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德克萨斯大学Barry Brummett教授应邀来

我院做系列学术报告

为促进郑州大学外语学院与国外知名大学及研究机构之间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开阔我院教师及研究生的学术视野，提升我院教师的科研水平，推动外语专业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应外语学院和西方修辞与传播研究中心邀请，美国著名修辞学家、传媒文化专家，德克萨斯大学传播学系主任Barry Brummett教授于2017年10月10-17日莅临郑州大学外语学院，举办了第一期肯尼斯·博克修辞思想研习班。

10月10号下午，Barry Brummett教授报告的题目是“Lecture On Kenneth Burke：General Principle”。教授主要对伯克的思想产生背景和戏剧“五位一体”五要素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二十世纪是伯克思想产生的一个重要时期，共产主义的兴起，世界一战、二战的爆发，美国经济大萧条，物理科学进步等社会政治科学的巨大改变，构成了催发伯克思想的重大时代因素。教授指出伯克的著作几乎跨越了整个二十世纪，不能简单的用一种理论或方法定义伯克，但我们可以从伯克的语言观中看出个体使用的语言实际上就是其思维动机的反映，分析方法也应基于语言。但伯克著作中经常会出现连本族语者都很少使用和不熟悉的表达方式，因此对读者来说非常难懂甚至晦涩。那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读懂伯克呢？教授给我们提了几点建议，第一，应学会辨认以不同形式出现但传达一致思想的表达方式，找到对自己有用的部分；第二，在阅读过程中遇到不能理解的部分直接跳过，直到找到能看懂的部分阅读，这时再回过头来阅读会发现容易很多；最后，教授指出我们在阅读中要善于把伯克的思想运用到我们的生活经验中才能更好的理解伯克。在讲座的后半部分，Barry教授主要介绍了伯克戏剧主义分析方法“五位一体（Pentad）”的五要素。五要素包括场景（scene）、动作者（actor）、行为（action）、手段（agency）和目的（purpose），教授指出语言蕴含了说话人的态度、价值、情感、动机等因素，能够反映说话人的行为倾向，而这五要素也蕴含在语言之中，通过对语言中五要素或五要素关系比（ratio）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修辞者的行为动机，看出其背后的真实意图。在介绍过程中教授对每个要素的定义做了详尽解释并采用贴合的例子进一步阐述。最后，教授给出四个问题并把每个要素都应用其中，对五要素之间的不同做了生动明晰的区分。

10月12日下午，Barry Brummet教授报告的题目是“Discussion of Counter-Statement”。讲座期间教授用轻松幽默的话语营造了一个愉悦的氛围。报告以counter-statement这本书展开，主要讨论“形式（form）”和“同源（homology）”两个概念。首先，他抛出问题引出“形式”这个概念：形式是文本与受众之间的一种关系，它不仅仅存在于文本中。紧接着以“罗密欧与朱丽叶”，“红色手推车”，以及一首短歌歌词，生动形象地论证了文本形式与现实生活中的形式如何相匹配，并阐释了当两者相匹配时所产生的修辞效果。如：诠释某种情境，有助于受众对某种情境的接受，修正某种情境。随后提出形式在不同的文本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以“基督神话”为例。进而引出另一个概念“同源（homology）”，这个概念被广泛用于生物学，神话，民间故事，并以“鬼屋故事”为例，从文本中，电影院以及生活经验三个角度详细阐释时空错位这种形式，进一步加深了师生们对形式的理解。在本次讲座中，教授以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运用大量生动鲜活的例子，例如：机场安检，宗教场合，研究生入学等情形，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下解释了伯克晦涩的理论，赢得阵阵掌声，激发了师生们对修辞的兴趣。

