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中国的软实力
杨佳 中科院研究生院
2009年7月4日，在全国高校学生“我爱我的祖国”主题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启动仪式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讲话中说，“艰辛知人生，实践长才干。我们的民族是在历史的磨难中不断战胜艰难困苦而发展进步的，一代又一代优秀青年也是在迎接挑战、超越局限中成长为栋梁之才的。昨天，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参加第四次全国自强模范暨扶残助残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的500名代表。我深为这些自强模范的事迹所感动。……特别是中科院的教授杨佳的事迹让我非常感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出的责任、自信、乐观、奉献和知难而进、自强不息的精神，必将激励更多年轻人。”
2000年，我考入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世界排名第一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成为哈佛大学建校300多年来第一位获MPA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师从于院长、全球化权威、《软实力》一书的作者约瑟夫?奈。
2001年6月7日，在肯尼迪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当我从约瑟夫?奈博士手中接过证书时，他对我说：“祝贺你，佳，你是中国的软实力！”顿时，全场几千名师生自发起立，为我，为哈佛大学建校300多年以来第一位获MPA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鼓掌欢呼……
中国科学院青联的会标是一名勇敢的冲浪者。岁月的长河、时代的大浪，承载着我的人生，我见证着时代浪潮的日益汹涌澎湃。
1985年：走进科学家的摇篮
大学毕业即留校。当时，学校有个土政策：必须工作满三年后方可允许考研究生。
只得在郑大任教三年后才报考研究生。我锁定了我国唯一的一所独立的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圆了自己多年的梦。
上中学时，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就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让我对科学有了一种无限的崇敬；上大学时，我夏天最喜欢穿的一件的确良花衬衫上洒满了五颜六色的碎方块图案，白色底子上飞扬着活泼、漂亮的英文花体字“spring of science”（科学的春天）。我向往中国科学院，渴望接触大科学家。
李佩、肖朝良、于振中教授是我的导师。想当年，研究生院很简陋，没有像样的图书馆，没有像样的教学大楼，有的只是“板房”；没有像样的教科书，开学第一天发的教材都是个大厚纸卷儿，一看就是油印滚子一推而就的；没有田径场，你想跑步吗？那就上马路吧，……
如今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现代化的玉泉路、中关村、雁栖湖三大园区。
坐落于北京国际雕塑公园对面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园区，教学楼、宿舍楼、办公楼、综合楼错落有致的排列在绿草如茵的校园里。再也不是当年我读研究生时的那个“袖珍”小院儿了！
科学院研究生院如一块磁石，深深吸引着我。1988年我研究生毕业。分配时，我三个志愿全填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我热爱这里的学术氛围，热爱这里的创新火花和专业多样性，热爱这里的学生们的独立思维能力和学习积极性，就连在食堂吃饭时他们都在说英语!
我一毕业就随李佩先生参加了在北大“芍园”进行的李政道发起的中美联合物理博士生培养项目的考试阅卷工作，领略到了“全球化进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这句话的意义，又一次领略到了中国学生的实力。
20多年后的今天，我依旧认为这里的学生堪称一流，他们的成长与天赋令人难忘。第一任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秘书、香港驻京办主任、香港卫生与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聂德权先生曾这样写道：“我太喜欢与贵班学生交流了。他们问的问题可真不少，问得有水平、有思想、有意思”。 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法学家吴志攀教授看了我班学生关于“Rule of Law Story”的作业，赞不绝口，写道：“让我没想到的是理科的研究生想象力竟如此丰富! 理解得非常好。我给哲学系的老师看过，这位老师是系主任，也是从西方留学回来的博士。您的学生非常聪明，而且英文写得也很好… …”这就是我的学生，他们非常优秀，他们是国家的栋梁。
1992年：朦胧过后，又找到了光明
1992年春天，我眼前的世界变得朦胧起来……医生的诊断是：视神经病变，失明将不可逆转！
我无法接受这一严酷的现实，尝试中、西医的各种治疗，但都无济于事。眼前的世界由雾蒙蒙到白花花，视野也变得越来越窄，就像舞台的大幕徐徐向中间靠拢……终于，在一个早晨，我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片漆黑。那年我29岁。
随之而来的还有婚姻的破裂。我感到了做残疾人的艰难。一次，坐公共汽车，人家提醒我：哎，那儿有个座！我却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拼命想：她说的“那儿”到底是哪儿呢？再想，一个生活中连“这儿”、“那儿”都分不清的人，她生命的位置又在哪里呢？
我苦苦思索，我该怎么办？是在孤寂中沉沦！还是在困境中重生。我别无选择：只有面对现实，选择坚强，从头再来。于是，我像个孩子，在父母的帮助下，学穿衣、学吃饭、学走路。
不能看书，我就听书，录音机用坏了一台又一台；不能写字，我就学盲文。可是，30岁的我，连盲校都不收了，只能靠自学，从ABC开始摸起。用手指摸来代替眼睛看实在是太难了！就连一个简单的英文单词cabbage，我用手足足摸了一个小时——每个字母c-a-b-b-a-g-e摸得清清楚楚，就是不解其义。我堂堂一个英语教授尽然不知道“大白菜”这个词！过去，我可是一目十行啊！
