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媛媛

1前言

李运富（2005）指出，汉字的“字”具有三种涵义，一种是指外部形态，即字样，一种是指内部结构，即字构，还有一种是指记录职能，即字用。因此，汉字学应该区分出三个平面，形成三个学术系统，建立三个分支学科，即汉字样态学、汉字构形学和汉字语用学（也称字用学）。^①相对于字样学、构形学，字用学的研究还比较零散，尚缺乏理论上和系统上的阐述和总结。

本文即以字用学理论为基础，以数词﹛三﹜作为研究对象，分时期逐一考察数词﹛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记录形体，在逐个历史时期进行考察的同时，尝试对这些不同记录形体产生与消亡的时代加以考察，并对用字现象进行全面的测查和描写，包括字量、字频、字用属性（本用、兼用和借用）等。在此基础上，对其中相应的字词关系与字际关系加以分析，最后探讨数词﹛三﹜用字变化的原因。

需要注意的是，本论文中数词﹛三﹜在历史上的不同记录形体所指主要是指内部结构有差别的形体，也包括结构不明但具有笔划增减、部件移位等明显差异的形体，但不包括字体风格不同和笔划粗细、长短、曲直、走势等字样不同的形体。例如，先秦时期，“參”字可以用来记录数词﹛三﹜，其金文写法有“”、 “”“”等形体，它们隶变之后统一用“參”字来表示，因此，在具体操作时我们将它们归纳为一个字形单位，简称为“字位”。一个字位可以有多个不同变体，但统计和表述时只用一个字形代称。

2数词｛三｝的历时用字考察

2.1先秦时期数词{三}的用字考察

2.1.1 商朝数词{三}的用字

通过对《甲骨文合集》以及《商周金文摹释总集》（全8册）的测查，我们发现，在商朝时期，记录数词{三}的字位只有1个，即“三”，具体用例如：

（1）...三牛沈三牛卯三牛 （《甲骨文合集》，H.16189）

（2）…隻…三狐…麑三 （《甲骨文合集》，H.37453）

2.1.2周朝数词{三}的用字

通过对周朝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的测查，我们发现，到了周朝时期，记录数词{三}的字位除了“三”，还增加了“參（、等）”。用例如：

（1）隹（唯）王元年三月，既生霸，庚寅，弔（叔）氏才（在）大廟。^②（《商周金文摹释总集》第1册，逆钟，60，西周晚期）

（2）以君氏令曰：余老之，公僕墉土田多𧧒，弋白（伯）氏從許。公宕其參 []（叁），女（汝）則宕其贰；公宕其贰，女（汝）則宕其一。（《商周金文摹释总集》第3册，五年召伯虎𣪘，4292，西周晚期）

为了解商周时期记录数词﹛三﹜的不同字位的使用频率，我们对《殷周金文集成》加以测查，得出如下数据（见表1）：

表1

由此可见，在商周时期，在记录数词﹛三﹜的2个字位当中，字位“三”的使用频率占据绝对优势，而在周朝时期刚刚出现的字位“參”仅占到5.8%。

2.1.3春秋战国时期数词{三}的用字

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简帛文献等材料的考察，我们发现，此时期记录数词{三}的字位与商周时期相比，增加了一个字位“品/晶”，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记录数词﹛三﹜的字位一共有3个，分别是“三”、“參”、“品/晶”。此外，字位“參”的变体更加多样化，有“、、”等。具体用例如：

（1）卲宫私官，四斗少半斗。私工₌（工工）感，廿三斤十兩。（《商周金文摹释总集》第6册，邵宫和，10357，战国晚期）

（2）隹（唯）十又四年參[]月，月隹（唯）戊申，亡〈昧〉爽。(《商周金文摹释总集》第7册，鄬子受编钟，26，春秋中期)

（3）宜信冢子，容   （參）分。

梁上官，容（參）分（《商周金文摹釋總集》第2册，梁上官鼎，2451，戰國晚期）

（4）九晶[]（三）：誫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三）·周易》

那麼此時期3個字位的使用頻率情況如何呢，為此，我們對春秋戰國時期出土的簡帛文獻材料加以測查，所得結論如下（見表2）：

表2

可见，在此时期的简帛文献材料中，记录数词﹛三﹜的3个字位中，字位“三”的使用频率最大，新出现的字位“品/晶”的使用频率高达41.7%，远远超过字位“參”的使用频率。

