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诏令集》是研究唐史的重要文献。较流行的版本有商务印书馆于1958年以铁琴铜剑楼原藏顾广坼校旧抄本为底本，用《适园丛书》本校勘并加断句，繁体竖排本（简称“商务本”），该本由中华书局于2008年重印；1992年学林出版社刊印之洪丕谟、张伯元、沈敖大三位先生以明抄本为底本，对照《四库全书》文津阁本进行点校，新式标点，简体横排本（简称“学林本”）；另有《四库全书》所收本（简称“四库本”）。笔者在研读诸本时，颇见系年舛误者，为防讹误相传，谨择数例依卷次先后辨示学界。

商务本卷十《太和三年疾愈德音》题中“太和三年”[1]64有误。据诏文中“自太和八年二月九日昧爽已前”句，“三年”当为“八年”之误。“太和”为唐文宗年号，文宗于宝历二年（826）十二月乙巳即位，至太和八年（834）正合诏中“于兹九年”之称。四库本此诏题作《大和八年疾愈德音》[2]98，学林本同[3]58。据《旧唐书·文宗本纪下》载，大和八年春正月“丁巳，圣体痊平，御太和殿见内臣”，二月“庚寅，诏以圣躬痊复，赦系囚，放逋赋，移流人”[4]553。《册府元龟》收有此诏，系年为“唐文宗太和八年二月庚寅”[5]1086，可信从。按，“太和”又作“大和”。

商务本卷三十三《封棣王祤等制》系年为“熙宁元年十月”[1]138。四库本此诏作《封棣王虔王沂王遂王制》，系年为“乾宁元年十月”[2]199，学林本同[3]126。“熙宁”为北宋神宗年号，当为“乾宁”之误。《新唐书·昭宗本纪》载，乾宁元年（894）“十月丁酉，封子祤为棣王，禊虔王，禋沂王，祎遂王”[6]290，即为此诏内容。《旧唐书·昭宗本纪》系此诏于乾宁二年十二月[4]757，又同书卷一百七十五载：“棣王祤，乾宁元年十月八日封。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祎，并与棣王同时封册。”[4]4546故当以四库本、学林本为是。

商务本卷三十六《建王震魏博节度制》系年为“中和三年三月”[1]159，四库本系为“中和二年二月”[2]227，学林本系为“中和三年二月”[3]145。诏文称建王震“可授开府仪同三司、守太保、充魏博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兼尉州大都督府长史”。《新唐书·僖宗本纪》载，中和三年（883）“二月，魏博军乱，杀其节度使韩简，其将乐彦祯自称留后。己未，建王震为太保”[6]274。据此，四库本“二年”当为“三年”之误，商务本“三月”当为“二月”之误。

商务本卷三十八《封皇太子男宁平原郡王等制》系年为“贞元二十一年四月”[1]172，四库本系为“正元二十一年四月”[2]242，学林本系为“开元二十一年四月”[3]154。“开元”为玄宗年号，开元二十一年（733）皇太子为玄宗第二子瑛，本名嗣谦。据《新唐书·玄宗本纪》载，开元二十五年（735）四月“乙丑，废皇太子瑛及鄂王瑶、光王琚为庶人，皆杀之”[6]139。又据《旧唐书·玄宗诸子》载：“瑛有六男：俨、伸、倩、俅、备、儆。”[4]3260故学林本系年错误。诏文所说“皇太子男宁”即“惠昭太子宁，宪宗长子也”，据《旧唐书·宪宗二十子》载：“贞元二十一年四月，封平原郡王。”[4]4533《旧唐书·顺宗本纪》载，顺宗于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丙申，即位于太极殿”[4]405，夏四月“庚戌，封太子男宁、宽、宥、察、寰、寮等六人为郡王，并食邑三千户”[4]407。四库本作“正元”，应与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之“禛”同音避讳。如此，则四库本、商务本可信。

