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赋取士。赋不仅被运用于省试，而且被运用于解试①，不惟进士科试赋，博学宏词科、辞藻宏丽科、文词清丽科和其他一些制科亦有试赋经历。在唐代科举考试中，试赋对于应试举子和主司来说至关重要，至有“主司褒贬，实在诗赋”②之说。据徐松《登科记考》、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及笔者新见，单进士科试赋今存可考者即达74例，现存作品113篇。本文所谓的状元赋即进士科考试中登状元第者所作的科场试赋。

试赋是唐代标志性的科举文学，当与状元联系在一起时更具有了标志性和标本性特征。对唐代状元赋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了解唐代科举试赋的规范，而且利于把握主司命题的旨趣。状元赋不止反映了作者本身的写作水平和学养，同时还折射出了特定的时代风貌和朝廷的人文品格，所以对唐代状元赋的认识有着特殊的意义。

虽然在唐代进士科试赋的年份里均应有登状元第者，但目前可考者仅10人，分别是先天二年（714）常无名，试《出师赋》；开元二年（714）李昂，试《旗赋》；大历十二年（777）黎逢，试《通天台赋》；贞元七年（791）尹枢，试《珠还合浦赋》；贞元十二年（796）李程，试《日五色赋》；元和七年（812）李固言，试《人镜赋》；元和十五年（820）卢储，试《大羹赋》；大和元年（827）李郃，试《观民风赋》；咸通四年（863）韩衮，试《被衮以象天赋》；乾宁四年（897）杨赞图，试《未明求衣赋》。

试赋题目或出自经史，或依于实事，表现出冠冕正大的文化品格。所遗憾的是，10人中只有李昂、黎逢、尹枢、李程赋存世，余者皆有目无文。在四篇存世状元赋中，又以黎逢与李程赋最为突出。据文献记载，黎逢与李程主要是因赋被擢状元第的。黎逢在两《唐书》中无传，王定保《唐摭言》卷五《以其人不称才试而后惊》载黎逢试赋事云：

黎逢气貌山野，及第年，初场后至，便于帘前设席。主司异之，诮其生疏，必谓文词称是，专令人伺之，句句来报。初闻云：“何人徘徊？”曰：“亦是常言。”既而将及数联，莫不惊叹，遂擢为状元。③

《唐诗纪事》亦载有此事。黎逢虽然在干谒行卷以希援引之风盛行的时代为主司留下“生疏”的印象，但最终通过试赋展示了自己深厚的学养和高远的识见，并最终赢得了主司的叹服。

与黎逢相比，李程被擢为状元颇为曲折，《唐摭言》卷八《已落重收》云：

贞元中，李缪公先榜落矣。先是出试，杨员外于陵省宿归第，遇程于省司，询之所试，程探靿中得赋稿示之，其破题曰：“德动天鉴，祥开日华。”于陵览之，谓程曰：“公今年须作状元。”翌日，杂文无名，于陵深不平；乃于故策子末缮写，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诣主文，从容绐之曰：“侍郎今者所试赋，奈何用旧题？”主文辞以非也。于陵曰：“不止题目，向有人赋，次韵脚亦同。”主文大惊。于陵乃出程赋示之，主文赏叹不已。于陵曰：“当今场中若有此赋，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无则已，有则非状元不可也。”于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遗贤矣。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纳，面对不差一字，主司因而致谢于陵。于是请擢为状元，前榜不复收矣。④

已落重收已属罕见，被擢为状元更是奇闻。此赋之于李程，可谓功莫大焉！

综观黎逢、李程、李昂、尹枢四人赋及其他同年同题存见赋作，可以发现朝廷对试赋有着外在和内在的双重要求。概括来说主要包括：一、对试赋体制与功能的把握；二、对作者学养与器识的体现。