2.2秦汉时期数词{三}的用字考察

秦汉时期，文献中记录数词｛三｝的字位仍有“三”、“參”。具体用例如：

（1）租不能實□，□輕重于程，町失三分，◎^③（《龙岗秦简·一三六》）

（2）有房中之樂•記三百三文（《武威汉简·十三·甲本燕礼（三）》，53）

（3）直一關而參倍為法，有直米一斗而三之，有三倍之而關數焉為實。（《张家山汉简•247号墓•算数书•负米》，39）

（4）參聲氣全，五菜必具。辨吾號聲，知五旗。（《银雀山汉墓竹简•兵法佚文•十陈》，208）

需要注意的是，在测查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成书于东汉时期的《汉书》中出现了用形体“叄”来记录数词﹛三﹜的用例，如：又祠太室山於即墨，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又祠叄山八神於曲城（《汉书•志•卷二十五下•郊祀志第五下》，而秦汉时期的出土文献中并未发现用形体“叄”来记录数词﹛三﹜的用例，而且即便是传世文献，笔者发现的用例也仅限于上述一例，因此，本着严谨的态度，我们推测上例中的“叄”可能是后人改字所致，故在此时期汇总记录数词﹛三﹜的字位时，我们的做法是将“叄”排除在外。

为了解秦汉时期记录数词﹛三﹜的不同字位的使用频率，我们主要测查了秦汉时期的出土文献，结论如下（见表3）：

表3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秦汉时期，已不见用字位“品/晶”来记录数词﹛三﹜的用例，此时期用来记录数词﹛三﹜的2个字位中，字位“三”的使用频率保持着主导地位，“三”与“參”的使用情况接近于商周时期。

2.3魏晋南北朝时期数词{三}的用字考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记录数词｛三｝的字位依然有“三”、“參”2个字位，此外，还出现了1个新的形体“叄”，从形体上看，“叄”是在“參”的基础上将“參”下面构件“彡”横直化变为“三”而来，那么，“叄”是作为“參”的异体还是作为“參”的分化字专门用来记录数词﹛三﹜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在记录数词﹛三﹜时，“叄”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字位还是应该划入字位“參”。对于“叄”出现后只是专门用来记录数词﹛三﹜，还是作为“參”的异体记录了“參”的多项职能，本着以事实说话的原则，我们选择从史料出发。

（1）叄（音三）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盍亦調其機而銛諸？（《后汉书•列传•卷八十九•张衡列传第四十九•张衡传》）

（2）一曰昭帝神元統一部，居上谷之北濡源；二曰桓帝，居代北叄合陂；三曰穆帝猗盧，居定襄北盛樂城。（《元经•卷第二》）

（3）賈洪，字叔業，家貧好學，應州辟。其時州中自叄事以下百餘人……（《太平御览•卷第二百六十五•职官部六十三•从事》）

通过对上述3则文献用例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除了可以记录数词﹛三﹜（如例1）外，“叄”还记录了“參”的其他义项，如例2中“叄合陂”记录的是地名“參合陂”，例3中“叄事”记录的实为官职“参事”。

从上述文献材料来看，“叄”应该作为“參”的异体，与此同时我们结合了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各历史朝代“叄”字的使用情况（详见后文）后认为，“叄”应该分为“叄₁”與“叄₂”，其中，“叄₁”是“參”的异写字，跟“參”一样可以多音多义，“叄₂”则是分化出来的专用字，隋唐以后只记录数词｛三｝，没有了别的音义。

综合以上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记录数词﹛三﹜时，我们将形体“叄₁”也划入字位“參”，也就是说，“叄₁”是作为字位“參”的异写存在的。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记录数词﹛三﹜的字位总的来说依然只有2个，即字位“三”以及字位“參”，不同的是，此时期字位“參”出现了一个新的变体，即“叄₁”。具体用例如：

（1）太和十六年，道人僧暈為七帝建三丈八彌勒像……（《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10·北魏正始二年·僧晕等造像记）

（2）太魏神龜二年二月參日，趙阿歡敬造弥勒像一區，老少眾生一同此福。（《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朝·004·赵阿欢造像记·裱869-3》）

（3）昔周自后稷至於文王,積德累功,叄分天下, 猶服事殷。（《后汉书·列传·卷一百五·刘焉吕列传第六十五·袁术传》）

值得注意的是，后世用来记录数词﹛三﹜的形体“叁”此时期已经出现，但此时期记录的职能并非数词﹛三﹜，而是动词﹛参（叄₁）﹜的“参谋”义，用例如下：

祖諱天稥，鎮北府叁軍，遷仕於武衛將軍……（《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朝·李祈年墓志·裱974》

此例出现的具体时间是北朝的东魏时期，而且我们测查到的“叁”的形体仅此一见。

此时期记录数词﹛三﹜的不同字位的使用情况如下（见表4）：

表4

(本文为《数词{三}的用字演变研究》一文第一部分，由武媛媛硕士学位论文《数词{三}的用字演变研究》节选改写而成，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收入李运富主编《汉字职用研究∙使用现象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