商务本卷四十九《陈夷行平章事制》系年为“开元二年四月”[1]249，四库本同[2]335，学林本系为“开成二年四月”[3]225。据《旧唐书·文宗本纪下》载，开成二年（837）夏四月“戊戌，诏将仕郎、守尚书工部侍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兼皇太子侍读、上骑都尉、赐紫金鱼袋陈夷行可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4]569。《旧唐书·陈夷行传》云：“开成二年四月，以本官同平章事。”[4]4494可见，“开元”当为“开成”之误。《册府元龟》收有此诏，系年为开成二年四月[5]851，可信从。

商务本卷五十三《牛僧孺武昌军节度同平章事制》系年为“宝历元年七月”[1]281，四库本系为“宝历七年七月”[2]378，学林本系为“宝历三年七月”[3]255。“宝历”为敬宗年号，从宝历元年（825）至文宗登基改元太和（827），历时二年二个月，故四库本和学林本之称有误。《旧唐书·敬宗本纪》载：“宝历元年春正月乙巳朔。辛亥，亲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礼毕，御丹凤楼，大赦，改元宝历元年。……宰相牛僧孺累表乞解机务，帝许以郊礼后。乙卯，以牛僧孺检校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鄂州刺史，充武昌军节度、鄂岳观察使。”[4]513据此，诏书应颁于宝历元年正月。

商务本卷五十五《源乾耀停侍中制》系年为“开元十年六月”[1]290。四库本系为“开元十七年六月”[2]391，学林本同[3]264。《旧唐书·源乾耀传》载：“乾耀后扈从东封，拜尚书左丞相，仍兼侍中。……十七年夏，停兼侍中事。”[4]3072《唐大诏令集》卷六十六有《封泰山诏》，云：“可以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实，有事泰山。”[2]495《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开元十三年（725）十一月壬辰，“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礼秩加三公一等，近山十里，禁其樵采。赐酺七日。侍中源乾耀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中书令张说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 [4]188。可见源乾耀拜“尚书左丞相兼侍中”是开元十三年事，“停兼侍中事”发生在“十七年夏”。《册府元龟》收有此诏，系年为开元“十七年六月甲戌”[5]3931，可信从。商务本“开元十年六月”为脱“七”之误。

商务本卷六十五《图功臣像于凌烟阁诏》系年为“贞观十二年二月”[1]359。四库本系为“贞观十七年二月”[2]480，学林本同[3]327。诏文中之“司空扬州都督河间元王孝恭”、“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师郑国文贞公魏徵”、“辅国大将军、扬州大都督褒忠壮公志玄”、“礼部尚书永兴文懿公虞世南”等皆以“故”称，据《旧唐书》载，河间王孝恭贞观“十四年暴薨”，“赠司空、扬州都督”[4]2349；魏徵于贞观“十六年，拜太子太师”，同年薨，“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4]2561；段志玄卒于贞观十六年，“赠辅国将军、扬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忠壮”[4]2506；虞世南于贞观十二年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懿”[4]3570。诸人俱于贞观十二年（638）二月后离世，若贞观十二年二月颁诏，则不当称“故”。《旧唐书·长孙无忌传》[4]2451、《册府元龟》[5]1603均收有此诏，俱系于贞观十七年，可信从。

商务本卷七十九《高祖山陵毕赐元从功臣及营奉百姓恩泽诏》系年为“贞观九年十一月” [1]434。四库本系为“贞观元年十一月”[2]580，学林本同[3]392。诏文首句称“高祖太武皇帝”，据《旧唐书·高祖本纪》知，李渊崩于贞观九年（635）五月六日，“谥曰大武皇帝，庙号高祖”[4]18。且“高祖太武皇帝”既为谥号庙号，则此诏不应颁于李渊尚健在之“贞观元年”。又据《文苑英华》所收《高祖神尧皇帝哀册文》，高祖始“殡于前殿之西阶”，依礼于“十月甲子朔，二十七日庚寅，将迁座于献陵”[7]4406。故，商务本可信从。

