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21日，北京职业模特杨媛因被查出是“人造美女”，她参加环球洲际小姐北京赛区比赛的资格被剥夺。这场“选美风波”虽然已过去一月有余，但它的后续问题仍然在持续：6月29日，杨媛将主办方告上法庭；7月，中国“首届人造美女大赛”将在北京举行。对于媒体工作者来讲，这场风波也许只是一个娱乐新闻话题，但对于美学研究者而言，它却是一个明确的提醒，即美学研究再也不能忽视人的身体。人是精神的存在，也是身体的存在。身体的缺席不仅导致了当代美学关于人的理解的残缺和片面，而且使它面对现实生活中层出迭现的审美现象失去了言说能力。

    在当代美学中身体之所以不被思考，大抵和西方哲学和美学中人本主义的传统信仰有关。这种信仰虽然在不同哲学流派中被用不同的方式表述，但他们关于人的思考大体是以“人兽之辨”为起点，用人属灵的侧面作为他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进而言之，当这种在人与自然之间展开的“人兽之辨”应用到对人自身的理解时，它则具体化为“灵肉二分”，即以人灵魂的高洁来凸显肉体的污浊，以理性的至上标示感性的卑下。据此，在人学中放逐肉体、蔑视感性、超越人的自然属性，就是远离人的动物性，就是捍卫人的尊严和神圣价值的必要保证。

    西方哲学对人的身体的遗忘，注定了它对人理解的残缺和片面。在中国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这种残缺则成为中国当代美学不得不接受的遗产。美学是一门感性学，审美活动必须在具体的活生生的感性形象中进行，但在这种“唯灵论”的人学背景中，“不及物”性却成为中国当代美学最重要的特性。美学研究者在与世隔离的“精神作坊”里按照思维的惯性劳动，将在概念里兜圈子作为乐事，至于这种劳动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人的现实问题则很少被考虑。具体到对人自身的审美考察，这种“不及物”的美学则往往以伦理判断代替审美判断，肯定心灵美否定人体美，认定“人体美如果不与聪明才智相结合，是某种动物性的东西”，或者“愈是轻浮的女人，所涂的脂粉也愈厚”。与这种古典美的原则相一致，西方现代美学和中国新时期美学虽然将人的自由解放作为美学的核心任务，但这种自由也被限定在纯粹精神领域，肉体的自由则往往因与道德的冲突而被悬置。

    显然，美学传统中对身体的敌意使它耻于言及人的身体，对身体的悬置则使它缺乏这方面的理论积累。这是当代社会“人造美女”及类似问题层出迭见，而美学家却始终保持缄默的根本原因。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理论停滞的地方，总会有新的审美实践让人始料未及。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美女作家”问题、“下半身写作”问题，艺术创作中的人体艺术和商业化的“人体彩绘”问题，更重要的还有医学美容的勃兴以及由此出现的“人造美女”现象，都无时不在提示着美学理论的无能为力。显然，在当代，人现实的审美选择已溢出了美学研究者的知识框架，知识精英珍视的精神价值已失去了对公众审美趣味的规范和号召力。由此，现代哲学、美学对人身体的遗忘和现代人对哲学和美学的遗忘也就成了同一个问题。

    1992年，美国经验主义哲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出版了《实用主义美学——生活之美，艺术之思》一书。在这本书的末章，他提出了建立身体美学的设想。此书的中文版2002年出版，没有在国内形成什么影响，而且它对身体美学的界定也值得商榷。但是，他提出这一概念本身，却为我们理解自身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切入点。可以认为，像一般人文科学一样，身体美学对人的关注，其核心问题依然是对“我是谁”追问。但是，它对人的确证最大限度地祛除了人属灵的侧面，而以身体性作为人的第一属性。以此为基点反观中西文化的历史可以看到，虽然身体免不了被歧视的命运，但我们依然可以在中西文化的起点处找到关于身体神圣性的证明。可以认为，在西方，对人体神圣性的确认来自基督教神学。《圣经•创世记》讲，上帝在第六日按照自己的形象造成了人，让他负责管理世界。这说明，身体在西方被视为上帝的产品，人只能像接受命运一样接受被给予的身体，而没有对它做出处置的权利（如自杀）。在中国，对人体神圣性的确认则主要来自血缘。《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也就是说，人对自身身体原生形态的尊重和保持，就是孝，就是对父母的尊重。这两种观点，分别从宗教和伦理两个层面强调了人体的不可复制和不可修复性。由此看“人造美女”，她的出现就明显是对神权和父权的僭越，是不合法的。

    但近代以来，随着神权、父权观念的淡化和人权意识的觉醒，人不但开始掌握自己精神的命运，而且逐渐获得了对自己身体的权力。在此，所谓的人权，在根本上表现为人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即：身体属于我自己，我可以对它自由使用和处置。分而言之，人对身体的使用权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人通过身体劳动换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权利。它反对不劳而获或非法占有，以劳动者对劳动成果的合理占有作为对身体价值的肯定。其次，是人通过身体消费获得快感的权利。即通过物质和精神产品的享用使人的身体得到欢愉(娱体)。

