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隐逸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隐逸”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包括田园山水文学、品茗饮酒、谈玄斗禅等在内的庞大而复杂的文化体系。

先秦时期是中国隐逸思想的萌芽及形成时期。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曾出现了很多让后人仰慕的男性隐者,如巢父、许由、善卷、子州支父、老子、老莱子、蒲衣子等。他们以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及思想行为方式共同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隐逸文化精神。这就是———栖岩滨水、遗荣去羡,浮云富贵、尘芥功名,并能高洁其志、怀道自守,从而恣情傲物,浮游方外,与大道同在,与大化流行。隐逸文化的这些林林总总的特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深深地濡染了中国古代的文化精神。

但是,由于男性文化的支配性,在人们对中国先秦时期的隐逸文化思想进行研究与整理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女性力量的存在,忽视了她们对男性隐逸文化思想的构建。其实,任何一种从人性根柢流溢而出的思想,不可能完全局限于性别之分,隐逸思想也是这样。隐士所具有的那种乐道自守、不求闻达的淡泊心志,在先秦时期,不仅为男性所拥有,而且也深刻地浸淫了女性。她们虽然都是以附丽于男性的客体身份出现,但在精神深处,我们不难看出她们所具有的独立意志、自由品格,以及她们安贫乐道、敝屣功名的人格精神。也许可以这么说,较之于男性,她们更具有与大化同行、与万物俱在的精神和气质。

 

二

 

笔者试以汉代刘向撰著的《列女传》为个案,对先秦女性隐逸思想的存在和表现作一实例观察。

我们先来看楚接舆妻。时世纷乱,接舆躬耕山野以为食。楚王闻听其贤,使人持金百镒、车二驷往聘之,使之治淮南之土,接舆默然许之。其妻适从集市回来,看见门外轨迹深许,心中暗自疑惑。当回家闻听丈夫关于富贵的慨然陈辞“夫富贵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恶? 我许之矣”,心中不悦道:“义士非礼不动,不为贫而易操,不为贱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为食,亲绩以为衣。食饱衣暖,据义而动,其乐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禄,乘人坚良,食人肥鲜,而将何以待之?”并接着说:“君使不从,非忠也。从之又违,非义也。不如去之。”正是在妻子的微言大义之下,接舆才去意已定。于是,“夫负釜甑,妻戴纫器,变名易姓而远徙,莫知所之”[1 ] 。从接舆妻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在物质功利面前,女性更能淡泊自守,怀道自晦。在她们身上,更具有撇弃尘俗、飘然出世的志意。

再看老莱妻的故事。这个故事模式与接舆妻的故事模式相似。莱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阳。“葭墙蓬室,木床蓍席,衣缊食菽,垦山播种。”楚王闻其贤,亲驾至其门,许以守国之政,老莱子怦然心动,慨然相诺。适逢其妻戴畚莱挟薪樵而归,看到门外车轨迹深,暗自疑惑。闻听丈夫已为富贵折腰,不禁凛然变色道:“妾闻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随以鞭捶,可授以官禄者可随以斧钺。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禄,为人所制也。能免于患乎? 妾不能为人所制。”并投其畚莱而去。老莱子见妻子态度如此坚决,赶紧说:“子还! 吾为子更虑。”可妻子还是遂行不顾,至江南而止,曰:“鸟兽之解毛,可绩而衣之。据其遗粒,足以食也。”[1 ]老莱子乃随其妻子而居之。老莱子作为先秦时期楚国著名的隐者,在人们以往的视界中,往往认为他是黄老学说的承袭者,而没有认识到正是一位无名的女性书写了他隐逸的人生。她以自己独立的意志、孤绝的姿态直行于世,惟南山是依。正是在她这种退身修德行为的感召下,老莱子才能决绝地独行于世。

最后看楚于陵妻的故事。当楚王欲以穷困不堪的于陵子终为相,而于陵子终也心下有意时,他的妻子却正色曰:“夫子织屦以为食,非与物无治也。左琴右书,乐亦在其中矣。夫结驷连骑,所安不过容膝。食方丈于前,甘不过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怀楚国之忧,其可乐乎? 乱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于是“子终出,谢使者而不许也。遂相与逃而为人灌园”[1 ] 。于陵子终妻可谓深悟了小与大、死与生、穷与达、苦与乐的关系,她窥破了人生,看破了红尘,萧然有遗世之意。这种穷不苟食、唯物外游翔是务的品性和气质,可说是慨然不让须眉。

