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琪

四 “北”字职用的演变

本用和兼用职能，除了“败北”之外，后代都由“背”字承担，是由于“北”的借用职能成为了主要职能，所以分化出“背”字。而本用、兼用职能处于同一个引申系列上，所以都用分化字“背”来记录。

“北”字的职能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先秦时期、秦汉时期和汉代以后。先秦时期，主要通过兼用和借用实现职能扩展；秦汉时期通过增旁分化新字的方法实现职能的缩减；汉代以后职能相对稳定，变化不大，其职能格局基本保持到现代。

4.1     “北”字职用的扩展

先秦时期“北”字的职能通过兼用借用两种途径不断扩展。

4.1.1兼用扩展

“北”的本义是“乖背，违背”，其核心意义是“朝着相反方向”，由此不断引申出新的意义，派生出新的词项，“北”的职能也相应地扩展。派生的主要线索有：①朝着相反方向是两人背对背，派生出表示脊背的{北₂},；脊背在人身的后面，故又{北₂}派生出表示背面、后面的{北₃}；由{北₂}也派生出表示用背对着的{北₄}；背对着别人做的事情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因此由{北₄}派生出表示背着、瞒着、背地里的{北₅}；②违背背叛，因此由{北₁}派生出表示背叛的{北₆}；背叛的结果是离开和抛弃，由{北₆}又派生出表示离弃、抛弃的{北₇}；③军队作战，应该朝着敌军方向进攻，失败逃跑是往回跑，与进攻方向相反，所以由{北₁}也派生出表示军队败逃和失败的{北₈}；败逃叫“北”，败逃的军队也叫“北”，由{北₈}又派生出表示败逃的军队的{北₉}。

从{北₁}到{北₉}，“北”字职能通过兼用途径进行扩展的过程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完成。“北”字记录的{北₁}到{北₉}九个词项之间有着密切的引申派生关系。以上职能及演变图示如下：

4.1.2借用扩展

“北”字从殷商开始就假借记录与南相对的方位{北₁₀}，在先秦、秦汉时期，“北”也用来记录由{北₁₀}派生的北方神祇之名{北₁₁}和方国名{北₁₂}。

除此之外，“北”字还假借为“别”“鄙”，分别记录{分离、分别}、{卑贱}义。“北”字也假借记录过人名中的一个音节。

以上用法都属于“北”字的借用扩展，先秦时期已经全部产生。“北”字记录{北₁₀}的职能从殷商一直延续到现代，一直都是“北”字最主要的职能。记录{北₁₂}在汉代还有部分用例。

4.2     “北”字职用的缩减

“北”字的职能在先秦时期通过兼用和借用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但“北”字记录的某些词项在后代消失了，“北”字记录该词项的职能也就相应地消亡了。而且“北”字作为一个十分常用的字，记录的词项不宜过多，否则可能造成歧义。比如“北国”表示的是北方的国家还是叫“北”的国家，这在理解上会造成很大的障碍。因此“北”字的职能往往会通过新造字形来分化，使“北”字复杂的职能朝着简单的方向缩减。

4.2.1“北”字原记的某个词项消失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视觉符号系统，当语言的词汇系统中的某个词项消失时，记录它的字符的相应功能也就随之消失。

随着卜筮祭祷之风的减弱，表示北方神祇之名的词项{北₁₁}逐渐消亡，用新的复合词表示北方神祇之名。秦简中北方神祇之名，已不单用“北”字，而全部使用双音节复合词。如抄写于战国晚期的放马滩秦简中的“北君”（《日书》乙种265）、“北公”（《日书》乙种350）。在“北君”“北公”等词中，“北”字只记录一个语素而不独立记录一个词项。而且“北”字所记录的语素分析为“北方”之义更为恰当，“北君”“北公”都是偏正结构的复合词。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北”字记录词项{北₁₁}的职能在秦汉之后就消失了。

4.2.2造新字分担“北”字的记录职能

从先秦时期就开始，陆续为“北”字记录的词项造新字去分担“北”字的职能。在先秦时期造新字的主要手段是另造一字，而到了汉代则主要通过增旁分化的途径造新字。

4.2.2.1增旁分化“背”分担词项{北₁}{北₂}{北₃}{北₄}{北₅}{北₆}{北₇}

汉代在“北”字下加“肉”旁，分化出一个形体构意与表示“脊背”义密切相关的“背”字，用来记录“北”字的本用义值及由此引申出来的绝大部分兼用义值。出土文献中较早的从肉北声的字，见于西汉早期的张家山汉简《引书》，写作“”，记录表示“脊背”的词项{北₂}。但在张家山汉简中，记录词项{北₂}的字，仍以“北”字为多，可见西汉早期“背”字仍处于萌芽阶段。写于两汉之际的武威汉代医简第一种第22简中有“人生三（岁）勿灸背，廿日死”之句，其中“背”字写作“”。《说文·肉部》有“背”字，训为“脊也”，且其他字头下的说解大量使用“背”字。这些事实说明，在“北”字的基础上增加“肉”旁分化出来，专门用来记录{北₂}的“背”字在秦汉之际已经产生，到东汉已经取代“北”，成为记录这个词项的常用字了。“背”字是根据{北₂}的意义构形的，但其职能不限于记录{北₂}，与{北₂}意义有联系的{北₁}{北₃}{北₄}{北₅}{北₆}{北₇}在此之后也都用“背”字记录，一直沿用到现代。

