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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昭德晁氏家族文化传统研究

发布时间: 2006-06-25


    宋代昭德晁氏家族是著名的中原文化大家族,“四世继直于书林,五叶踵登于辞级。殆无虚榜,并继芳尘”(《永乐大典》卷14131 晁詠之《谢及第启》) 。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上尤有建树。家族著作达百余种,流传至今也有二十余种。昭德晁氏家族在宋代众多家族中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文化成就,是与晁氏家族独特的家族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本文主要从辞学传统、佛学家学、文献传家三方面对晁氏家族的家教、家学、家风等家族传统进行考察,探讨晁氏家族文化生存方式的独特性。

一、晁氏家族的教育——辞学传统

家庭教育在宋代至关重要,作为庶族地主,只有靠科举才能进入社会上层,也只有靠持续的家族教育才能维持家风不坠。晁氏家族的教育也是以科举考试为目的,因此辞学的学习与锻炼成为该家族的一个显著特点。
晁氏家族上世只是一个普通的布衣人家,但是已经具有爱藏书、积极教育子弟读书的传统。赵宋结束五代的战乱纷争以后,晁氏即有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为该家族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晁氏家族中第一个中进士的是晁迥,他于太平兴国五年(980)苏易简榜进士及第。晁迥仕途一帆风顺,作过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承旨,多次主持贡举,门生多为闻人。其子晁宗_ 初以恩荫入官,后诏赐进士出身,历官知制诰、翰林学士,父子同掌诰命,举朝上下以为荣耀。晁迥以后,晁氏家族在科举考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使本家族迅速成为一代文化高门。根据晁 编纂的《嘉靖新修清丰县志》卷四并综合其他材料统计晁氏家族的科举情况如下:
(1)进士及第:晁迥、晁宗谅、晁宗儒、晁仲约、晁端友、晁端彦、晁端仁、晁端弼、晁端本、晁端诚、晁端礼、晁端禀、晁补之、晁说之、晁端中、晁詠之、晁载之、晁端声、晁贯之、晁尚之、晁祐之、晁公武、晁公遡、晁百谈、晁将之、晁冲之、晁资之。
(2)赐进士及第: 晁宗_ 、晁宗简。赐进士出身:晁仲衍、晁仲绰、晁谦之。
(3)特科进士:晁仲询。
(4)宏词科:晁詠之,建中靖国元年(1101)宏词科第一。
仅进士一项,晁氏家族就有二十七人,接连六世均有人中举。特别是端字辈、之字辈都有十人中举,反映了晁氏家族人才的盛况。姚勉《雪坡集》卷十八《侄阿钟觅字与诗》中的“河南晁氏曾有样,二十子弟俱高科”,便是晁氏家族人才兴旺的形象说明。
晁氏家族有众多人物入为馆职,地位清要,则从另一侧面说明晁氏家族人才上的优势。晁氏一门,晁迥为知制诰、翰林学士承旨;晁宗_ 为知制诰、翰林学士;晁端彦为秘书监;晁补之任秘书丞,继世为馆职。但晁氏家族最值得自豪的不是历仕显宦,而是文华传家。辞学传家是晁氏家族的一个重要传统,是晁氏家族赢得社会声誉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晁氏家族区别于其他家族的一个显著特点。晁氏后人也不断强调家族的这一传统,并不断地以此来教育后人。
