和凌厉起来。我的一位小学同学，一个老革命的后代，在夫妇全部下岗后，就办起了家庭作坊，专门生产冒名的名牌产品（直到中止于地方政府的一次严格追查和高额罚款）。而他对自己行为所抱的正当态度令我吃惊。如今备受谴责的假货充斥市场，和同样遭受谴责的一些地方政府对此的纵容，已经很难完全归罪于惟利是图和道德沦丧，因为在其背后还可以解读出对内部“全球化”的潜在抵抗。而伴随着地方知识精英不断流失的，则是这种精英的后备人员的严重匮乏。一个毕业于省属重点院校的地方官员曾感叹道，80年代他分回故乡时，同来的校友还有好几个，可在高校大规模扩招、毕业生就业困难的今天，他母校的毕业生能回故乡工作的寥寥无几。能走的都走了，能不回来的都不回来。随之而来的便是，公务员、教师、技术人员等构成的降格以求、“以次充好”，社会生活也因之而日益粗鄙化。种种触目惊心的、非理性的行政执法事件的发生，虽然有着更深刻复杂的背景，但几乎无法排除与这种生活日益粗鄙化的内在关联。
    当然，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也许，“全部”的问题压根就无法得到揭示或叙述，但仅仅浮现出来的，在摩天大楼下那侃侃而谈的理论中也没有得到丝毫反映。“差别”并未获得理论命名；活生生的具体存在，在慷慨的代言者那里，也被“代言”为不属于它的名称。我相信那些学者们的谈论是有价值的，他们在提醒某种已经到来或正在到来的事情，但他们的代言意识，却让我感到，在抗议西方话语霸权“收编”东方的声音时，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声音也被摩天大楼下的话语给“收编”了。问题是，这已是普遍的情形。这一情形的直接后果是，我们不再有我们本应有的区域自我意识，我们力求获得的民族自我意识也因之而显得空洞。
二、错位的故事
    杰姆逊在他改造过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中，是把第三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的①，并因此而遭到来自他们“内部”的质疑②。但对我们而言，他企图把复杂的世界复杂化的努力还是能够被明显感觉到的。也许借助杰姆逊这样的欧美批评家，我们可以更好地观察在“全球化”背景中的我们自身的问题，比如不仅用“全球化”、“后殖民”理论分析“他者”，分析“我们”与“他们”的关系，也可以把这些理论的内在逻辑翻转过来，以其方法中的精髓，分析我们自己。但不幸的是，在本该“学习”方法的地方，我们却学舌了。
    如果说我这个判断还不免有点武断的话，那么，比比皆是的把自己在内部“第一世界”的感受当作“中国感受”来言说，却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故事。我在“摩天大楼”下“暂住”的那些日子，接触到各种学者的各种言说，有通晓“全球化”、“后殖民”理论而勇敢地站在“反帝”第一线的，有固执于个人的历史经验、同时把自己的区域感受放大为中国感受来为中国开“药方”的，如此这般，不一而足。如果仅仅循着这些言说中的“显在”逻辑，我会服膺于其中的某一理论或言说的，但我的“心”告诉我，它们总有那么一点儿不对头。也许根本的分歧就在于，我无法接受这些学者的“中国感受”，不管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而在我的感觉中，这些“左翼”和“右翼”的相似性，远大于他们之间争吵不休的分歧。我作为一个“外省”人，一个“暂住”者，在保持一种有效交流的同时，也总是外在于他们的言说或理论。在某种极端而又限定的意义上，他们与我似乎并不拥有同一个“中国”。
    其实，“两个中国”的提法早已出现在互联网上，那是网友们在讨论城乡二元结构时所做的区分。但如果转换一下视角，“两个中国”的另一番图景就会同样铺展在我们面前。表面上看起来，那个“中国”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不仅是无声的，像城乡二元结构中 “乡村中国”的无言一样；而且也是无形的，我的意思是说，它在外貌上与这个“中国”无有不同，差别只在于量，而不是结构上的，但只有深入到它的内部，打碎那个貌似的“相似性”，真切地感受着它，才会发现，差别决不是量的，而是结构性的，一种隐秘的、无言的、未获命名的“结构性”。它的被剥夺，也许是一种永恒的被剥夺。它的依赖于“代言”，也体现出永恒的趋势，因为那本应有的自我意识虽然存在着，但却是分散的、变形了的，呈现为没有“自我”的意识状态；但“代言者”又从未、也不可能提供有效语言，以供它组织并表达那种自我意识。它和这个“中国”一样，也处在某种幻觉中，所不同的只是，它们分别处于主人的幻觉和奴隶的幻觉而已③。
