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星、张雨：（全文）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化翻译传播思想核心话语考释
原文刊登在《中国翻译》（CSSCI）2023年第4期p.48-57、192，参见中国知网。
作者：杨明星 张雨 郑州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 ”（项目编号：17ZDA318）、 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外交话语体系研究 ”（项目编号：22VRC013）和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省级重点项目（研究生教育 ）“‘外交话语学’学科体系构建 与本-硕-博贯通式人才培养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21SJGLX020Y）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本文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外文原典，全面考证分析其翻译传播思想的核心话语。其经典化翻译传播思想主要内涵总结如下：一是实施动态化的翻译过程，即译作再现原作经典、译作比原作更加经典、译作使原作更加经典；二是遵循活力等效、风格再现、分众化传播、译文高度精确化以及译本互文互鉴五项翻译原则；三是建立四项翻译制度，即保留翻译权、选拔政治可靠的优秀译者、采取科学严密的翻译流程和翻译与传播一体化；四是采取试译、译审、倒译、改写、重译、转译、省译和增译八大翻译策略。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化翻译思想源自其丰富的翻译实践和系统的译学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翻译传播理论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化翻译传播思想；译传一体；分众译传；翻译制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3X（2023）04 - 0048 - 10
经典化翻译传播思想（以下简称“经典化翻译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翻译传播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原则。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创作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还身体力行参与和指导了其众多经典作品的多语种翻译实践和国际传播活动。其经典化翻译思想和实践全面导入和充分体现了鲜明的国际传播意识，并实现了翻译环节与出版发行和受众反馈等传播环节的高度融合，构建了原创性的经典化翻译思想话语体系。
世界文学的出现使得文学经典（literary canon）这一概念延伸至翻译领域。学界多集中在对翻译文学“经典”概念的界定及对译本经典化过程方面的研究（查明建，2004），且以20世纪以来出现的研究成果居多，而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萌生了经典化翻译思想。经典化翻译多指通过翻译使译作达到经典水平。马克思恩格斯的翻译思想内涵丰富，自成一体，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时晓、杨明星，2022：444）。本文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典出发，系统分析考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典化翻译思想的原创性核心话语，提炼出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化翻译的标准、原则、制度和策略等核心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化翻译的三级标准
马克思恩格斯掌握通晓多种语言和多国文化，创作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政治文献具备一种天然的国际化属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外翻译传播能够实现经典化的基础。其经典化翻译标准可表现为以下三个层级：经典再现是实现经典化翻译的基本标准，超越原作是对译作经典化的更高标准，而译作反哺原作使原作更加经典是经典化翻译思想的最高标准。动态性经典化翻译思想始终贯穿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政治传播实践过程中。
（一）经典再现：“（译作）读起来要像原著一样”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译作还原原作的经典特质。1885 年，恩格斯在《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中批评有宗派主义倾向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布罗德豪斯（John Broadhouse）的译文“远远没有忠实地表达原文（treue Textwiedergabe）”（Marx & Engels，1962b：229；马克思、恩格斯，1965：266）；而在1893年，恩格斯在与马克思的女儿劳拉（Laura Lafargue）的通信中赞扬她提出的两个翻译目标：“（是）一个准确的译 本（eine getreue Übersetzung），而且读起来要像原著（Originalwerk）一样”（Ruschinski & Retzlaff-Kresse，1974：529；马克思、恩格斯，1974c：83）。1894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法译本发表后，盛赞劳拉的译文“忠实（gewissenhaft）而流畅（flott）”（Marx & Engels，1968b：195；马克思、恩格斯，1974c：190）。以上德语 treue、getreue、gewissenhaft 均表示忠诚、忠实之意。