晁氏家族非常重视为获得科名所应进行的具体训练,家族成员在科举上的历练经历颇值得我们关注。他们往往在一起学习写作,先进指导后进,互相提携,提高写作水平。晁补之与叔父晁端中“少长同研席”(《鸡肋集》卷六十八《雄州防御推官晁君墓志铭》) 。晁补之在《寂默居士晁君墓表》中又记考试时和叔父晁端禀出外游玩时的故事云:
与补之同试开封,尝暂出谒客。客壁间石刻合序千言,盖手诏赐史臣者。居士曰:“能一再过诵乎?”则俱默读,居士曰:“诵矣。”某曰:“亦诵矣。”偕诵偕止,而居士尽习,补之遗二字焉。(《鸡肋集》卷六十三)
从中可见他们平时在学习上互相切磋、互相竞争的情况。晁氏家族或一科同时有多人中举,或连续几科有人中举,他们之间互相学习应该是必然的事情。同时,科举经验的积累,对于家族科举的成功也具有重要意义。
辞学方面的积累也是晁氏家族取得成功的有力保障。晁氏家族“四世继直于书林,五叶踵登于辞级。殆无虚榜,并继芳尘”。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绩,与晁氏家族的文化积累密不可分。晁冲之的同年喻汝砺在《晁具茨先生诗集序》中的一段话非常准确地说明了晁氏家族这方面的特点:
宋兴五十载,至咸平、景! 中,儒学文章之盛,不归之平棘宋氏(宋绶、宋敏求父子) ,则属之澶渊晁氏。二氏者,天下甲门也。太子太傅文元公事章圣皇帝,飞词禁苑,垂二十年,当是时,甄明旧仪,绪正礼乐,一时诏令,皆出其手,于是朝廷典章法度之事,非六籍之英,则三代之器也。迨其子文庄公继践西省,是时文元公方请老家居也。宋宣献谓世掌书命者,惟唐新昌杨氏及见其子,而晁氏继之。至庆历中遂参大政,议论深博,识者韪之。然则叔用以文庄为曾大父,以文元公为高祖,其家世风流,人物之美,渊 浚深,蓄厚而发远。自王文献、李文正、毕文简、赵文定四、三公,富有百氏九流之书,而晁氏尤 富闳溢,所藏至二万卷。故其子孙 掌励志,错综而藻缋之,皆以文学显名当世。予尝从叔用商近朝人物,嘉言善行,朝章国典,礼文损益,靡不贯洽。
晁氏家族以辞学起家,以辞学鸣世,同时又以辞学教育子弟,辞学成为晁氏家族的一个基本传统。《宋史·晁迥传》云:“杨亿尝谓迥所作书命无过褒,得代言之体。喜质正经史疑义, 括字类。”而从晁氏家族的著作来看,也有不少杂纂、类书等关于文词典故之类的著作,显示出家族在这方面的爱好,据晁《嘉靖新修清丰县志》卷九记载,晁氏家族此类著作有:晁宗_ 《文林启秀集》十卷,晁仲衍《事类后集》三十卷、《两晋文类》五十卷、《史记文统》二十卷,晁端诚《文选华句》十卷,晁载之《谈助》、《续谈助》五卷,晁公迈《纪谈录》十五卷。晁说之《文林启秀序》云:
然公于学则微悉密致,与癯儒等。尝以《文选》、《续文选》、《艺文类聚》、《初学记》、《文苑英华》、南北朝洎隋唐人之文集,美字粹语,分百七十有四门, 十卷, 名之曰《文林启秀》。玩之发人藻思,目无遗物,动涉芳尘,如游玉田芝房,其名曰《启秀》,宜也。(《嵩山文集》卷十七)
晁氏家族以其丰富的藏书为基础,又历世笃好辞学,编类美字萃语,文才风流为家族后人所继承。晁氏家族著作中属于四六文专集的有:晁端彦《四六集》五卷,晁詠之《四六集》十卷。晁詠之的四六文在当时相当有名,《宋文鉴》、《五百家播芳大全文萃》等保存了其许多作品,时人誉之为“文章真诀,尽在是矣”(程敦厚《晁氏崇福集序》) 。
晁氏家族科举上的成功,多人居于翰林清华要职,在文学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一切最终形成了晁氏家族以文华著称的家族特色。因此,晁说之说自己“一门七世食禄⋯⋯海内推臣族为文学之家”(《嵩山文集》卷二) 。晁氏家族教育上的辞学传统对于家族“文学之家”传统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二、晁氏家族的家学——佛学

