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星:推进外交话语研究的学科化

作者: 时间:2022-03-09 点击数: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3月8日第2362期。


外交话语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资源和文化软实力,是一国国际话语权构建的核心要素和外交政策的重要载体,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性、跨学科属性。因此,对外交话语进行专门研究就有了不可忽视的必要性。“外交话语学”(Diplomatic Discoursology)就是研究外交话语的历史起源、本质特征、理论内涵、构建政策、语用策略、传播机制、发展规律、叙事模式、权力生成、形象建构、治理体系和人才培养等问题的特色新兴前沿交叉学科。它凸显出国际话语权和外交形象研究的学科主体性、创新性、前沿性、交叉性和体系性。学界应加快推进“外交话语学”的学科规划和内涵建设,并考虑将其设置为独立的学科群或者交叉学科门类来发展。

一、探索外交话语学的学科布局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2017年新颁布的外语学科五大方向,以及外交话语的特殊属性和发展规律,结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建设实际,同时借鉴国际关系学、新闻传播学等其他学科知识,“外交话语学”学科群可依次细分为以下五个分支学科方向:“外交语言学”“外交翻译学”“外交形象学与外交传播学”“外交文学”和“国别区域外交话语”。

按照中国特色外交话语生成发展规律,外交话语体系是一个涉及外交话语构—译—传三位一体的复杂系统工程,即需要依次经过外交话语的构建(中文表达)、翻译(外语表达)和传播(跨文化推介)三个关键环节的跨学科联动。因此,“外交话语学”学科群前三位分支学科为“外交语言学”“外交翻译学”“外交形象学与外交传播学”。

其一是“外交语言学”,对应于“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是研究外交语言的起源、生成、衍化、特征、类型、结构、语体、风格、辞格、艺术、政策等方面的一门分支学科,涉及外交隐喻、外交模糊语、外交幽默语、外交禁忌语、外交委婉语等外交修辞学问题。其二是“外交翻译学”,对应于“翻译学”,重点研究外交翻译的起源、历史、特征、标准、政策、伦理、原则、策略、方法、模式、过程、技术、质量和人才培养等系列问题。同时,可借助跨学科视角对外交翻译展开史学、哲学、政治学、传播学、形象学、叙事学和美学等系列研究。可在“政治等效+”的框架下系统分析外交修辞、外交新词、外交术语、外交俗语、外交隐喻和外交表态词等的翻译原则与策略。其三是“外交形象学与外交传播学”,对应于“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外交形象学”是研究外交语境中国家形象的生成、变迁、特征、类型、符号、自塑、他塑等方面的一门专门分支学科,可作为“外交传播学”的一部分。“外交传播学”是研究外交政策、外交话语和外交信息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的一门学问,涉及“外交新闻传播”“国际话语权”“外交舆论学”等重要议题。其四是“外交文学”,对应于“外国文学”,是涉及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题材的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和政治文学类型,如外交诗赋、外交小说、外交散文、外交戏剧、外交传记和外交影视文学等。它是学界研究的盲区和空白领域,也是“外交话语学”学科体系中最有发展前途和潜力的新兴前沿交叉学科。

最后一个特色分支学科是“国别区域外交话语”,对应于“国别区域研究”,是专题研究有关国别、区域和国际组织外交话语的一门学问,它能为外交话语体系的分众化、区域化、精细化和差异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根据“国别区域外交话语”的基本原理,可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依次细分为五个子系统来建设,即全球性外交话语、大国外交话语、周边外交话语、对发展中国家外交话语和多边外交话语。

二、重点打造“外交文学”

一般来说,外交话语体系由“外交硬话语”(hard diplomatic discourse)和“外交软话语”(soft diplomatic discourse)构成。前者是指意识形态色彩十分浓厚,直白、强硬表达外交政策立场的外交话语;后者则是指政治色彩不够鲜明,借用文学性、修辞性、故事性、艺术性、人文性文本,柔和、隐含表达外交思想理念的外交话语。外交文学作为外交话语的特殊形式——“外交软话语”,也是一种“外交智话语”,关系到隐性国际话语权构建,它在服务和支撑外交硬话语构建,传播外交理念、沟通国际关系、促进民心相通方面将发挥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特殊作用。

“外交文学”作为外交话语的特殊类型和外交软话语的核心内容,可细分为“外交叙事学”“外交诗学”“外交美学”“国别区域外交文学”“女性主义外交文学”“左翼外交文学”“民间外交文学”“外交小说”“外交散文”“外交戏剧”“外交传记”和“外交影视文学”等分支学科方向。另外,“外交文学”还可以分为首脑外交文学、经济外交文学、军事外交文学、法律外交文学、生态外交文学、科技外交文学、卫生外交文学、文化外交文学等特色专业文学领域。将叙事学与国际关系学融合,可合力构建“外交叙事学”,为“讲好中国外交故事”奠定理论基础。外交诗赋作为“外交文学”的核心内容,是中国最古老、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体裁和话语方式之一。

“外交文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紧迫的现实需求,应将之列为“外交话语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来发展。古今中外文坛不乏“外交文学”的实践例证和经典作品,如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就具有外交文学的元素。《三国演义》是有关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的长篇章回小说,演绎了中国传统外交文化的基本精神。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五世》,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在世界外交文学史上享有重要学术地位。近年来,中国前驻纽约总领事张宏喜大使和前驻美国公使杨优明大使多次呼吁尽快赋予外交文学应有的学科地位,他们采用艺术的手法分别创作出版了外交纪实文学精品《新中国外交创始人、奠基者周恩来》和优秀外交小说《蹦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外交话语的创新表达和外交文学学科的创新发展。整体而言,我国外交文学的学科意识和发展态势还比较滞后,远远不能适应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需要,严重制约了我国大国外交形象塑造和隐性国际话语权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国际话语权构建呼唤外交文学的创新性发展和更多的文艺经典作品的问世。

三、发挥外交话语学的引领作用

外交话语体系和国际话语权构建涉及多个学科领域,要采取跨学科、多学科和超学科的新文科发展路径,全面建成“外交话语学”学科体系,使之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增长点。一方面要彻底打破语种障碍、国别壁垒以及语言与文学之间的割裂关系,全面促进“外交话语学”学科群内部五大分支学科方向之间的交叉融合发展;另一方面还要推动外语学科与中文学科、国际关系学和新闻传播学等其他文科乃至理工科之间的互动跨界研究。

同时,还要加强外交事务中的话语政策学术研究、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以“外交话语学”为主线,推动国际话语权方向的科学研究、平台构建、团队建设、教学改革、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传播实践和服务社会及国际交流等方面一体化、全方位发展。为此,就要积极构建外交话语方向的贯通式育人机制,以培养一大批能“讲好中国外交故事”的高端特殊人才。

在国际上启动和引领“话语治理”体系建设,就是为了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民主的全球话语新秩序。因此,我们要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联合国为中心,与发展中国家一道积极构建人类话语共同体,把中国建设成为与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全球性话语强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17ZDA31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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