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者多以唐代科举试赋为程式之文，歌颂风雅，粉饰太平，故深论不多，系统研究者无几。笔者近来以唐代尚书省礼部试赋即通常所言之“省试”赋为题进行研究，时觉其“往者虽旧，余味日新”①。刘勰曾以“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②形容儒经对后世文学之影响，正如刘勰所言之“太山遍雨，河润千里”③一般，唐代省试赋亦表现出以经为题，以经为韵，以经为文等明显的宗经特征。

据徐松《登科记考》、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拙文《〈登科记考〉所记唐代省试赋正补》及笔者新见，有唐可考之省试赋题目明确出自儒经者占今存可考省试赋三分之一强，比以子、史为题者之总和还要多。以儒经拟题即王芑孙所谓“或用古事”中的一种类型，这种命题范围主要集中在《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诗经》、《论语》、《孟子》等九经上。

唐人视《三礼》为“务学之本，立身之端，居安之大猷，致治之要道”，认为“属辞比事，而不裁之以礼则乱；疏通知远，而不节之以礼则诬”④，因此以《三礼》命题成重中之重，总数占到了10例。其中出自《礼记》者占7例，具体为大历九年（774年）《蜡日祈天宗赋》出自《礼记·月令》，贞元八年（792年）《明水赋》出自《礼记·郊特牲》，贞元九年（793年）《平权衡赋》出自《礼记·深衣》，元和五年（810年）《洪钟待撞赋》出自《礼记·学记》，大和六年（832年）《君子之听音赋》出自《礼记·乐记》，咸通三年（862年）《倒载干戈赋》出自《礼记·乐记》，咸通七年（866年）《被衮以象天赋》出自《礼记·郊特牲》；《周礼》占2例，即元和十年（815年）《乡老献贤能书赋》出自《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乡大夫》，长庆元年（821年）《孤竹管赋》出自《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大司乐》；《仪礼》占1例，为元和十五年（820年）《大羹赋》出自《仪礼·特牲馈食礼》。

《尚书》和《春秋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因此“百王是式，终古攸遵”⑤。其中出自《尚书》的省试赋题目5例，出自《春秋三传》者6例，需要指出的是后者皆以《春秋左传》为命题范围。如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梓材赋》出自《尚书·周书·梓材》，大历十年（775年）《五色土赋》出自《尚书·夏书·禹贡》，大历十四年（779年）《寅宾出日赋》出自《尚书·虞书·尧典》，贞元十七年（801年）《乐德教胄子赋》出自《尚书·虞书·舜典》，咸通十三年（872年）《禹拜昌言赋》出自《尚书·虞书·大禹谟》。天宝十载（751年）《豹舄赋》出自《春秋左传·昭公十二年》，大历十一年（776年）《饮至赋》出自《春秋左传·隐公五年》，宝历二年（826年）《齐鲁会于夹谷赋》出自《春秋左传·定公十年》，长庆三年（823年）《丽龟赋》出自《春秋左传·宣公十二年》，乾符四年（877年）《火中寒暑退赋》出自《春秋左传·昭公三年》，景福元年（892年）《止戈为武赋》出自《春秋左传·宣公十二年》。

《周易》位列群经之首，所以在省试赋题中必然会有所体现，如大历二年（767年）《射隼高墉赋》出自《周易·下经·解》和《周易·系辞下》，乾宁二年（895年）《人文化天下赋》出自《周易·上经·贲》。《孟子》与《论语》被柳宗元并称“经言”，皮日休更称《孟子》之文为“圣人之微旨”⑥。贞元十六年（800年）《性习相近远赋》出自《论语·阳货》，是对“性相近也，习相远也”⑦这一经典命题的时代思考。据存见作品考察，先后2次以《孟子》命题，其中元和十四年（819年）《王师如时雨赋》本于《孟子·梁惠王下》，乾符五年（878年）《以至仁伐至不仁赋》本于《孟子·尽心下》。

