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真 求 是 守 本 创 新
——李运富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何余华
汉语言文字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华夏文明的建构和阐释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理论的传入和出土文献的大量涌现，汉语言文字学和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同时也吸引了大量学者不懈求索，努力探寻汉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还原古代典籍的原貌原意，重建汉语言文字学的学科体系，开辟出众多新的研究范式。李运富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位。多年来，他坚持追源溯流，求真求通，在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方面孜孜以求。
博涉多门 钩玄提要
李运富曾在多位汉语言文字学专家的指导下学习。大学毕业后，他曾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跟随张之强教授学语法，学《马氏文通》，所以他早期所写论文大都属于语法学范畴。读研期间他跟随周秉钧教授学训诂，系统研读大量基本典籍和古注，打下了扎实的古文献功底。这一时期他对《论语》“必也”句的理解、对王念孙“连语”概念的阐释、对俞樾《毛诗平议》训诂问题的商榷等就显示出他在训诂学方面的基础。同时，他跟随李维琦教授研究修辞，与林定川合撰了《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一书。读博期间，他跟随王宁教授研习文字学，博士学位论文《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对战国时期国别文字构形系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同时借由这一个案研究也对汉字学理论进行了探究。
这种转益多师的求学经历使李运富具备了比较广阔的学术视野，也为他在汉语言文字学下属的多个领域展开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常说：“做学问，理论上要有学科界域，没有学科界域很多问题就说不清；但实践上不要被‘某某学’所限制，跨学科才能开阔眼界，相互借鉴。系统性、逻辑性和质疑精神是所有学科都需要的，具有这些科学素养就可以迁移打通相关学科。”他的研究涉及汉字学、训诂学、词汇语义学、语法学、修辞学等领域。例如他的《汉字学新论》对汉字学研究理论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总结，在词汇语义学领域，他有《古汉语词汇学说略》《论词汇意义系统的分析与描写》等数十篇成果。
在实际研究中，李运富不仅注重对语言文字事实的描写考证，而且努力在个案专题的扎实考证基础上升华为理论，用理论统率材料，用理论解释现象，以达到“通博”的效果。如《中学语文教材文言文注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将评判文言文注释优劣的原则和标准提炼成是否符合语言文字规律、文情语境、事理逻辑、客观实际等；《论出土文本字词关系的考证与表述》提出“构形系统考证法”，根据考释实践总结出“完全考释”“非完全考释”“证据链”等概念；《论汉语词汇语义系统的分析与描写》将辨析相关词项和描写词汇意义系统的方法概括为“词项属性分析框架”。以上都是李运富在大量专题个案研究基础上概括出的规律性认识，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此外，李运富在广泛涉足上述研究领域的基础上，还努力将这些具体的研究领域进行整合，迁移打通这些学科，并力图在理论上加以概括和解释。例如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今字’资料库建设及相关专题研究”，广泛搜集历代注列“古今字”材料，全面测查这些“古今字”在文献中的实际使用情况，从历时角度研究汉字职能和字词关系的变化，总结不同时代的用字特点，揭示汉字使用规律的演变，分析汉字职用演变的原因，综合运用训诂学、文字学、词汇学、文献学知识，总结出了新的汉字职用学理论。
李运富认为，一种理论好不好，主要看它的各种概念通不通，各种类别成不成体系，能否描写并解释这一理论所涉及的范围内的全部事实或大部分现象。类系通达、解释力强的理论就是有用的好理论。他提出的汉字学三平面理论、汉字职用学理论、跨文化汉字研究理论、词项属性分析框架理论、复合词的意义生成方式理论等，不仅能有效描写和解释汉字汉语本身的各种事实现象，而且在与此相关的古籍整理、字典编纂、汉字教学与规范、少数民族文字整理与研究等领域也有一定的应用和参考价值。李运富不是运用西方理论解释汉语言文字现象，也不是以汉语言文字现象去验证西方理论，而是尝试建构符合汉字汉语的实际的语言文字理论体系。
善于质疑 求真求是
李运富治学的另一特点是不囿陈说，不惧权威，不人云亦云，善于发疑设问，常能于无疑处有疑，敏锐地发现习焉不察的问题，甚至对学术界几乎形成共识的概念和理论进行大胆质疑，进而提出自己的见解。
