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文坛风尚多元嬗变，诗坛格局在分合与重组之中，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形态。施闰章、高咏、梅文鼎、梅庚等人承绪明中叶以来的宣城风雅，创立宣城一派，以宣城体标帜诗坛，与云间派、娄东派、神韵派、虞山派、西泠十子等文学流派群体，共同奠立了清初诗坛繁荣的局面。二十世纪清诗研究史上，云间派、娄东派、虞山派等均吸引了不少学者投入学术心力，宣城派则长期为学界忽视。刘世南先生《清诗流派史》一书将清诗划分为十九个流派，力求详尽展示清诗流派纷呈的繁富景观，可惜仍未关注到宣城派。学界有关宣城派主将施闰章的评论文字亦自不少，不过其中误解亦多，如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袁行云先生《清人诗集叙录》有关施闰章是清初宗宋诗风巨擘一类的说法，就是一种明显的误解。笔者不揣浅陋，从宣城派的兴起、文学渊源的考察、宣城体特色的辨析三个方面，探讨宣城派的历史风貌和诗歌艺术旨趣，冀以引起学界对这一流派的更多关注。

一、宣城派之兴
    宣城，汉代称宛陵，隋时改称宣城。宣城人文始兴于宋代，明清时期，宣城与桐城并称为江上“二城”，不仅是皖地文学渊薮，也是文坛两大重镇。宣城诗歌风雅，由梅尧臣之倡，初兴于北宋；再兴于元代，贡仲章等人以诗著称一时；三兴于明中叶，宣城梅氏、沈氏家族科甲隆盛，梅守德、沈宠为诗坛眉目，梅鼎祚、梅守箕、梅蕃祚、沈懋学继之而起，宣城诗人在文坛占居一席之地，梅鼎祚还编有《宛雅》，宣扬区域诗学风尚；四兴于明末，梅朗中、沈寿民名重于世，宣城诗坛令海内士子侧目。施闰章《书带园集序》描述数百年宣城诗坛流变云：“吾宣城于江上称岩邑，其山巉以秀，水甘以清，草木扶疏而沃若，其清淑之气所郁积，必有异能之士，道德文章之美，卓然见于天下。而所谓道德者多隐君子，以其文章见者，至宋始有梅昌言、圣俞，元有贡仲章、泰甫父子十数辈。最著者圣俞，以诗名。去圣俞五百馀年，裔孙为禹金先生，文词赡给，雅善博综。其群从季豹、子马、勉叔诸人，为元美所亟称。后禹金闻孙复有朗三，盖庶几与禹金相望者。”[1]（卷6）
    准确地说，宣城文学史上之有流派，始自清初施闰章、高咏、梅庚、梅清、梅文鼎、沈泌诸子之结派，而这已是宣城诗坛的“五兴”了。宣城派的出现与科甲兴盛关联不大，它是在清初宣城“科甲久不振”的情况下形成的。追溯其成因，值得注意的，一是明清鼎革改变了竟陵派、几社争衡诗坛的格局，区域诗坛进一步兴盛，宣城派、娄东派、虞山派等即是在这一诗歌运动环境中生成的；二是清初宣城诗人弘扬区域风雅意识高涨，蔡蓁春、施闰章接续梅鼎祚《宛雅》之编，踵事增华，纂辑《续宛雅》，梅清辑录《梅氏诗略》六卷，袁士旦欲编《宛雅续集》、《宛陵十子诗》，惜未成其事，这种风尚确实能反映出清初宣城诗人振兴区域诗歌的意识，而这正是宣城派形成的一大动力；三是易代之变给士人心灵带来极大有动荡，在新朝、故国之间的矛盾选择造就了士子人生价值、文学追求的种种分野，宣城诗人政治态度较温和，学术上倡导阳明心学，并重“用实”，诗文以“学”为本，自成一统，如戴名世《梅文常稿序》所评：“吾江南文学礼义之邦，推宣城为最。其士大夫多崇礼让，敦实行，以清风高节砥砺末俗，而士人读书为文章，不肯雷同诡随，以趋时俗之所好。”[2]（卷3）可以说，相近的人生、文学追求将宣城诗人凝聚为一体，促成了一个独具面貌的区域性诗派；四是与施闰章的大力推导密不可分，施闰章与宋琬并称“南施北宋”，又与王士禛、宋琬、赵执信、查慎行、朱彝尊有“国朝六家”之目，其自树一帜，奖掖后进，宣城诗人推其为眉目，不诡随流俗，宋琬《周釜山诗序》云：“愚山方且盛张坛坫，主盟宛陵、敬亭之间。”[3]（卷1）
    康熙中叶，清朝统治趋于稳固，宣城科甲再兴，有趣的是，宣城派却衰落下去。大抵说来，宣城派兴于顺治初，盛于康熙中叶以前，康熙中叶后就基本上淡出诗坛了。
