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1日下午，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易晖研究员应邀莅临郑州大学文学院，在学院203学术报告厅为我院师生作了题为“‘失败主义’与‘去九十年代化’——重审九十年代文学”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郑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二月河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李勇教授主持，文学院部分教师及研究生代表到场聆听。

“重审九十年代”

讲座伊始，易晖老师便开宗明义地阐明了“重审九十年代”这一学术构想的价值意义。易老师将“重审九十年代”与近年来学界的热点话题“重返八十年代”相比较，在辨析二者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基础上，梳理出“重审九十年代”这一理论命题的内涵和外延。

易老师认为，“重审九十年代”与“重返八十年代”一样，都是对一段业已逝去的历史阶段的历史化回望，是对历史的再介入、再解读。这种“重审”首先意味着方法论的更新，即是在历史相对完整地呈现自身的面貌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做出清理，就像黑格尔说的那样，“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

他接着指出，“重审九十年代”与“重返八十年代”的不同之处在于，八十年代已经结束，成为一段历史陈迹，但九十年代仍然内在于我们当下，我们仍然处于九十年代的历史延长线上：今天，无论是世界格局、国家发展阶段还是现实文化潮流，与九十年代相比都并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更为内在的是，美籍日裔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仍在主导着我们的现实想象与未来想象，这种认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九十年代的时代面貌，因而我们可以用“九十年代化”来指称这种面貌。

“去九十年代化”

随后，易晖老师详细阐述了“九十年代化”这个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去九十年代化”的命题。在易老师看来，“九十年代”在“历史终结论”这一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在生活层面上是物化的、时代的组成是个人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原子化的。这些特点构成了“九十年代化”这一概念的基本内容，因而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讲其历史是终结的。但是随着新世纪的展开，一种新的建构性的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浮出历史地表，历史向我们展现出一种新的面向。基于此，易老师认为我们目前正处于“去九十年代化”的历史节点上，“重审九十年代”与“重返八十年代”相比具有新内涵。具体而言，“重审九十年代”既是一种历史的清理、历史的再认，也是一种自我的清理、自我的确认，我们可以通过对“九十年代”的清理来回答“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在哪里”“我们前进的方向”等问题。

“失败主义”

易晖老师进一步指出，我们可以从“失败主义”这一视角切入对九十年代文学的研究。九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九十年代的小说，潜藏着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故事在不同作家的笔下被讲述，哪怕是写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作家们也倾向于表现他们精神和道德上堕落失败的一面。

易老师认为，“失败主义”不仅表现为一种文学现象，也深刻体现了作家们的认识装置，两者互为因果。“失败主义”的产生首先是知识分子自我审视的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来后，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失败”成为知识分子的普遍情绪体验，“失败主义”成为他们对自我变化和社会变化的一种感知和回应，这种体验内化为一种认识装置，对文学创作产生一定影响。

易老师最后总结指出，九十年代出现的“失败主义”写作倾向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但更多是受到“历史终结论”的影响。在这种认识论的主导下，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我们的未来只存在物质层面上量的积累，不会再发生质的变化，因此对未来持悲观态度。然而，只有拥有未来的人才拥有现实，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决定了我们对现实的想象，因此“失败主义”成为作家们普遍的创作心态，导致他们在文学创作中将历史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问题凝固化、永恒化，这是九十年代文学的一种独特面向，也构成了它的历史局限性。

易晖老师谦和幽默、学识渊博，他独到的学术眼光和严谨的论述给现场师生带来极大的启发。在交流互动环节，老师们和同学们踊跃发言，与易老师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江磊、顾中秀  图片/李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