在理学还未兴起之时,宋初的士大夫很多归心于佛乘,受到佛教精妙义理的吸引。陈善《扪虱新话》记张方平的话云:“儒门澹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 ”但一般士大夫仍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来看待佛教,以儒学为其安身立命之地。晁氏家族的奠基者晁迥作为三朝重臣,在处世上仍然坚持儒学思想,但在个人思想上则归心佛教。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一十七《昭德新编》提要所云:“宋初承唐余俗,士大夫多究心于内典,故迥著书,大旨虽主于勉人为善,而不免兼入于释氏。”但晁迥一生对于道家养生术和释家禅定均有很深的践履,他往往站在佛教的立场上,来发掘儒家文献中可以和佛教义理相沟通的命题。这和后来理学诸子取佛教之精髓以改造儒家有相通之处。晁迥的佛学实践对家族后人产生了极大影响,使佛学成为家族的家学传统之一。
佛学作为晁氏家族的家学源于晁迥。《宋史·晁迥传》云:“迥善吐纳养生之术,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晁迥“致政后辟小园,号‘养素园’,多阅佛书,起密严堂”(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十) 。晁迥晚年性耽禅悦,喜究心内典,这一点他曾反复明示过。晁迥耆德高寿,有关他的逸闻轶事不仅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而且在整个社会中广为传播,不少笔记小说中都有记载。晁迥对于佛教的耽悦,对晁氏家族后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佛学也成为晁氏家族的文化传统之一。
晁补之作为苏门四学士,受苏轼的影响,对于佛教自不陌生,和苏轼交好的一些僧人如昙秀、戒公,和晁补之也有很多交往。晁补之的母亲笃信佛教,在其母亲去世时,晁补之曾请高僧真觉大师为其母亲作法事。人生的祸患灾难,生死无常,成为晁补之信奉佛教的重要诱因。晁补之晚年退隐东皋之后,也经常讽诵佛经,他作有《东皋子宴坐内诵文》、《佛鉴大师语录序》等有关佛教的作品。
    晁说之为司马光的及门弟子,其经学思想深受司马光的影响,他一生服膺儒学,遍注五经,尤精于《易》。但晁说之晚年对于佛教颇为注意,造诣甚深,尤“留意于天台教,日诵《法华经》,则自称天台教僧,又号老法华”(《嵩山文集》附录晁子健《后序》) 。晁说之和天台教的接触是在他监明州造船厂的四年间。晁说之在写作经学著作的同时,之所以会受到天台宗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晁说之所接受的司马光朔学长于历史经验,而短于心性论方面的探讨。这与他们的反孟立场有关,对于《孟子》中丰富的心性论思想较少承认的缘故。但是对于心性论的探讨是时代的学术趋向,晁说之失于此而得于彼,他在与天台宗僧人的交往中,深为其教义中的义理所折服,开始研究、传播天台宗教义。明州是宋代天台宗的根据地,天台宗的传教活动非常兴盛。晁说之所师从的明智中立大师是天台宗山家派的嫡系传人,他对于天台教的贡献在于“对净土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受其教学影响,中立的弟子大多倾心于净土法门”①。晁说之就是热心传播净土思想的中立弟子之一。净土理论是与涅 论同等重要的佛教解脱论之一,不仅受到历代佛学大师的青睐,对于世俗人士也极具吸引力。晁说之将天台宗的净土论带回中原,受到不少士大夫的欢迎与信奉。晁说之也写作了许多文章宣扬天台宗净土思想,如《钝庵记》、《钝庵新记》等。
晁说之的佛教思想既有经历的偶然性因素,更有家族自晁文元以来的佛学传统的影响。他对于乃祖文元公景仰之至,对于晁文元和高僧的交往极为倾慕,对于晁文元的《法藏碎金录》等著作也非常推崇。他自己与天台宗的关系也可以上溯到晁文元与天台高僧四明尊者法智的交往。正因为这样,晁说之才说:“说之世奉真如法门。”(《嵩山文集》卷十六《宋成州净因院新殿记》)其晚年自号洧上老法华,表现了他对于天台宗的持久信仰。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五《法藏碎金录》条云:“南宋初年,迥五世孙公武作《郡斋读书志》,乃附载迥《道院集》后,列之别集门中,殊为不类。殆二程以后,诸儒之辨渐明。公武既不敢削其祖宗之书不著于录,又不肯列之释氏,贻论者口实。进退维谷,故姑以附载回护之。观其条下所列,仅叙迥仕履始末,行谊文章,而无一字及本书,其微意盖可见矣。”对此,陈垣先生有不同意见:
此非知人论世之言也。⋯⋯晁氏则以佛为其家学,其志《金刚般若经》也,曰:“予弟公遡,日诵三过,予靳之曰:‘汝亦颇知其义乎?’”其志《会解楞严经》也,曰:“皇朝井度集古今十二家解,去取之成书,予尝为之序。”井度者,即以蜀中所得书五十箧与公武,公武据以著《读书志》者也,公武何尝以学佛为讳。其志《华严经清凉疏》也,曰:“文元公有言,明法身之体者,莫辩于《楞严》;明法身之用者,莫辩于《华严》,学佛者以为不刊之论”云。则公武又何尝为其祖回护,恐贻论者口实之事。且《提要》既知此书嘉靖间迥裔孙 曾改名《迦谈》重刊之矣,则晁氏子孙不特不以学佛为讳, 且明著为《迦谈》,惟恐人不知其为释迦之说也。②
佛学作为晁氏家族的家学传统有充分依据。晁氏后人从不讳言学佛,晁公武即为代表。他对于佛教有很深的研究,《郡斋读书志》中有多处记载了他对于佛教的看法。晁公武在《答进士刘兴宗书》中说:“仆少时贯穿群书,出入百氏,旁逮释老恢诡之学。”(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三八)这表明他对于佛教早有钻研。晁公武写作《读书志》和他的上司四川转运副使井度有直接关系。井度是个热心于佛教事业的人,编著有多本佛教著作,晁公武可能受他这方面的影响。《读书志》著录的有:《会解楞严经》十卷、《分灯集》二十五卷、《禅苑瑶林》一百卷三种,其中的《会解楞严经》是由晁公武作序刊印的。
晁公武对于佛教义理也非常内行,他曾经多次和其弟晁公遡讨论过佛教的义理。至于《读书志》卷十子部大序中所说的“况二教无意于世,不自附于圣人,若学而又失之,则其祸将如何? 故存之以为世戒云”,只是晁公武对于整个学术源流的认识,其着重点在于后学者违背祖师意而造成的后果,与个人及家族信奉释教并不冲突。
晁说之的长孙晁子健曾经得到晁迥手写的《坛经》,并将其模板刊刻(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尾》子部卷一《法藏碎金录》条引晁子健《坛经后记》) 。由此可见晁氏家族后人对于晁文元著作手泽的重视,与佛教结缘之深。范成大《石湖诗集》卷十七《晁子西寄诗谢酒自言其家数有逝者词意悲甚次韵解之且以建茶同往》中的“我读晁子诗,十语九慨伤。长川日夜逝,鬓发空苍浪。君家出世学,无生亦无亡。向谓法幢立,何乃槁木僵”,则径直以“出世学”为晁氏家学,可见这在宋代已获大家认可。