试赋属于“命题作文”，不仅题目由主司拟定，就连赋韵也基本是提前规定好的，这就需要考生在主司规定的条件下“带着镣铐跳舞”。这些主要表现在作者对试赋体制即试赋外在形式规定的把握上。这些形式规定不仅能示程式之意，而且能杜抄袭之门，同时还具有为主司提供相对客观的衡量评判标准的功能。应试者对主司所限韵脚的运用是最基本的素养，只要能够按照主司的规定将所限韵脚镶嵌在赋句中，同时选用与所限韵脚相同或通押韵部的其他韵字扩展赋文，基本就算完成了用韵任务。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考二》载，唐朝“及试进士文章日，于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于床”⑤，以便应试者查阅，所以用韵在当时并非难事。

李昂所试《旗赋》为限八韵之始，以“风日云野，军国清肃”为韵，通篇次用。尹枢所试《珠还合浦赋》以“不贪为宝，神物自还”为韵，不次用。《文苑英华》、《御定历代赋汇》、《全唐文》、《登科记考》等文献俱标黎逢所试《通天台赋》以“洪台独存，浮景在下”为韵，据笔者考证，“独存”当为“独出”，可参看拙文《〈登科记考〉补正六则》。检黎逢赋通篇押韵顺序为“台”、“下”、“洪”、“出”、“在”、“浮”、“景”、“独”，属不次用韵。李程所试《日五色赋》限以“日丽九华，圣符土德”为韵，全篇以“华”、“九”、“日”、“丽”、“符”、“土”、“圣”、“德”为序，虽亦属不次用韵，但与同年登第者湛贲、崔户同题作品表现出完全的一致性，这应该并非纯粹巧合。

据现存唐代唯一指导写作科场试赋基本结构的《赋谱》，试赋正文主要包括头、项、腹、尾四部分，其中腹又含胸、上腹、中腹、下腹、腰。赋重发端，余丙照《赋学指南》卷七云：“赋之首段，与文之起讲同。凡一题到手，必先聚精会神，烹炼一段，令全题在握，阅者自觉神旺。倘一味寂寞，全不经意，何足动人？”⑥可见，破题的关键在于“令全题在握”，不仅要对赋题作简明扼要的解释，使之出落明白，而且要对全文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即“冠冕涵盖”，其中前者可见作者对题义的审读与理解，后者可见对全篇的运思与布局。

在状元赋中，黎逢赋和李程赋的破题收到了不同的评价。前引王定保《唐摭言》载主司评黎逢破题“亦是常言”，可见未能起到精警动人的效果。“行人徘徊，登秦原而游目，见汉右之荒台，清风穆其尚在，翠华归而不回。对古情至，临高思来，拔蔓草以遐想，睹离宫而兴哀。”⑦与同年任公叔、杨系赋破题之简洁痛快相比，黎逢破题乍看虽不着边际，细味则别有一番深味。综观现存省试赋，无论题材如何，作者在破题时多不融入赋中，表现为冷静的旁观式。如李昂《旗赋》云：“遐国华之容卫，谅兹旗之多工。文成日月，影灭霜空。乍逶迤而挂雾，忽摇曳以张风。排回惊乌，飞天断鸿。至若混羽旗以横野，则睹之者目骇；杂金鼓而特设，则见之者气雄。”⑧仅止于对题中旗的摹写。黎逢则用一句“行人徘徊”使自己走进了赋中，为主司和后世读者作了一场文化访古节目的“现场直播”，遣词造句中表现出了追忆历史的深沉感。作者在带给读者身临其地感受的同时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更重要的是为下文今昔对比以古鉴今的历史态度埋下了伏笔。恐怕这也是数联之后令主司改变印象的重要原因吧。

李程所试《日五色赋》破题向为后人传颂。《唐摭言》卷十三《惜名》条云：“李缪公贞元中试《日五色赋》及第，最中的者赋头八字，曰：‘德动天鉴，祥开日华。’”⑨“日华”即太阳之光华，是在帝德感动下呈现出的祥光瑞景。李程不仅入句见题点出“日”字，而且恰到好处地将颂日与颂圣有机结合了起来，为后文日与君交错出现奠定了基础，这就无形将帝德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贡举三·李程》载：

程后出镇大梁，闻浩虚舟应宏词，复赋此题，颇虑浩愈于己，专驰一介取原本。既至，将启缄，尚有忧色。及睹浩破题曰：“丽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里。”⑩