    而在试图表达这种经验时，我内心也是十分痛苦的，因为这种经验不仅是片段的、发散的、难以概括的，而且也处于各种问题的缠绕之中，仿佛一个无穷的链条，这一环扣住另一环，一环一环地通向无涯的天边。有时候，思考者不得不面对思考极限的挑战，并承受着某种道德性的压力。比如，当我说它处于永恒的被剥夺时，我就不得不思及笼罩在它之上的另一种结构性力量，虽然这种力量也同样笼罩着这个“中国”，但在时代转换之际，它已在暗中支持着这个强势的、可以发声并垄断了发声的存在，从而使它在相当程度上，有时候在全部程度上，免受质疑。正是这种无以表达的痛苦和缠绕，使我只愿、也只能谈谈“两个中国”的知识状态。
    就像外部的“全球化”可以有助于我们观察内部的“全球化”一样，外部的国际间知识流动的不对称，也可以有助于我们观察内部知识流动的不对称。在那些“暂住”的日子里，我常听人抱怨道：我们没有自己的理论，我们的理论几乎全是从欧美进口的，一波刚起，另一波又涌来，不久便都成泡沫了。也有从正面谈论的，说我们在80年代引进的西方理论，与人家正在时兴的相差几十年；后来差距越来越小，直到什么“性”什么“化”什么“研究”引进时，我们已经和西方处在同一个地平线上。我没有参与国际间的知识流动，不晓内情也无意评判，但我所经历的内部的知识流动，大抵是按照这个方向进行的，即地处内部“第一世界”的几个大都市，或进口或生产出理论、知识，然后再批发给内部那个广大的“第三世界”，用以塑造另一个“中国”的知识者意识。如今，这种进口或生产，这种批发或流动，又已经完全“嵌入”新兴的、据说是“规范化”的学术体制之中，使得任何哪怕轻微的“叛逆”几乎没有“存在”的可能。这一“规范化”的结果，是高等教育和知识体制，借助那种笼罩一切的结构性力量，呈现出新的、更大的、几乎是破坏性的“马太效应”。
    在这种新的“马太效应”中，我们会碰到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内部“第一世界”的理论或知识生产，不管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大多能在内部“第三世界”里找到市场。这个市场上的顾客之所以成为顾客，是因为他们也在从事知识生产，或者说从事生产的“再生产”。按说，这种“再生产”的产品已很难找到市场和顾客了，但这种生产仍然继续着，并呈增长之势。原来，市场和顾客依然存在着，只不过车间就是市场，生产者就是顾客，“再生产”的产品在无以消费中被“消费”着。因为这些“第三世界”的知识从业者，只有通过这种无以消费的“再生产”，才能留在那个统一的知识体制中，进而留在高等教育体制中。
    也许是出于明了性，这幅图景被描述得过于单一和简略，漏掉了其间的复杂性和交叉性，但在这种聊胜于无的描述中，来自内部“第一世界”的双重 “主宰性”仍可以得到隐约的揭示。这就是，一方面，它在内容上主宰着“知识是什么”的界定，并由此规定着内部“第三世界”的知识者如何思考；另一方面，它在体制上也主宰着知识的表达，并由此规定着那个世界知识表达的有效性。我认识的一位内地中年学者，80年代就以其不同凡响的理论思考和艺术鉴赏力，在批评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虽然他后来的思考和写作更成熟，更深入，也更真切，可由于拒绝来自上述的知识“规定”，拒绝加入时兴的话题，同时也无意于知识体制内的规定性表达，影响便小下去了，经常处于可有可无的地步。一位来自中心地带的知名学者关切地劝告他：“不要再搞这个了，连国际比赛都没这项目，你还能搞出什么名堂？”（富有意味的是，这位真诚的劝告者，本身就是那种通晓“全球化”、“后殖民”而站在“反帝”第一线的可敬的人士）。倘若这位知名学者道出的是一个真实的秘密，那么一幅知识生产的全景就可被简略地勾画出来：正是外部第一世界所决定的“国际比赛”，规定着中国内部的知识生产；如影随形，也是内部“第一世界”所决定的“全国比赛”，规定着内部“第三世界”同样的生产。“错位的故事”就是这样发生的，它毫不触目，仿佛根本没有发生一样。