商务本卷八十《令诞日外命妇贺皇太后敕》系年为“元和十五年七月”[1]461，四库本系为“贞元十五年七月”[2]616，学林本同[3]417。敕文云：“伏以今月六日，是朕载诞之辰。”即七月六日为该皇帝诞辰。“贞元”为德宗年号，据《旧唐书·德宗本纪》，德宗“天宝元年四月癸巳，生于长安大内之东宫”[4]319，不符，故“贞元十五年七月”当误。“元和”为宪宗年号，然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宪宗崩”[4]475，又宪宗“大历十三年二月生于长安之东内”[4]411，故此诏亦非宪宗颁布。宪宗崩后，其第三子刘恒“即皇帝位于太极殿东序” [4]475，是为穆宗，其初，仍用元和年号。穆宗“贞元十一年七月，生于大明宫之别殿”[4]475。《旧唐书·穆宗本纪》收有此诏，系于元和十五年（820）秋七月[4]479，可信从。

商务本卷一百七《修缘边障塞诏》系年为“武德九年九月”[1]552。四库本系为“武德元年九月”[2]743，学林本同[3]506。诏文明白讲述了颁布背景是因隋末战乱导致的边境紧张，因此才要修边。据《旧唐书》，自刘文静于大业十三年（617）奉使突厥始毕可汗至武德三年（620）三月，双方关系基本处于和平状态。因此，武德元年颁布这样的诏书，显与史实不合。从武德三年“夏四月，秦王大破宋金刚于介州，金刚与刘武周俱奔突厥”[4]10后，双方关系逐渐恶化：武德三年“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诸军讨王世充。遣皇太子镇蒲州，以备突厥”[4]11；武德五年“三月丁未，秦王破刘黑闼于洺水上，尽复所陷州县，黑闼亡奔突厥”[4]12；同年“六月，刘黑闼引突厥寇山东”，八月“丙辰，突厥颉利寇雁门”[4]13；武德六年“秋七月，突厥颉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备之”，同年“九月丙子，突厥退，皇太子班师。改东都为洛州。高开道引突厥寇幽州”[4]14；武德七年“八月戊辰，突厥寇并州，京师戒严。壬午，突厥退。乙未，京师解严”[4]15；武德八年“六月甲子，幸太和宫。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八月，并州道总管张公谨与突厥战于太谷，王师败绩，中书令温彦博没于贼。九月，突厥退”[4]15；武德“九年春正月丙寅，命州县修城隍，备突厥”[4]16。至武德九年八月“甲戌，突厥颉利、突利寇泾州。乙亥，突厥进寇武功，京师戒严。……乙卯，突厥寇高陵。辛巳，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与突厥战于泾阳，大破之，斩首千余级。”[4]30特别是“癸未，突厥颉利至于渭水便桥之北，遣其酋帅执失思力入朝为觇，自张形势，太宗命囚之。亲出玄武门，驰六骑幸渭水上，与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约。俄而众军继至，颉利见军容既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惧，遂请和，诏许焉。即日还宫。乙酉，又幸便桥，与颉利刑白马设盟，突厥引退。九月丙戌，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帝不受，令颉利归所掠中国户口”[4]30。这才应该是《修缘边障塞诏》颁布的真正原因。故，四库本有误，“元年”当为“九年”形近之误。《册府元龟》收有此诏，系为武德九年（626）九月壬辰[5]11637，可信从。

商务本卷一百七《岭南用兵德音》系年为“咸通三年五月”[1]557。四库本系为“咸通五年五月”[2]751，学林本同[3]511。“咸通”为懿宗年号。诏文云：“朕以寡昧，获承高祖、太宗之丕构，六载于兹矣。”据两《唐书》，懿宗于大中十三年（859）八月即位，至“咸通五年五月”近乎六年，因此称“六载于兹”。《旧唐书·懿宗本纪》咸通五年（864）“五月丁酉”收有此诏[4]646，可信从。商务本“三”当为“五”形近之误。