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汉语言文字学史的研究存在一些不符古人原意之处。李运富反对随意构拟学术史，在《汉语学术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一文中将研究学术史疑难问题的心得归纳为“求真有、求真意、求真评”。他主张学术史研究要从文本原意、原始例证和学术背景出发，从源头梳理相关概念术语的来龙去脉、源流演变，由此使得学术史上许多被误解的理论和事实得以澄清。如“古今字”原本是传统训诂学概念，用于指称不同时代在记录同一词项使用的不同字符，后来学界对这一概念的认识逐渐产生了分歧。李运富在系列文章中对“古今字”概念的研究史进行探源溯流，澄清了许多误解，进而引发了对一系列相关概念的重新定位。他主编的《历代注列“古今字”字组汇编》和《“古今字”学术史丛书》就致力于还原“古今字”的历史。
此外，无论是对“联绵字”“连语”“六书”“分别文”“连类而及”“并言”等概念进行追源溯流，还是质疑“战国文字‘地域特点’”“汉字形音义三要素”“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等说法，抑或对“形声相益”“造字之本”以及《说文》的“含形字”“从某字”等作出的新解释，李运富都是从近乎定论的命题中发现问题，提出疑问，再经过全面勾稽和爬梳原始材料，抽丝剥茧、环环紧扣地展开逻辑论证，最后得出新的结论。
李运富之所以能够发现新问题，是与他对汉语言文字学相关的基本典籍的熟练掌握分不开的。他在治学中强调读常见书，要从寻常材料中深挖前人未曾注意或误解的地方，主张从习见的材料中解读出新的观点，述说己见时不保守也不故求新异，因而能够做到立论平实公允而又不乏新意。
守本创新 求通求用
李运富非常重视对汉语言文字学理论的研究。他主张学理研究既要务求符合汉语言文字的实际状况，又要做到概念清晰、逻辑严密，还要能够有效地描写现象，推广应用。在对学理的研究中，他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如在文字学领域，他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自觉从“形体、结构、职用”三维视角分析汉字学的各种基本理论问题，提出“形体、结构、职用”是汉字本体的三种基本属性，相应地也是研究汉字的三个基本维度，分别着眼于这三个维度研究汉字可以形成汉字形体系统、汉字结构系统和汉字职用系统，它们作为三个分支学科共同构成了新的汉字学研究体系，这就是“汉字学三平面理论”。他在2012年出版的《汉字学新论》中以“形体、结构、职用”三个平面的汉字本体分析为经，以“汉字属性、汉字起源、汉字关系、汉字文化”为纬，创建了立足“三个平面”多角度讨论问题的研究思路和知识体系新框架。
他还特别重视汉字“职用”平面的研究，致力于“汉字职用学”研究，带领研究团队成员探索汉字职用理论和考察汉字职用现象的成果已结集为《汉字职用研究·理论与应用》《汉字职用研究·使用现象考察》出版，从而推动了汉字职用学研究的发展。
近年来，李运富积极倡导“跨文化汉字研究”，他认为该研究有两个含义：第一是把“跨文化”当作研究方式和视角，即联系外部文化因素研究本文化中的汉字；第二是把“跨文化汉字”当作研究对象，即研究处于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汉字。在他的倡议和组织下，首届跨文化汉字国际研讨会2018年在郑州召开，已有国内外20多家学术单位对此展开了合作研究。
在词汇语义学领域，李运富也作出了较为突出的理论贡献。如他将概念场理论与语义场理论结合，把义素分析与词项属性分析结合，把义素二分与义素多分结合，把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结合，从而提出分析和描写汉语词汇意义系统的新思路。这个辨析相关词项和描写词汇意义系统的新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较大的方法论意义。他也注意到汉语词汇发展中的“异解另构”事实，指出绝大多数复合词和成语的所谓“误解误用”现象可以做“异解另构”的合理解释，从而揭示了汉语复合词产生新词新义的一条重要途径。如“空穴来风”的原意是有了空穴才有风进来，但可以利用该词形重新分析出同形的新词，表示没有空穴却出来了风，李运富认为这是词汇发展的正常现象，不应被看作误解误用。
李运富提出的上述理论，有助于化解各种理论争议，又能解释各种语言文字现象，还能为解决相关领域的实际问题提供参考。他能够在学理研究中取得上述成绩，与他对汉语言文字实际状况的尊重和对逻辑的重视密切相关。他强调研究要注意分辨异同，严谨推论，遵循逻辑规则。正如他所说：“逻辑是一种抽象化了的形式，对任何科学都适用，当它注入一定的内容时，就必须跟这内容的实际相符合。所以形式逻辑应该要求它的每一个结论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只有被实践检验通过了的结论，才能算是正确可行的结论。”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5-20第7版）
网络链接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9-05-20 郑州大学官网 2019-0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