    由于历来研究的不足，宣城派成员构成一直未有清晰的揭示，在此故有必要列出一张宣城派重要作家的名单：施闰章是宣城派的主将，高咏、蔡蓁春、徐淑、梅清、梅磊是派中早期核心人物。高咏，字阮怀，诸生。性简傲，康熙十八年（1679）荐举鸿博，授检讨，六年后卒世。工诗文书画，著有《遗山堂集》、《若岩堂集》均不传，清人王相辑选《遗山诗》四卷，刊入《国初十家诗钞》。高怀早年诗多凄怆之音，晚年多颂圣和点缀升平之作，盖不以穷愁之调以终其身。蔡蓁春，字大美，诸生。早年受知于陈子龙，入清为孤节遗民，顺治十八年卒。著有《来谂居集》、《潜水杂著》。徐淑，字善生，工诗文、篆刻。明亡，隐居不出，顺治十四年卒。蔡蓁春、高咏为刻遗诗成《徐东田诗集》。梅磊，字杓司，明亡后为遗民，性喜自负，晚年流寓南京，康熙四年病卒。著有《响山斋集》。梅磊族叔梅清，字渊公，自少与施闰章游从，顺治十一年举人，精于诗画，有《天延阁诗前后集》二十六卷。梅庚、梅文鼎、沈泌为后期代表作家。梅庚、梅文鼎是宣城梅氏诗人后起之秀。梅庚，字耦长，梅鼎祚曾孙，父梅郎中为复社名士。梅庚幼孤，能诗文，自拔尘俗。康熙二十年举乡试，授泰顺知县，在任五年，辞归。著有《天逸阁集》、《漫兴集》、《玉笥游草》、《吴市吟》。梅文鼎，字定九，梅庚族叔，其先人与梅尧臣同祖别支[4]（卷12《梅征君墓表》）。酷嗜天文历算之学，著有《中西算学通》，兼擅诗文，生平所作不下二千余首，其《绩学堂诗钞》四卷仅录存三百余篇，大抵不尚华丽，格老气清。梅氏后进诗人尚有梅枝凤、枝南兄弟，梅枝凤，字子翔，有《石轩集》、《东渚诗集》，梅枝南，字子先，俱与施闰章交厚，以诗著称一邑。沈泌、沈埏是宣城沈氏诗人后劲。沈泌，字方邺，父寿峣为复社名士，举兵抗清，战死。沈泌从施闰章、王士禛及东南遗民游，富有才名。沈埏，字公厚，复社名士沈寿民之子。鼎革后，随父流寓十余年，顺治十五年始归里，筑见耕山房，沉酣诗文。康熙四十四年病故，阮尔询哭诗云：“一息未尝忘死交，百年自署是遗民。”[5]（卷4《沈公厚传》）以上诸子外，宣城派还包括沈寿国、蔡玉立、梅昆白、僧半山、孙卓、茆荐馨、阮尔询等三十余人。由上可知，梅氏、沈氏诗人构成宣城派主要阵营，在成员数量上，宣城派与神韵派、虞山派、娄东派相比，也称得上蔚然壮观了。

二、宣城派的文学渊源
    “宗唐”或“宗宋”的诗法辨认，是考察清代诗歌运动的一大重心。二十世纪盛行的清初宣城诗人“宗宋”的说法，是否符合文学史的真实呢？清初诗论家谈到宣城诗人时，往往联系梅尧臣以作评述。如李明睿《越游草序》评施闰章说：“圣俞没后五百余年，而有施尚白。……尚白宛陵人，其诗为圣俞无疑。”[6]陈允衡曾告诉钱谦益说：“宛陵施愚山先生，今之梅圣俞也。”[7]（卷17《施愚山诗集序》）施闰章《天延阁诗序》论梅清说：“梅氏诗盛自都官，渊公之所为若此，固宜克称其家也。”诸如此类评说留给后人的印象是宣城诗人法乳梅尧臣，推尊宋诗。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即称：“宣城诗教，倡自梅尧臣，闰章由之，加以变化，章法意境，遂臻绝诣。”[8]袁行云先生进而称施闰章是“清初宋诗派巨擘”，又称：“清初诗人率多沿明七子学唐，高者远逾元明，下者肤阔空疏，在所不免。有一二主宋诗者未称专业。自闰章出，诗风大变，欧梅、苏、黄、陆、范，各争肖之，且无比拟皮毛之习。此清人学宋之胜于明人学唐也。”[9]（P161-162）然而，事实却非如此简单。王士禛《梅诗》载云：“宋梅圣俞初变西昆之体，予每与施愚山侍读言及《宛陵集》，施辄不应。盖意不满梅诗也。一日，予曰：‘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此谁语？’愚山曰：‘韦苏州、刘文房耶？’予曰：‘乃公乡人梅圣俞也。’愚山为爽然久之。”[10]（卷18）据此，施闰章在这次与王士禛论诗之前，未曾认真读过梅尧臣诗集。他晚年还指出世人称王士禛“祧唐祖宋”是一种误解，《渔洋山人续集序》云：“客或有谓其祧唐而祖宋者，予曰不然。阮亭盖疾夫肤附唐人者了无生气，故间有取不相袭。”[6]此外，又与冯溥论诗，以纠正“祖宋”诗风相励，《佳山堂诗序》云：“尝窃论诗文之道，与治乱终始，先生则喟叹曰：‘宋诗自有其工，采之可以综正变焉。近乃欲祖宋元而祧前古，风渐以不竞，非盛世清明广大之音也。愿与子共振之。’”[1]（卷7）由此可知，邓、袁之论大抵是忖度之辞，施闰章不屑于“宗宋”，自然也谈不上“清初宋诗派巨擘”了。至于李明睿等人论宣城派诗近梅尧臣，意在论宣城风雅不堕，并不含有宣城派法乳宋诗之意。