浩虚舟现存作品九篇，其中诗、表各一，余皆为赋，可见其在赋上用力之勤。李程担心浩赋超过自己，并派专人将浩赋取来，临拆封尚惴惴不安，这些细节皆表明其对己赋之重视。当见浩以“丽日焜煌，中含瑞光”破题时，才松了一口气。不难看出，浩赋破题有日无君，全无李程赋兼容并包一语双关的大气与圆融。

其实，破题已能见出一个赋作者的格局，赋项、赋腹、赋尾只不过是对其格局的进一步展示与实现。以黎逢赋为例，“试问薪者，乃秦人也”，承接赋头，通过对秦之薪者的“采访”再次申述赋题，重现通天台当年的荣光，“云汉之兴，兹台之下，驰道通乎中禁，周墙绕于平野，经逝川而不息，抚环堵而殊寡”。作为试赋躯干和主体的赋腹是考生着力铺写逞才的地方。据《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载，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前119）在公孙卿的建议下建通天台于甘泉宫，以作招来神仙之用，故黎逢赋称：“昔汉皇帝，幸甘泉宫，肆目将远，筑台其中。高居物外，若与天通，祈列仙之戾止，致圣寿之延洪。”完成了对当年汉武帝建通天台以招徕神仙本事的追忆，表现出了作者深厚的史传功力。顾名思义，通天台即高通云天的台子，《三辅黄图》卷五《台榭》云：“武帝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台。《汉旧仪》云：‘通天者，言此台高通于天也。’《汉武故事》：‘筑通天台于甘泉，去地百余丈，望云雨悉在其下，望见长安城。’”11从《通天台赋》所限韵“洪台独出，浮景在下”也不难想见其耸峭特出之状，因此通天台雄壮高耸的气势自然成为着力摹写的方面，这也是“赋体物”的表现。“绎绎凭云，蹲蹲捧日。干元气以直上，倚长空而迥出。危槛岹峣，回涂郁律”，登台四望万象容于寸眸，令人心胸为之开阔，故黎逢有“肆目将远”之说。汉武帝修建通天台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求神仙以达到自己长生久视。《三辅黄图·台榭》曾记武帝登台祭祀云：“武帝时祭泰乙，上通天台，舞八岁童女三<>。”要达到黎逢所说的“祈列仙之戾止，致圣寿之延洪”这一目的，则需帝王虔诚地“接上元，朝太一。乘大君之登降，访总真之摭实”，这无疑是对《史记》中汉武帝“宵衣待曙”祭祀祈神的再现。相比黎逢，任公叔赋为读者将祭祀场面进行了很大程度地历史还原：“蹈烟霞而有慕，洁斋戒而思眚。奉宝位之虔恭，伫神仙于光景。当其宵衣待曙，阳谷未开，钩陈匝乎营卫，天汉列以昭回。爟火周起，神光回来。暨三山之遍登，当仰候于斯台。霭霭高躅，神祗烨煜。喜气周旋，庆云回复。召安期于沧海，降王母于黄屋。”12这既是对历史上通天台本身的体写，亦是为后文进行今昔对比做好的铺垫。

对通天台意义的认识是赋腹的重要内容，也是表现作者器识的关键。任公叔认为这是刘汉皇祚的彰显，是从臣风雅的体现，可以看出他对汉文化是充满了向往之情的，因此通篇歌颂，丝毫没有对通天台的反面影响进行剖析和批判。与之相比，杨系赋显得较为客观，他看到了皇帝应该关注的问题，留恋神仙之事必然会造成对民生的淡漠，于是中肯地提醒“亦可以上忧宗社，下恤茕独。何峻极于台树，恣欢娱于耳目”13。

