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认为,民本思想为儒家学派所独具,因此很少有人论及老庄的民本思想。老子、庄子是两个逃避主义者,但作为思想家,有些重要的社会问题他们也无法回避。春秋战国时代,对于民的认识和民生问题被视为社会最重要的问题,老庄和其他各家一样都必须面对并做出回答。比较而言,老庄的回答,其思维的深度并不亚于其他各家,他们的民本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民本主义思潮不可或缺的部分。

 

一

 

辩证思维是老庄学派认识问题的出发点,在其认识哲学里,高下、短长、有无、前后、损益、刚柔、强弱、祸福、大小、胜败等都是相互依存的,一方不存在,另一方也无法存在,这样的道理适合于任何事物,人间事物也不例外:“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 1 ] (第三十九章) 至 高的 君主也只有凭借贱下的民的存在自己方能存在,这样的原理就是说,没有民,也就没有君。

老子还认为,对立面不仅相互依存,还会相互转化。他说:“祸兮福之所倚, 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 善复为妖”[ 1 ] (第五十八章) 。所以他告诫侯王们:“无已高贵, 将恐蹶。”[ 1 ] (第三十九章) 他反复向统治者宣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1 ] (第八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 1 ] (第二十八章) 老子大加赞赏水的德性,因为它有无为又能无不为、至柔又不可战胜的品格,所以,老子说统治者要想有所建树就应该学习水的品德,利于民而不争,讲仁德,讲诚信,讲善政,任贤使能,使民有时。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辩证思维,并将对民的认识表述得更为直接。他说:“贱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2 ] (《在宥》) 因此,恰当地利用民行事,就如同用天、用德、用道、用仁、用义、用礼、用事、用法的意义一样,可使自己的地位得以巩固。

老庄学派都属于自然主义者,自然主义理念使他们对没有阶级、没有压迫的“天放”生活充满向往,在他们理想的人类生活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庄子·人间世》指出:“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于己,皆天之所子。”不管你是天子,还是平民,在自然面前人人平等。他们主张打破人生以来的陈规陋习,蜕去人间的礼仪枷锁,使人们复归于自然状态。对此,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之说,在这样的国度里,没有人际纠葛,没有礼仪束缚,没有战争,人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无忧无虑,其乐融融。庄子则干脆将这种社会退回“无何有之乡”,人类完全回到自然状态,人与“万物群生,连属其乡”, “民如野鹿”无拘无束[ 2 ] (《马蹄》) 。

老庄的社会理想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假说,但在认识论上却具有重要意义,它消灭了森严的等级差别,否定了君主的至上权威,从而使民众在理论上拥有了 和 君主一样的权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庄子提出:“势为天子而不以贵骄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财戏人。”[ 2 ] (《盗跖》) 又说,作为天子,“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与政为政,乐与治为治。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时自利也”[ 2 ] (《让王》) 。说到底就是要王者去私助人,甘居下流。

老子辩证地讲了得民之道和得天下的关系,他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1 ] (第六十六章) 在老子看来,甘居下流,不与民争并不是坏事,而是得民之道,只有把民众的利益放在前头,民众才不会感到你的统治是一种压力,才会乐于接受你的统治。

庄子发挥了这种思想,要求统治者不但要做到不争,还要做到“无为”、“无私”,顺其自然。他说:“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2 ] (《天道》) 所谓宗法天地,就是用天地自然之理来运行人间事务,在实践中就是无为而治。

道家学派与儒墨都有“治世”理想,不同的是老庄主张用“无为”与“天放”的方式来实现,而儒墨则采取积极有为的方式。两者相比,尽管老庄学说不利于生产的进步,但它在理论上却也保护了民众的利益不至于受到所谓“有为”的伤害。

