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故事副作用之我见

张 冠 华

    摘要：过去，我们一直忽视中国民间故事的负面影响，其实它的副作用是很大的：从民间故事的表层结构看，体现出病态的自尊；从中层结构看，体现出阿Q精神；从深层结构看，具有“越穷越光荣”的意味。这些副作用容易消解还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的奋斗和竟争精神，使他们安贫、乐天、满足于现状，不思进取。

    关键词：民间故事；副作用；病态的自尊；精神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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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中国民间故事的创作主体和主人公几乎都是劳苦大众，涉及到对人民的态度问题，因此，建国至今对中国民间故事乃至整个中国民间文学的负面作用不敢作深入的研究，至多说两句“其中也有迷信、封建意识”之类的不痛不痒的话，生怕带有“鄙视人民群众”、“站错了立场”、“抹杀了阶级性”等之嫌疑。这只是从表面看问题。实际上，探讨中国民间故事包括中国民间文学的消极因素，对正面建构民族性格、社会心态、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进步起着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站的正是人民的立场，维护的正是人民的利益。
    我认为，中国民间故事的副作用从内容上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从它的表层结构看，体现出病态的自尊；从它的中层结构看，体现出阿Q精神；从它的深层结构看，充斥着“还是穷了好”、“还是做穷人好”的越穷越光荣的意味。这里说的表层、中层、深层结构，只是为阐述上的方便，它主要表示本论文分析问题的递进关系，但与民间故事的内容也有密切的联系。

