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1892-1982）是英国著名外交家、国际关系学家、历史学家。《历史是什么？》是1961年1-3月卡尔在剑桥大学所做系列演讲的集结稿。该著初稿写作于1959年9月10日到10月11日，是卡尔在从伦敦到旧金山的航行途中草拟的，1960年9月27日起再次修改。
该著的写作，是基于以下背景。
1.批判“史料即史学”的传统历史观
什么是历史学？19世纪专业化的历史学产生后，人们普遍认为“史料就是史学”，史料就是历史事实的来源。……然而，历史学的客观性在20世纪初开始遭受质疑。卡尔认为，过去历史中发生了数不胜数的事情，并非所有事情都能成为历史事实留存下来，留存至今且能够被历史学家研究解读的史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他称历史学家并非被动地接受史料，而是主动根据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来决定什么样的过往事实能够成为历史事实。这是卡尔写作《历史是什么？》的主要出发点。
2.批判西方知识界对未来发展的悲观论调
20世纪上半叶是人类社会经历大灾难的年代，爆发了两次死伤无数人的世界大战，冲击了西方社会在19世纪资本主义鼎盛时期所培养起来的乐观进步的信仰，西方社会弥漫着不能挽回的、衰落的悲观情绪。……卡尔认为这些悲观主义情绪是传统精英国家和精英群体的产物。他说：“这是精英社会群体的产物，他们的安全与保障由于危机而非常显著地逐渐消蚀；这是精英国家的产物，这些精英国家曾无可争议地统治着世界其他地区，现在遭遇土崩瓦解。”
3.指导人们正确理解历史学家、历史学与自身所处的社会时代之间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社会进入经济、科技快速发展时期。……与之伴随的是，社会结构日益复杂，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各种潮流。人们逐渐认识到，无论是个人的命运，还是整个社会生活的面貌都受到了各种力量的影响，历史学家为了合理地解释历史，解释现代世界的来龙去脉，必须求助于更多超出个人的社会时代因素。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家如何看待历史学本身，如何处理历史中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成为重新思考历史学特性的契机。
4.卡尔研究苏俄史过程中对历史学的思考
卡尔对历史的最早兴趣源自1917年的俄国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与英国共同抵抗纳粹德国，卡尔也更加关注苏联并决定进行苏联历史研究。在他开始撰写《苏维埃俄国史》时，需要处理一些关键的历史理论问题，例如客观性与主观性问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等。
一，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的关系
卡尔认为，对“历史”的定义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与社会的看法。他称“当我们尝试回答‘历史是什么’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答案在有意无意之间就反映了我们自己在时代中所处的位置，也形成了更广阔问题的一部分答案，即我们以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生活中的社会。”
卡尔认为，传统史学存在很大的问题，即过于强调档案和崇信历史事实，常常不厌其烦地、无止境地积累核心事实，大有迫使历史学家从一位学者变为百科全书编纂者之势，但忘记了思考史学最根本的问题——历史是什么。他指出，历史应该被看作一把缺少许多零配件的、巨大的钢丝锯，如同历史学家伯瑞（J.B.Bury)所说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文献记载到处是漏洞。但史学研究的主要麻烦并不在于文献资料的漏洞，而在于我们关于过去历史的印象都是“为我们预先选择好的，预先决定好了的，而且与其说是偶然事件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人决定的，这些人有意无意之间受一种特定观点的影响，而且认为支持这一特定观念的事实是值得保存的”。……对19世纪过分对事实与档案的强调，卡尔认为：“不论出自档案与否，在历史学家能够以任何方式使用它之前，则必须由历史学家来加工处理这些事实，历史学家使用这些事实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加工利用的过程。”他进一步指出，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事实与档案是本质的东西，但不能盲目崇拜事实与档案；就其实质来说，事实与档案并不构建历史，它们本身也不为“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
关于过去事实是如何转变为历史事实的，卡尔称，关于过去的某个具体事件首先需要有人推荐它进入经过挑选的历史事实俱乐部，然后还需要一定的附议者与保证者才能成为历史事实。然而，假如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事件，它就会被他人忽略和遗忘，落入关于过去的非历史事实的深渊，消失在往昔的历史中。究竟是什么力量决定了这个事件会遭遇两种不同的命运，卡尔认为，这将取决于该事件是否可以说明推荐人的表达主旨或证明推荐人的解释目的，而其他的附议者和保证者也认为推荐人的引用是有意义的、有效的。……卡尔称：“作为可做事实的这一事件将呈现解释的问题，这种解释的因素渗入历史的每一个事实之中。”
卡尔指出，我们所接触的历史事实从来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通过记录者的头脑折射出来的，所以首先关心的应该是历史著作的作者；历史学家需要一种富于想象的理解力，以透视正在其研究视野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把握其行为之后的思想状态，只有以当下的眼光看待过去，才能理解过去。
