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下中国知识女性的生存状态及社会参与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周蓓 河南 郑州 450001）

女性命运、女性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从中折射出社会文明的进程。知识女性是受过中等专业以上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学和艺术修养、广博的科学知识以及强烈自我价值实现意识的一个独特社会群体，在现代社会中，她们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赋予女性不同的家庭与社会角色期待。在传统社会，女性的角色是单一的家庭角色；近代以来，广大女性逐渐走出家庭进入社会，扮演家庭与社会两种角色；随着现代女性大规模走上职业岗位，她们所面临的“双重角色困惑”日益凸显。本文在历史语境下回溯中国知识女性的生存状态，以及她们在女性意识自觉之后对自我价值判断的迷茫和苦闷，探讨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中，知识女性如何调整自己的角色，寻找和追求理想的角色认同，当代高校知识女性如何在传统的性别秩序仍然有较强的型塑力的社会环境里，通过不同的角色扮演来争取自主性，提升话语权，参与社会工作，从而获取新的主体认同空间，彰显女性在构建和谐家庭和社会中独特的能动作用。
一、明末清初江南才女的生存状态
中国妇女史发端之初便被置于民族国家的大语境之下，五四前后对妇女历史的论述无一不把她们看作一群“受压迫的封建女性形象”，由此，我们获得了对前现代中国妇女生存状况一种本质化的认识，这种认识最终成为至今仍少有人质疑的历史“真理”。这种铁板一块的五四妇女史观显然忽略了社会及社会群体或个人的多元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彦颐（Dorothy Ko）的著作《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以社会性别为视角，透过女性诗词、日记、书信，关注明末清初江南上层受教育女性在家庭内外的生活与活动空间，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积极活跃的古代才女的世界，她的研究无疑为我们了解传统社会知识女性的生存状态提供了新的向度。这一时期的知识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在江南被赋予众多想象的繁华和诗意的都市里展开富有特色的文字往来、诗词唱酬、交游结社等女性为主体的活动。尽管儒家传统观念仍居统治地位，但传统的“三从四德”观念首先在男性文人的解释之下开始被赋予新的涵义，儒家观念的弹性调适与传统性别界限的松动使得一批受教育的并享有某些特权的女性开始如鱼得水，享受着儒教缝隙里难得的自由空气。
随着17世纪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包括出版、坊刻的繁荣，书商的活跃以及读者大众的涌现，女性群体随之以读者和作者身份出现，官宦人家的妻女、青楼中色艺兼备的妓女成为这一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教育和阅读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唤醒有着特殊的作用。江南富庶的家族非常重视对族内女性的教育，期望女子有才、有技、有智，为日后的持家育子提供必要的智力储备；文人学士则期望自己的妻女、爱妾甚至与之来往的青楼女子能够成为他们的翰墨知音。通过教育获得的阅读能力为这些女性打开了一扇闺阁之外的窗门，以《牡丹亭》为阅读中心，出现了许多张扬真性情、陶醉于人伦之乐的“情迷”，其中女性读者居多。与其他忽视女性精神世界的作品相比，《牡丹亭》真诚关注杜丽娘幽闭绝望的生存状态，更关注她对此做出的积极反应。这种罕见、细腻、深刻的女性视角深深打动了女性读者，使她们对杜丽娘表现出极大的认同感。现实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幽暗闭塞的知识女性读之醉之、参念己身、痴心向往。
在那个时代，未嫁女子所能接触的空间和范围是有限的。尽管生活清静无忧，父母关爱有加，这些寂寂深院中的少女除却对诗书琴画等艺术的热爱，对现实生活并没有太多憧憬和热情。阅读是一种能将她们从幽闭空间中解放出来的力量。她们中大多数都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艺术修养，但由于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家庭之内，才情的高涨反倒让她们对生活的局限和残缺更加敏感。心理学家马斯洛说过：“才能也即是需要，才能或器官不用，就会变成疾病的中心，或是衰退，从而使人削弱。”沈宜修与三位女儿的生活幽闭、压抑，对命运与婚姻不可控性及对浪漫姻缘的向往导致她们的早慧与早亡。虽然家境优越，却无法使她们得到真实的安全感，她们为自己的女性身份而忧郁。杜丽娘和小青故事的持续感染力，表明女性对其在家庭和社会中恰当位置的忧虑。随着成长与婚期的临近，叶小鸾对自身价值的实现愈发焦虑和急迫，夫家的催婚更是直接导致了她的夭亡。这些少女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闲适幽静，实际上却弥漫着无端的哀怨与绝望。阅读之外的写作也是孤独的一种表现，十八岁未嫁守寡的吴柏在书信中提到，写作减轻了日常生活单调的痛苦，阅读文学作品，对旅行的神游，使她分享更大的色彩斑斓的世界。