与他们相比，黎逢完全是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通天台的。开篇先在一幅苍凉的背景下引出这一历史建筑，接着用简短的篇幅交代了通天台的兴建原因、规模和用途，然后用“於戏”转入对世事沧桑变化的感叹：“郊祀之义，志而可采，鸿纷之状，望而已改。哀壮丽之都失，想威灵其如在，徒野鸟之飞来，何真人之可待。”辉煌不再，壮丽都失，眼前看到的除了荒草连天、狐兔飞鸟之外，并没有任何仙迹，昔日的辉煌与目前的破败形成了鲜明地对照。不禁让人联想到卢照邻《长安古意》中的“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14。在作者的眼中，消逝的不仅仅是一个求仙的通天台，而是一个王朝，是一个时代。求仙是因为对个体生命短暂的不满，“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15。尽管历朝历代皆有服食求仙者，甚至他们殷切期待着能够出现“卒得神仙道，上与天相扶”16的奇迹，但“仰通苍昊，俯瞰皇州，宁不死之可致？谅其生也若浮”。在黎逢看来，人生短暂，长生的愿望是不可能达成的。这是一种客观、理性和通达的态度，其实也是前人早就讨论过的问题，如贾谊曾在《鵩鸟赋》中说：“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17

黎逢比任公叔和杨系的高明之处在于对所司命题旨趣的把握。一个以历史建筑为题材的试赋题目，作者若只是停留在对历史本事的追忆或题中建筑的描写上，那无疑只是最浅层次的理解。《通天台赋》属以古事为题者，其意在探寻古之“政理或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18，所以透过题目发掘其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才是关键所在，这是主司借古鉴今应有的命题用意。虽然杨系在赋中结尾处也提到“我皇德循楷式，帝锡纯嘏。傥茅茨而是陋，尧何是乎光宅天下”，毕竟浅尝辄止。黎逢则不同，他在讨论完对个体生命的认识之后，用了相当可观的篇幅对所处时代进行了歌颂：

我国家立太平，尚清静，俨宸居以自整，绝仙台之望幸。虽丹槛栖于列宿，飞梁历于倒景，有唐虞之允一作化恭，无汉武之游骋。化由其衷，居慎其独，有仪可象，无思不服。自然为域中之大，获天下之福，等南山之不骞，何高台之是筑？

很显然，这段文字用了对比的手法，以汉朝作为参照，重点突出唐朝。作者特别强调其所处代宗时期没有筑台求仙一类的事情发生，这是与史实相合的。据《旧唐书》卷十一《代宗本纪》载，代宗崇重儒术，因其“少属乱离，老于军旅，识人间之情伪，知稼穑之艰难”，故能时刻自省，“修己以禳星变，侧身以谢咎征”，从而赢得史学家“古之贤君，未能及此”的盛誉19。由于代宗坚持“化由其衷”以仁德行天下，所以才会出现“无思不服”、“获天下之福”的盛况。黎逢这种处理方法，表明了其以史为鉴的态度，从而迎合了拟题者颂美当朝的意图。也就是说，黎逢由汉朝通天台之高耸峭拔看到了其短暂性，只有推行仁德政治才是“为域中之大，获天下之福”的长久之策，触及到了问题的根本。

黎逢赋顺叙中有插叙，叙述中又有议论，由浅入深，由古到今，透过现象抓住了本质，视野阔大，开阖自如。不管是文章的结构安排还是史学功底、思想深度及遣词造句，黎逢赋都是非常优秀的，在有限的篇幅内展示了其史才、文才、议论之功。这应该与他克己志学，“以三坟五典为本，以八索九邱为先，存乎博奥，究其精研，渔猎乎六籍之内，牢笼乎百氏之前”20的学养、才情与器识是分不开的。

科举文学多为程式之文，因此论者多因唐代科举试赋具有歌颂风雅的模式化特色而认为试赋思想单薄不足深论，虽然这种认识在客观上自有其道理，但不能不说对特定时代特定文化氛围下的特定文学功能有偏见之嫌。白居易《赋赋》云：“赋者，雅之列，颂之俦，可以润色鸿业，可以发挥皇猷。”21应该说自两汉大赋以来，赋就有歌颂、宣扬帝德的功能。甚至在唐代进士科试赋的一些命题中，主司所拟赋题直接就表现出歌颂帝德的要求。以大和元年李郃所试《观民风赋》为例，此赋题出《礼记·王制》：“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孔颖达“疏”云：“此谓王巡守见诸侯毕，乃命其方诸侯。大师是掌乐之官，陈其国风之诗以观其政令之善恶。若政善，则诗辞亦善；政恶，则诗辞亦恶。观其诗则知君政善恶。”22自古以来，君御下而观风，所以观民风是天子通过观诗以问民疾苦、察守宰治行及王政得失并从而化行天下的重要手段。