在考察了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的关系之后，卡尔认为历史学既要警惕兰克史学那种信奉客观的编辑事实、事实应无条件优越于解释的历史理论，也要警惕那种把历史当作历史学家头脑中的主观产物、历史学家选择历史事实并通过解释过程来控制历史事实的历史理论。……对于“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卡尔的回答是：“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二，社会与个人的关系
在第二章，卡尔进一步探讨两个问题：历史学家在多大程度上是单独的个人，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其所生活的社会、时代的产物？历史事实在多大程度上是关于个人的事实，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关于社会事实的事实？
关于第一个问题，卡尔认为，历史学家既是独立的个人，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他不仅是其所属社会的产物，而且也是那个社会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代言人；他就是以这种身份来接触过去历史的事实”，“历史学家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历史学家在队伍中的时代位置决定了他看待过去所采取的视角”，……他在第二章里进一步指出，在研究历史学家之前，应该首先研究历史学家的历史环境与社会环境。
关于第二个问题，卡尔根据经验观察做出回答。首先，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数目的问题。他称，所有富有成效的运动都是有少数领导和大量追随者参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大量的追随者对于运动的成功不重要，历史中的数目是有重要作用的。其次，历史事实就是关于个人的事实，不过，不是关于孤立状态下的个人行为，不是关于一些真实的或想象的个人动机，个人依据这样的动机想象自己曾经采取的行动。历史事实是关于社会中个人之间彼此关系的事实，是关于个人活动结果所产生的那些社会力量的事实，这些结果跟那些个人自身所打算的结果时常不一致，有时恰恰相反。”
卡尔指出，历史包含着历史学家所进行的研究行为与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历史事实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都是一种社会进程，而个人在这一进程中是作为社会人而从事研究的；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进程，不是一场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之间的对话，而是今日社会和昨日社会之间的对话；我们只有根据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过去才能理解现在。使人能够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能够增加把握当今社会的力量，便是历史的双重功能。
三，历史与科学、道德的关系
从20世纪开始，对历史学的客观性与科学性的质疑越来越多，一些学者试图在科学与历史之间划分出一条基本的分界线。卡尔在第三章中认真考察了这些观点，逐一批驳了下述五种观点：（1）历史只研究特殊，科学则研究一般；（2）历史不传授教训；（3）历史不能够做预言；（4）历史必然是主观的，因为人在观察自身；（5）与科学不同的是，历史涉及宗教、道德的问题。
对第一种观点，卡尔认为，历史学家像科学家一样进行概括，“历史学家并不真正对独特性感兴趣，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独特性中概括出来的一般性。”他指出，历史所涉及的是独特与普遍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你既不能把两者分开，也不能抬高一方压低另一方，正如你不能把事实与解释分开一样。
对第二种观点，卡尔批驳道：“他们关于不能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的断言有悖于大量的、可见的事实。”……他进一步指出，向历史学习不仅仅是一个单项过程，根据过去研究现在也意味着根据现在理解过去。”
对第三种观点，卡尔认为，历史中预言的关键问题在于区分一般与特殊、普通与独特，历史学家肯定要进行概括，并且在这样做的同时会为未来的行动提供一般的指导，尽管这些指导不是一些特殊的预言，但却是有效的、有用的。
对第四种观点，卡尔指出：“社会科学家或历史学家被卷进研究客体是不同于物理学家的，而且由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而引起的各类问题也更加极其复杂。”他进一步指出：“既然社会科学涉及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人，涉及研究者和被研究物，因此，从整体上看，社会科学不见容于宣称主客体之间有严格界限的任何知识理论。”
对第五种观点，卡尔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关于历史与宗教的关系，卡尔认为，历史学家不应借助外在神灵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关于历史与道德的关系，他呼吁抛弃那种把历史学家当作绞刑官的概念，不对个人进行道德判断，而是对过去事件、制度或政策进行道德判断。
四、历史中的因果关系
卡尔探讨了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关于历史必然性，他强调因果关系或历史决定论，认为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有一个或一些原因。在卡尔看来，研究原因是历史学家的特殊作用，像普通人一样，历史学家相信人类行为有其原因，这些原因是可以确定的，但在事件发生之前，历史学家并不假定事件是必然的。