已婚女子的生活略为丰富，如结社交游，与家人唱酬和空闺自遣，等等。在明清知识女性的生活中，男性常常要离家远行，游学、科考、宦游、经商、游幕是他们特有的生命状态，与家人唱酬只是短暂的片段，而离别与等待却是她们的生命常态。况且，家庭中往往有繁重琐屑的事务和人际关系需要她们处理接待，家事之余，在独守空闺的日子里，这些精通诗词曲赋的知识女性常常选择与纤毫纸墨为伴，她们出版的文集的创作时间往往就在其夫离家之时。家居式结社、家内宗教恰恰反映了女性受制于宗族网络，女性社交网与其说是闺阁才艺的集聚地，不如看做一种情感转移或寄托、一种情感互助的方式。
对于女性而言，生活圈子的狭窄使得其情感宣泄的途径异常缺乏，而心理上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望与男性疏于关注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得其不得不采取身心分离的策略以获得某种平衡感。“女性读者兼作者单凭想象力便能超越闺阁，身虽在内心，志却驰骋在外，身心分离是一种策略，也成了性别越界的最佳武器。”女性与男性之间、上层与下层之间以及女性之间等等的不和谐与权力制衡依然存在着，尤其是公众式结社中的名妓和歌女，尽管其身份地位迥异，但却共有一种基本社会性别定位：她们的社会身份都是由其生命中的男性所决定的。女性一面书写着自己的美丽与智慧，同时又不得不谦卑地对此加以否定；男女内外分工的界限虽然模糊但依然未彻底抹去。女性之间情意浓厚的交往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她们精神生活的需要。许多士人之妻与上等妓女来往密切，并赋诗歌颂她们，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温和而自然。这种和平共处、其乐融融的景象不知是曾经存在的“真实”，还是高彦颐为了叙事风格需要而作的精心摘择。妻子与妓女们的争斗并不少见，双方通过与男性的交往暗暗地进行着权力较量。
明清江南才女们的活动是丰富而谨慎的，她们借助男性话语的力量以某种微妙的姿态悄然突破了传统儒家的严格界限，展现自身积极的能动力量。这个知识女性群体所呈现的不再是一群受压迫的、守候在闺门之内的被动可怜的女性形象，而是积极能动、优游自在，令今人心向往之。但这些女性生活在一个以父权文化为中心的社会——实际上也就是生活在以男性眼光为标准的社会当中，其主体性的觉醒与社交自由的程度相当有限。尽管剥开的那几片花瓣拂着微风摇曳着一丝婀娜，但其核心依然是坚不可摧的。
二、社会转型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近代社会转型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中国作为一个处于优势的成年文明遭遇来自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甚至入侵，屡次交锋的挫败后不得不承认它的强势和先进，并一步步对外开放。一百多年来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经历了多次维新和变革，传统社会意识受到一次次猛烈的冲击和涤荡。与之相伴，中国女性的社会身份和角色定位也随之变化，女性主体意识逐渐觉醒。
辛亥革命前后，各种西方思潮大量涌入及传播，统治中国两千年的儒家思想受到严重怀疑甚至抛弃，新文化运动以冲破禁锢中国人思想牢笼的姿态横空出世，传统的伦理观念，如孝道、贞操、妇女守节及“三从四德”、祖先崇拜等，均大受冲击或被破坏。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中国家庭制度自周以后三千多年内，代代相传，大体上维持不变。对传统家庭和婚姻制度的批判日趋深化，女性也开始觉悟，并积极投入到家庭革命的运动中。20世纪20年代前后，许多刊物相继开展家庭问题的讨论，各地还成立了许多团体，如北京“家庭研究社”、天津“女星社”等，广泛地开展家庭问题的调查及讨论。
自1844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第一所女校——宁波女塾起，到19世纪末，中国先后开设了数百所教会女子学校，教会女校学生人数远远超过国人所办学堂女生人数。教会女校带来了中国教育观的变革，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纳妾、缠足，鼓励女性和男子一道进学校读书。在教育内容上，开设一些浅近的自然科学课程，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培养了中国近代意义上最早的知识女性。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一些进步的知识女性提出“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主张“社交公开”、“大学开禁”、“各机关开放任用女职员”等。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重新认识和界定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唤醒了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主体意识，使女性在精神和思想上实现解放。受到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在以上海、广州等城市为中心的沿海地区，家庭制度有很大的改变，等级观念趋向于平等。父权远不若以往显赫，夫妇间的权限趋于平等，从前许多男尊女卑的习俗已渐渐变革。家庭中妇女追求个性解放，主张用自由恋爱、婚姻自主代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观。据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初婚年龄大致为男性16～17岁，女性在14～15岁之间；民国后，由于女权兴起，以往女子无才便是德，现在与男性同样接受教育，女子读书引起观念的改变，尤其国内工商业逐渐发展，上海等大都市兴起，女子就业机会增加，减少了对家庭及男人的依赖，出现了婚龄推迟的现象。据对江阴某地的调查，1912～1926年，男子平均初婚年龄为22岁，女子为19.5岁，远较明清时代为迟。
