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变异与坚执

救亡与启蒙一直是近代中国文学的两大主题。在更长的时间范围里，启蒙主题似乎更能显示出中国社会变迁的轨迹。自新文化开始，启蒙主题的文学便是文化建设与文化革命的先声。“四人帮”被粉碎之初，由刘心武《班主任》拉开新时期文学的序幕。直到80年代末，文学上的启蒙立足于对人主体性的反思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倡导，与当时思想界的整体状况相一致。90年代之后，文学形态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启蒙主题也经历了动荡与转折，对它的消解与对它的坚守，成为中国90年代知识分子精神的一个侧面。

一

在8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启蒙主题与当时锐意改革的政治意识形态同构，并以其敏锐性成为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的先声，如“伤痕文学”、“大墙文学”、“改革文学”。80年代中后期，社会文化已悄然显示出多元性，但文学之中以改革文学为主的现实主义，仍致力于社会变革的思索；寻根文学中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与控掘，也仍然执着于民族精神的重建。即使是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精神焦虑，也包含了对完善社会或对现代化的顽强希冀，从而为人们广泛注目。90年代以后，社会进入商品文化发展时期，一方面，稳定的改革开放进入一种制度化市场阶段，此前强力进行的革命式的改革让位于稳定的运行，同时，社会文化因商品经济的建立而显出商品性特征。处于商品大潮冲击之下的大众，也从以前服从乌托邦理想建构的引导而进入个体生存的现实秩序，对已身的物质利益满足取代了对政治的热烈关切，眼前欲望的追逐冲淡了对价值与意义的终极关怀。因此，以启蒙为主导的新时期文学，同知识界精英一样，变得无人关心，严肃文学如同鲁迅笔下一个走入“无物之阵”的战士。其实，所谓启蒙，存在着一个预设前提，即知识分子的精神优势与接受群体——大众的低层精神状态，换言之，知识分子的启蒙是以对“群氓”、“愚众”的布道与拯救为基本模式的，而一旦公众表现出对知识分子话语的普遍冷漠，启蒙便成了可笑的自言自语。长此以往，也便失去了言说启蒙的热情。文学开始四下逃逸，中心话语轰然颓坍。启蒙，这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强有力的，处于互解状态。

另外，社会现实的改观，使知识界与文学界在接受西方思潮方面显示出与80年代极大的不同。80年代，学界经历了多次热潮，从最初的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依德到弗洛姆、尼采，常有狂热的追寻意义的猛烈动机，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文艺思潮几乎轮番轰炸，从中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彼此并不关联的各种思潮填充着人们饥渴的灵魂。90年代以后，人们对渺茫不可捉摸的终极意义感到漠然，对所谓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产生怀疑，而西方后现代主义传入中国，恰好迎合了时下人们的个体需求。后现代主义不再追寻人与社会的终极性，也不把人看作整体存在，拒绝承认世界的本质、规律与深刻，逐渐形成了颠覆、消解价值与意义的文化观念。应该说，后现代主义最初是对现代工业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叛，但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只重消解而忽视建构，因此，也就注定其与世俗消费主义妥协，并成为后者的实践基础，在思维取向上带有消解特征，在价值取向上带有平面性。中国后新时期的社会状况，恰好为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提供了温床，更加速了启蒙主题的瓦解。

二

90年代以来文学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1中止判断，零度写作；2虚构历史，瓦解意义；3自恋自娱，逃避社会等等，其基本精神上则是消解主流与传统，消解价值与意义，其与80年代文学最大不同在于对启蒙主题的疏离与反叛。

新写实小说虽迟至1989年才被正式命名，但在1987年便已显示出其零度写作的基本特征。新写实小说家拒绝虚伪的所谓理想与崇高。在他们看来，平淡、平凡、平庸的百姓日常生活，虽然毫无光彩，却具有真实的原生态意义。一切的真实，都存在于衣食住行的各式琐屑当中，如同池莉《烦恼人生》中印象厚所感觉到的：

少年的梦总是有着浓厚的理想色彩，一进入成年便无形中被瓦解了。印家厚随着整个社会流动、追求。关心中国足球队是否进军墨西哥；关心中越边境状况；关心生物导弹治疗癌症的效果；关心火柴几分钱一盒了？他几乎从来没有想到是否该为少年的梦感叹。他只是十分明智地知道自己是个普遍的男人，靠劳动拿工资而生活。哪有功夫去想入非非呢？……

池莉于90年代初发表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仍然依循早期作品，对市井生活作“原生态”的写照。一群由个体户、汽车司机、厨师、理发师、家庭妇女组成的一个市井社会，一切按照混乱而又常见的世俗生活逻辑呈现着最无光彩的生活。不管生活是一种怎样无奈的状态，不管是“冷”，还是“热”，市民生活的逻辑就是“活着就好”。人们“终极关怀”便是衣食住行性，价值与意义对他们来说都是多余，或者仅仅就是食与色的“活着”。

