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汉语外来词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关于汉语外来词的历史分期，贺玉华（1998）认为：“汉语外来词的历史划分是不能完全按照汉语史的分期来确定的，因为它一方面隶属于汉语词汇体系，另一方面有其自身产生和发展的途径。国内民族的融合，国外文化、科技的入华以及外来的侵略和侵占，都会导致汉语外来词的激增。如果给汉语外来词分期，那么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不为长，几十年的时间也不算短，关键是看它有没有自己的显著特点，有没有在历史的语言中起重大作用。”按照这一观点并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把汉语外来词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古代汉语外来词——19世纪以前的汉语外来词，主要指汉、唐时期的外来词；近现代汉语外来词——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的外来词；当代汉语外来词——改革开放以来的汉语外来词。

    同义译名是与汉语外来词相伴而生的一个特殊现象。所谓同义译名，就是指同一个外来概念进入汉语后有多个译名。我们知道，关于外来词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外来词包括音译和意译，而狭义的外来词仅仅指含有音译成分的外来词。本文取广义，因为从同义译名的角度来看，有些外来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时期有不同的译名，其中既有音译也有意译，如果取狭义，人们就会对这个词在汉语中到底是不是外来词有不同的看法，而取广义不但可以避免争议，而且有利于对其进行比较研究。需要说明的是，为了缩小研究范围，本文的同义译名主要指以下两类：①同是音译，如凡士林/华摄林；②音译和意译兼有，如女王/魁阴/魁英。

    古人对同义译名就有所关注，如清儒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就有“译音无定字”一则。当代较早对外来词同义译名予以关注的是刘涌泉、乔毅和冯志伟。刘、乔二位先生（1991：64）认为：“……常受自己方言的影响，不了解该词的实际发音，或选择汉字不同，因而译音词常不统一，形成一种‘公害’。”冯先生（1998）指出：“在外来概念的翻译中，容易出现同义译名，这就是同样一个外来概念，被翻译成多个译名的同物译名现象。这种现象往往使得读者和用户无所适从，造成译名使用的混乱。”如何对混乱的译名进行合理的规范，是当前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同义译名是与汉语外来词相伴而生的，三个阶段的外来词在译名数量、译名方式上有何不同？从古到今，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同义译名已经定于一尊，“适者生存，优胜劣汰”，那么，这种“自然选择”有无规律可寻？有哪些规律？本文拟采用共时研究和历时比较的方法对以上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

 

二  汉语外来词同义译名现象的阶段性考察

   （一）古代汉语外来词的同义译名

    汉族人民从商周时期起就与外族有了联系，尤其是北方的匈奴和西方的戎族，语言当然就会互有影响。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中西交通开始发达，汉语中由此产生了一些反映外来事物的新词语。从西域借来的词主要是一些动植物和生活用品的名称，进入汉语时往往有多个译名。如（每一组前边的为常用词形，下同）：

    骆驼/橐駞、明驼， 师比/犀比、鲜卑、胥纰、犀毗，琥珀/虎魄， 琉璃/流璃、流离、碧琉璃、碧流离， 苜蓿/目宿、牧宿、木粟、龙须草， 葡萄/蒲桃、蒲陶、蒲萄， 胭脂/烟支、胭肢、焉支、燕支、阏支、红蓝， 玻璃/颇黎、玻瓈，菠菜/菠稜、菠稜菜， 棉花/吉贝、古贝， 可汗/可寒、合罕， 茉莉/末利， 西瓜/寒瓜、绿沉瓜。