人还在，心不死。我还想教书。可是，重返讲台谈何容易。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行路难。“爸爸给你当拐杖！” 就这样， 失明17年了，六千多个日日夜夜，冬去春来，我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臂，从安定门到玉泉路，坐公交、挤地铁，辗转到教学楼，风雨无阻。
8点前，我就在教室里迎接我的学生们，为了不迟到，我和父亲不到6点就走出家门；我依然写着漂亮的板书，学生们那里知道，我紧贴在黑板上的左手在丈量着尺寸；我采用多媒体教学，学生们也不会知道，操作台触摸屏上我贴上了小块的胶布作记号；我上第一堂课时，总要尽量多的提问，学生们更不会知道那是我在用心记住他们的声音；几周课下来，学生竟不知道他们喜欢的小杨老师是一位什么也看不见的人。作家刘恒在他1999年的报告文学《小杨教书》中写道：“听杨佳老师讲课是一种美的享受”。
我还想写书，我开始尝试最新的电脑语音软件，苦战数月，《研究生英语写作》、《研究生英语阅读》，相继出版并被多所大学定为博士生写作教材，得到了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被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界第一人”的导师李佩先生亲自做序，称“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令人起敬的著作。”
我重新找回了自信。找到了光明。
2000年：新世纪的挑战
那一年，我考入美国著名学府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攻读公共管理硕士（MPA）学位。
和许多同事一样，我为自己能任教于被誉为“中国科学家的摇篮”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而深感自豪。她时时激励着我不断进取。当学校提出要办成国际知名、亚洲一流的高等学府时，我感到特别振奋，很想亲身感受一下什么是世界一流。便萌生了再读一次研究生的念头。我的原则是不读则已，要读就读最好的、要读就读最新的。令我难以忘怀的是，这一想法得到了时任中国科学院人教局局长何岩老师的理解与支持。
2000年，我考上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世界排名第一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在哈佛学习期间，我追随名师，接受最新的观念，学习最新的知识，如我第一个学期就师从于院长约瑟夫·奈，在他讲授的“全球化”课上，提前读到了即将出版的、由他主编的研究成果，书名为《全球化世界的治理》（《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同时，我也在勇敢的面对种种挑战。哈佛的老师上课从不照本宣科——学生全凭笔记，我用学校提供的一台特殊的键盘，每上一门课就按下一个开关键，等同学帮我确认工作键的灯亮了后，我就开始随着教授的讲课熟练地打字，一堂课下来，旁边的同学都说，杨佳的笔记就是一篇完整的讲义。
每次课老师布置的阅读量总不下500页，同学们都叫苦不迭，感觉时间不够用，对我来说，就更不够用了。因为我必须先通过扫描仪把资料一页一页扫进电脑，之后再通过JAWS这种特殊语音软件把内容读出来。这样一折腾，时间全没了，那只有靠拼速度了。我由原来每分钟听200多个英文单词，提速到每分钟听400个英文单词，几乎就是录音机快进时变了调的声音了。就这样，我每天学习到凌晨两三点，不仅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而且还超出学校的规定，比其他同学多学了3门课。
我的论文《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被定为肯尼迪学院的范文。教我“领导艺术课”的是哈佛的顶尖教授、曾在白宫效力于四位美国总统、其中包括克林顿总统的高级政治顾问大卫·哥根教授。他为我破例打了哈佛肯尼迪学院最高分A+，并为我赠书题字，在所著畅销书“权利的见证人：从尼克松到克林顿——领导学之精髓”的扉页上写道：“Jia,you taught us more.”（佳，你教给了我们更多的东西！）在他的最后一课，特意安排我上讲台发言，作为课程结束语。
同学把中国日报一篇“变黑暗为光明”(TURNING DARKNESS INTO LIGHT)的我的专访挂到了哈佛校园网上，结果，“佳，我们的榜样！”、“佳，我们的骄傲！”……网上跟帖不断……
2001年6月7日，在哈佛毕业典礼上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记得当时我非常激动，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令我自豪的是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人是好样的！就像肯尼迪学院负责人在致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的信中描述毕业典礼上那难忘的一幕时所写的：“大家这样做，不仅是对杨佳女士取得的巨大成绩的肯定，更是对她所代表的国家的美好、智慧，以及一系列重要思想的肯定… …”
同年，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在致研究生院党委的信中这样写道：“从《科学时报》读到杨佳同志从哈佛学成归来，非常高兴，并为她坚忍不拔、追求卓越的精神所感动。从她身上我又一次看到当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也曾致函教育部长陈至立，对我“乐观、自信、自强、爱国、敬业”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同时写道：“如有可能，建议过一段，可请她向我们大学的师生作一次报告，可能会是一次生动的人生价值观的教育……”报告受到欢迎，中国教育台应广大观众的要求，四次重播了“杨佳老师报告会”的现场录像。
哈佛学成回国，迎接我的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在院领导的大利支持下，我大胆尝试创新教育，在研究生院、也是在我国，首创了《经济全球化》、《沟通艺术》课程。志愿者工作也是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赛会志愿者制定了NP3S专业服务标准，也荣幸的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同时，我也在积极为校际合作贡献力量，我向哈佛推荐的访问学者有的已经学成回国，正在为我国科学事业发展一展宏图；也促成了肯尼迪学院院长DAVID ELWOOD首次来访我院并现身说法，作了题为“从科技精英到政治精英”的演讲。2006年，哈佛大学校长向我发出邀请，作为哈佛杰出校友，邀请我回哈佛参加校庆。