10月13日下午，Barry Brummett 教授报告的题目是“How to Detect Rhetorical Form”。本次讲座的内容主要围绕伯克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一书展开，分为宏观和微观两部分。宏观上， 教授主要对伯克在书中提出的宏观形式──“罪恶感与赎罪”进行解读。首先，教授解释了伯克理论中的“等级”概念。对等级原则和规定的违反，往往使人产生罪恶感。在消除这些罪恶感之后，才能建立新的等级。接着，教授介绍了四种消除罪恶感的方法：Transcendence（把这个行动看作是无罪的）、Mortification（通过认罪、忏悔、与他人和解三种方式直面自己的罪恶）、Tragedy（从他人身上找到自己罪恶的象征，攻击其“罪恶”）、Comedy（从他人身上找到自己罪恶的象征，视其为荒谬的、愚笨的，看作一种错误），同时结合生活经验，用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和喜剧电视节目等例子对这四种方法进行深入的阐述。微观上，教授详细阐释了对文本内部微观形式的识别方法。教授指出，一个特定文本不仅在整体上具有一定形式，文本内部也会有能创造修辞效果的形式。在分析某一文本的文字和图片如何向观众传递意义时，可以从三个问题入手：what goes with what（组合和对等）、what is against what（对立、缺失、异常组合）、what leads to what（转化、关键标志）。在一个文本中，这些方式并不总是单独出现，往往是两种或多种同时出现。最后，教授以摩托车、汽车、果汁、地板砖等多个广告的广告图片为例生动直观地示范了对文本内部微观形式的识别方法。整场讲座，教授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地阐释和解读了伯克晦涩深奥的修辞理论，加深了师生们对伯克修辞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10月16日下午，Barry Brummett教授报告的题目是“Formal Analysis of Some Texts”。本次讲座围绕两个话题进行，第一：使用心理捷径方式：快速说服的策略。第二：美国文化和生活的不幸复苏。教授首先探讨了心理捷径说服策略的四个固定动作模式和局限性(limitations); 然后探讨分析了不幸的复活的同源性（homology）。心理捷径说服策略的四个固定动作模式分别是对比原则(the contrast principle: door in the face)、一致性原则(the consistency principle: foot in the door)、互惠原则(the reciprocity principle: the gift)和稀缺原则(the scarcity principle: last chance)，四种模式对应四种触发机制。就对比原则而言，差异会显现出比他们真正的差异更大的差异。就一致性原则而言，我们后来的行动/承诺(commitments)要与以前的一致。就互惠原则而言，当别人送给我们东西时，我们会觉得必须也要送给别人东西作为回礼。就稀缺原则而言，意味着少的时间、少的数量和少的机会。在第二个话题中，教授分析了在美国生活和话语中，我们有许多经验和文字的特点是“你不能让一个坏人失望”。教授通过电影《速度与激情》阐述了“the bad resurrection in American life and culture”。最后教授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方便我们对此进一步的研究。比如我们还能从哪些方面看到不幸的复苏？在解决不幸的复苏方面，文本会给人们怎样的意见等等。

10月17日下午，Barry Brummett教授报告的题目是“A Survey of Some Methods of Recent American Rhetorical Criticism”。教授从修辞批评的概念，它的构成以及目的讲起。对这个话题的阐述，教授认为修辞批评是对文本劝说功效产生作用的解读。修辞批评就是一种方法，其目的有两种：直接目的(immediate purpose)与大目的(larger purpose)。教授用“钓鱼”的例子来解释批评方法是用以阐释思想的，不是为了证明。他说我们使用鱼竿钓鱼，即使没有钓到鱼我们也不会把鱼竿丢掉。其次，Barry教授讲解了修辞的传统。几百年来，修辞被认为是一种过程, 发言人或作家创建一种文本能够给真实的、既定的听者、读者产生影响。Barry教授讲解二十世纪以来的各种变化，文化背景的变化是的公众劝说成为可能。现在社会，听众可以通过各种社会媒体获得不同的文本，这也使得修辞完全成为以文本为中心。批评家的责任变成了解释文本的对听众的潜在影响。而后，教授又讲了三种以语言为中心的批评法。第一，隐喻批评，以美国总统奥巴马2008年的就职演说为例，解释说明隐喻批评。第二，叙事批评，教授引入了一些故事性的概念帮助理解叙事批评。第三，精神分析批评，教授将这一方法与人们的想象、渴望和压抑联系在了一起。最后，Barry教授列举了其他几种批评法。以心理学为中心的方法(psychologically-centered method)，如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cism )、酷儿理论匹配(queer theory criticism)。以社会为中心的方法(socially-centered methods)，如文类批评(genre/generic criticism)、社会运动批评(social movements criticism)。

每场报告结束后，师生们都对Barry Brummett教授的精彩报告报以热烈的掌声，随后教授与师生展开互动，进行了深刻的学术交流并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一耐心解答，每场报告的主持人都做了精彩的总结，并对教授的精彩讲座表示感谢。

（供稿：李炜炜、王欣欣、张会会、王园园、牛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