（二）经典超越：“有独立的科学价值”“比原著还好”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化翻译思想进一步表明，经典译本不仅是原作的经典化再现，而且还可以比原作更具有经典性。马克思在1875年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跋中表达了对译作的真实看法，宣称“不管这个法文版本有怎样的文字上的缺点，它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sie besitzt einen wissenschaftlichen Wert unabhängig vom Original），甚至对懂德语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Marx & Engels，1968a：32；马克思、恩格斯，1972a：29）。《资本论》法文版对德文母版做了全卷篇章结构的改变，由德文第2版的7篇 25章变为8篇33章，并对“资本积累”、“资本集中”等专业术语做了明确阐释，弥补了之前德文第 2 版没有详细论述的不足（张钟朴，2016：56、59）。 恩格斯在1894年与劳拉讨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法译文时，赞赏她的译文“读起来比原著还好（Sie liest sich besser als das Original）”（Marx & Engels，1968b：233；马克思、恩格斯，1974c：225）。译作可以在原作的基础上发挥科学价值和创作优势，这一特点使得已经还原原作经典特质的译作可以超越原作，达到比原作更经典的效果。
（三）经典反哺：根据法文版“修改和补充”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化翻译思想还体现在逆向经典化与双重经典化，即指译作在翻译、传播过程中能够反哺原作，使得原本不够经典的原作变成经典，或是使得经典文本更加经典，与原作一起实现经典化效果。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跋中写道，随着矫正工作的开展，他感到“作为依据的原本（德文第二版）应当作一些修改”（马克思、恩格斯，1972a：29）。1883年，恩格斯在与第一国际领导人之一的左尔格（Friedrich Adolph Sorge）的信件中表示，德文原版要根据法文版做一些修改：“《资本论》第三版要求我做大量的工作。我们手头有一个本子，马克思在上面注明了要根据法文版进行的修改和补充”（马克思、恩格斯，1974b：46）。恩格斯在《资本论》德文第四版的序言中谈到该版本的修改时，特意提到“把法文版的一些地方补充到德文原文中去（einige Zusätze in den deutschen Text aufgenommen）”（Marx & Engels，1968a：41；马克思、恩格斯，1972a：38）。《资本论》原作在翻译过程中也受到译本的启发，进而得到完善和修复。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化翻译思想更加强调原作与译作的互动互补关系，将原作对译作的单向影响发展为原作与译作的互相成就，在逆向经典化中实现双重经典化。
（四）马克思恩格斯在“三维”“三级”框架中实现动态性经典化翻译
图1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化翻译的三维模式与三级标准
马克思恩格斯将经典化翻译思想植入到“文本构建”（构）、“文本翻译”（译）和“文本传播”（传）三位一体的宏大语境中。动态性是该经典化翻译三级标准的突出特质，译作从还原经典到实现比原作乃至使原作更经典均是在动态经典化过程中完成的，经典化翻译应是逐渐完善的。1885 年，恩格斯在与劳拉的信件往来中点明：“越是接近结尾部分，实践将使你的工作越加完善”（马克思、恩格斯，1974b：361-362）。恩格斯 1894 年致信劳拉，表示“如果你们能够尽可能经常的重印《宣言》，我当然非常高兴”（马克思、恩格斯，
1974c：268）。此次《共产党宣言》法译本的重印对之前译本的错误“作了修订”，优化了译文质量。这说明译本质量的动态化提升对于实现经典化翻译具有重要作用。
二、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化翻译的五项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化翻译的五项原则囊括经典译作的生成和接受，要求保留经典原作的活力和风格，重视分众化和高度精确化翻译，在互文互鉴中提高和优化译文质量。
（一）活力等效：“富有表现力”、“鲜明性”、“生动性”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保留原作活力，使得译作在思想和语言上与原作一样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因而活力等效是经典化翻译的基本要求（时晓、杨明星，2022：448）。恩格斯在对布罗德豪斯错误翻译《资本论》的批判中，强调“富有表现力的德语（kraftvolles Deutsch）应该用富有表现力的英语（kraftvolles Englisch）来表达”（Marx & Engels，1962b：230；马克 思、恩格斯，1965：267）。恩格斯在与马克思提及《资本论》工厂立法这一章的法译本时，批评法译本使得“学究式的形式逻辑几乎到处都要求把语句重新排列，单是这一点就使叙述失去了鲜明性（Frappante）和生动性（Lebendigkeit）”（Marx & Engels，1976：94；马克思、恩格斯，1973b：99-100）。显然，该译者的译稿未能有效保留与传递原作的活力。相反，恩格斯认为《资本论》英文版译者赛姆·穆尔（Samuel Moore）的试译稿“大部分都译得很好（gut）、很 活（lebendig）”（Marx & Engels，1979：62；马克思、 恩格斯，1974b：64）。 在 德 语 中，lebendig 意指有生命力的、生机勃勃的、活着的。这说明恩格斯十分重视翻译过程中的生命力再现。