与池莉以平静语调叙写市民的平静生活稍有不同，新写实主义另一代表作家方方则以冷静态度解析着市井人物的人性病态。不过，其小说虽力求透出某种哲理性，但并不足于支撑其所进行的对生活表象的原生态反映。刘震云对人物生活的表现往往能与社会制度的表现相互结合。他较多选取处于庞大社会网结中的点状存在——工作单位作为人物的环境，在当下的权力结构中，人成为无可奈何地适应制度的无灵魂机器。由于作者与作品的叙述几乎合一，因此，很难见出作者对生活的臧否。

新写实主义取消了80年代启蒙文学二元对立的模式。在小说家看来，生活本身并无善与恶的先验性准则，它只是一个流程，一个现象，由无数细屑、点滴的日常构成的原色世界。道德与政治的崇高与卑下对于生活原态来说，都失去了清晰的界限，即使生活中还有政治、道德，但已经溶化于生活之中，根本无法将其提取出来，那么，启蒙主义的社会改造、精神塑造等等命题便在原生态的市井生活表现中被剔除掉了。当然，新写实小说或许并不是完全没有理想指向，但它是日常生活逻辑的结果，而不是与生活对立的另一种意义。池莉《太阳出世》对于叫朝阳的婴儿有一些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希望表达，但除了生活的日常性之外，又能是什么呢：“朝阳喝什么奶粉好，他们就给她卖，决不选择奶粉的国籍，决不在乎人们怎么说……他们要女儿有第一流的体质，第一流的智商，以便在将来激烈竞争的时代里成为强者。”显然，在作者看来，理想也好，进步也好，社会变革也好，都不来自于市井生活之外的另一处。新写实小说对知识分子精神的见解则更说明，理想也不来自于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这种智力较高的人群，与“汉口小市民”一样粗鄙，所谓的“理智”、“崇高”反而显出无聊与虚伪，80年代以启蒙者、拯救者面目出现的知识分子形象，以及居高临下式的知识者判断已沓如黄鹤。

除了新写实小说，90年代还出现了种种冠以“新”字的各式文学不仅以此消解政治，同时也于反讽之中瓦解了当年人们的崇高理想。“新状态”小说并没有放逐知识分子精神，但不相信意义，不相信历史的新信念代替了以往文学中的对理想信念的坚持，从“吾将上下而求索”坠入了“游戏人间”。尽管其间并不乏作者作为知识者的优越，但这优越的来源，不是“有意义”，而是“无意义”。

“新市民”小说作家似乎更多地认同了90年代商品经济之下的大众文化准则。他们确信物质对于都市人的重要。作者取消了精神——物质二元对立模式，同时也意味着放逐启蒙，因为启蒙的意义即在于其超越物质、超越现实的终极性。他们选择了泯去二者界限的现时表达，即“欲望”。欲望虽有超越现时的意味，但它紧紧附着于物质与性这些现时内容上，并以认同世俗为前提，因此，精神与价值悄悄离去了。“新市民”小说的倡导者曾说：“希望作者们从前一阶段的种种政治、文化的情绪中伸出手来，抚摸当下的现实：对结束了僵硬的意识形态对峙的世界格局有新的把握方式，对逐步市场化的中国社会结构与运作有新的适应与认知，使文学对于民族的现实生存与未来发展有新的关怀”[1]，但很难说“新市民”小说便具有这样一种先导力量。虽然作家们对“现实生存”不无敏感，但“新的关怀”又是什么，我们是很难见到的。

三

启蒙主题的价值形态的坚守，在90年代主要表现为个性化形态，并带有温和成份，也就是说，80年代以集团形式出现并表现为中心话语特征的启蒙言说，被代之以作者个人言说。由于知识从“中心”到“边缘”的位置过渡，启蒙话语显得多元化起来。

一种情形是，作家的依旧依循“五四”传统。它强调启蒙传统的批判性，如高晓声、韩少功。高晓声在90年代写出《陈焕生出国》等篇，依然有80年代《陈焕生上城》中影子，陈焕生阿Q式的思想痼疾并无消失，显示出中国农村顽冥不化的“死魂灵”；韩少功则相信民间的“词是有生命的东西”。《马桥词典》从词汇入手，即是对民族恶根的批判。

另一种情形则与80年代有较大不同。随着商品经济之下知识分子精神指向的分化，原本被称为精英的知识群体已很难再有统一的标尺，钱欲、物欲、权欲不可克服地进入知识者的心态，因此相当多的作品开始审视知识者自身中心意识被消解之后的价值迷失与在现实中的茫然。刘震云的小说揭示了知识者在网状的社会现实当中屈服于世俗的原则，所有理想坠入可怕的日常满足。贾平凹的《废都》则是一部知识者精神萎缩的沉沦图景，庄之蝶的精神令人震惊地坠落，性的狂放预示着精神末日。这一切，都显示出知识者拯救主题的变异，即拯救者自身所需要的救赎，拯救者已经不存在。

90年代普遍的精神麻木终于引发了一次反拨，这几乎是一次偏执的行为，精神的振作由于长期的折抑而显然有些失去常态，这便是被称为“新理想主义”的张承志、张炜的创作。

应该说，二张并非重塑知识者，其实，知识者普遍的精神萎缩不仅不能成为社会的英雄，相反，其本身便处于需要拯救的沉沦当中，拯救人类的精神来源被他们转向他方，转向神秘的原教与被人忽视的自然。