新中国建立后，女性主体意识由于政府的推动在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活的各方面得到发展。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群体“社会化”过程，由“家庭中人”成为“社会中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女性意识中的权利意识、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法制意识和自我价值实现意识等现代意识逐步确立。此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西方女权主义开始遥相呼应，逐步走向“融合”。中国女性主体意识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观念两种力量的作用，呈现出新的特点。与西方女权运动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艰苦斗争，通过实现立法保障来获得某些权利的理性自觉相比，中国女性主体意识更多是在外力作用下产生的，甚至在某个时期某种程度还打上了“政治庇护”的色彩。这一特点使得女性维权在经验和实践中往往仍秉承传统意识，表现出与理性认识相反的倾向——具有不同程度的依赖性、自卑感和怯懦心理。
三、当代高校知识女性的角色扮演及社会参与
社会革命“恩赐”的解放淡化了女性的自我反思意识，中国女性在思想认识的深层结构上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自觉的主体意识。在私生活领域, 她们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弱势地位。尽管男女平等的原则被国家用法律的形式所肯定, 国家也通过一系列政策保护妇女权益, 但男权文化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实际存在，使得性别不平等始终或隐或现地伴随着当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国家保护女性权益的强制性制度规范在实施当中往往受到有意或无意的规避甚至漠视。家庭暴力、婚外情、性骚扰、就业歧视，等等，这些高居妇女权益受侵害类型榜首的问题背后，都潜藏着男性霸权的阴影。要从历史的惯性中摆脱出来，要使两性平等和谐的伦理价值成为一种社会自觉遵守和维护的“制度”，当代高校知识女性应当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
高校知识女性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较高的能力、心理素质，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较为稳定的经济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使其更能够保持独立的人格。高校环境使她们更容易接受新知识、新事物，以此来丰富充实自身的同时， 也使她们能够在浮躁的社会中沉静下来，思考和判断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发挥女性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对于高校知识女性而言，如何在“社会中人”与“家庭中人”之间寻找平衡点，不是一道“相加后除以二”的简单算术题，而是要利用这一群体的角色定位、职业特点和文化优势，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提升女性在社会生活和国家制度中的话语权，努力拓展社会认同的舆论空间和实践场所，在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变被动到主动，最终获得对女性命运的自主把握。
首先，高校知识女性有着得天独厚的科研条件和研究氛围，大多数关于女性的研究成果都来源于高校或是依托于高校，包括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等等，可谓硕果累累。现代国家中，社会研究成果的目的都在于为国家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坐标和决策方向，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地将这些成果转化为国家社会政策的影响因子，而不仅仅是躺在职称评定表上的一个合格指标，努力做社会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而不是旁观者。
例如，有研究表明，北欧国家将家庭照顾、家务劳动和儿童看护作为公共事务。国家通过社会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发展形成庞大的社会服务部门，既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女性在家庭劳动中的负担，又增加了女性的就业机会。这种国家干预为北欧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提供了政策和制度基础。尽管国情不同，但各国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双重角色的困惑是相似的，这方面研究中所展示的政策思路依然能为我国相关政策的酝酿和出台提供有益的借鉴。