    与此相关，人对身体的处置权则大体分为三个方面：(1)自我包装的权利。这种方式包含着一种企图，即通过衣饰遮掩身体的丑，呈现身体的美。从根本上讲，它违背了基督教神学“赤身裸体，走向上帝”的复乐园原则，并与中西传统中的清教伦理相对立。但是，由于衣饰并不是上帝或父母的赐予，而是人的创造，所以它虽然不被提倡，但也不被彻底禁止。也就是说，衣饰的自我包装是传统神学和伦理学可以容忍的小恶。而且人们相信，适当的自我装饰可以为上帝的造物增色。（2）用医学手段改变人体外观的权利（如医学美容或整容术）。这种方式从神学和伦理学层面找不到任何合法性，因为它牵涉到对上帝或父母给予的身体进行二度创造的问题。但对现代人而言，他却依然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做这种尝试和实践，因为“天赋人权”包括了人对自身的处置权。（3）人体的复制和优化，即当代的基因工程和克隆技术。这两种方式，以人的技术生产代替了上帝和父母对人的生产。在此，人不但可以复制自己的身体，而且可以通过修改遗传基因，使自己的智力和外观实现双重提升。显然，这两种方式是技术对人的促进，也是技术对人的威胁。过去，本雅明曾为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的命运忧心忡忡，当代关于克隆技术的争论明显比本雅明时代面临的问题更严峻，它意味着人不仅有权自由处置自己的创造物（艺术），而且有能力自由地生产人自身。

    无论是服装、美容还是克隆技术、人体基因工程，在美学上都是合法的。这种合法性不仅源于美学天然地与传统宗教神学、伦理学对抗的自由本质，而且因为这些手段确实有助于人的审美理想的达成。比如医学美容，它不但可以改变人的自我评价，而且在今天这个崇尚感性的时代，美往往与功利性的东西相联系。一般而言，人美丽的程度总是和他被社会肯定的程度、占有社会物质财富的程度成正比的。这种美与功利的联系无疑强化了身体自我修复的紧迫感和合理性。再如克隆和基因工程导致的人体的复制和优化，则预示着一种可达的审美前景，即：它不仅最终会取消人因美的差异而导致的社会评价和资源分配的不公正，而且预示着两性之间美丽梦幻得以实现的可能——所有的男性和女性，都可以按照各自的审美趣味复制配偶，然后将梦中情人领回家。

    但同时必须看到，人对身体使用权和处置权的滥用，同样昭示着一种让人不安的审美前景。被制作的人体是人工技术的产物，它代表了人的异化的最根本的层面，即身体的异化。当身体也可以按照人的意志去自由生产，人就彻底沦为了技术时代的奴隶。于此，人的美化，就成了人的类化；身体的人工性，就意味着它失去了自然性。也就是说，由人体复制导致的审美差异性的消失，同样意味着审美多样性的匮乏；所谓人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实质上则是人按社会风尚和技术标准自我制作的反自由。可以想见，在时代性的审美风尚的引领下，如果满大街都飘浮着刘德华或金喜善式的标准美男或美女的面孔，这种.....一面的状况同样会使人产生审美疲劳和厌倦。从这个角度看，当代人制作自己身体的浪潮，明显意味着一个自现代以来关于人的问题的延续，即：工业时代的核心问题是由技术对人的控制导致的精神的异化，后工业时代的核心问题是由技术对人的控制导致的身体的异化。这两种异化，意味着从内容到形式、从灵魂到肉体，人离他的本真存在越来越远。

    从以上分析看，当代社会的“人造美女”现象，既具有美学层面的合法性，又极易引起人审美和伦理的双重恐惧。它的合法性源于现代社会的人权观念，它引人恐惧和忧虑的层面则在于人的自然生产与技术生产的尖锐对立。显然，传统哲学对人的神圣性的捍卫，意味着它不能容忍人像一件工业产品一样被生产，但相反，如果当事人自愿使自己成为一件工业产品，那么他的选择就是他个人权利的一种体现。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当代人选择自己形象的权利，其实背后隐藏着媒体的操纵；所谓的自我选择，在根本上不过是对一种时尚预置的标准的盲从。但是，面对这种情况，一种可以使任何争论嘎然而止的方式依然是存在的，即：只要当事人强硬地回答一句“我愿意”，任何争论都会随之失去意义。也就是说，如果自由是人的本性，如果主流社会承认人自我选择形象的权利，那么这种自由同样包括人选择“异化”的自由，包括人自愿被时尚操纵的自由。
    讨论至此，问题并没有完结。2004年5月26日，“人造美女”杨媛领到了同意她继续参赛的通知，但被她当场撕毁。6月3日，她以侵犯人身权为由，将选美大赛的主办方告上法庭。可以认为，主办方的屈服，代表了当代人普遍的审美和伦理的困惑，即个体不设限的审美自由怎样协调它与公共审美伦理的矛盾；而杨媛的拒绝参赛，则证明这种异质性的审美因素并不想以委曲求全的方式，被纳入固有的审美评价体系。面对这种两难的状况，北京这个当代中国的文化时尚中心最近又有新的动向，即：将于2004年7月举行“首届人造美女大赛”。这种举措除了炒作的因素，明显是在审美标准发生分裂的情况下，让自然美女与人造美女按照互不相扰的方式各自存在。但新的问题明显又会随之出现，即：“人造美女大赛”到底比的是美女的美还是整容师的技术？是否应该在“人造美女”的颁奖台上，为整容师预留一个位置，或者在奖杯底座上同时刻上美女和整容师的名字？

    看来，这个问题还要继续讨论下去。但当代美学对人的身体的重视，却要从现在开始了。

    作者简介： 刘成纪（１９６７－ ）男，河南虞城人，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美学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