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是唐代进士科考试中的重要文体之一，宋人洪迈有“唐以赋取士”[1]（P375）之说。据徐松《登科记考》、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及笔者新见进士科试赋作品考察，此类赋作明显表现出许多规定性特征，如限题、限韵、限制篇幅等。题目和官韵虽然相辅相成，即如王芑孙《读赋卮言》所云“官韵之设，所以注题目之解，示程式之意”[2]（P19），但赋题的设计往往更大程度地规定了举子们创作发挥的范围。科场之外的一般赋作属于选题作赋，而进士科试赋题目是由相关部门制定的，属命题作赋，且有司在命题的时候要有所本。这就需要考生了解题目的出处，体察命题者的意图，惟其如此方能有的放矢。本文主要考察进士科试赋题目的出处，以就教于方家。

大凡考试多带有功利性目的，需要在公平性原则和可操作性规则下进行。作为检验考生学业和才性的文学创作类试项，通常须要应试者在给定题目或材料下发挥。王芑孙《读赋卮言》所云“唐试赋题，皆所司所命”[2]（P15）便点明了唐代试赋属命题作赋和题目命由所司的双重特征。据《册府元龟·贡举部·总序》：“武德旧制，以考功郎中监试贡举，贞观已后，则考功员外郎专掌之。……明皇开元二十四年制，令礼部侍郎专掌贡举。”[3]（P7661）贞观以前未见进士科有试赋记载，故王氏所言之“所司”主要指吏部考功员外郎和礼部侍郎，二部皆属尚书省。也就是说，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之前进士科试赋由吏部命题，之后由礼部命题。不言而喻，礼部命题是唐代进士科试赋题目的主导。

相对“所司”命题这一常例而言，唐代进士科试赋还存在由皇帝命题的特例。《登科记考》可见皇帝命进士科赋题4例，即长庆元年（821年）重试《孤竹管赋》、开成元年（836年）阙题和乾宁二年（895年）复试《曲直不相入赋》、《良弓献问赋》。据现存可考内出题目来看，皇帝命题一在于维护考试的至公至平，如长庆元年重试《孤竹管赋》；二表现为对文风的态度，开成元年便是如此；三为擢拔“廊庙之器”，使天下“致理平”、“臻至化”。

进士科试赋题目不管由“所司”命还是由皇帝命，皆非随心所欲，而是要有所本。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称：“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4]（P115）可见宋熙宁以前诗赋命题多以《五经》为本。与宋代相比，唐代进士科试赋命题要灵活得多，“或用古事，或取今事，亦无定程”[2]（P15）。其所用古事者，又表现出浓厚的宗经、重史和体道等文化特点。

先说以儒经为题。自西汉董仲舒倡儒术独尊以来，儒家思想几乎成为历代王朝统治的经典。唐皇室极重儒术在当世之治用，不仅设明经科与进士科并列，且在进士科中亦重经学，除进行“帖经”和“口问大义”外，试赋命题也多以儒经为本。就现存进士科试赋作品来看，明确以儒经为题者达27例43篇之多，占今存可考进士科试赋的三分之一强。在以儒经为题方面，集中在《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诗经》、《论语》、《孟子》等九经上，其中又以《尚书》、《礼记》和《春秋左传》为重。

《周易》居群经之首，白居易曾称“蜀琴安膝上，周易在床头”[5]（P5074），可见其受文人重视之一斑。现存进士科试赋作品以《周易》为题者2例，即大历二年（767年）《射隼高墉赋》出自《周易·下经·解》和《周易·系辞下》，乾宁二年（895年）《人文化天下赋》出自《周易·上经·贲》。如《人文化天下赋》，《周易·上经·贲》云：“《彖》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6]（P44）