三、晁氏家族的风徽——中原文献之家

晁氏家族以佛学为其家学,以辞学上的成就赢得了社会上的赞誉,同时又以文献传家,维持家族声誉二百余年而不坠,对于传承中原文化厥功甚伟。
所谓文献,这里取其原始的含义,同时也是传统上对于文献内涵的理解。“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云:“文,典籍也;献,贤也。”刘宝楠《论语正义》云:“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由此可见,文是指记载典章制度的文章、典册;献是指熟悉典制礼仪的贤士大夫。由此可见,晁氏家族作为一个世代传承文献的大家族,其内涵至少包含两个方面:其一,对于历代典籍、金石、书画等文献的收藏、研究与传承;其二,对于当时朝章典故、先贤前言往行的记载与传播。这两方面构成了晁氏家族文献之家的完整内涵。
自五代雕版印刷术广泛运用以来,书籍在社会上的流通越来越普遍,这对于宋代文化的繁荣贡献至大,由此也催生了一大批著名的藏书家。据研究,宋代藏书万卷以上的藏书家多达二百余家,可见宋代私人藏书的繁荣局面。晁氏家族就是这些藏书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其特点是藏书数量丰富,多收藏有古本、手抄本、稿本,精于校勘是正,藏书绵延数世,撰写题跋、解题,集宋代私家藏书文化之大成。
晁氏家族的藏书源远流长,其远祖晁佺“历五代百战之烟尘,而能保其上世之诗书”,为晁氏家族的藏书奠定了最早的基础。晁迥一生苦嗜书籍,“手不释卷,笔不停辍”(《法藏碎金录自序》) ,未尝一日不观书,他还手钞了不少书籍。由于资料欠缺,晁文元藏有哪些书已不易弄清楚,但他藏有大量佛教著作应该是确定的,从他的著作中大量娴熟地引用佛经可见一斑。他对于文学著作也非常熟悉,应该藏有不少文集。《西清诗话》保存了这样一条材料:“渊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诗家视渊明,犹孔门视伯夷也。其集屡经诸儒手校,然有《问来使》篇,世盖未见,独南唐与晁文元家二本有之。”③
晁氏家族藏书中有得自其他著名藏书家的善本书,这些藏书对于校勘古籍具有很高的价值。晁氏家族的藏书中还有一些珍贵稿本,这些稿本在他们的呵护下才得以刊刻传世。例如,司马光的多种著作都是据晁说之收藏的稿本刊刻才得以传世。如:
《通鉴举要 》八十卷司马光撰。《通鉴》既成,尚患本书浩大难领略,而《目录》无首尾,晚著是书,以绝二累。其藁在晁说之以道家。绍兴初,谢克家任伯得而上之。④
《司马文正传家集》、《潜虚》等亦如此。晁氏家族的藏书多有精品,他们在收藏的同时,更注重对这些书籍的校雠,晁说之云:“予家则五世于兹也,虽不敢与宋氏争多,而校雠是正,则未肯自让。”(《嵩山文集》卷十六《刘氏藏书记》)晁公武继承发扬了家族藏书的优良传统,以毕生精力收藏、校勘古籍并撰写提要,集宋代私家藏书文化之大成,撰成了目录学巨著《郡斋读书志》,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为文化的载体,书画、金石、出土文物也承载着文明的信息。宋代“考古”学非常兴盛,人们对于金石、书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赵明诚的《金石录》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晁氏家族作为著名的大家族,自然也非常注意文化上的修养。他们具有很高的艺术才能,收藏鉴赏书画是他们的特长。他们和当时的著名书画家米芾、苏轼、黄庭坚都有密切的交往,这在客观上也提高了他们的艺术水平。晁氏家族成员多喜欢收藏书画,在书画创作方面也颇有成就。晁补之、晁说之在邓椿的《画继》中均立有传。晁氏家族收藏的书画文物在历代载籍中也多有记载。他们收藏有李煜墨迹、多种《兰亭序》摹本、欧阳询、怀素等人的书法作品。他们的收藏、鉴赏、题跋、创作本身,对于文献的传承也是一种贡献。