以经为题主要侧重在正经范围内，即多根据儒经正文设置题目，这种情况在以经为题中占绝大多数，上举诸例莫不如此。由于文体性质，赋题具有高度的凝炼性和概括性，故以经为题不可能将整段经文设置成赋题。就存见省试赋作品考察，以经文成句为题和化用经意为题是省试赋以经为题的常见模式。

以经文成句为题者如大历十四年（779年）《寅宾出日赋》，《尚书·虞书·尧典》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归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⑧又如乾符五年（878年）《以至仁伐至不仁赋》本于《孟子·尽心下》：“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⑨这种命题方式需要考生对朝廷规定考试范围内的正经非常熟悉，只有这样才能准确理解题意，恰切铺展成文。

化用经意为题是以正经为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命题模式。所谓化用经意为题即用凝炼的词语将经意涵概其中并作为省试赋题，如元和五年（810年）《洪钟待撞赋》，《礼记·学记》云：“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⑩这是以撞钟比喻问学的命题，经文中虽然未见“洪钟待撞”四字，但文中之“大者”无疑即题中之“洪钟”，又“待问”即“待撞”之意。应该说这种情况相对要比以成句为题稍难，需要应试者对相关经文有整体把握，而不是进行只言片语式的记忆。其实作到了这一步已经相当于对题目进行了准确地审读，也是撰写赋文关键的一步。

客观而言，省试赋以正经为题是以经为题中的主体而不是全部，个别情况下所司命题并非本于儒经正文，而是出于后人的理解，当然这样的理解并非意味着命题本身具有随意性，仍是本于规定的官方教材。如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蓂荚赋》，出自《毛诗注疏·清庙之什诂训传》：“《中侯·擿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钦惟皇天，顺践祚即摄七年，鸾凤见，蓂荚生，青龙御甲，玄龟背书。’”11咸通四年（863年）《谦光赋》，出自《礼记注疏·礼器》：“知非孔子自我者，君子务在谦光，不应自言祭祀受福之事，故知述知礼者而言我也。”12不管是《毛诗注疏》还是《礼记注疏》皆属唐初颁定《五经正义》的范畴，据《旧唐书》记载，唐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13。很大程度上，《五经正义》是顺应科举考试的需要而出现的，自然《毛诗注疏》和《礼记注疏》便成了天下士人相传习诵的考试统一标准。这种情况无疑在对以正经为题进行拓展的同时带上了明显的时代特征。

通过现存省试赋作品及相关文献考察，省试赋有明显的规定性特征，除了上举限题外，限韵亦是其一。虽然在礼部试赋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不限韵、任用韵、以题为韵和以四声为韵的情况，但明确规定韵脚和韵数仍是省试赋的重点。提前由所司拟定的省试赋韵与赋题往往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对命题者命题旨趣的提示，同时还有规范应试者行文的作用，即王芑孙《读赋卮言》所言“官韵之设，所以注题目之解，示程式之意”14。

唐代省试赋限韵类型丰富多样，其中不乏以经为韵者。由于赋韵多具有注解题目的功能，所以其出处通常与题目出处表现出一致性。另外，韵脚亦如题目一样具有凝炼性特征，所以多表现为与题目相关正经或义疏的概括、化用。与以经为题不同的是，以经为韵除在吏部科目选博学宏词科试赋中发现有以儒经成句为韵者外，礼部试赋尚未发现有此种情况存在。

对正经或义疏的“概括”较之“化用”更具有凝炼性特征，是对与题目相关经文或经意的浓缩提炼，而化用正经或义疏更接近被化用句子的原貌。如元和十年（815年）《乡老献贤能书赋》以“行艺昭洽，可升王庭”为韵，《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乡大夫》云：

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15

首先此赋题目是对上述引文含义的化用，其次所限韵脚与引文也有着紧密的联系。所谓“行艺”者，即引文中所言之“德行、道艺”是也；“昭洽”者，“兴贤者、能者”之句所指也；“可升王庭”者，意指“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也。又如大历十年（775年）上都试《五色土赋》以“皇子毕封，依色建社”为韵，本于《尚书注疏·夏书·禹贡》孔颖达义疏，文曰：