一

    先谈中国民间故事中的病态的自尊问题。
    人的尊严，作为个体心理意识，它是个体的人对自己的社会价值的自我确认以及社会对自我价值的确认，并由这种“确认”产生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人都渴望自己有能力、有成就，有名誉、有声望；人都渴望别人把自己当人看待，尊重自己的人格，尊重个人的发展意向，希望他人赏识、关心、重视自己，对自己有高度的评价。前者是以希望自己比他人“略高一畴”为基础的自尊，后者是以希望被他人“高看一眼”为基础的自尊，两者体现的核心是：独立意识、平等意识和自由意识。满足这种自尊需求的有二种方式：积极和消极。前者指通过努力获得业绩或地位，自己比较满意自己，或者亦被他人关注，这是一种健康的自尊；后者指缺乏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竟争精神，以夸大的自我形象、以人为制造的虚荣而自慰等等，这是一种病态的自尊。我认为，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意义上为中国民间故事所体现。
    综观整个中国民间故事，如果从类型来分，有神话故事、传奇故事、传说故事、现实生活的故事和笑话；如果从作品内容的表层结构来分，有穷人最聪明、非穷人最愚蠢的故事，穷人的品行最高尚、非穷人的品行最低下的故事，神仙帮助穷人的故事，穷人可以获得好姻缘的故事，英雄汉出自穷人的故事，以及穷人自有好后代的故事、穷人的人缘好的故事等等。为了说明这些故事与病态自尊的关系，我们不妨稍微展开一下。
    穷人最聪明，非穷人最愚蠢的故事，集中地表现为中国各个民族故事中都有“阿凡提”式的智慧人物，如蒙古族的巴拉根仓，藏族的阿古登巴，纳西族的阿一旦，苗族的反江山，布依族的甲金，壮族的天公，侗族的甫贯，河北汉族的老江以及其它长工、佃农、伙计、船工等等，他们天生聪明，机智过人，使有钱、有势、有权之人，吃尽苦头，丢尽脸面，甚至倾家荡产，遭受灭顶之灾。相反那些大小官员、有钱有势之人却天生愚笨，蠢得象猪一样。在《自滚锅》里，佃户先把铁锅烧红，然后端离炉台炒菜，称这是传家之宝“自滚锅”，财主竟信以为真，买走后闹了许多笑话；在《金马驹和火龙衣》中，佃户被关在磨房一夜，结果不但未被冻死，相反因推了一整夜的磨而满头大汗。他告诉感到诧异的财主说，自己穿得是“火龙衣”，财主买得该衣穿在身上后，冻死在路上。甚至这些有钱人、官员的儿子也是愚不可及。如《三女婿拜寿》中，财主丈人和官吏、富豪的儿子想捉弄身为庄稼人的“呆”女婿，于是在酒宴中赛诗，结果却被“呆”女婿一 一 击败，弄得狼狈不堪，等等。
    另外，在中国民间故事中，有许多动物故事，如汉族的《狐狸、猴子、兔子》、蒇族的《兔子判官》、蒙族的《狼和羊羔》、景颇族的《有勇无谋的狮子》、傣族的《绿豆雀和象》等，在这些故事中，那些强大的、骄傲蛮横的、在动物界称王称霸的动物，往往是狡猾而又愚蠢；那些弱小的、受欺凌的、受威胁的动物，却聪明、机智、沉着。所以，胜利往往属于后者，而受到愚弄、讥笑、惩罚的是前者。这种结局几乎无一例外。这种描写，实质是“穷人最聪明、非穷人最愚蠢”观念的折射反映。
    穷人的品行最高尚，非穷人的品行最低下的故事，集中地表现在：在中国民间故事中，也有少数穷人有私心、贪心、不勤快等缺点，但这种描写只限于穷人之间的关系中，如果描写的是穷人与富人、统治者的关系，那么，前者一律是善良、正直、诚实、勇敢，乐于助人，品行高尚，后者一律是恶毒、贪婪，心术不正，为富不仁，自私自利，品行低下，等等 。在《“红山”的故事》中，小羊倌和财主同到一个神奇的山洞取金豆子，前者只抓了一把，后者却装了整整一布袋。在《贪心的姐姐》中，同是一母所生的女儿，嫁给富人的便懒惰、贪心、为富不仁；嫁给穷人的便勤劳、无私、善良，等等。在这里，穷人就几乎等于品德高尚，非穷人就几乎等于品行恶劣。
    在神仙帮助穷人的故事里，那些“神仙”或者如《老李种地》等，经常到人间走走，见到有人欺负穷人，便“拔刀相助”；或者如《九斤姑娘》、《两颗西瓜籽》、《宝瓮》等，变成神通广大的动物、植物、物品，搭救受苦受难的穷人，帮助穷人战胜凶恶残暴的人间恶人和统治者；或者如《保儿和赵员外》《吃槟榔》等，赠送“幸福树”、“神奇的种子”之类的东西，让穷人有吃有喝，享用不尽；或者如《牛郎织女》、《五彩带》、《水仙格格》等，让美丽的仙女下凡，嫁给穷人的孩子；或者如《中虚壶》、《鲍鱼》等，让鱼、鹿、白菜、牡丹、锦鸡等变成美女，分别成为渔夫、猎人、农夫、花农、樵夫等人的妻子等等。为了说明神仙只同情、帮助穷人，在民间故事，常常采用对比的手法。在《报仇棒》中，同是一棵“幸福树”，在穷苦人手里会下金子，在财主手里却掉下许多癞哈蟆；在《神笛》中，同是一头神牛，在穷人田里，昼耕八千亩，夜犁八百亩，在财主田里犁过的地方，地就陷为水坑等等。