《尚书》被荀子称为“政事之纪”[7]（P7），唐人以之为进士科试赋题者5例，依次为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梓材赋》出自《尚书·周书·梓材》，大历十年（775年）上都试《五色土赋》出自《尚书·夏书·禹贡》，大历十四年（779年）《寅宾出日赋》出自《尚书·虞书·尧典》，贞元十七年（801年）《乐德教胄子赋》出自《尚书·虞书·舜典》，咸通十三年（872年）《禹拜昌言赋》出自《尚书·虞书·大禹谟》。以《乐德教胄子赋》为例，《尚书·虞书·舜典》云：“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8]（P30）

《三礼》不仅是“务学之本，立身之端，居安之大猷，致治之要道”，而且“属辞比事，而不裁之以礼则乱；疏通知远，而不节之以礼则诬。实百行之本源，为五经之户牖，虽圣人设教，罔不会通”[9]（P568）！唐进士科试赋以《三礼》为题者，《礼记》占8例，《周礼》和《仪礼》共3例。其中以《礼记》为题者有大历九年（774年）东都试《蜡日祈天宗赋》出自《礼记·月令》，贞元八年（792年）《明水赋》出自《礼记·郊特牲》，贞元九年（793年）《平权衡赋》出自《礼记·深衣》，元和五年（810年）《洪钟待撞赋》出自《礼记·学记》，大和六年（832年）《君子之听音赋》和咸通三年（862年）《倒载干戈赋》出自《礼记·乐记》，咸通七年（866年）《被衮以象天赋》出自《礼记·郊特牲》，另外咸通四年（863年）《谦光赋》出于《礼记·礼器》注疏；以《周礼》为题者为元和十年（815年）《乡老献贤能书赋》出自《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乡大夫》，长庆元年（821年）《孤竹管赋》出自《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大司乐》；以《仪礼》为题者为元和十五年（820年）《大羹赋》出自《仪礼·特牲馈食礼》。如大和六年（832年）《君子之听音赋》，《礼记·乐记》云：“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硜，硜以立别，别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讙，讙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10]（P444）

唐初孔颖达等编定《五经正义》，《春秋左传》即被列为“大经”。中唐殷侑《请试〈三传〉奏》称其“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9]（P7855）。今存唐代省试赋以此为题者5例，天宝十载（751年）《豹舄赋》出自《春秋左传·昭公十二年》，大历十一年（776年）《饮至赋》出自《春秋左传·隐公五年》，长庆三年（823年）《丽龟赋》出自《春秋左传·宣公十二年》，乾符四年（877年）《火中寒暑退赋》出自《春秋左传·昭公三年》，景福元年（892年）《止戈为武赋》出自《春秋左传·宣公十二年》。以乾符四年《火中寒暑退赋》为例，《春秋左传·昭公三年》云：“张趯曰：‘善哉！吾得闻此数也。然自今，子其无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极也，能无退乎？’”[11]（P456）

孔颖达《毛诗正义序》称《诗经》为“论功颂德之歌，止辟防邪之训”[9]（P1475），可见《诗经》对时人之影响。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蓂荚赋》即出自《毛诗正义·清庙之什诂训传》：“《中侯·擿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钦惟皇天，顺践祚即摄七年，鸾凤见，蓂荚生，青龙御甲，玄龟背书。’”[12]（P469）“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3]（P367）是《论语》中的经典命题，贞元十六年（800年）进士科试赋以《性习相近远赋》为题，表现出唐人对这一命题的时代思考。

“《孟子》之文，灿若经传”，“其文继乎六艺，光乎百氏，真圣人之微旨也”[14]（P212）。自然，《孟子》亦被列入进士科试赋命题的范围。据存见作品考察，先后2次以《孟子》命题，其中元和十四年（819年）《王师如时雨赋》出自《孟子·梁惠王下》，乾符五年（878年）《以至仁伐至不仁赋》出自《孟子·尽心下》。以后者为例，《孟子·尽心下》云：“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15]（P565）