关于历史的偶然性，卡尔批驳了“历史总体上就是由一连串的意外或一系列偶然巧合决定的事件，历史发展最终可以归结于那些最偶然的原因”这种观点。……在卡尔看来，历史中偶然性的作用被夸大了，“在历史事件中处于衰落而不是鼎盛时期的群体或民族，那些强调历史中偶然事件或偶然性作用的理论自然会大行其道。那种认为考试结果完全是一种摸彩行为的观点总是在差生中大有市场。”
卡尔指出，历史是根据历史重要性进行选择的一种过程。他引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话，称历史是一个选择体系，“不仅是对现实认识的选择体系，而且是对现实原因、取向的选择体系。历史学家就像从浩瀚的事实海洋中选择那些适合其目的重要事实一样，他也从大量的因果关系中抽绎出因果关系，也仅仅是这些因果关系才具有历史意义；历史意义的标准是：历史学家能使这些因果关系适合其合理说明与解释模式的能力，其他的因果关系则被当作偶然事件进行抛弃”。
卡尔认为，对于过去事件来说，历史学家区分一些原因是合理的、有意义的，是真正的原因；而另一些原因是不合理的、偶然的原因时，其标准是这些原因是否适合某些目的的解释。
五，历史中的进步观念
首先，卡尔澄清了“进步”（progress）与“进化”（evolution）之间的关系。他认为，19世纪的达尔文革命强调了生物的遗传性，这是进化的源泉，而历史强调的是社会的获得性，这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和历史进步的源泉。他称：“在每一代人身上都可以衡量到获得性的进步。作为理性生物的人，其本质是通过积累前辈的经验来发展自己的潜在能力。历史是通过一代代获得性技巧的传授而进步的。”
其次，不需要也不应该把进步看作有着限定的开始或结束。卡尔认为，文明的诞生也许可以作为人类进步假设的开始，但文明实际上是一个无限发展的缓慢进程，而非一种创造。因此，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进步的终结“一直是无限遥远的某种事物”，“只有当我们前进时，指向这一终结的指标才能进入我们的视野”。
再次，进步并非在一条连续的直线上前进，历史既有进步的时代，也有倒退的时代。卡尔认为，进步并不意味着对所有人都是同样的进步或同时的进步……历史上的某个国家、民族或文明等群体，在特定时期中起着促进文明进步的主导作用，但进入下一个时期时，因为浸透着上一个时期的很多传统、利益或意识形态等，而不能及时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与条件，会逐渐衰落并把主导作用让给别的群体。这时，另一个群体适应了新时期的发展要求，进入上升繁盛通道。
最后，进步的本质内容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假设概念，历史学家在研究时把某些人的行为应用到这个假设上或把某些人的行为解释为进步的。卡尔认为，历史的先决条件是人能够（不是说一定会）从前辈经验中获得教益，和自然界进化不一样的是，历史中的进步依靠的是获得性财产的转让，这些财产既包含物质财富，也包括人的控制、改变和利用环境的能力。
卡尔探讨了关于历史的客观性。他认为，“历史事实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因为事实之所以变为历史事实，是要靠历史学家根据事实的重要性而决定；历史中的客观性——假如我们仍旧可以使用这一传统术语的话——不可能是事实的客观性，只能是事实与解释之间，只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关系的客观性”。他指出，历史学家在从事解释工作时也需要意义的标准，这是他的客观性标准，以区分主要事件与偶然事件，不过他只能在联系当下目的时才能发现这一标准，既然对过去的解释也会进化，这是历史必然的功能，那目的的进化也是必然的。
卡尔认为，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解释和他对重要事件的选择，都会随着前进中出现的新目标而进化。°他指出：“旧的解释并没有被抛弃，它不仅包含在新的解释之中，而且为新的解释所代替。历史编撰在这种意义上是进步的科学，它企图为本身就是进步的事件进程提供不断扩展的、深化的洞察力。”
对历史中的判断标准，卡尔认为不是某些宣称具有普遍效用的原则，而是最能够产生实际效果的东西。他指出，历史的客观性不依靠于也不能依靠于某些固定的、不可转移的当下存在的判断标准。
六，当代世界的巨变
到20世纪，“人们将更加充分地意识到自身控制周围环境、控制自己的能力，也将更加充分地意识到制定自己要在它们之下生活的那些法则的能力。”在这个新时代，“理性的主要作用不再是理解在社会中支配人类行为的那些客观规律，而是重新塑造社会，重新塑造用有意识行为组成社会的个人。”
卡尔指出，现时代是一个自我意识的时代，历史学家能够也应该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这是当代世界尚未完成的转变——向理性功能和力量新领域的扩延——的重要组成部分。
卡尔探讨了新时代理性的扩展带来给当代世界的转变。以经济学为例，卡尔认为，到了20世纪中叶，人们普遍从屈服于超越人的控制之外的经济规律转变为相信人有能力控制经济命运，这既代表着人类正在增强理解与把握自身及周围环境的能力，也是人类把理性运用到自身事务中的一种进步。
卡尔指出，世界重心明显从西欧转移开了，西欧及其英语世界的外围部分已经成为北美大陆的附属物，其他地区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卡尔认为20世纪世界的变化对历史学影响巨大。他指出：“20世纪革命中理性的扩张对历史学家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在本质上意味着迄今为止那些处于历史之外的群体和阶级、民族和大陆的历史在历史中出现了”，“也只有在今天，人们才有可能第一次把世界想象为由真正意义下进入历史的民族组成，这些民族不再是殖民地长官或人类学家关注的民族，而是历史学家关注的民族”，历史概念由此发生变化，由“精英的历史”变为“整个人类共同体的历史”。
“历史是什么”是一久远而常新的话题。卡尔的观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也对我们学习和理解“历史”、延伸我们的思维具有重要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