除了利用现有研究成果为维护女性权益鼓与呼之外，高校知识女性还应当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女性特有的敏锐细腻，把目光投向女性研究尚未得到充分发现和挖掘的角落，及时发现社会存在的问题，关注那些被忽视的女性群体，积极探讨因社会分层给下层妇女自我发展带来的困惑和困境。一个良性循环的社会必然是整体向上的，因贫富分化、阶层分化而造成的社会断裂已经在当今社会制造了种种摧之难破的痼疾，而女性则是断层中更为脆弱的一环。假如高校知识女性只是遗世独立地孤芳自赏，缺乏关注历史、关注社会的参与意识，那么很容易就会在碌碌的岁月蹉跎中迷失自我。
其次，高校知识女性大多肩负着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双重责任，这与她们的社会角色扮演是相对应的。囿于教育对社会的改造作用，更使她们的职责变得尤为重要而神圣。
作为能够站在讲台上，拥有传播知识、传递理念、传导信仰的话语权的社会教育工作者，我们所面对的是社会的未来和希望，如何帮助当代大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认为这是比知识传授更为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在大学里形成的思想和观念将成为未来社会的底色。一方面，我们尽力帮助学生摆脱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浮躁和功利心理，呵护青年所拥有的朝气和理想，避免它们被沉重的现实绑架甚至抛弃，也许有人会嘲笑这是螳臂当车之举 ，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唯有积跬步方能致千里。另一方面，引导女大学生建立自觉的女性主体意识，帮助她们正确看待和应对就业过程中遇到的性别歧视问题，注意培养她们的女性维权意识；对于男大学生，则要树立他们以公平和正义为前提的性别和谐的价值理想，这种思维惯性将会在他们将来进入社会、组建家庭时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高校知识女性借助社会教育这个平台，不仅可以实现以女性身份参与的社会融合，而且通过对教育对象的观念塑造，能够跨越性别的鸿沟，真正为实现社会性别平等打造坚实的社会基础。
女性在家庭中持家育子的职责从古至今未曾有过些许改变，相反，随着现代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随着这种竞争的提前并进入家庭，女性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许多“全职太太”、“职业保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了应对这种竞争做出的一种妥协选择。高校知识女性并不会天然地因为她们承担社会教育的身份和经历，就能够轻松地在家庭教育中做到游刃有余，这是两种不同的角色扮演，是另外一门“科学”。
家庭教育的第一步是让孩子在和谐的家庭氛围中成长。在这里，女性既要处理好与配偶的关系，也要处理好与孩子的关系，特别是与丈夫建立平等和谐的互动关系，身教言传地为孩子演绎男女之间性别角色的差异和规范，避免任何一方的性别霸权，使孩子在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中感受到家庭的幸福，而这种幸福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父母双方的性别和谐。这对于孩子的性格和两性和谐观念的形成有着非比寻常的积极作用，高校知识女性应该通过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来努力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此外，在家庭中，孩子心理健康成长的重要性不亚于他们的智力成长，作为母亲，对此要有足够的重视。在家庭中，你不是那个站立在讲台上的高校老师，不是那个传播知识的“临时权威”，而应该是俯下身来与孩子平等对话的倾听者。无论对待哪一阶段成长期的孩子，善于倾听，善于沟通，都是让孩子打开心门，愿意与你真诚、真实交流的一把钥匙，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每每听到高校里或社会上有关某学生或某人因为不堪重负而心理崩溃，最终以极端方式结束生命的新闻，便愈发感受到作为双重身份的高校知识女性，肩上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这两副担子格外沉重。
两性和谐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一种共识。但是如果脱离了中国女性历史上的生存状态，忽略中国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社会地位提升的发展脉络和外力作用，就不容易理解为何当今社会女性维权会遭遇种种困境和难题。唯有带着历史的反思，当代知识女性才能够在纷繁复杂、瞬息变化的社会中准确地寻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以积极参与各类社会生活的方式获得更大的自我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
[2]梁景和.近代中国女学演变的历史考察[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3（6）.
[3]李小江.50年，我们走到了哪里？——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历程回顾[J].人大复印资料《妇女研究》，2000（2）.
[4]林卡、唐琳.妇女与社会政策——论妇女地位在北欧国家的变迁.[J].妇女研究论丛.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