4.2.2.2增旁分化“邶”“鄁”分担词项{北₁₂}

汉代在“北”字基础上增加“邑”旁造“邶”字分担方国名{北₁₂}。《说文·邑部》：“邶，故商邑，在河内朝歌以北是也。从邑，北声。”“邶”字的具体产生时代难以确认，写于西汉早期的阜阳汉简《诗经》尚以“北”记录{北₁₂}，今本《毛诗》作“邶”不作“北”，但不知是其原貌还是经过后人改造。从《说文》收“邶”字来看，最晚在东汉时“邶”已经产生并分化“北”字承担记录{北₁₂}的职能了，而且能收入《说文》，应该已经产生并使用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了。

在汉以后的传世文献中还有一个从邑背声的“鄁”字，记录{北₁₂}。韦昭注《国语》引用《诗经》就作“鄁”：

（1）匏有苦叶，《诗·鄁风》篇名也。（《国语·鲁语下》“匏有苦叶”韦昭注）

唐代训注材料中有不少指出前代“邶”“鄁”异文现象者：

（2）邶，蒲对反。本又作鄁。（《经典释文·毛诗·邶柏舟第三》）

（3）邶，音步内反。字或作鄁。（《汉书·地理志》“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颜师古注）

韦注国语说明至迟在三国时期“鄁”字已经产生了，而《经典释文》所列异文则说明了唐以前流传的《诗经》中有以“鄁”字记录{北₁₂}者。唐代敦煌写卷《毛诗故训传》亦有作“鄁”者：

（4）鄁栢舟故训传第三（敦煌.P.2529(22-7)）

（5）鄁国十有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敦煌.P.2529(22-7)）

从唐代开始，在官方颁布的经书中，方国名{北₁₂}皆以“邶”字记录，如《毛诗正义》、开成石经《诗经》写作“邶”。甚至唐代官方颁布的字书中，“邶”也放在“鄁”之前作为通行字形，而“鄁”被被视为错字。《五经文字》：“邶，《诗·风》作鄁者讹。”唐以后的绝大多数字书、韵书也将“邶”编排在“鄁”之前，甚至不为“鄁”单独立一个字头，而是在“邶”字下云“亦作鄁”“别作鄁”等。这些现象都说明，“鄁”始终未能成为记录{北₁₂}的规范、通行的字形，分化不甚成功。但“邶”的分化是十分成功的，直到现代，{北₁₂}一直都用“邶”记录。

4.2.2.3另造新字“伓”分担词项{北₁}{北₂}{北₃}{北₆}

战国楚文字中有一个从人、不声的“伓”字，记录词项{北₁}{北₂}{北₃}{北₆}。如：

（6）庚（更）民𨋥（怫）乐，（敦)（堪）伓（背）（愿）。（上博五《鲍叔牙与隰朋之谏》4）

（7）伓（背）、膺疾。（新蔡葛陵楚简·甲一13）

（8）艮：丌（其）伓（背），不（获）丌（其）身。（上博三《周易》48）

（9）古（故）𡥝（慈）以㤅（爱）之，则民又（有）新（亲）；信以结之，则民不伓。（郭店楚简《缁衣》25）

以上四例中的“伓”字依次记录词项{北₁}{北₂}{北₃}{北₆}。在楚文字中，这些词项绝大多数都用“伓”字记录，只有极个别例子用“北”记录。笔者认为，此当为楚地特殊的用字习惯。因“北”假借记录表示方位的{北₁₀}十分常用，所以为了避免歧义，楚人重新造了一个从人、不声的“伓”字来记录“北”字的本用义值及兼用义值（{败逃，失败}和{败逃的军队}除外）。虽然在笔者所见的楚地简帛文献中只找到了记录{北₁}{北₂}{北₃}{北₆}的用例，但笔者以为，{北₁}到{北₇}七个项之间意义联系紧密，楚文字中的“伓”字应该具备记录{北₁}到{北₇}所有七个词项的职能，只是尚未在出土的材料中见到。

“伓”字分化“北”的本用和兼用职能，在楚文字中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但是由于后代文字是在秦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伓”字没能承袭下来。

4.2.2.4另造新字“倍”分担词项{北₁}{北₄}{北₆}{北₇}

从人、咅声的“倍”字，分担记录词项{北₁}{北₄}{北₆}{北₇}，在出土秦汉文献和传世文献中都有用例。如：

（10）约而倍（背）之，胃（谓）之襦传。（马王堆《老子》乙本64下）

（11）已入月，（数）朔日以到六日，倍之；七日以到十二日，左之；十三日以到十八日，乡（向）之；十九日以到廿四日，右之；廿五日以到卅日，复倍之。（周家台秦简262-264）