一个人以何种方式获取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运用所学知识服务社会、报效祖国。我以自己能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尽绵薄之力感到骄傲，更为自己的国家得到世界的肯定而感到自豪。
2008：联合国辩席上的中国人
2008年，我接到一份传真，马上赶赴纽约竞选联合国官员。
2008年10月下旬，我作为全国政协改革开放成就考察团成员在外地视察，中国残联一分传真使我中断行程，从上海火速返京，赶赴纽约竞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专家委员会”委员。我发现自己肩上的担子不轻：41个投票国，23名候选人，只能选出12名委员。根据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规定，这12名首届委员会委员中，一半任期两年，一半任期四年。中国常驻纽约使团的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因为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参与的最艰巨的一次联合国官员竞选。澳大利亚的候选人早在一个月前就天天在联合国总部进行游说了。
能否当选？我是中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个人。在我的身后，是13亿中国人！我微笑着用英语、西班牙语、法语与各缔约国代表热情问候交谈。2008年11月3日下午——在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前一天，联合国正式开始投票。角逐无声而又激烈，一轮、两轮、三轮……我在第一轮就高票胜出。紧接着开始抽签，中国又当选为任期四年的国家。
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给我的贺信中所说，“担任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既是荣誉也是责任”。我应该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为构建和谐世界，促进世界和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这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2009年2月，我赴日内瓦出席该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发现委员会领导层的人选中，世界五大洲，唯独没有亚洲！没有中国！——这种情况将对我国明年的履约非常不利。议程草案中，关于领导者的选拔方式明显与国际惯例不符。无论是在美国人把持的秘书处还是在委员会中，冷战思维明显存在。
我像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激励着，据理力争：“该委员会口口声声在谈人权，哪个国家残疾人最多？中国！哪个洲残疾人最多？亚洲！……”会议议程拖后一天，我用精湛的演讲和勇气赢得了满堂喝彩，得到委员会两次提名，最终当选为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我不辱使命，为中国在国际上又一次赢得了话语权，也更深刻的体会到了科学技术在构建和谐世界进程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感。残疾人是一个对科技服务需求量大、标准高而独特的日益庞大的特殊社会群体。每个国家、每个社区都有残疾人，中国现有8300万残疾人，全球有6.5亿残疾人，直接影响着20多亿人的生活与工作。2008年5月生效的“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在对残疾人的认识上有一大突破——从过去的“救济模式”和“医疗模式”向注重平等参与的“社会模式”转变，责成缔约国将这一新认识落实到政策、法律和实践中去。联合国当前大力推进的这一转变思维模式“paradigm shift”对方便残疾人的各种无障碍建设提出了更高和更明确的要求，预示着全球科技创新的新纪元。当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教授大胆直言：“不是人残疾，而是科技残疾！”时，作为科学春天的一名年轻人，我感到责无旁贷，担任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的建立与科技助残全球化与标准化》科研项目负责人。
结束语
一滴水能映出太阳的光辉。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的话“你是中国的软实力！”言犹在耳。我深知，我立足的大地，是一个处于崛起进程中的大国。我亲历了我国经济“硬实力”的增强，也见证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跃迁，领略到了祖国的“巧实力”。 我追随着历史的脚步一路走来，走过了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也走过了人生的重要阶段。回首往事，改革开放初期的我还是个心明眼亮的小姑娘，高考使我由一名高一学生变成了一名大学生－－可谓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人生无常，虽然世界在我眼前已变得暗淡无光，但路却越走越宽，我从“留得残荷听雨声”发展到“映日荷花别样红”。
这是一条充满变数的不平坦的道路。人可以看不见，但不能没有见地；可以没有视野，但不能没有眼界；可以看不见道路，但绝不能停住前进的脚步！100次摔倒，可以101次站起来！我能够有今天，是因为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是因为得到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朋友对我的关爱，是因为我父母和家人对我的支持。
我的成长经历表明，科学春天的年轻人与祖国共命运，犹如舒婷的诗“双桅船”；应努力超越自我，去不断发现美，发现真理,尊重生命，拥抱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