再说以史为题。与以儒经为题相比，以史为题有一致的地方，即并非诸史皆重，而是有所侧重。据现存作品考察，以史为进士科赋题主要集中在前三史上，其中《史记》占4例，两《汉书》各占1例。大历十二年（777年）《通天台赋》出自《史记·封禅书》，建中二年（781年）《白云起封中赋》出自《史记·封禅书》，大中三年（849年）《尧仁如天赋》出自《史记·五帝本纪》。如《尧仁如天赋》，《史记·五帝本纪》云：“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16]（P15）对于《史记》的考试，并不仅仅停留在对正文的把握上，还要求考生理解笺注，如咸通九年（868年）试《天下为家赋》，即以《三家注史记·吕太后本纪》中“集解蔡邕”语为本：“天子以天下为家，不以京师宫室为常处，则当乘车舆以行天下，故群臣托舆以言之也。”[16]（P412）

乾宁四年（897年）《未明求衣赋》出自《汉书·贾邹枚路传》：“始孝文皇帝据关入立，寒心销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后，使东牟朱虚东褒义父之后，深割婴儿王之。”[17]（P2341）贞元七年（791年）《珠还合浦赋》出自《后汉书·孟尝传》：“尝后策孝廉，举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食，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珠，不知纪极，珠遂迁徙于交阯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管，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18]（P2473）

除前三史外，《通典》也曾用来命题，如乾宁二年复试《良弓献问赋》出自《通典·军礼二》：“贞观元年，太宗谓萧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天下四方，用弓多矣。而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乎弓。弓犹失之，何况于理。’自是遂延耆老，问以政术。”[19]（P2106）

以经为题和以史为题不仅表现出朝廷对应试者“学兼经史”综合素质的考察，更体现出统治者探寻古之“政理或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9]（P3606）的深切用意。

再说以道家经典为题的情况。道教对于李唐帝王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不仅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而且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正月“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20]（P213）。道家经典被统治者以最高文件的形式确定为学习和考试内容，与正经并列。德宗曾颁《明经举人更习老子诏》云：“明经举人所习《尔雅》，多是草木鸟兽之名，无益理道。宜令习老子《道德经》以代《尔雅》，其进士同大经例帖。”[9]（P564）以《老子》代《尔雅》，可见唐人是把道家经典与儒家经典并列来看待的。

在进士科试赋中，《老子》、《庄子》、《文子》都曾涉及过，尤以《庄子》为多，计4例11篇，另外《老子》2例3篇，《文子》1例2篇。大历八年（773年）《登春台赋》出自《老子》：“众人熙熙，若享太牢，若登春台。我魄未兆，若婴儿未孩。乘乘无所归！众人皆有余，我独若遗。”[21]（P15）光化四年（901年）《天得一以清赋》出自《老子》：“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营，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21]（P122）贞元十年（794年）《风过箫赋》出自《文子·自然》：“昔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奚仲为工师。其导民也，水处者渔，林处者采，谷处者牧，陵处者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皋泽织网，陵坂耕田，如是则民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是以离叛者寡，听从者众。若风之过箫，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浊应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22]（P346）

其实以《庄子》命进士科赋题早在开元五年（717年）已经出现，其年试《止水赋》本于《庄子·内篇·德充符》：“仲尼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23]（P193）之后，贞元十四年（798年）《鉴止水赋》亦本于此。其他如天宝六载（747年）《罔两赋》出自《庄子·内篇·齐物论》，长庆二年（821年）《木鸡赋》出自《庄子·外篇·达生》。以后者为例，《庄子·外篇·达生》云：“纪渻子为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已乎？’曰：‘未也，方虚骄而恃气。’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向景。’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23]（654）