张承志在《清洁的思想》等文中，对当代文坛的愤激跃然纸上：“未见炮响，麻雀四散，文学界的乌合之众不见了……”，“所谓三春过后诸苦尽，各自需寻各自门，不过一古脑儿都涌向商人门了”。张承志指斥整个文坛“荒诞可怕”，处于惊人的坠落中，真正坚守者直如“孤军”，但既使这样，也要“孤军去战”，不惜与整个文坛决斗。在一篇散文中，他傲然宣称：“敢应战和更坚决地挑战，敢举起我的得心应手的笔，让他变作中国文学的旗”。张炜于此时也竖起拒绝向商业化投降的大旗，他说：“时代和人的精神常常被一种喧嚣所覆盖，而我的作品说的‘拒绝’，就是针对这片喧嚣的”。

1999年，张承志的《无援的思想》与张炜《忧愤的归途》两书，被冠之以“抵抗投降书系”之名推出，编者在书前配上了《写在〈抵抗投降书系〉的前面》，内中文字不乏义正辞严的凛然之词：

90年代，在我们需要文化英雄文学斗士、需要良知集体承担苦难构筑精神长城的时刻，我们看到了王朔发动的一次“痞子革命”……这场“痞子运动”是在痞子革命中迅速痞子化流氓化的作家无耻地领导了全民痞子化的一场运动，应该说它是文革词语又一次曲线的“辉煌”表现，它不仅使几千年的汉语言及她的文学的高贵与尊严再一次蒙受耻辱，遭受劫难，而且瓦解了十年改革的精神成果，导致了中国人文精神的又一次沉重哀退和死亡危机。这无疑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一个噩梦。

…………

痞子运动标志着中国当代作家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绝大部分作家从此彻底放弃了对“现代”的承诺和信仰，背叛了自己八十年代的理想和热情，公开地媚俗，向大众投降，大张旗鼓地倡导“怎么都行”的后现代。他们把王朔当作时代的英雄、自救的楷模。这标志着中国作家进入放弃救世、进行所谓自娱的新时代，也就是放弃良知赤裸裸地以耻为荣的时代。[2]

书籍的主编宣称，《抵抗投降书系》，就是要让人们看到“抗战文学大旗猎猎飘扬”，看到“抗战文学抗击媚俗反对投降悲壮雄伟大气磅礴的风景”。编者有意用“抗战”一词来提醒人们这些书籍的战斗性，似乎中国文坛已经“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的确，二张的创作并非80年代文学精神的延续，它不是知识分子精神的顽强坚守，而是另觅精神家园。早在80年代，张承志便有精神漫游的特点，希望能以植根土地之上的强壮灵魂与伟岸体力，唤回国人的生命强力。之后，张承志来到回地，为回地人民的英雄主义深深感动，并找到了生命与力量之源——哲合忍耶。张承志并不承认自己是描写宗教，而说是在追索理想：“我一直描写的都只是你们一直追求的理想。是的，就是理想、追求、希望——这些被世界泠落而被我们热爱的东西。我还将正式描写我终于找到了人道主义；你们会在读后发现，这种人道主义要远比中国那些知识阶级廉价拍卖的货真价实”。[3]他创作了叙述哲合忍耶教的历史——《心灵史》，被青海的回民当作了圣经。张承志希望以此来唤回时下普遍失落的精神，但作品也带上了浓烈的道德原教旨主义神秘的黯淡。毕竟，理想的重塑不是宗教，它必须经由理性的烛照才能发出光亮。张承志希望重造信仰，但信仰不是愚味的盲从，而是更高意义上的自由。

张炜以“大地”为精神驻足之地，人与自然是他文学思索的焦点。人类的所有贪婪、愚恶、自私、沉沦，都源于同自然的远离。张炜为挽回人类而提出的药方便是“融入野地”，以此来保卫人类精神的纯洁。在《九月寓言》、《柏慧》等篇中，人是自然之子，是动物、植物的朋友，人们和谐相处，无间无隙，“在它面前，金钱和其它的一切都黯然失色”。应当说，张炜身上的知识分子精神还是清晰可寻，但它不是“五四”以来的传统，儒学的博爱与道家“天人合一”、“乐山知水”，也许是他为知识者精神自救所设定的恒久道路。

90年代中国文学的变迁，其实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启蒙主义的激进呐喊过去之后，是对商业社会无奈的呻吟，普遍的沉落使启蒙时代的理想难以想象，只有从遥远的地方找回粗砺狂暴的精神之源。

（本文发表于《江汉论坛》2006年5期）

参考文献：

[1] 周介人：《为文学寻找新的“生长点”》，《几度风雨海上花》，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31页。

[2] 萧夏林：《写在〈抵抗投降书系〉前面》，《抵抗投降者书系》，华艺出版社，1995年。

[3] 张承志：《心灵史》。

作者简介：张鸿声，男，1963年生。 文学 博士。现为郑州大学 文学院 教授，院长，主要研究现代文学、都市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