（二）风格再现：“与原作一样辛辣”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化翻译思想还坚持译者必须保持原作的文体风格。前苏联翻译学界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费道罗夫（Fedorov）在《翻译理论概要》中写道，马克思恩格斯要求译者用等值的语言传递内容，还要保留作者的风格特点（Fedorov，2021）。恩格斯在论及将法文版《哲学的贫困》译为德文版时，强调“虽然我们摹仿不了马克思的文体（Stil），但也必须使我们的文体不要同他的截然相反”（马克思、恩格斯，1974b：80）。1883年，恩格斯盛赞劳拉对《萨拉斯-伊-戈梅斯》的翻译是“一部杰作”，再现了语言风格，称其“语言与原作一样辛辣”（马克思、恩格斯，1971a：433）。在传递作者立场和情感意义方面，恩格斯还向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提议将《论蒲鲁东》法译文中“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entfaltet）出愚蠢的厚颜无耻（Zynismus）”改为“为了迎合沙皇而暴露（treibt）了愚蠢的厚颜无耻”，以突出“蒲鲁东对待波兰的灾难采取厚颜无耻的态度，是对沙皇政策的讨好”（Marx & Engels，1979：126；马克思、恩格斯，1974b：128）。这样使译文准确保留了原著作者对蒲鲁东的严厉批评，实现了风格再现。
（三）分众化翻译：“从实际出发”“需要完全新的著作”
受众是能动参与传播过程、影响传播效果的关键角色（康怡斐、杨明星，2022：124）。马克思恩格斯作为语言学家，深谙世界不同区域、国别语言文化的差异性以及使用这些语言的受众地缘性特征，注重从区域国别差异性入手，结合译入语语种和国情民情进行分众化翻译。
马克思恩格斯在翻译时注意区分源语和译入语的细微差别，同一语种内部的口头语、标准语和方言也要严格区分开来。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精于使用日常生活用语和各地方言中的成语”，要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必须彻底精通德语——口头语和标准语（der deutschen Sprache in Wort und Schrift），另外还要知道一些德国人的生活”（Marx & Engels，1962b：229；马克思、恩格斯，1965：266）。
在不违背原著核心思想的前提下，译作应针对译入语读者心理尽量减少译本的异化因素，否则可能影响译作经典性生成。对与英国同文同宗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美国，马克思恩格斯对译本适时做出调整，尽力减弱译本意识形态的冲突性，并辅之以通俗的语言，使得美国人能理解的译本能够顺利在美国出版传播。1887 年恩格斯在与左尔格论及《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时，指出美国的工人刚刚投入运动，还没有完全成熟，“无论是《宣言》还是马克思和我的几乎所有小部头著作，现在对美国来说还是极其难以理解的”，况且由于“一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特别是美国人的性格和素养，在理论方面特别落后”。基于美国理论的落后与工人运动现状，恩格斯提出“应当直接从实际出发，为此就需要完全新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1974b：610-611）。
（四）高度精确化翻译：“领会同义词的细微差别”
恩格斯明确反对模糊化翻译政治术语，严厉批评布罗德豪斯在翻译过程中使用“比较含混的用语来表达难译的德文词”，将Wertgrösse错译为extent of value（直译为价值程度），而英文中extent一词除了量以外，还有程度、范围、长度等多种含义，模糊了原词的意思，极易引起误解，影响了内容与思想的传达（Marx & Engels，1962：230；马克思、恩格斯，1965：267）。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实现精准翻译，要特别注意区分同义词或近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1868 年，马克思在与恩格斯的信件来往时询问恩格斯“你怎样翻译gravel（砾石），以区别于sand（砂）和flint（燧石）？怎样翻译peat（泥炭沼泽），以区别于bog（沼泽）？”（Marx & Engels，1974：131；马克思、恩格斯，1974a：124）。恩格斯在与劳拉的信件中认为，法国社会主义者昂·腊韦（Henri Ravé）“不能领会德文许多同义词的细微差别”，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译本中犯了大部分翻译都会犯的错误：“他只知道一个词属于哪一纲，但不知道属于哪一目，更不知道属于哪一科”（马克思、恩 格斯，1972d：60）。恩格斯在1884年给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的信中批评保尔·拉法格在翻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不查字典，自作主张认为“这个德文词相当于那个法文词”（马克思、恩格斯，1974b：206），不能精准地把握德文和法文词汇的细节差异之处，影响原作的高质量翻译。
（五） 互文互鉴翻译：“必须参照法文版”
互文互鉴翻译注重各语言文化的民族特色和比较优势，重视同一语种或者不同语种中各种译本之间的交流互鉴互补作用。发掘不同语言的风格可以使得译本发挥出不同的优势，如恩格斯认为“意大利文远比法文更适合于作者的哲学文风（philosophischen Stil）”（Marx & Engels，1968b：82；马克思、恩格斯，1974c：80），“意大利文比法文机动灵活（Bewegungsfreiheit） 得多”，“法文的确比德文通俗（populärer）得多”（Marx & Engels，1968b：94；马克思、恩格斯，1974c：92）。学界传统上的翻译思想注重研究原作语言与译作语言的互动关系，即译出与译入关系，多局限于“源语-译入语”二元框架内。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翻译思想则同时考察了不同译入语之间的互动关系，延伸到源语-外语-外语，或者母语-非母语-非母语的多元语言文化之间的互动新框架中，丰富了传统的二元翻译思维。恩格斯在论及英译《资本论》时，要求《纽约人民报》的编辑杜埃（Karl Douai）不仅要借鉴德文第二版，还必须参照法文版（马克思、恩格斯，1972c：273）。《资本论》德文第一卷第四版也曾以英文版为根据进行改正（马克思、恩格斯，1972a：39），发挥不同语种在翻译活动中的语言比较优势，使不同语言文化交流互鉴、和谐共生。