从以上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把先秦女性隐逸思想的表现概括为:这些女性与她们的丈夫相比,更是含华匿耀、濯濯然有遗世之志。当她们的丈夫面对繁华富贵的诱惑而不能自持时,正是从这些女性的心底滋生出一种更为坚强的力量,这种力量坚守自我内心的道义,有力地抵御了一切外物的诱惑。不仅如此,她们还往往以自己的淡泊之心、栖霞之志明白晓谕丈夫,从而使之幡然醒悟,迷途知返,与自己一道乘桴浮于江海之上,避世于尘嚣之外。

 

三

 

那么,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先秦时期,为什么会出现女性隐逸思想呢? 如果我们只作一般的考察,可以认为,这是全生避害的时世所迫。先秦时期,战乱频仍,尤其到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是“礼崩乐坏”,民不聊生,全生避害意识就顺时而起。女性作为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一个弱势群体,她既无力与这个以男性为主体的权力社会抗衡,那么她可选择的唯一全生之道就是隐逸,逃离这曾让她产生过繁华梦幻的尘俗世界,逃离这曾埋葬了她母辈悲惨命运的人生,到隐隐青山中去寻找一些也许可以真实地抓摸到的东西。

但是,从文化层面去考察,我们就能发现一些更为深刻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促使女性选择了隐逸思想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

1. 尊隐传统及隐逸思想的内在女性特质

从神话传说和有关历史书籍的记载看,中国至少至尧舜禹时期起,便出现了隐士,具有了隐逸传统。如尧时的披衣、王倪、巢父、许由、壤父、子州支父等,舜时的善卷、石户之农、蒲衣子等。这种隐逸传统在整个先秦时期,可以说是一直存在着。到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隐逸者,如江上丈人、长沮桀溺、列御寇、庄周等。这种无道则隐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在长时间的积淀过程中,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深刻地影响世人的心理。作为社会中的女性,她们当然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思想的濡染。

首先,隐逸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其“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所内蕴的对物质功利性的超越、对形上精神性的价值肯定,无疑迎合了先秦时期人们特别是女性重义轻利的思想倾向。其次,隐逸文化思想尊重人的个体生命价值、推崇对自由意志的满足这个特点,也使先秦时期的女性为之动容。因为在先秦时期,我们知道,男尊女卑意识已经比较成熟,“女祸论”也已出现,女性已经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精神层面上都受到了礼制方面的严格规定。如《礼记·郊特性》:

出乎大门而先,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

再如《诗经·小雅·斯干》: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议,唯酒食是仪,无父母诒罹;乃生男子,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皇皇,朱芾斯皇,室 家 君王。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女性较之男性更渴望在精神上获得某种解脱,过一种高蹈尘世之上的生活。当其作为一个真实的生命个体无力孤身一人隐居青山、灭迹沧溟时,她们往往会不约而同的在现实层面上选择一个可操作的办法,那就是让丈夫与自己一道寄意山水,放浪大化,从而修道养真,缮性自全。

另外,隐逸思想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就是与自然契合无间,从而实现天人合一。而“天人合一”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特别是先秦时期,女性作为一种与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相对立的异己力量,在她身上蕴藏了更多的自然的要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与自然山水之间有着比男性更多的亲和力,女性的这一内在特点无疑契合了隐逸文化重自然的思想。

2. 道家“女性化生命哲学”以及儒家“出世哲学”双重文化合力

先看道家文化。老子作为道家文化的思想代表,他本身就主张清净无为。认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顺应自然大化,不要做任何一点人为的努力。因为人为则伪,而伪则害性。只有绝圣弃智,垂手而拱,才会天下大治,无为而无所不为也。老子的这种无为思想在本质上是与孔子的有为思想相抗衡的,这是一种消极避世,无所作为的隐逸思想。特别是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的主张,其中“老死不相往来”的说法更有力地显示了老子道家文化的隐逸本质。而老子本人便也是一位大隐者。庄子作为道家文化的另一重要人物,更是以鲲鹏自举,表现出了他不愿为家国所羁的遗世之志。同时,在很多篇章中,庄子也一再论述了他无用之用的思想。比如在《人间世》中,庄子就反复称道了不材之木的大用。

已矣,勿言之矣! 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 ,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