三、“表达的困难”及结语
    但内部抵抗的故事也不是全然没有的，只是需要仔细的辨析。
    我曾经纳闷的是，我所尊敬的一位老知识分子，一位80年代曾活跃于文学批评界的老学者，一位在重大事件中的良心体现者，至今仍保持着有效阅读，并活跃着敏感的思维和心灵，可为什么一直固执于一种“陈旧”的表达？当启蒙主义在学界已经有些声名狼藉时，她却顽强抵抗着，执拗地使用着她一以贯之的启蒙话语。仅仅根据表面的现象，很容易把她归类。但当我深入到她的经验世界，了解她的表达所粘着的一个个具体问题，把握她的“心情”，却发现，一切都不是那么简单。那看起来执拗而“陈旧”的表达，正体现着她真切的位置感，体现着某种隐秘而又独特的区域性，体现着内部的“第三世界”性。这种负载着内部“第三世界”性的经验，正是通过对抗对性的“陈旧”的启蒙话语而被隐秘地“搭载”出来。她遇到了“表达的困难”。
    而表达的困难也是我撰写本文时所遇到的困难。当我想说“明”什么问题的时候，那与之相关、交叉、叠合的其他问题也立即被投入黑 “暗”中，令我有一种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的被动感。而当我使用一个概念的时候，又常常无法固定其涵义，以至于它在行文中不断滑动。这当然出自我能力的有限，但我也明显感觉到，一个长期湮没的存在，一个从未获得过命名的存在，一个“独立”着、同时又被重重其他存在交叉包裹着的存在，也只能在这“明”“暗”起伏的表达中，遭遇“表达的困难”。在我于苦恼中不得不匆忙结束本文时，我想说明的是，当我在文中提出一个问题时，我也同时意识这个问题的边界；在我表达一种立场时，我也随时准备放弃那立场的意识形态化。甚至，连我自己也不能保证我会在这个“第三世界”里永远住下去。放弃固执可能是对话的前提，但一些真切的、转瞬即逝的经验之表达，仍然需要“固执”下去。
    我想给本文的结语是：站在内部的“第三世界”立场，会很容易感到，内部的“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之差距，丝毫不小于外部的“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的差距，而外部的全球化问题也不是他们（China’s “first-World” regions）最切身的问题（虽然并非不是切身问题）；站在内部的“第三世界”立场，也很容易发现，来自“他者”的理论通常仅被用来分析“他者”，“他者”理论中的自我反省并不能唤起我们自己的自我反省，仿佛奴隶在批判主人时正站在另一个主人的位置上……

（全本载《社会学家茶座》第11辑，2005.7；删节本载《文艺研究》2005.6；《世纪中国》网上首发， 2006-05-12）

注释：
①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旭东编、陈清桥等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516-546，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
②艾贾兹·阿赫默德：《詹姆逊的他性修辞和“民族语言”》，罗 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P333-35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月。
③这里的“两个中国”提法是暂用的，仅仅为了表达一种尚未得到命名的经验之方便，我无意使它成为一个命题。其中的复杂、缠绕（比如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两个中国”交叉和缠绕等）也是本文无法完全把握的。

作者： 张宁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