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峙：央广一梦二十年

李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人、双语主持人
主持文艺之声《李峙的不老歌》、中国之声《千里共良宵》

经常做同一个梦。梦到做了超市播音员，白天播促销信息寻人启事，晚上卸货搬砖。
这也是小时候的一个梦。
生长在成都，一个完全不讲普通话的地方。随便甩出一个词，比如“10:44”，基本就能撂倒大半个城市。想做电台主持人，但又自知不现实。仔细观察之后，发现除了主持人还有两个行当是可以讲普通话的：一个是公交车售票员，一个是超市播音员。
公交车售票员只能报站，最多加两句“上车后请往里走里面人少车空”。超市播音员就不一样了：白菜降价鸡蛋打折张大妈和孙子走散了王大姐在收银台等李大哥，全都是说话的机会。搞不好还可以夹带几首自己喜欢的歌，播给几…… 听。
这简直是四川盆地里最好的差事。

后来跟着大人听广播，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是什么内容记不清了，就记得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八个铿锵有力的大字震呆了。捂面给妈妈说我想去这个地方做主持人，妈妈特认真地说她儿子一定可以。
白日梦归白日梦，还是做超市播音员更靠谱。为了这个目标，开始成天听中央台学普通话。其实，小小年纪，哪里听得懂那些国家大事，就是简单粗暴地学说话。经常趁月黑风高四下无人时，把书卷成话筒状，提着嗓门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呼二十遍都觉得不过瘾。

上中学，广播站招新，这简直就是通向超市播音员之梦的康庄大道！报名，考试，进了。每周一天，抱着一堆磁带去广播站。为了省电池，磁带都是用笔转到差不多的地方，然后再用随身听掐好点。广播站位于政教处办公室用木板隔出的一个小角落里，经常正深情吟诵着，背景里就出现了“你怎么又翻墙出去买麻辣烫”之类的声音。
电台里的节目都有片花，我也想整一个。一支铁丝张牙舞爪还经常漏电的话筒，两台主业是播英语听力的收录机。话筒对着这台录一段音乐，然后迅速插两句话，再对着那台录一段音乐。与此同时，再给第一台换磁带。循环几个回合，虽然忙得披头散发，但片花总算是成了。
片花第一次播出，装神弄鬼地让小伙伴们去阳台“透透气”。可能因为喇叭音质实在太差，也可能是变声期的声音有点拧巴。他们中的大多数完全无动于衷，继续讨论着今天放学去吃哪家的冒菜。最走心的一个评价就是：这个女生的声音还可以。

高中，知道了播音主持这个专业，战战兢兢地向大人们表达了想学这个的愿望。但在大人们眼中，一个男孩子，花四年时间，就学说话，完全是花拳绣腿不务正业呵呵哒。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三姑或者六婆，说，“你咋不去学织毛衣喃？”
我没好意思去学织毛衣，也没够胆量去学播音。高考，第一志愿填了大人们一致五星好评的法学专业。结果，哦豁~没学成我想学的播音，也没学成大人们想让我学的法学。四年时间，还是用来学说话了，学说“外国话”。还好，“外国话”我也爱。

进大学，还是贼心不死。广播站招新，报名，考试。然后，第一轮就被刷了。学校不是传媒方面的院校，专业是英语，现在又连广播站都没进，有点慌了：难道做广播这事儿真是此生无缘只能来世再续？
我妈一直自责，觉得如果当时她再坚定一点，不管三姑六婆七大姑八大姨的声音，就让我学播音主持，也许现在就是另一番天地了。其实根本不怪她，是我自己太闷骚，把喜欢藏得太深。又太听话，大人们说往东我绝对不会往东南。可能也是经过长时间的挠墙思考，我妈给我一个建议：给广播站主管老师写一封信，告诉他自己有多爱广播，并且也具备一定做广播的能力，只是考试中由于种种原因失误了。
这一次，我没听话。血气方刚的年纪，认为这是走后门，不磊落。我妈连续几天给我打电话，说服我这不是走后门，只是努力一试。最后，试了，又哦豁了。整整一年，没有任何消息。
大二，从市区回学校的公交车上，被挤得像照片一样，手机响。是广播站的那位老师，他邀请我加！入！广！播！站！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就记得马上从下一站滚下车，给爸妈打了个锣鼓喧天的电话。
很多年以后才知道，那天妈一整晚没睡着，反复跟爸确认“儿子真的进广播站了？”也是从那以后，在大部分事情上爸妈都尊重我的选择，并且努力改变我隐忍的性格：喜欢的就要表达要争取，要尽量让自己快乐。