三、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化翻译的四项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化翻译规范思想表现在翻译全过程中的翻译权力主导、译者挑选、翻译流程制定、翻译与传播一体化四个方面。
（一）“保留翻译权”：“履行的一种纯法律手段”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维护原著作者的翻译权和传播主体性。恩格斯在给英国女作家玛蒂尔达·贝瑟姆（Matilda Betham）的回信中，明确反对她提出马上发表《资本论》节译本，称“我保留有翻译权（das Übersetzungsrecht vorbehalten），而且在德国和英国之间有版权协定。因此，未经我事先准许，我当然要阻止任何这类删节本的发行”（Marx & Engels，1966：146；马克思、恩格斯，1972c：139）。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原作作者有权挑选合适的译者翻译原作。恩格斯嘱咐马克思，称：“可以在你书上注明，翻译权归你所有（das Recht der Übersetzung reservieren）。这样做，至少可以防止哪个蠢驴或狡诈之徒糟蹋你的书。况且，这是人人都可以毫不客气地履行的一种纯法律手段”（Marx & Engels，1978：396；马克思、恩格斯，1972b：379）。上述德文中Übersetzungsrecht意思为翻译权。
（二）选拔政治可靠的优秀译者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译者的政治立场和党派属性，政治可靠、德才兼备是选拔译员的基本准则。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在谈到马克思经典文献对外翻译时称，译者作为参与著作实际写作过程中的读者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这是因为他们会把政治倾向带到著作中，并通过著作构建自己的政治立场（Carver，1998：149）。若译者站在与原作相对立的立场上，则必然会损害原作的政策意义和政治权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政治可靠的译者须具备两种素质：
一是译者必须政治忠诚。马克思起初同意第一国际会员埃·勒克律（Jean-Jacques-Elisée Reclus）作为《资本论》法译本译者的身份，但当得知他是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支配的巴枯宁的社会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时，便立刻取消了他的译者资格（单继刚，2005：32）。尽管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要求译者一定是党内人员。1876年，马克思希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威廉·白拉克（Wilhelm Bracke）为《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物色一个职业翻译，而这本书的受众对象并非只有工人读者，因此他认为“如果一定要在写作人才不多的党内物色译者，就是说，预先就从译者必须是党员这一原则出发，这是毫无意义的”（马克思、恩格斯，1972c：205）。
二是反对将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强加到原作中。1844 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青年黑格尔分子埃德加尔（Edgar Bauer）进行了严厉批判，他们认为“沉醉在法国革命的回忆中的批判的蒲鲁东将法语革命化”，把un fait physique（物质界的事实）译作“物理学的事实”，而把un fait intellectuel（精神生活的事实）译作“智慧的事实”，“他这样一方面把自然科学捧到九天之上，那么另一方面，由于他否认自然科学中有智慧，由于他把智慧的事实同物理学的事实截然分开，也就把自然科学贬到九地之下了”；同时“他也就使心理学和逻辑学的一切进一步的探讨成了多余的事情”（Marx & Engels，1962a：31；马克思、恩格斯，1957：37）。如此一来，原文的政治批判含义被进一步扭曲，也就无从谈及对原文经典性的还原了。
（三）采取科学、严密的翻译流程和工序：“试译”、“分头译”、“审校”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翻译过程中的“试译”、“合译”（即协商合作翻译和分工协助翻译）和“审译”，这体现出翻译流程鲜明的科学性与严密性。
试译是马克思恩格斯长期秉持的重要的经典化翻译策略。马克思恩格斯曾要求赛姆·穆尔、艾威林（Edward Aveling）、劳拉、魏德迈（Otto Weydemeyer）、腊韦、格龙齐希（Julius Grunzig）、 伊佐尔德·库尔茨（Isolde Kurz）等译员进行严格的译前试译测试工作，以此挑选和确定最优秀的译者承担文献翻译工作。
为了实现政治著作的经典化翻译，马克思恩格斯注重发挥翻译团队的作用和译者个人的比较优势，绝不依靠单个译者个人力量完成所有工作，而是鼓励具有不同优势的译者分工协作，合力推动翻译过程的经典化进程。恩格斯将《资本论》英文版的翻译委托给不同的译者：赛姆·穆尔从头译起译到127页，其中最难的22-44页则“各自分头译，然后再进行比较……第八章我们将给艾威林试译（versuchen）”，其余的则让劳拉随便选择（Marx & Engels，1979： 138； 马 克 思、恩格斯，1974b：140-141）
