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陶大卫副教授在国际考古权威期刊《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发表文章《Human diets, crop patterns, and settlement hierarchies in third millennium BC China: Bio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Zhengluo region》。
自仰韶中期开始，北方诸多区域都开始了社会复杂化进程，仰韶文化晚期，包括郑洛地区在内的黄河中游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不同层级聚落在这一区域出现。诸多研究探讨了生业经济在早期国家文明建立过程中的作用，但生业经济在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作用如何？在社会复杂化早期阶段，不同层级聚落其生业选择如何？是否存在差异性？目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
本文利用大河村遗址新的植物考古数据和汪沟遗址新的同位素数据，结合区域内已开展的多学科研究工作，揭示出公元前3000年前后郑洛地区不同层级聚落在作物种植模式与人群饮食构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大河村遗址和汪沟遗址等中心聚落，均采取了多样化的作物种植策略，除种植粟黍等北方传统的旱地作物，来自南方的水稻在聚落中普遍种植，甚至出现了栽培大豆这一新的作物品种。与此同时，即使地貌环境和水热条件有利于水稻种植，郑洛地区诸多小型聚落更多种植粟黍类旱地作物。郑洛地区仰韶晚期不同层级聚落采取了不同的作物种植结构。与此同时，大型聚落人群饮食结构呈现内部复杂化特征，非粟黍类作物的食用和肉食资源的摄入明显存在，这应与此类聚落采取的多样化作物种植策略和家畜饲养业的发达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小型聚落人群饮食结构呈现单一化，主要以粟类作物为主，肉食摄取水平较低。不同层级聚落人群饮食结构存在的差异性，应与各自采取的生计策略密切相关。
仰韶文化晚期，郑洛地区不同层级聚落在资源占有和利用程度的差异是聚落分化的重要体现，也是推动区域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的重要动力。郑洛地区仰韶晚期居民采取的一系列有效策略，应该为“龙山——二里头”时期同一区域人群和聚落在国家文明建立过程中采取的应对策略提供了重要借鉴。此项研究揭示出仰韶晚期郑洛地区的生计多样性与聚落等级间的关系，为深入理解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