顺民性情是道家“无为”政治的基本原则。治民如同牧马,牧马的关键是顺应马的天性,使马有一个自由生长的空间, 作为牧马者的首要工作是“去其害马者而已矣”[2 ] (《徐无鬼》) 。治民也是这样,要顺民之性而去其害民者。《庄子》认为“至德之世”里人民没有礼仪规范,他们按照自己的本性过着自然而然的生活:“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 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2 ] (《马蹄》) 然而,后世的仁义礼智却践踏了人的本性,“及至圣人,蹩 为仁,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辟为礼,而天下始分矣。”[ 2 ] (《马蹄》) 在庄子看来,礼乐制度无疑是罪恶的渊薮,只有抛弃它们,人类的本性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削曾、史之行, 钳杨、墨之口, 攘弃仁义, 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2 ] (《 箧》) 这种观点,从人类进步的角度看显然是反动的,但在世道浇薄的战国,人类文明的成果常常被用来作为扼杀人民生命的工具,这倒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庄子消灭仁义礼智的观点确有保护人民大众的一面。

老庄学派主张“天放”、“自然”,从表面上看,有脱离民众的倾向,其实不然,其落脚点在察民情、顺民心上。《老子》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德善。信者吾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 德信。”[ 1 ] (第四十九章)《庄子》进一步指出,君主如果自以为是,不纳谏从众,极可能垮台,他说:“因众以宁,所闻不如众技众矣。而欲为人之国者,此揽乎三王之利而不见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国侥幸也,几何侥幸而不丧人之国乎!”[ 2 ] (《在宥》) 刚愎自用,不顺民情,国之能存者,万分之一,这就是庄子的看法。

 

二

 

从维护和顺应民众的自然本性出发,老庄提出了他们的民本实践论。

《老子》第六十章这样说道:“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的诀窍就如同煮小鱼一般,无须搅扰。其实,老子说的意思仍是无为,因为他坚持:“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1 ] (第五十七章) 对民的态度就应当是:“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1 ] (第五十一章) 庄子基本上继承了老子的主张,并推向极端:“夫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乎牧马者哉?!”[2 ] (《徐无鬼》)

然而在春秋战国之际, “有为”正是每一位君主致力追求的目标,而老庄提出的“无为”显然是对现实的反动,思想与现实的严重分歧和对立常常使思想家们走向绝望或者走向对现实的激烈抨击和抗争的道路,两种情况在老庄身上都有反映。老庄明显意识到了自己的学说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但他们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并不是改造自己的学说以适应现实,而是希望现实通过改造后适应他们的学说。在他们看来,现实统治者对民众的横征暴敛、严刑苛法以及无休止的战争无一不是惨绝人性的东西,这些现象不根除民众根本就不可能回归自然之性,社会也就不可能走到“至德之世”。因此,作为统治者的任务就是消除这些困扰民众生活的重重障碍,给民众一个适宜于天性畅扬的生存环境。具体来讲,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决反对杀人盈野的掠夺战争。在破坏社会生产力和民众自然生活的诸多因素中,战争可称得上是头号凶手,老子对此有清楚的认识,他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1 ] (第三十章) 。所以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老子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1 ] (第三十一章) 优良的武器无疑是好战分子津津乐道的事情,然而,其优良程度的提高就意味着杀人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对社会生产破坏力的增大,所以在老子的眼里,武器是“不祥之器”。

老子反对无休无止的战争,他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於郊。”[ 1 ] (第四十六章) 这是对经年不息的战争的生动揭露。他还号召人臣“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 1 ] (第三十章)

庄周学派的反战爱民思想提得更为明确和彻底。人们习惯于颂扬治世,谴责乱世,而庄子对治乱一概否定。他认为正是人们的求治思想带来了社会无休无止的战争和混乱。人性原如陶土,自然安逸地存在着,但由于“圣人”的出现和他们“乱人之性”的种种行为,却使陶土改变了原始的本性,社会也由此进入了万劫不复的混乱状态。在他眼里,万人称颂的尧舜文武尽是人类的罪人,正是他们的“仁义礼智”使人类走进了现实的困境。他主张消灭战争和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让人类彻底回归。