王者封五色土以为社，若封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归国立社。其土焘以黄土。焘，覆也。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黄土覆之。其割土与之时，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与之。必用白茅者，取其絜清也。《易》称“藉用白茅”，茅色白而絜美。《韩诗外传》云：“天子社广五丈，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将封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为社。明有土谨敬絜清也。”蔡邕《独断》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为坛。皇子封为王者，授之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归国以立社，谓之茅社。”16

很明显，“皇子毕封，依色建社”八韵是对上引内容的高度概括，表现出王者分封建社的礼制特征。再如大历十一年（776年）省试《饮至赋》以“破敌有功”为韵，《春秋左传注疏·隐公五年》“归而饮至，以数军实”句“正义”曰：

        桓二年传例曰：“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军之资实，唯有车徒、器械，猎则有所获。《诗序·车攻》美宣王“修车马，备器械”，“因田猎而选车徒”，故知数军实者，数车徒、器械及所获也。17

《春秋左传注疏·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句“正义”曰：“十六年‘公至自伐郑’，传曰‘以饮至之礼’，伐还告庙也。”18又《春秋左传注疏·宣公五年》“正义”引《释例》曰：“凡反行饮至，必以嘉会昭告祖祢，有功则舍爵策勋，无勋无劳，告事而已。”19故，赋名《饮至》，并以“破敌有功”为韵，是“以嘉会昭告祖祢”，并“数车徒、器械及所获也”。此例较之上举二例更具有概括性。

正如上文所述，以经为韵也有化用正文或义疏成句为韵的，这种化用更接近被化用句子的原貌。如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梓材赋》以“理材为器，如政之术”为韵，此韵是对孔颖达《尚书注疏·周书·梓材第十三》引孔安国语“告康叔以为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 20的化用；大历二年（767年）《射隼高墉赋》以“君子藏器待时”为韵，是对《周易·系辞下》中“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的化用；大和六年（832年）《君子之听音赋》以“审音合志铿锵”为韵，是对《礼记·乐记》中“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的化用；乾宁二年（895）省试《人文化天下赋》以“观彼人文，以化天下”为韵，是对《周易·上经·贲》中“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句的化用。

大凡考试，应试者多须在所司规定条件下发挥，这样就使考试和判卷具有了相对统一的标准。对于限题限韵的省试赋来说，题和韵的设定往往寄寓着所司甚至是朝廷的某种用心，而这些便共同确定了省试赋思想内容的范围，应试者必须在此范围内发挥。同时，为了能够使文章“情深而不诡”21，应试者还需在行文中尽量做到以经为文。所谓以经为文包含两层涵义，一是指作者须在出自某经之赋题和赋韵的规范下行文，紧紧围绕题目和韵脚所出之正经或义疏阐述经意；二是指作者要在阐发题意的过程中作到言中章句，甚至援用成句。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22是《论语》中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理论，贞元十六年（800年）进士科试赋不仅以《性习相近远赋》为题，而且以“君子之所慎焉”为韵，正表现出唐人对这一命题的时代思考。此题现存郑俞和白居易试赋2篇，其中白居易赋极具典型性，以至“新进士竞相传于京”23，其特点笔者已有专文讨论24，可参看，此处谨以郑俞赋为例略作说明。为论述方便，兹引郑赋云：

酌人心之善败，惟性习之所分。习者物之迁，以动为主；性者生之质，以静为君。运情有同于镕铸，通志亦比夫耕耘。或定心以纯一，或逐境而纠纷。故定心者若疏源而自得，逐境者犹理丝而又棼。且物之感人无穷，人之循物无已。近之则归于正性，远之则灭于天理。虽真妄之多端，谅御用而由己。至若习于所是，则孟母之训子。其居也初阛阓之是邻，遂贾鬻而无耻。及夫又徙于学徒，示以坟史，卒能振文行以标名，郁古今而播美。岂不以性相近而习之至矣。又若效之而非，则寿陵之从师。其故也等善行之无辙，见大道之甚夷。及夫邯郸之学，匍匐于兹。既所能之未尽，终故步而莫追。岂不以习相远而性亦失之。固宜人定其情，物安其所。苟欲迁性，习以交丧。易贤愚之攸处，则舍于己而效于人，学弥得而性弥阻。述而莫息，亦莫之御。是非乖理而亦徇，未若袭慎而委顺。勿牵外以概名，在执中而克慎。钦若奥旨，闻诸古先。习之则善道可进，守之则至理自全。兹义也智所不染，愚亦难迁。倘中庸之可甄，愿斯焉而取焉。25