除上述经典外，还有出自其他经和子书的，如贞元十二年（796年）试《日五色赋》出自《礼斗威仪》：“政太平则日五色，政颂平则日黄中而赤晕，政和平则日黄中而黑晕，政象平则日黄中而百晕，政升平则日黄中而青晕。”[24]（P15）贞元五年（789年）试《南风之薰赋》出自《尸子·绰子》和《孔子家语·辩乐解》，如《尸子·绰子》云：“圣人于大私之中也，为无私；其于大好恶之中也，为无好恶。舜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舜不歌禽兽而歌民。”[25]（P43）乾符三年（876年）试《王者之道如龙首赋》出自《六韬·文韬》：“夫王者之道，如龙首，高居而远望，深视而审听；示其形，隐其情，若天之高，不可及也；若渊之深，不可测也。”[26]（P39）乾宁二年（895年）复试《曲直不相入赋》出自《淮南子·主术训》：“人主贵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执正营事，则谗佞奸邪无由进矣。譬犹方员之不相盖，而曲直之不相入。”[27]（P135）

有以前人诗文题目或内容为题者，如大历十年（775年）东都试《日观赋》出自后汉马第伯《封禅仪记》：“泰山东上七十里，至天门东南山顶，名曰日观。日观者，鸡一鸣时，见日始欲出，长三尺所，秦观者望见长安，吴观者望见会稽，周观者望见齐。”[28]（P633）开成三年（838年）试《霓裳羽衣曲赋》为开成二年（837年）省试诗题；垂拱元年试《高松赋》，前人谢朓、王俭、沈约曾有同题作品。

以上皆属“以古事为题”者。唐代进士科试赋“以今事为题”者远不如“以古事为题”频繁，可考者6例。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试《花萼楼赋》，系“有司盛称兹楼，并命赋之”[29]（P220）。天宝十一载（752年）试《土德惟新赋》，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四《运次》云：“天宝中，升平既久，上书言事者，多为诡异，以希进用。有崔昌以勃旧说，遂以上闻。元宗纳焉。下诏以唐承汉，自隋以前，历代帝王皆屏黜之，更以周、汉为二王。后二岁，礼部试天下造秀，作《土德惟新赋》，则其事也。”[30]（P37）贞元十三年（797年）试《西掖瑞柳赋》，据《旧唐书·吕渭传》载：“中书省有柳树，建中末枯死，兴元元年车驾还京后，其树再荣，人谓之瑞柳。渭试进士，取瑞柳为赋题，上闻而嘉之。”[20]（P3768）

又贞元十九年（803年）试《中和节百辟献农书赋》是对起于德宗时中和节之歌颂，德宗贞元五年（789年）正月颁《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敕》云：“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崇上巳，晋纪重阳，咸说禳除，虽因旧俗，用余共乐，诚洽当时。朕以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和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之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31]（P461）此日，“百官进农书，以示务本”[32]（P4637）。

元和二年（807年）所试《舞中成八卦赋》是对德宗所制《中和舞》之赞颂，据《旧唐书·音乐志一》载，贞元“十四年二月，德宗自制《中和舞》”[20]（P1052）。《文献通考·乐舞》云：“《中和舞》，唐德宗造，舞因成八卦。”[33]（P1276）会昌年间所试《集灵台赋》是对天宝元年（742年）新成集灵台的描写，《旧唐书·玄宗纪下》载，天宝元年十月“新成长生殿名曰集灵台，以祀天神”[20]（P316）。

综上所述，唐代进士科试赋命题部门经历了由尚书省吏部向礼部的变迁，在以礼部命题为主的模式下，间有皇帝亲自命题的情况。根据现存进士科试赋作品考察，命题目出处广泛，或取古事或取今事。与以今事为题者相比，以古事为题明显处于优势，其中尤以儒经、史传和道家经典为主，表现出命题者“悟老庄之旨，齐物而仁恕以行；运尧舜之心，稽古则宪章攸备”[9]（P3012）的深切用意。当然，不管是以儒经为题还是以史和以道家经典为题，都表现出一定的侧重，其中以儒经为题者，《尚书》、《礼记》、《春秋左传》为重；以诸史为题者，《史记》为重；以道家经典为题者，《庄子》为重。

（本文刊发于《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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