    以上是从先秦至唐、五代进入汉语的部分外来词。从内容上看，都是表示具体事物的名词，这是与中国当时的经济文化情况密切相关的，“从先秦以迄隋唐，汉族经济、文化、科学水平一般比西域诸国要高一些，汉语借入的词里几乎没有关于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内容。”（向熹，1993：540）从译名方式上看，音译占绝大多数，在上举例子中，只有“棉花”这个后起的词取代了原有的音译词“吉贝”和“古贝”，其余全都是选择音译作为最终形式。在这些音译词中，有两种在后两个阶段的外来词中经常用到的译名方式，一是“音译+类名”，如“菠菜、菠稜菜”；二是音兼意式，如“西瓜”，译自女真语的xeko。从汉语词汇系统对“同义译名”的选择结果来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往往选择能揭示事物意义类属的形声字作为最终译名用字，如骆驼、琥珀、琉璃、葡萄、茉莉、玻璃等；二是尽量选取音节少和书写简便的译名，如师比、琉璃、菠菜、可汗等。

    汉武帝以后，佛教传入中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南朝时佛教已经成了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量佛经译成汉语，对汉语尤其是汉语词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佛经外来词数量庞大，举不胜举，这里仅选取几组以说明问题：

   /达嚫、达儭、嚫、儭， 塔/窣堵波、窣睹波、率都婆、素都婆、薮偷婆、薮斗婆、数斗波、苏偷婆、私鍮簸、偷婆、塔婆，和尚/邬波驮耶、邬波第耶、和上、和阇、和社， 夜叉/阅叉、药叉， 梵/梵摩、勃蓝摩、波罗贺摩、没罗憾摩、梵览磨， 阿修罗/阿须罗、阿须伦、阿苏罗、阿素罗， 南无/那膜、南摩。

    关于佛教外来词同义译名的成因，梁晓虹（1994：10）说：“音译词，用来记音的汉字往往不很固定，一个词会有很多不同的书写形式。……这与译者的梵语水平有关，也由于有古译、旧译、新译之异，而汉字又有古今音、方音之别。但是，在逐渐的使用过程中，逐步规范化，最后都会定于一种较通用的写法。”汉语词汇系统对佛教外来词同义译名的选择规律与西域外来词基本一致。如“ ”，从字形上人们就容易把它与钱财联系起来；“塔”则容易与收藏舍利、法器、经卷的建筑联系在一起，充分利用了形声字形旁的表意作用；“夜叉”容易与“吃人的恶鬼”联系起来，“和尚”则容易与德行高尚的高僧联系起来，充分利用了汉字的表意和审美特性，后来的“太妃（比较拖肥）”、“雪碧（比较西比）”、“奔驰（比较本茨）”、“可口可乐（比较口渴口腊）”等词语就是如此，都显示了汉字对同义译名选择的影响。同时，同义译名的选择也受到了当时汉语词汇特点的制约，即很少有多音节的。另外，由于受到汉语词汇双音节的影响，有些译名出现了语素化的倾向，如“佛陀”减缩为“佛”，组成了“佛士、佛曲、佛事、佛经……”，“僧伽”减缩为“僧”，组成了“僧坊、僧物、僧堂、僧人……”，今天的“的士”减缩为“的”，组成“的哥、的姐、摩的……”，“巴士”减缩为“巴”，组成“大巴、小巴、中巴……”等即是如此。

   （二）近现代汉语外来词的同义译名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所编的《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在序中说：“近现代汉语词语主要是指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所出现的新词语，由于溯源的需要，也酌收一些明末清初出现的词语。” “佛教词汇的输入中国，在历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词汇的输入，那就要差千百倍。”（王力，1980：516）这个时期数量庞大的汉语外来词除了有同义译名的词语为数众多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时某一个外来词所具有的译名数量也非常多。我们对《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中有同义译名的外来词进行了统计，共有194组，约占全书“正条”的11.41%，最少有两个译名组成，最多可达25个。看几个例子：

 