马克思恩格斯集原作作者和译作译审于一身，设置了严格的译后审校和出版审校流程，这是对传统翻译实践和思想的极大发展。在翻译流程中加入审校环节，形成对翻译质量的全流程把控，以最终实现译作对原作特质和精神的完美再现。
（四）译传一体，高度融合：“促使共产主义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定期分册出版”“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手中”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经典化翻译思想中给传统的“翻译”赋予了三个新内涵，即翻译是语言传播媒介和传播活动、在翻译过程中全面导入国际传播意识、翻译过程与传播过程实现双向良好互动。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翻译过程与传播过程之间的互动互补关系，特别是翻译环节与报刊、出版社、受众等传播环节之间保持有效对接和相互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政治翻译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传播意义。1885 年恩格斯对德国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贝克尔（Johann Becker）说，自己“要校阅大量的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和丹麦文的译稿”，但这种忙碌恰恰证明了“我们的共产主义现在在国际上得到了多么广泛的传播”，还表示“如果能促使共产主义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总是令人高兴的”（马克思、恩格斯，1974b：392）。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化翻译思想延伸传统的翻译过程，把译文发表和出版作为翻译全过程的重要环节。他们选择将出色的译作发表在《社会思想报》等意识形态鲜明的优秀报刊上，以稳定受众群体。避免因恶意出版而流失受众。1891 年恩格斯在与劳拉的通信中指出，修改腊韦的译文会给她“提供一个为出版商译书的机会”（马克思、恩格斯，1972d：126），这样，她的辛勤劳动也会有成果了，这说明合适的出版商在翻译传播过程中能发挥关键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实现经典化传播，坚决支持将经典著作分册翻译出版。1872年，马克思在与《资本论》法文版出版人莫里斯·拉沙特尔（Maurice Lachâtre）的信中十分赞同他“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的译本”，认为《资本论》这样出版“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手中”（Marx & Engels，1968a：31；马克思、恩格斯，1972a：26）。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译作的高质量出版，坚决避免因语法、修辞等外在错误影响读者对思想内容的接受。恩格斯痛恨“文理不通的译文，反对出版语文水平低、质量差的译本”（林放，1983：30）。1883 年，恩格斯对第一国际美国支部的组织者魏德迈的翻译质量极为担忧：“魏德迈现在懂英文了吗？他过去的译作无论在语法上（grammatikalisch）或修辞上（stilistisch）都是根本不够出版水平（undruckbar）的”（Marx & Engels，1979：17；马克思、恩格斯，1974b：16）。
四、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化翻译的八大策略
马克思恩格斯以下八大经典化翻译策略源于其几十年的翻译实践体验和译文审校经历，体现出突出的实践性和系统性。
（一）注重“试译”
经笔者考证统计，马克思恩格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讨论翻译时，约有13次提到“试译”（versuchen），该德语词有“尝试”之意。其对于试译质量高的译者给予充分肯定，还提出建议，进一步帮助其完善试译稿。1883年，恩格斯在看了第一国际会员赛姆·穆尔《资本论》第一卷英译试译稿后，向劳拉赞叹穆尔的工作，并称只是开头部分的术语译得不够准确，但很容易改正，他能“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马克思恩格斯，1974b：64）。尽管刚开始译的不令人满意，恩格斯虽表达了对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马克思幼女艾琳娜之夫艾威林目前的试译信心不大”（同上，1974b：141），但在交予他试译几页并予以更正改进后，恩格斯最终让艾威林和穆尔成为《资本论》第一卷首个英译本的译者。
（二）注重译审
马克思恩格斯在翻译和出版过程中高度重视译稿的校对和审定工作，严格把好质量关。经笔者考证，马克思恩格斯在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讨论翻译问题时，有50多次提到“审校”、“校对”，“校订”议题，涉及德语词汇有die Revision、kontrollieren、Korrecktur、durchsehen等。1885年，恩格斯曾在与劳拉的信中说：“我担负的校对（Korrekturbogen）、校订（Durchsichten）、写序（Vorworten）等等工作太多，因此还没有时间认真看你的《（共产党）宣言》译稿”（Marx & Engels，1979：361；马克思恩格斯，1974b：354）。1886年恩格斯表示在《资本论》英译完成后会严格审查译稿并用铅笔写上意见，再退换给译者，协商解决有争论的问题；随后他再从文体和技术角度查看是否可以付印，并检查引文是否正确（马克思恩格斯，1974b：464）。
（三）注重“倒译”