此赋题目出自《论语》正经已不言自明，所限韵“君子之所慎焉”则出汉孔安国语“君子慎所习”26。无论题目还是韵脚，均系围绕《论语》设计，“言君子当慎其所习也”27，要求应试者就学习和慎重选择学习内容对于人社会本性养成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郑俞开篇点题，说明性习所分能够造成人心善恶的不同，从而强调了“性”“习”在人社会性养成中的重要性。接下来作者分别对“习”“性”作了辨析，从概念上对二者进行了区别，既承上句而来，又为下文作好了铺垫。从“运情有同于镕铸”至“远之则灭于天理”，作者层层设喻，继续对“习”“性”深入剖析，并在剖析的基础上得出了“近之则归于正性，远之则灭于天理”的结论。这一结论不仅再次照应了题目，而且为下文要慎重选择学习内容的论述埋下了伏笔。

“虽真妄之多端，谅御用而由己”是作者的分论点，也是作者对慎重选择学习内容与性习相近远关系的切入。关于这一点，作者连用“孟母三迁”、“寿陵从师”、“邯郸学步”三个人所共知的典故，使文章顿显充实且言之有物；三个例证又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先以孟母教子得出“性相近而习之至”，继之又从“寿陵从师”、“邯郸学步”中得出“习相远而性亦失之”，逻辑严谨，说服力更强。有了这样的认识，归于“固宜人定其情，物安其所。苟欲迁性，习以交丧”也就顺理成章了。鉴于上面的认识，作者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勿牵外以概名，在执中而克慎”，走向了谨慎的中庸立场。

作者不仅结构行文紧扣题目，突出以经为文的特点，而且在具体写作中也表现出扎实的经学功底，如“且物之感人无穷，人之循物无已。近之则归于正性，远之则灭于天理”句是对《礼记·乐记》“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28的化用；“等善行之无辙”句“善行”出自《礼记·曲礼上》“修身践言，谓之善行”29；即如孟母教子虽非经文，却是亚圣之事。可见此赋是宗经省试赋中的成功范例。其实综观所有以经为题之省试赋文，莫不动辄征圣，言必宗经，充分体现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30的经学地位。

总之，经学在唐代已被意识形态化，朝廷以此擢士，文士藉之进身，科举考试中对儒经表现出无以复加的尊崇。作为文学性极强的省试赋，以经学内容命题的比例占到现存可考省试赋的三分之一强。对于官方而言，省试赋宗经主要体现在以经为题、以经为韵上，即从形式和内容上限定考生的写作范围。对于应试者来说，必须在给定题目和官韵下发挥，以经为文，甚至要做到言必宗经。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文章“情深而不诡”，有助于顺利跻身仕途。

（本文刊发于《中州学刊》2010年1期）

 

注释：

①②③2130黄叔琳等：《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27、27、27、27、26页。

④⑤唐德宗《令应选人习〈三礼〉诏》、杜佑《进通典表》，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568、4871页。

⑥皮日休：《皮子文薮》，中华书局，1959年，第95页。

⑦222627邢昺：《论语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第113页。

⑧16孔颖达：《尚书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第15、55页。

⑨孙奭：《孟子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第169页。

⑩122829孔颖达：《礼记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第417、288、425、9页。

11孔颖达：《毛诗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第469页。

1323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4941、4356页。

14王芑孙：《读赋卮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19页。

15贾公彦：《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第117页。

171819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第39、63、241页。

20孔颖达：《.周易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第137页。

24王士祥：《笔精思密——论白居易〈性习相近远赋〉的艺术特征》，载《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09年8期。

25李昉等：《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第4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