    “穷人可以获得好姻缘”的故事，说透了就是：美丽的姑娘只嫁给穷人。民间故事中涉及婚姻的虽然也有一些有关嫌贫爱富的作品，但大部分作品都是穷家姑娘不嫁有钱人，也不嫁有权人，只嫁给穷汉；富家姑娘甚至当地最高统治者的女儿，非穷人不嫁。前者如《一块黑铁的故事》，聪明美丽的农家巧妹用涮锅水赶走了前来求婚的财主的儿子和大商人的儿子，最后把“绣球”抛给了穷家小伙子。后者如《达七和六丘》、《望夫云》。《达七和六丘》中的达七、《望夫云》中的阿娃公主分别是财主和南诏王的漂亮女儿，她们对少爷和贵族青年的追求不屑一顾，克服一切困难分别嫁给了长工和樵夫。等等。
    “英雄汉出自穷人”的故事，主要表现在那些传奇式的英雄汉绝大部分出身于穷苦家庭；“穷人自有好后代的故事”，主要表现在穷人的后代多数为聪明、勤劳、孝顺等，非穷人的后代多为白痴、懒惰、大逆不道等；“穷人的人缘好”的故事主要表现为穷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同情，和左邻右舍相处的最为融洽等等，不再一一展开。
    民间故事的上述内容，与现实生活出入很大，也与其它文学艺术作品迥异。在现实生活中，广大劳苦大众心底善良、世人同情，是被公认的，但穷与聪明、高尚、良缘等，富与愚钝、污浊等并非有必然的联系；有知识有文化之人，一般来讲其素质往往要高一些，其后代往往天赋好一些；穷人往往被人瞧不起等，也是被公认的。在其它文学艺术作品中（文革时期的作品除外），无论哪类人都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非穷人中有坏人也有许多好人，有愚笨的也有许多非常聪慧的，有狗熊，也有许多是英雄好汉；在穷人中有好人也有许多坏人，有聪明的也有许多愚昧无知的，有英雄好杰，也有许多懦夫。虽然如此，但相对来说，在心智方面，智慧过人的在非穷人中占多数。从西方的奥德赛，到中国的诸葛亮、吴用等，都不是无文化的穷苦之人。另外，穷人往往处于被人冷落地位，尽管有许多作品对其充满了同情。通过上面的对比，我们看得更清楚：只有民间故事集美于“穷人”一身，集丑于“非穷人”一身。
    显然，民间故事的创造者把民间故事制作成一面具有特殊功能的镜子，在这样的镜子里，一方面，夸大生活中影像，把一切正面价值都指向自己，使自己以及使自己群体看到一个比他自身更高大、更具有优越性的“自我”。另一方面，把负面价值都指向非穷人，把他们贬到弱智低能、灵魂肮脏的地位，然后对此得出结论：这些人简直不值一提。这种“扬己”“贬他”的做法，显然是通过破坏别人的自尊，来保持自己的尊严，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台湾的柏杨先生在谈到中国的自尊问题时说：“太多中国人不知道对方也有尊严，不晓得尊重对方人格。强大的时候就认为对方卑贱，到了衰弱的时候，自己首先就看不起自己，而需要用傲慢来弥补自己的自卑，这些都是不正常的。”（1）民间故事的创作主体的“贬他”“扬己”的行为，其实是弱势群体在欲望和自信坐挫之后因自卑而产生的傲慢心理；以空穴来风的傲慢来补偿因现实而产生的自卑感，在这种“傲慢”中获得心理平衡和快慰。但 这种心理感受是病态的。
    从一定的情理出发，这种获得自尊的方式也不应过多地指责。许全声先生指出：“如果社会提供了均等的竟争机会，人们的自尊需要就可能以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表现出来；如果社会结构没有提供均等的竟争机会，人的自尊需要就往往以一种消极甚至病态的方式表现出来。”（2）自古以来，劳苦大众基本上都生活在下层，社会别说给他们提供什么均等的竟争机会了，有时候连生存都难以保障；由于贫穷，他们被冷落、遭白眼，很少被关心、重视和高度评价。这样一来，自尊心便受到极大的伤害。马斯洛指出，自尊需求是一种近似本能的需要，它对人人的生存和自我实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人们往往只有在自尊需求满足之后，内心才会平静、快慰，否则便会焦虑、不安、痛苦。为了摆脱这种痛苦，民间故事的创作主体在作品中采用“扬己”“贬他”的做法，也是有情可原的。但用这种方式获得的自尊毕竟是病态的，除了带来虚假的自我满足、聊以自慰外，只能冲淡生活中的痛苦、不幸和压抑，无助于生存状态的任何改变。它与病态的自尊的另外表现形式—-“爱面子”、“讲门面”、“红眼病”、东方式嫉妒—- 一样，最后只能导致人格的萎缩。
    马斯洛曾经指出：人们往往只有在自尊需要得到相当的满足之后，才会让自己的潜力和创造力得到充分的发挥。西方14—16世纪高扬人文主义精神之后，便大踏步的前进，走在世界前列，便是最好地证明。所以，随着社会进步，自尊需求在人们各种基本需求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裴多芬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自尊需求高于生命和爱情，真是“士可杀而不可辱”。人人需要自尊，如果不是通过健康的进取精神获得，就必然通过病态的方式满足。中国民间故事，为病态的满足方式提供了样本，这是致命的缺撼，它对今天的人文精神的建设、健康人格的建构起着负面影响。