（12）敢数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诅。（诅楚文·湫渊）

（13）信以结之，则民不倍。（《礼记·缁衣》）

（14）公下车，从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弃不援。”（《晏子春秋·谏上》）

（15）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汉书·贾谊传》）

（16）今经正纬奇，倍擿千里。（《文心雕龙·正纬》）

以上例句“倍”字记录词项{北₁}{北₄}{北₆}{北₇}。《说文·人部》：“反也。从人，咅声。”“倍”是为了分担记录{北₁}至{北₇}这七个密切相关的词项而专门造的新字。与“伓”字一样，“倍”字一开始应该也具备记录{北₁}到{北₇}所有七个词项的职能，但在后代则只记录“违背”“背叛”“背弃”义，即{北₁}{北₆}{北₇}三个词项，不再记录其他词项了。汉代“背”字产生以后，“倍”记录{北₁}{北₆}{北₇}的数量和频率就开始减少。到唐宋以后，“倍”记录{北₁}{北₆}{北₇}，就只剩下两种情况：古书存留“倍”字不改为“背”；个别作者用字仿古。除了这两种情况之外，唐宋及之后新产生的文献，已经不用“倍”字记录{北₁}{北₆}{北₇}了。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唐宋古文家，也少有故意用“倍”字仿古者，多数还是使用当时通行的“背”字。

“倍”字对“北”字本用和兼用职能的分化是不太成功的。秦汉出土文献中用“北”记录{北₁}至{北₇}的情况不在少数，且传世先秦文献中大量的“背”字，在当时应该也是写作“北”的，“倍”从来没有在这些职能上取代“北”字。而在“背”字产生、流行之后，“倍”字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4.2.2.5另造新字“”分担词项{北₇}

楚简中有一个从心、不声的“”字，记录词项{北₇}：

（17）《北（邶）•白（柏）舟》闷，《浴（谷）风》（背）。（上博一《孔子诗论》26）

从形体构意上看，“”从心，应是为表示背叛、抛弃等与心理活动有关的意义的词项{北₆}{北₇}专门造的字，用来分担“北”字的职能。“”仅见于楚文字，且用例极少。“”字在笔者所见楚文字材料中，仅此一例，其他{北₇}都用“伓”字记录，其他文献中也不见此字，可见“”字对“北”字职能的分化从一开始就未能通行。

4.2.3借字分担“北”字的记录职能

4.2.3.1假借“背”字记录{北₁₂}

汉碑和敦煌文献中还有假借“背”字记录方国名{北₁₂}者，如：

（18）感背人之凯风。（东汉建宁元年《衡方碑》）

（19）背国十九篇，七十章，三百六十句。（敦煌.S.789/7）

汉代假借“背”字记录{北₁₂}，可能是“邶”字产生之前为了避免“北”字的歧义而用，而在“邶”字已经产生但尚未全面取代“北”字时，假借“背”字记录{北₁₂}的现象仍然存在。而在敦煌文献书写的时代，“邶”“鄁”都已经产生并广泛使用了，但敦煌文献中仍有假借“背”字记录{北₁₂}的情况，这可能是一种偶然、临时的现象，或者也可能是“鄁”字之误。这种假借“背”字记录{北₁₂}的用法并不常见，一是因为“邶”“鄁”两字的流行，二是因为“背”字产生歧义的可能性也很大，于是“邶”“鄁”两字更为通行。唐代以后，假借“背”字记录{北₁₂}的现象就消失了。

4.3  其他

除了以上所述，“北”字在实际使用中还曾因为形近混讹而记录过其他词项。笔者认为这已经超出了“北”字的职用范围，而是传抄和刻印过程中的失误，所以放在最后加以说明。

“北”与“比”“此”字形近，因此三字时有混讹。在敦煌写卷中，“北”字左边的一横一提两笔往往超出左边一竖的右侧，而左边一提又往往写在竖画的最下方，如“”“”，字形与“比”“此”十分相近，以至于敦煌文献中还有把“背”误写成“皆”的现象。宋以后的手写体里“北”可能仍与“比”“此”形近，而雕刻书版的刻工往往文化水平不高，依葫芦画瓢地雕板，就容易产生错误。宋刻苏洵《嘉佑集》中有“此”误刻作“北”者，元刻曾巩《元丰类稿》有“北”误刻成“比”者，孙诒让在《十三经注疏校记》中也提到一些明代版本“比”“北”互讹的现象。宋刻本中的“北”作“”“”者不少，仍然与“比”“北”形近。既然三字形近，刻工在刻书的过程中也就有可能把“比”“此”误刻为“北”。作为形近讹误字的“北”，在一些文献中实际上记录的是“比”或“此”的音义。如：

（20）可为谏法者五：理谕之，势禁之，利诱之，激怒之，隐讽之之谓也。……，此理而谕之也。……北（此）势而禁之也。（《嘉佑集·谏论上》四部丛刊景宋巾箱本）

经过上述演变，“北”字在现代只剩下两个主要职能：①记录方位{北₁₀}；②记录表示失败的{北₈}。其中，前者是最常用的，后者则一般出现在“败北”等从古代汉语中凝固下来的词中，不单独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