这种战争观念在战争年代无异于痴人的梦话,没有统治者愿意接受,然而战争给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不消灭战争民众就难以赢得安宁的生活,这也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我们认为任何主张消灭战争的思想都是对民众的一种保护,在这方面,老庄主张将民众保护到婴孩时代,似乎是走得远了一些,但其客观意义却是一样的。

第二,轻赋薄敛。老子提出圣人治国要坚持“三去”、“三绝”、“三宝”原则。“三去”即: “去甚、去奢、去泰。”[ 1 ] (第二十九章)“三绝”是: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绝学无忧。“三宝”为:慈、俭、不敢为天下先。这些原则贯彻到实际中,就是要统治者薄税赋、尚节俭、轻利、去智、重无为。

老子对统治者的厚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斥责横征暴敛者如同大盗:“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谓盗夸。”[1 ] (第五十三章) 又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1 ] (第七十五章) 在这些言论中,老子尽管没有明确提出要薄赋敛,但他对统治者奢靡与厚敛的批判,却明确地显示了这方面的意义。正是出于这种认识,老子主张“损有余以补不足”,老子说道:“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1 ] (第七十七章) 统治者的暴敛和长年的战争使普通民众的生存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老子首先考虑的问题,他看到,财富急剧向权贵集中,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所以提出了损有余以补不足的观点。

老子的损益观点到庄子变成了平均主义。庄子指出:“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2 ] (《盗跖》)他警告那些富人,有余财并不是一件好事,相反它会带来乱、苦、疾、辱、忧、畏六种祸害,六害伏身,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性命不保,到那时,想回头也不可能。所以,庄子提出:“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惧之有! 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又说:“以德分人谓之圣,以财分人谓之贤。”[ 2 ] (《天地》)

在庄子看来“打富济贫”成了天道,而且要走向圣治,这条道路是必需的选择。他对那些贪得无厌的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他指责魏武侯“独为万乘之主,以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许也。”[ 2 ] (《徐无鬼》) 这样的批驳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第三,省刑罚。老子没有正面提出轻刑的主张, ,但他对统治者的刑杀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1 ] (第五十七章) 盗贼多是法令严苛造成的,这种观点的确悖于常理,但从无为角度讲,朝令夕改,严刑峻法无疑会使民心乖张,铤而走险。所以老子又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1 ] (第五十八章) 这种说法显然是有道理的,民风的变化不能不说与统治者的政策导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严苛的刑罚只会造就视死不惧的民风,所以他告诫现实的统治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1 ] (第七十四章) 这种告诫显示了老子对于滥施刑罚的态度。

庄周学派在这方面的观念似乎更为明确, 《在宥》说:“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是乎 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庄子在文中指出,由于统治者的暴虐,由于所谓圣者学说的播化,才使民人相斗,刑罚缘起。看来,人民铤而走险完全是统治者导化的结果,责 任在 君不在民:“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 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2 ] (《则阳》) 庄周学派对于统治者的无情揭露,目的在于规劝统治者省去刑罚,让人民“自正”、“自化”,所以尧舜时代“不治而民劝,不罚而民畏”成了他们的神往的理想社会[ 2 ] (《天地》) 。

总体上看,老庄的民本思想建立在对现实礼乐文明批判之上,在其期望现实回归到自然状态的理想中,透露出对民的重视和关爱。他们呼吁现实统治者给民众以自由的生存权,不仅是出于对民众现实生活状况的考虑,也是出于维护现实政权的需要,这种民本呼声虽然不如孔孟民本思想那样响亮,但它同样是汇成战国民本主义思潮的重要支流。

 

三

 

诸子思想缘起于“救世”,坚持取消主义的老庄看似例外,其实不然,老庄的学说只是显得“另类”一些罢了。在其他各家均以“有为”作为“救世”之策时,老庄独辟蹊径,提出了“无为”作回应,“无为”的手段尽管与“有为”不同,但其用意却是一样的。