商务本卷一百十《告谕宗闵德裕亲故更不问罪敕》系年为“太和元年九月”[1]573。四库本系为“太和九年九月”[2]773，学林本同[3]527。《旧唐书·李宗闵传》收有此诏，时间为大和九年（835）九月。之所以会颁此诏，《旧唐书》说得也很明白，在李宗闵和李德裕党争中，郑注、李训“窃弄威权，凡不附己者，目为宗闵、德裕之党，贬逐无虚日，中外震骇，连月阴晦，人情不安”[4]4553。这应该就是敕文中所说的“周行之中，尚蓄疑惧”，“妄相指目，令不自安”。《册府元龟》收有此诏，系年为太和九年九月[5]725，可信从。

商务本卷一百十一《命诸道平籴敕》系年为“大历元年正月”[1]580，四库本系为“大历九年五月”[2]781，学林本系为“大历元年五月”[3]532。《旧唐书·代宗本纪》收有此诏，系年为大历九年（774）五月乙丑，并交代了诏书颁布的背景，五月“庚申，诏度支使支七十万贯、转运使五十万贯和籴，岁丰谷贱也”[4]304。《册府元龟》亦收有此诏，系年为大历“九年五月乙丑”[5]5785，可信从。“元年”或为“九年”形近之误，“正月”或为“五月”形近之误。

商务本卷一百十四《收瘗隋末丧乱骸骨诏》系年为“武德三年六月”[1]596，四库本系为“武德年”[2]801，学林本系为“武德二年九月”[3]546。《新唐书·高祖本纪》载，武德三年（620）六月“乙卯，瘗州县暴骨”[6]11，与诏文中所言“令州县官司，所在巡行，掩骼埋胔，必令周悉”相符。《册府元龟》收有此诏，系年为武德三年六月[5]476，可信从。

商务本卷一百十四《掩暴露骸骨诏》系年为“贞观二年四月”[1]596，四库本同[2]801，学林本系为“贞观元年四月”[3]546。《旧唐书·太宗本纪上》载，贞观二年（628）“夏四月己卯，诏骸骨暴露者，令所在埋瘗”[4]34，《新唐书·太宗本纪》亦有贞观二年“四月己卯，瘗隋人暴骸”[6]29的记载。《册府元龟》收有此诏，系年为贞观二年四月[5]476。故四库本、商务本可信。

商务本卷一百二十四《破汴州李?敕》文末系年为“长庆二年八月二十五日”[1]668，四库本同[2]908，学林本系为“长庆八年八月二十五日”[3]614。“长庆”为穆宗年号，自长庆元年（821）正月辛丑改元长庆至敬宗即位改元宝历（825），历时四年，故不当有学林本“长庆八年”之称。据《旧唐书·穆宗本纪》，长庆二年“八月己未朔……诏陈许李光颜将兵收汴州。……癸酉，韩充奏今月六日发军入汴州界，营于千塔。丙子，汴州监军姚文寿与兵马使李质同谋斩李?及其党薛志忠、秦邻等。丁丑，韩充入汴州”[4]498。《新唐书·穆宗本纪》亦载，长庆二年八月“丙子，李?伏诛”[6]225。故四库本、商务本可信从。

以上谨择17则。从这些舛误不难看出，主要表现为年号错误和年份错误两种情况。其中年号错误者多表现为年号中有相同之字，因一字之差而误，如“熙宁”之于“乾宁”、“贞元”之于“开元”；年份错误者则倾向于形近而误，如“元年”之于“九年”、“三年”之于“五年”等。当然，除此类情况之外，尚有月份存在出入者，其实上举例中已有涉及，兹不一一。

（作者：王士祥，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本文发表于《兰台世界》2012年7期）

 

参考文献

[1]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

[2]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4]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6]欧阳修，等.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7]李昉，等.文苑英华[M]. 北京：中华书局，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