二

    再进一步分析，即从中国民间故事的中层结构看，其内含是精神胜利。下面，我们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分析这个问题。
    从宏观上看，那种“扬己”、“贬他”的方式之所以能够满足自尊心，根源在于其精神上获得了胜利。在“扬己”和“贬他”的关系中，“贬他”是辅，“扬己”是主，前者陪衬后者，为突出后者而存在。从这层意义上看，“扬己”“贬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自己称赞自己。民间故事的创作主体就是用这种策略来象征性的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自我价值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得到确认，他们就用这种主观的自赞的方式自己确认自身的价值；生活中的苦难无法在现实社会中得以摆脱，他们就用这种主观的自赞方式完成对现实社会的超越；强者在生活中总占上风，甚至横行世道，他们就用这种主观的自赞方式战胜强者。虽然这种方式出于无奈，在那没有自己社会地位的社会里也只能如此，但毕竟同阿Q挨了打之后，把自己高抬为“老子”，把对方视为“儿子”，以此“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一样，本质是精神胜利。
    从微观上看，我们在第一部分所论及的各种民间故事的内容，都存在精神胜利问题。
    比如，关于“穷人最聪明、非穷人最愚蠢”、“穷人的品行最高尚、非穷人的品行最低下”的故事，旨在告诉人们：尽管我贫穷、无文化，但我聪明、勤劳、高尚、勇敢，是世界上的君子；那些害人、官吏、商人等非穷人，尽管有钱、有权、有势，但最蠢笨、肮脏、是世界上的小人。在这里，现实生活的穷苦、病痛等不幸遭遇因其包含着“聪明”、“高尚”等伟大、高洁的人格而变为胜利的标志。这是其一。其二，在现实生活中，“穷人”也在追求财富，渴望成为吃穿不愁甚至富甲一方的富人；在“官本位”的社会里，也有许多“穷人”争上仁途之道，渴望成为光宗耀族的“官吏”。可是在民间故事中，“富人”“官吏”几乎都是反面形象。此描写虽然含有鲜明的阶级性，但，凡“富人”、“官吏”都 不是好东西，显然也超出了阶级内涵，其中不乏“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酸”的社会心理，其实质还是精神胜利。
    又比如，关于各路神仙帮助的都是穷人的民间故事，固然与中国的“天人感应、人神互动”的文化传统有关，但仍是精神胜利的写照。其一，弱势群体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又缺少法律保护，他们只好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信条来安慰自己。其二，各路“神仙”是挣扎于苦海之中的人们用幻想的形式创造的理想化身，是一种超越现实力量的代表。他们惩罚恶人，救助贫弱，是一种只属于下层人民精神世界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下层人民渴望复仇，渴望摆脱被奴役的地位，而自身却没有这方面的能力。这二者的冲突，必然使他们倾心于那些能够使他们摆脱这种困境的力。现实中没有这种力，他们就去创造这种力。他们正是用幻想的形式创造出一种正义力量，代替自己去完成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完成的行为，以渲泄自己强烈的复仇欲望和过上幸福生活的欲望，在这种幻想中获得满足和安慰。
    再比如，关于“穷人可以获得好姻缘”的故事，颇有点“画饼充饥”的意味。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劳动者穷无立锥之地，缺衣少食，连家也成不了；许多姑娘不愿意嫁到穷苦的家庭里。出于本能的需要和家庭的需要，他们渴望能够娶到漂亮、贤淑而又对爱情专一的妻子，于是民间故事中，就出现了“美丽的姑娘只愿嫁给穷人”的故事。在这里，民间故事充当了“画饼”的角色，填充愿望与现实之间的空缺。作为文本的创造者，从中获得了替代性的满足；作为文本的欣赏者，从中获得象征性的满足。“画饼”之所以能够“充饥”，自然是主观上努力的结果。这是其一。其二，这类民间故事，从表面上看表达了劳动者成家立业的愿望 ，但往深处看却在一定程 度上是对悲剧意识的消解。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结婚困难，满心委屈，悲愤不已，悲剧意识由其而生；但在作品中却是“美丽的姑娘非穷人不嫁”，“只有穷家的孩子才有桃花运”，反而抹平了痛苦、悲哀与不幸。实际上，消除悲剧意识正是精神胜利的本意所在，否则就难以解除痛苦与不平，达到精神上的满足与心理平衡。
    至于其它内容的民间故事，多多少少都带有精神胜利问题，不再一一赘述。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 ：上述种种精神胜利的共同点，就是主体对自己现实的位置和境遇重新加以解释、评价，并以这种主观世界的努力，转现实中的“失败”为精神上“胜利”。这种主观努力虽然可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和自尊心的满足，但却起着一种明显地消极作用。一般说来，精神胜利都是以冲突为产生前提的。自我与外在力量冲突，无力征服这种力量而又不甘心屈服这种力量，于是通过种种手段的调节，在屈服的同时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与安慰。但是这种胜利只是一种与现实严重背离的、虚幻的精神产品，丝毫无损于那种外在力量的存在。因此可以说，一切精神胜利都是对于那种扼禁、威胁着人们的外在力量的让步与屈服。特别是精神胜利往往造成虚弱、萎顿的人格，从根本上无情地消蚀着人们的生命力，消蚀人们的拼搏精神；模糊和冲淡既定的价值目标，将现实的追求转化为“白日梦”式的心理追求，使人们安贫、乐天，安于贫困的生存状态，不思进取。