倒译，原文德语为 zurückübersetze，即为“回译”之意，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化翻译思想中连接原作者和读者的纽带。1895年恩格斯致信保尔·拉法格，称保尔这样“优秀的法国文体家”却经常用德文出版东西，而恩格斯本人会把保尔著作的译文在心里暗自倒译（Ihren Übersetzer in Gedanken zurückübersetze），并称这样“常常感到某些真正的法语”（Marx & Engels，1968b：413；马克思、恩格斯，1974c：391），凭借这种方法来品味原作者保尔·拉法格的作品。
（四）注重“改写”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要求译文要忠实于原作思想与风格，但并不反对译者为达到经典化传播效果进行必要的改写。1887年，恩格斯考虑到美国工人运动实践的落后与理论的不成熟，建议美国社会主义者威士涅威茨基夫人（Florence Kelly-Wischnewetzky）把“《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地方改写成若干通俗小册子（kleinen Broschüren populär zu verarbeiten）”（Marx & Engels，1979：624；马克思、恩格斯，1974b：610-611），以便于美国人理解接受，扩大受众面。1890 年，恩格斯在谈到政治诗歌的翻译问题时，建议劳拉“应当保持原文的韵律，否则干脆像法国人那样，就把他改写成散文”（马克思、恩格斯，1971b：329-330）。
（五）注重重译
“重译”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化翻译的重要策略，是指文献再版时的重新翻译工作，旨在修正和优化原有译本。1852年，恩格斯在与马克思的信中表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皮佩尔（Wilhelm Pieper）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一章的英译文中碰到有点困难的地方总是照字面译，迫使恩格斯把这些地方“毫无例外地重新翻译一遍”（ohne Ausnahme neu übersetzen muß）（Marx & Engels，1963：135；马克思、恩格斯，1973a：134）。
（六）注重“转译”
“转译”此处指一种不以源语文本为翻译蓝本，而以其他语种译本为蓝本的翻译策略。马克思恩格斯对转译法极为慎重，甚至提出近乎苛刻的要求，要注意选择何种语种译本为蓝本，而忠于原作始终是上乘译作的基本标准。1888年，恩格斯在谈到《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原文本为法文）的英译问题时，指出艾威林对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译本不甚满意，因为威士涅威茨基夫人“是从德文转译的，而我们是根据原文修改的”（马克思、恩格斯，1971b：56）。 但马克思恩格斯尊重其他语种优秀译本特有的经典特性和参考价值，认为适当地采用转译法有助于实现原作经典化翻译传播。1886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指出，德文第三版根据1873年法文版做了相当多的修改和补充，英文版以德文第三版为基础，其中“大多数有疑难问题的句子，我们也参考了法文本”。由此可知，法译本凭借其独立的科学价值，使英译本能够通过转译在一定程度上借鉴法译本（马克思、恩格斯，2009：32）。
（七）注重省译
马克思恩格斯对原作的经典再现并不排斥翻译过程中对原作做出必要的合理删减。1872年，为适应国际传播现实需求，恩格斯建议第二国际创始人之一的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对《文字和书法史》进行较大修 改，“删去（wegfallen）引言中所有多余的话，去掉（wegfallen）完全不适当的关于中国书籍的冗长论述”（Marx & Engels，1976：482；马克思、恩格斯，1973b：483）。但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有违原文精神实质的随意删减。马克思曾于 1870年批驳《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法文第一版中的“省译”现象，称里面充满故意歪曲的错误，“他们删去了所有他们不喜欢的地方”（同上，1974a：659）。
（八） 注重增译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化翻译思想始终强调以受众可接受为导向，可以在译文中增添原文所没有的内容以便于读者理解，除了在译文正文中增加新内容外，还会添加注释、评注等。1869 年，马克思建议保尔和劳拉关于“Verwertung”（价值增殖）一词给法国读者加个注释，以便理解（马克思、恩格斯，1974a：623）。1875 年，马克思校正《资本论》法文版后在德文第二版中增加了“一些补充的历史材料或统计材料”和“一些批判性评注”（马克思、恩格斯，1972a：29）。马克思恩格斯也会在著作出版时以序、跋等形式对文本内容进行概括和补充解释，以帮助受众理解。
五、结语
本文以马克思恩格斯外文原典为蓝本，考释其翻译实践和思想的原创性话语和论述，系统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化翻译思想体系。该思想由经典化翻译标准、翻译原则、翻译制度和翻译策略四部分构成。该思想秉持“译-传”一体化发展，不仅强调对原作内容与风格的忠实等效，而且重视以受众可接受性为导向，既主张译者主体性，又重视贴近读者的分众化翻译，强调译本的独立科学价值。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化翻译思想体现了一种鲜明的“构-译 -传”三维互动和一体化特色，即并非孤立地看待政治翻译过程，而是动态性地将其植入到政治话语构建过程和政治话语传播过程之中。