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庄子这种不愿为世所用的思想,在本质上又何尝不是一种隐逸思想的表现呢? 因为隐逸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隐居不仕。庄子的“黜聪明”、“绝圣智”等主张更是与社会决裂的宣言。

在道家文化中,特别是老子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重“玄牝”的主阴哲学,是一种“女性化的生命哲学”(牟宗鉴语) 。因为它贵柔守雌,尊崇女性至高无上的地位,如,“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2 ] ,从而把女性作为像道一样滋生万物的根本。这样的语句在《道德经》中比比皆是。所以,作为一种主阴的思想文化,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无疑会受到女性更多的欢迎。这使先秦时期的女性有可能在精神的层面上自觉选择隐逸思想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

再看儒家文化。在以往的研究视野中,儒家文化往往被想象为一味入世的哲学,这其实是一种文化偏见。儒家除了积极的入世思想外,同时还提倡一种出世的哲学。在仕与隐之间,儒家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如孔子曾多次这样说:

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3 ]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4 ]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5 ]

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6]

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

其忧,回也不改其乐。[7 ]

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8]

吾与点也! [9 ]

从上面的话我们可以得知,孔子不仅对有为,同时对隐逸也给予了某种程度的价值肯定,他在仕与隐、入与出世之间做出了自己哲学的思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不是堂·吉诃德手中的长剑,可以不管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向任何事物发起冲锋。

关于仕与隐的关系,孟子基本上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10 ]的观念,他还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10 ] 。由此看,孟子的人生哲学也是中庸式的,它同样为因奔波而疲顿的人生提供了一个可以栖息的居所。在《易经》中,也比较早地表明了对隐逸思想的肯定。如在《遁》卦,作者说:“遁,亨,小利贞。..嘉遁,贞吉。..肥遁,无不利。”[ 11 ]就是要求人在各种灾祸降临之前,就洁身隐退,否则:“遁尾,厉,勿用有攸往。”[11 ]意思是说,隐逸得太晚,就会祸及其身。所以, 《易经》同样对隐逸持一种宽容肯定的态度。

我们知道,儒家思想在先秦时期就是一种已经渗透到民间的强势文化。它对隐逸所持有的这种观念,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的角角落落。作为在社会中存身的女性,她又怎能逃离儒家文化这漫天的大网呢?

 

四

 

隐逸文化思想的产生与存在并不是过去人们所认为的是由一种单性文化形成的,它是有女性间接或更直接地参与其间完成的。可以这么说,没有女性身份的参与,隐逸文化思想便缺少了重要的一维。但在男性中心话语的压迫下,女性的这种隐逸思想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漠视,甚至被遮蔽,被遗忘。的确,人们长期以来一直看到的惟有男性思想的光辉,而把女性驱逐到了历史的边缘,无论她们的思想是否在歌唱,在呼吸。

其实,在人类思想的天空下,不仅有男性的声音在回荡,在飘浮,而且更有着女性的思想在飞翔,在歌唱,它们与男性的声音一道,共同谱写了人类华丽的篇章。可以说,如果没有女性意识的参与,中国的隐逸文化思想将会是非常的苍白,因为它呈现于世人的将只是由男性一纬构筑而成的单性文化,是一种扼杀了另一性的单质的父性文化。其实,无论在先秦还是在秦汉以后的后世,出于各种原因,中国都涌现了不少超越烦嚣红尘的女性避世者,她们都以自己的存在显示了自我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从而在文化这本大书上留下了苍茫的一笔。

女性是一群在黑暗中行走的影子,她们的面貌已被夜色淹没。当我们今天以一种全新的女性的视角来重新看待这些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失去了自我声音的女性时,我们惊奇地发现, ———原来她们也并不是男人们心中虚构出来的文化旁观者,而是以自己的身体力行,与男性一道,共同构筑了中华文化的大厦。

（本文载于《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 ]刘向. 列女传:卷二[M]1

[2 ]老子. 道德经:第六章[M]1

[3 ]孔子. 论语·泰伯[M]1

[4 ]孔子. 论语·公治长[M]1

[5 ]孔子. 论语·卫灵公[M]1

[6 ]孔子. 论语·宪问[M]1

[7 ]孔子. 论语·雍也[M]1

[8 ]孔子. 论语·述而[M]1

[9 ]孔子. 论语·先进[M]1

[10 ]孟子. 孟子·尽心上[M]1

[11 ]易经. 遁卦三十三[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