广播站是大学校园里快乐最多的地点。主管老师叫“头儿”，号“阳光老男人”，一位特别“不像老师”的老师。他在制定规则之后就任由我们“野蛮生长”：爱播新闻的播新闻，想做音乐的做音乐。虽然我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里潜心修炼十余年，但在北方，普通话还是完全没有优势。当我试图让自己更“字正腔圆”时，头儿第一时间赶来泼冷水：“你这声音不适合播新闻。你就放松点，好好说话，做你自己！”
做自己果然有用。大约一年之后，据说就总有人在我的节目时间守在路灯柱底下听广播，还经常有姑娘用播寻物启事等借口跑来广播站看这个男的长什么样。现在说的话放的歌，理论上能被好几万人听到，已经远远超越了超市播音员的辐射能力。骑着车从广播站回宿舍的路上，经常一个人傻笑。
临近毕业，最高理想是进市台或者省台。又是那个神奇的阳光老男人，居然给我说有机会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第一反应是“你逗我玩儿吧”，然后开始写简历做样带。去著名的八宝山面试时，我那身比自己大两个号的西装完全就是搞笑买家秀。在门口拍了一大堆游客照，准备拿回去跟班上同学嘚瑟：看！这就是我们成天听的CRI！
后来，CRI不仅收留了我，还满足了我当时所有的职业幻想：双语主持人。梦想实现，专业没丢，这简直是全宇宙最好的差事。

北京，懵懵懂懂地就来了。那时有用不完的力气，每天四小时直播，还觉得可以再来点儿。那时身边有一群可爱的大哥大姐，用最温柔的方式，包容着我的所有不专业和不职业。
    真武庙，来过两次。
第一次我到了，但缘分未到。那些日子和自己想象了几万次的场景完全不同。经常坐末班地铁，从复兴门下车，在复兴门桥上看着这栋辉煌的大楼，像个肃穆的宫殿。所有的梦想就是：在这栋楼里，能让我说话。
做完梦，回台里，在地下室的小隔间找到自己的床。其实更像是几块蒙着布的木板，好几次睡到中场床垮了，爬起来拼好接着睡。睡到大约四点，上楼值开播班。那时经常一晚上就睡两三个小时，却总感觉夜特别长。一觉中间会醒很多次，生怕睡过误事。

第二次来，是2014年的事了。
在这之前，用癫狂般的热情对待广播。像害怕再次失去的恋人，紧紧抱住，不肯松开。使出浑身力气，让《李峙的不老歌》在全国几十个城市上空响起。最夸张的时候，同一个时段，五家电台在播我的节目，内容还都不一样。经常有人说，这年头谁还听广播啊，干嘛那么拼？我不管，“行业”很大，“我”很小。广播再“夕阳”，也比我长寿。
运气好，又赶上互联网音频的开山之年，作为第一批拓荒主播入驻了国内所有音频和音乐平台。那几年，经常有大学同学出差到某个城市，打车，师傅在听我；小学老师下载了一个软件，打开，首页又是我。用听友们的话说，《李峙的不老歌》就是广播里的成都小吃。
其实我还是想进“俏江南”，这是个执念。

2014年5月，第一次在文艺之声直播。我说我紧张，同事们说别装，都半老司机了。我是真紧张，呼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八个铿锵有力的大字时，特想哭。这一次，我用的不是卷成圆柱状的书，而是中央台直播间的话筒。
这一次，在这栋楼里，不仅可以说话，还可以放松地做自己。
文艺之声办公室可能是真武庙地区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但它却有着最能让人快乐的空气。“领队”是资深文青。在我长痘的年纪，经常听着她的声音睡过去。而在我长肉的年纪，居然可以面对面地跟她聊科恩新专辑或者郁冬去了哪里。同事们都是各个文艺领域的大拿，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家“没大没小”地快乐玩耍。每天下午六点之后，晚班的，加班的，一个比一个蛇精病。我的逗13潜质也在这里被充分开发，同事们都说以前完全想象不出节目里人模人样的音乐DJ，生活中居然是这样的疯子。

和我一样“疯”的，还有听我节目的他们。
我曾以为自己做的只是一档音乐节目。后来才发现，我已通过声音的方式，陪伴甚至参与了他们的人生：以前只听夜店舞曲的潮男潮女，因为上了我这艘老船，竟然爱上了许美静和胡德夫；在毕业季举棋不定的同学，在我不经意的几句话里找到了答案。再来听节目时，已是神采飞扬的老师；相隔几千里的男女，通过节目结识，从陌生人变成网友，从网友变成夫妻。
与此同时，这帮可爱的家伙也在用“疯狂”又温暖的方式回应着这个声音：我咽炎犯了，节目里的声音有些奇怪。下节目出台，门口就有人拿着大包小包的护嗓药；我生日，他们提前近一年开始策划。让一个本子漂过全国几十个城市，上面写满和节目的故事；做落地活动，问大家是从哪儿过来的。本以为是三里屯五棵松八王坟，结果是浙江广东甚至海南。

《李峙的不老歌》在文艺之声唱了两年之后，对广播，又有了新的念想：《千里共良宵》，那串声音里有我对北京最初的想象。
2016年6月，第一次在中国之声直播。已经做了快十年的广播，还是紧张，是真紧张。我爸第一次在成都用收音机听到了我的声音，我妈，已经住在天上快九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