源词	译名数量	同义译名
chocolate	5	巧克力/炒扣来/勺勾腊/绰故辣/绰故辣得
zebra	8	斑马/花兽/花驴/花马/花条马/福鹿/斑驴/芝不拉
piano	9	钢琴/大琴/大洋琴/铁弦琴/八音琴/百音琴/批阿娜/披亚 诺/披雅娜
giraffe	10	长颈鹿/豹驼/兽马/长颈怪马/支列胡/吉拉斐/吉拉夫/知拉夫/及拉夫/支而拉夫
mètre	11	米/米突/咪/迈/迈当/梅得/美德/密达/蔑/密度/买特尔
cement	12	水泥/洋灰/赛门得/赛门敦/水门汀/四门町/赛门敦石灰/塞门土/塞门德土/崔门土/火泥西门土/西门土
bier	14	啤酒/苦酒/麦酒/大麦酒/比耳/比而/皮卤/比而酒/比儿酒/比酒/卑酒/碧儿酒/必耳酒/皮酒
president	16	总统/统领/大统领/总领/总统领/众统领/大总统/民主/首领/伯理玺/伯理玺天德/伯理师天德/伯里喜顿/伯勒西敦/百里玺天德/勃列西领
parliament	25	议会/公会所/公会/公议会/会议堂/会议厅/会议院/议院/议院会/议政院/议政民院/议事厅/议事阁/议事院/议事公堂/议事公所/国政公会/政公会/政事堂/会堂/巴厘满/巴里满/巴力门/巴厘满衙门/巴力门议院

 

    从内容上看，与西域、佛教外来词的单一性相比，西洋外来词的词语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这主要是因为晚清中国社会受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磨难和变革，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体制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反映到词汇上，就是涉及各个方面的外来词的急剧膨胀。从译名方式上看，产生了半音译半意译和借符式译名方式，前者如“冰淇淋、摩托车、道林纸、咖啡豆……”；关于借符式，只见一例，就是用汉字“弗”来表示美元，因为“弗”与美元符号——一个大S加上两条竖线——看起来相似。“音译+类名”和音兼意式译名方式广泛使用，前者如“啤酒、卡车、卡片、芭蕾舞、高尔夫球、绷带、香槟酒……”，后者如“鸦片、芒果、逻辑、乌托邦……”。

    一个外来词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译名，我们认为除了汉字、方言及源词等语言因素以外，还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有关。西方列强以武力叩开了清王朝的封建大门，西方的各种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面对这种突变，当时的留学人员、改革者以及译书局纷纷从事著述和翻译，介绍海外见闻以开启民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来不及“深思熟虑”，加之又缺乏统一的译名标准，通讯、出版业落后，使得大家的翻译“各自为政”。关于此一阶段对同义译名的选择规律，与古代汉语外来词相仿，此不赘。

   （三）当代汉语外来词的同义译名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对外交流等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事物、新观念，现代汉语词汇在这种巨变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由近代史上的被迫开放转变为现在的自觉开放，是民族的伟大进步。受此影响，我们民族的传统观念、文化心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同义译名也因此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下面的几组例子取自林伦伦、朱永锴、顾向欣所编的《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1978—2000）》：

    艾滋病/爱滋病、爱之病、爱死病， BB机/寻呼机、呼机、BP机、Call机； 保龄球/地滚球， 蹦极跳/笨猪跳， 比萨饼/皮扎饼、比查饼， E-mail/电邮、电子邮件、伊妹儿、EM， 厄尔尼诺/埃尔尼诺，互联网/因特网、互联网络、英特网、国际网络、互连网、英托耐特， 桑拿/蒸气浴、芬兰浴、三温暖， 作秀/表演、做秀、造骚、做骚。

    从译名方式上看，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外语词直接进入汉语词汇系统，产生了所谓的“字母词”。从同义译名数量上看，已不大可能再出现像近现代时期的一个外来词有25个译名的情况了，这是因为一方面国家加强了对外来词译名用字的规范管理，一方面是通讯、传媒、出版业的迅速发展，使得一个外来词译名能迅速地为大家所熟知。从产生的原因来看，也与前两个阶段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大陆、港澳特区、台湾省以及海外的华人社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教育、生活方式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不同华人社区在外来词译名上往往会有不同，不同社区外来词译名的交流是产生同义译名的一个重要原因。如Bongee-jumping，大陆译作“蹦极跳”，台湾译作“笨猪跳”；Sauna，大陆译作“桑拿”，台湾译作“三温暖”；再如show，大陆译作“演出、表演”，台湾译作“秀”，香港则译作“骚”。