当前，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和大国外交话语权构建正处于关键时期，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代表的中央文献的翻译传播是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根本遵循和实践平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化翻译思想和实践对中央政治文献的翻译传播及成为世界经典作品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作用：一是译者要坚持国家站位和政治忠诚；二是在动态优化过程中实现中央文献译作经典化；三是以翻译为手段、传播效果为目标，“构-译-传”三位一体（杨明星、周安祺，2021：19），最终实现“政治等效”（杨明星，2021：8）；四是加强中央文献的多语种、区域化、地缘性和国别性分众化翻译传播。应将中央文献经典化翻译作为重要使命，更好地向国际社会精准传播中国理念，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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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明星，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外交话语学、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翻译理论。
张雨，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外交话语、外事外交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翻译思想。
作者电子信箱 staryang66@ aliyun.com；1119346591@qq.com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core discourses of Marx and Engels’ canoniza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oughts
By YANG Mingxing & ZHANG Yu(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original foreign classics of Marx and Engels, 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explores the main content and core discourses of Marx and Engels’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oughts on canonization. The thoughts can mainly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 implementing a dynamic translation process, which means that the translation reproduces the canonization of the original, surpasses the original in canonization, and makes the original more canonized; second, following the five translation principles of vitality equivalence, style reproduction, demassified translation, high-precision transla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a number of translated texts; third, establishing four translation systems of mastering the right of translation and subjectivity, selecting politically reliable and excellent translators, implementing a scientific and rigorous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integrating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e eigh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clude trial translation, proofreading, back translation, rewriting, retranslation, transfer translation, omission, and addition. Marx and Engel’s canonization translation thoughts originated from their rich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systematic exploration of translation theory. Their thoughts ar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
Keywords: Marx and Engels; canoniza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oughts; integrating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demassified transla-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system
全文详见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3uoqIhG8C44YLTlOAiTRKu87-SJxoEJu6LL9TJzd50mTq0dzZau55zEi2LwTsyan7jfqhzm073rRAFHYJ2kusiYU53p8VWcm&uniplatform=NZK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