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主要是为其时代而出现的，因此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唐朝取士活动中对赋的重视多有记载，如宋王谠《唐语林》卷三《方正》云：“封侍郎知举，首访能赋人。”23作为考生，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所创作的试赋最直接的读者是主考官甚至是皇帝，而他们所写的每一个字词都有可能关乎自己能否入仕的命运。考生们极力颂美帝王和自己所处的时代，无非是为了取悦主司和皇帝以达成入仕的愿望。如果今人能够设身处地站在赋作者的立场上，这种作法应该是不难理解和接受的。

虽然颂美是试赋的常规功能，但手法的差异却给人不同的审美感受。比如任公叔《通天台赋》脱离当世，极尽颂美之能事，不仅有失客观，而且给人留下谄媚谀颂的印象，自然也就失去了思想性。黎逢由历史上的通天台联想到自己所处的时代，结合代宗的行事作为高歌“我国家”绝游仙而效唐虞化民的举措，显得冠冕雅正。

纯粹的歌颂过于直露，不如借物以寓性情更具美感。在这方面，李程的《日五色赋》堪称典范，作者不仅破题八字最为中的，将颂日与颂君不动声色地结合在了一起，而且接下来“守三光而效祉，彰五色而可嘉。验瑞典之所应，知淳风之不遐。禀以阳精，体乾爻于君位；昭夫土德，表王气于皇家”24几句亦始终将二者对举，或以日喻君，或用日以彰君德，塑造着皇家的太平气象。另外，赋中还有诸如“舒明耀，符君道之克明；丽九华，当帝业之嗣九”，“浩浩天枢，洋洋圣谟，德之交感，瑞必相符”，“天有命，日跻圣，天阶平，王道正”，“设象以启圣，宣精以昭德”等句，同样是在借颂日宣扬皇家的恩德，虽然不遗余力，毕竟使皇恩有所依托，显得不那么突兀。

其他如李昂《旗赋》先由旗及君又由君而旗，旗的功能与君的功德达成了统一。玄宗即位之初，面临着内忧外患，《旗赋》题目的设计与其说是一次考试，毋宁说是朝廷向世人昭示的态度，所以李昂笔下的旗帜便成了玄宗地位的象征。因玄宗成功平定了太平公主等人的叛乱稳定了朝政，又果断对外用兵并取得成效，所以李昂才有“明明我君，四海无尘。立徽号，建洪勋。为旗削蚩尤之迹，画蛟龙之文。信俟疑功于巢、燧，谅比德于姜、云”句。作者把旗与君放到了真实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观照，显得颂而不谀，美而有度，既见历史的厚重，又有体物的清晰。这恐怕也是从颂美君主与时代的角度对赋题进行铺排体写的一种手段！

总之，状元赋是进士科试赋中的佼佼者。它们不仅从体制上展示了作者的构思与布局，而且在实现构思与布局的过程中彰显了其不俗的学养与器识，同时也向读者揭示了主司的命题旨趣。应该说，无论形式还是内容，状元赋都具有标本和模范意义。

参考文献：

①王士祥：《唐代解试赋考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2期。

②1820 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3602、3604、4923页。

③④⑨王定保：《唐摭言》，中华书局，1985年，第50、75、81页。

⑤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第273页。

⑥转引自尹占华：《律赋论稿》，巴蜀书社，2001年，第78页。

⑦⑧12132124李昉等：《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第226、290、226、227、286、28页。

⑩李昉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第1341页。

11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第285页。

14彭定求等：《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第519页。

1517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第411、199页。

16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545页。

19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316页。

22孔颖达：《礼记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第139页。

23周勋初：《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第216页。

（本文作者：王士祥，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本文刊发于《中州学刊》2011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