    前两个阶段的同义译名经过语言系统的选择，大多已定于一尊，留下一个通行的译名。但现在的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心理和观念意识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如随着社会交际圈的分化，在当代汉语异常活跃的社会、心理、时代背景中，同义译名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译名原已定于一尊的外来词，其不同译名又死灰复燃，如公交车/巴士、饼干/克力架、激光/雷射、袖珍/迷你、小费/贴士等；二是有些外来词的不同译名彼此不再等值，套用修辞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从“零度”走向了“偏离”。如“拜拜”已超出了汉语的“再见”，有了“分手”、“散伙”的意思；再如“表演、演出”是中性词，而“做秀”、“造骚”则含有贬义。

 

三  结语

   （一）历时研究的启示

    首先，从同义译名的成因来看，有语言因素也有社会因素。语言因素就是汉语与源词所属的语言往往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借词需要经过转写，而汉语本身方言复杂，汉字又是语素-音节文字，同音字较多，由此形成了同义译名现象。社会因素则指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人们使用语言的社会心理和人们的文化水平等。社会因素使得三个阶段的外来词同义译名各具特色。

    其次，关于译名的选择规律，一言以蔽之，就是千方百计地选择“汉化”译名。“所谓汉化是说外来词要适应汉语自身的特点。”（郭熙，1999：75）汉化可以从不同方面表现出来，从词汇音节构成上看，就是外来词的音节数量要符合当时汉语词汇的特点。从译名方式上看，大多数人都认为汉语外来词有这么一个规律——抗拒音译转写，而乐于接受部分音译或全意译。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以意译方式为最多，其次是半音半意译式与意译组合式，再次是转写附加‘指类名词’式，最后才是纯粹的转写式。”（吴礼权，1994）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看法是有问题的。我们认为这个规律是就汉语外来词在当前这个共时平面而言的，各个阶段的外来词实际并非都是如此，如古代汉语阶段的西域外来词大多采用音译，很少采用意译，就不符合“意译最多、音译最少”的规律。由此我们认为“汉化”也是可以分层次的，如前所述，音译词也可以通过汉字来实现其汉化！另外，这几种汉化程度不等的译名方式并不是同时产生的，而是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出现的，是汉民族译借外来词经验的累积。

    第三，每个阶段都有新的译名方式产生，如此就要求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外来词的译名。我们不能因为前两个阶段的外来词译名不是意译就是音译或含有音译成分，就说第三个阶段出现的字母词是语言污染，是语言的殖民化，是崇洋媚外。

   （二）对当前汉语外来词同义译名规范的看法

    第一，规范应分层次进行，对于外来词中的人名、地名、科技术语等容易对其进行有意识的管理、在国际上通用性较大的词语，有关政府部门应做好标准化与统一管理工作，并向国际化靠拢。

    第二，继承在长期译名历史中形成的“汉化”经验，选择合适的汉化译名，对于像“东不拉”和“冬不拉”这类无法从汉化方面判定的译名，则应做好使用频率的统计工作，从通用程度上做出抉择。

    第三，加强中国大陆与港台地区及海外各华语社区不同译名之间的协调。

    如此，才能减少“公害”给人们带来的消极影响，提高人们的语言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贺玉华. 晚期近代汉语西洋来源外来词初探[J]. 吉安师专学报，1998，（3）.

[2]刘涌泉、乔毅. 应用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3]冯志伟. 同义译名研究刍议[J]. 词库建设通讯，1998，（16）.

[4]向  熹. 简明汉语史（上册）[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5]梁晓虹. 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M].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6]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M]. 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

[7]王  力. 汉语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8]林伦伦、朱永锴、顾向欣. 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1978—2000）[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9]郭  熙. 中国社会语言学[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0]陈  原. 社会语言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1]吴礼权. 汉语外来词音译的特点及其文化心态探究[J]. 复旦学报，1994，（3）.

 

（本文载于2005年第4期《语言文字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