文献的传承除了靠物质的载体以外,先贤的彝德风范对于后学者同样重要。晁氏家族与当世著名的世家故族多有交往,家族成员不仅文采卓著,对于朝章国故,亦耳熟能详。在靖康之难以后,这一点显得尤其突出。周必大在与《江阴李教授》的信中说:“古者公卿大夫之家,其父兄既植! 累功于前,其子孙复增修积美于后。传祀数百,不陨其名,是之谓世臣巨室。及其季也,筚门圭窦之人,暴登贵仕,而公侯子孙,往往降在皂隶。国之兴替,常于是乎卜之。本朝盛时,如文元晁氏,忠宪、忠献二韩氏,文正范氏,宣献宋氏,申国吕氏,或文献相承,或! 业交著。因事立功,与国同休,至于今赖之。”(《文忠集》卷一百八十六)这些与国同休戚的著名大家族均与晁氏家族有着密切的交往,或师生、或姻亲、或世契,构成了当时一个比较稳固的高层文化社交圈。世交所形成的网络,无疑渗透到人生的各个方面。晁说之就处于这个网络之中。他一方面具有庞大的家族社交圈,另一方面又与西京文化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成为当时文化界非常活跃的人物,对于传承元祐学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晁氏家族作为与国同休戚的大家族,国家的兴亡,往往使他们念兹在兹,朱弁记载的一件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元祐奸党置籍,用蔡京之请也⋯⋯其后,岁月滋久,逮宣和中,所籍人往往多在鬼录,独刘器之(刘安世) 、范! 孺(范纯粹)二公在耳。未几,器之之讣至。东里晁以道对宾客诵“南岳新摧天柱峰”之句,至哽咽不得语,而客皆睫。以道徐曰:“耆哲雕丧殆尽,缓急将奈何?”客曰:“世未尝乏材,前辈虽有殄瘁之感,安知无后来之秀?”以道曰:“人材之于世,譬如名方灵药之于病也。世之集名方、储灵药者多矣,然不肯先疾而备,至于疾既弥留,乃始阅方书而治药材,不如见成汤剂为应所须而取效速也。”时坐客无不深味其言而叹服之。⑤
刘安世于1125年去世后,晁说之对于国家命运的担忧很快变为了现实,而他对于国家的深深的责任感与忧患意识也作为前辈的一种风范影响到后人,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贤士大夫的文献传承呢?
晁氏家族的成员不仅在承平时于“近朝人物,嘉言善行,朝章国典,礼文损益,靡不贯洽”,而在南渡以后,六世图籍,化为烟尘,晁公武也仍然“能言当时理乱兴丧之由,而明乎得失之迹,道往事,诵遗风,而又能达之乎文辞以传者也”。传承中原文献作为晁氏家族的一项重要特征,受到后人广泛的赞誉。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八十八《晁子与》云:“群从文采交映,南渡以来,鲜有故家文献相承如盛族者,钦羡。”卷四十七《吕紫薇与晁仲石诗》又云:“晁氏一姓,文献相续。殆无它杨,号本朝盛族。”昭德晁氏家族作为宋代文化世家的杰出代表,由于其所具有的高度文化修养,使其家族人才辈出,为宋代文化的繁兴作出了最好的见证。其教育模式、其对于文化传承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以及其独具特色的家族佛学修为,都对于我们更准确地认识家族文化在宋代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注释:
①潘桂明、吴忠超:《中国天台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年,第605页。
②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五,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第802页。
③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年,第26页。
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第113页。
⑤朱弁:《曲洧旧闻》卷二,中华书局, 2002年,第106页。

(本文载于《中州学刊》2006年第1期)

作者简介:何新所,男,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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