三

   上面我们论道，中国民间故事从表层结构上看体现着如下内容：穷人最聪明；穷人的品行最高尚；穷人可以获得好姻缘；神仙帮助的都是穷人；英雄好汉出自穷人，以及只有穷人的人缘好、穷人可以生出好后代等等，这些内容作为一个整体又传达出什么信息呢？那就是：还是穷了好；还是做穷人好。这就是中国民间故事最深层的结构中所蕴含的东西。
    还是穷了好、还是做穷人好，是与文革中的“越穷越光荣”的观念如出一辙，其危害性已得到了铁的验证，这里不再多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上、主流意识形态上，已与“越穷越光荣”反道而行之，但，在中国民间故事包括整个民间文学领域仍传达着“还是穷了好”、“还是做穷人好”的信息，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试想，如果那些还处于贫困的人们以“还是穷了好”、“还是做穷人好”来安慰自己，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呢？他会有强劲的竟争精神吗？会去发明创造争创社会财富吗？会去学知识、学文化忍耐住“十年寒窗苦”吗？所以，它对那些还未摆脱贫困的人们，特别是对农村青年意志的潜移默化的消解作用，乃至对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负面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

    民间故事是由劳苦大众口头创作、代代传承下来的，虽然在收集整理过程中，经过文人的部分加工，但创作主体是劳苦大众无庸置疑的。这样，劳苦大众坚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赞美自己、高扬自己、同情自己，反映自己的思想、情感、愿望 、幻想，鞭挞骑在自己头上的富人、官吏、坏人，这是合乎情理的。过去评论说这一点体现的正是人民性和阶级性，也是对的。但从上面的分析看，也正是在方面暴露了它的消极因素，不能不使我们对其再思考。
    如果上述观点成立的话，就为新时期的民间故事的创作者、整理者提出一个新课题，即：既要赞扬劳动人民，鞭挞假、丑、恶，又要最大限度地减少上面所提到的副作用。解决这个课题，需要更新观念，亦需要更宽松的学术环境。

    注释：
    ① 姚蜀平：《现代化与文化传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页。
    ② 许金声：《走向人格新大陆》，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289页。

    参考文献：
    [1]姚蜀平.现代化与文化传统[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2]许金声.走向人格新大陆[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作者简介：张冠华（1949---），男，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文学理论和民间文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