周秦诸子大多数主张从正面入手解决社会问题,儒家仁政、墨家的兼爱、法家的法治都体现了这样的精神,但是,截止庄周时代,战争仍在继续,杀戮仍未停止,社会重归安宁似乎遥遥无期。对战争的厌恶和恐惧,对现实的无奈和对未来的失望必然使部分思想家对正面手段产生怀疑,老庄显然是这部分人的代表。他们探寻现实混乱的渊源时,从中发现了仁义礼智与现实混乱的某种联系,于是主张彻底废除人类以来的文明成果,将社会打回原形,并让它以原形的模式运作,在他们看来,这是解决问题最彻底的方式。

要采取这种手段治理社会,就必须考虑是否保留现实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老庄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他们同时指出,现实政府必须改变“有为”的现行政策,韬光养晦,无为而治。无论是《老子》还是《庄子》都用了大量的篇章来教诲统治者这一方法。

治民方式是任何政治思想家都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老子在让统治者妥协退让时,对民众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就是要民众回到“无知无欲”的婴孩时代,在他看来,“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1 ] (第六十五章) ,所以他主张实行愚民政策。老子明确地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又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1 ] (第六十五章) 这是一种典型愚民思想,在理论上它为统治阶级的愚民政治提供了支持。

庄子尽管也主张“去智”,但与老子有所不同,他抛弃了老子对统治者的偏袒,主张不论是民还是君都应该放弃仁义礼智。庄子清楚地看到,仁义礼智往往掌握在统治者手中,正是由于他们的这些“文明智慧”导致了民的难治。所以庄子主张去智绝仁,不仅仅是针对民众的,更是针对统治阶级的。相对于老子而言,庄子的这种思想有一定的人民性。

然而,不管是老子的“去智”论,还是庄子的消灭“仁义礼智”论,对统治者而言都是不可能实践的幻想,现实生活中,“智慧”正在为统治者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和万人臣服的尊贵,谁会愿意舍去呢? 况且,“去智”的权力就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谁会去主动做呢?

从实践上讲,这种理论显然更适用统治者的统治。阶级社会里,教育权利永远掌握在统治者手里,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剥夺被统治者的受教育权利,使之愚化。“这个阶级(农业无产者) ,因零星分散而软弱无力;但是政府和贵族十分知道他的潜在力量,因而故意使教育事业凋敝,好让这个阶级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 3 ]恩格斯的这段话是对愚民政策的精辟剖析。

事实正是这样,统治者从老庄的“去智”论中不仅没有使自己愚化,反而学得更为狡诈和聪慧,也使得他们对民众的统治更得心应手。 张舜徽 先生对老庄的“去智论”有一个相当精辟的解释,他说:“此言为人君者,收敛聪明,以愚自处,不矜于智与众人争长短也。”[ 4 ]等于说,老庄为统治者又提供了一套为政的方法,这套方法与传统的正面处理问题的方法相比,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深藏不露,暗伏杀机,常于不经意中慑服臣民就是它的特点。这种也得到了后世封建帝王的赏识,并成封建统治术的一部分。它与“帝术”合作成为“黄老之术”,与佛、儒相融,成为封建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而老庄也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受到统治者的尊崇和敬仰。

总之,老庄的“无为”政治为统治者设计了一种另类统治手法,它不同于法家的自上而下的强权政治模式,也不同于儒家的自下而上培植政权模式,而是一种上下俱损的休克疗法,这一疗法的特点是在统治者的有限退让与民众的原始回归中寻找缓解双方之间矛盾的途径,和达到所谓天下晏然的圣治目的。在其“无为”学说中,体现了丰富的保民爱民因素,但由于他们将这些民本因素纳入了为现实统治者服务的政治体系中,致使这些因素显得苍白无力,因此,对老庄的民本思想总体上不宜作很高的评价。

（本文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06 年第4 期）

 

参考文献:

[ 1 ]王弼. 老子注[M] . 北京: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1954.

[ 2 ]王先谦. 庄子集解[M] . 北京: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1954.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M] . 295.

[ 4 ]张舜徽. 老子疏证[ H] . 卷下,第20 章注,载《周秦道论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82.

 

作者简介:王保国(1965 - ) ,男,郑州大学 文学院 教授, 史学 博士,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文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