宣城派是一个区域性色彩鲜明的流派，如果寻绎其“风源”，那就应该是明中叶以来的宣城风雅。
    明代宣城心学是清初宣城派论学的一大源头。宣城人文与桐城、徽州的一个显著不同，即在于标举心学。宣城心学兴于明中叶，沈宠、梅守德从学邹守益，沈宠又师事欧阳德，刻《传习诸录》，宣城心学之倡自此而始。继邹守益之后，钱德洪、王畿应邀来宁国主持水西三寺讲会，与会达数<>，水西之学闻于海内。嘉靖中，罗汝芳任宁国知府，改建水西书院，岁会以时，讲席常满。罗汝芳又延沈宠、梅守德共主讲席。罗汝芳高弟子陈履祥踵继前风，讲学宣城，施闰章祖父鸿猷与邑人汪惟清有“陈门曾颜”之目，倡六邑同仁会，宣城心学臻于兴盛。宣城派的形成与宣城心学传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陶望龄《海门集序》曾经称明代诗文的真正创立始自阳明一派：“自阳明先生盛言理学……盖不独道术至是大明，而言语文字足以妙乎一世。明兴二百年，其较然可耀前代传来兹者，惟是而已。”[11]（卷3《海门集序》）宣城派承传宣城心学，论诗以“学”为本，合学问与诗歌为一，正是继承了明中叶后的宣城学术和文学传统。
    宣城梅氏、沈氏家族的诗歌传统，是宣城派的文学近源。梅守德家族与沈宠家族以科举之盛成为宣城两大文化世家。梅守德、沈宠少年同学，志同道合，以学术、诗文、气节相砥砺，共为宣城一代宗盟。梅氏、沈氏诗人辈出，梅守德之子鼎祚、从弟守箕，梅鼎祚从弟蕃祚、国祚、台祚、嘉祚、鹍祚，沈宠之子懋学及沈氏昆从，形成阵容庞大的诗人集群，宣城诗坛呈现前所未有的景观。王世贞赠梅鼎祚诗叹云：“从夸荆地人人玉，不及梅家树树花。”[12]（卷17）明末，梅鼎祚之孙朗中，沈懋学从孙寿民、寿国，族孙寿峣等人接续风雅，标建一帜。梅氏、沈氏诗人也构成宣城派的主体，梅庚、梅磊、梅清、梅文鼎、梅枝凤、梅枝南同属梅氏一宗，文学上继承明代梅氏风绪。沈埏为沈寿民之子，沈泌为沈寿峣之子，同属宣城沈氏一支。沈寿民、梅朗中总持明末宣城风雅，从游者数<>，施闰章、梅清、蔡蓁春早年即从之游，多交复社名士。此外，施闰章又承传学家，弘扬祖父施鸿猷的学术和文学思想。
    无疑，明中叶以后的宣城风雅是宣城派文学的“风源”所在。顺便指出，清初文人不满 于公安、竟陵派诗学，对七子派多有肯定之辞，宣城派概莫能外。或以为施闰章诗路“仍然取径于明七子”[13]（P139）。其实，施闰章等宣城诗人追踪高古，昌明变化，虽然肯定七子复古之功，但无意走明七子的旧路。

三、宣城体的特色
    清初宣城派诗被称作宣城体，或宛陵体。较早使用宛陵体一称的是王士禛。康熙十八年，王士禛因梅庚、邵长衡、陆嘉淑夜访，赋《夜月冰修、子湘、耦长见过，同效“宛陵体”三首》[14]（卷8）。后世颇沿述此说，如《清史稿·施闰章传》云：“闰章与同邑高咏友善，皆工诗，主东南坛坫数十年，时号‘宣城体’。”与梅村体、神韵体一样，宣城体不是一个泛称，有着其独特的艺术旨趣和风格特色。概而言之，宣城体有以下几大特征：
    一是主“学”，强调道艺一贯，以诗为“道之余也”。历来论施闰章诗观者，大都注意到王士禛《渔洋诗话》所载这样一段文字：“洪昇昉思问诗法于施愚山，先述余夙昔言诗大旨。愚山曰：‘子师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余即不然，譬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须就平地筑地。’洪曰：‘此禅宗顿、渐二义也。’”洪昇将施闰章、王士禛诗法差异归结为禅宗顿悟、渐悟的不同。其实，主“学”，以诗为“道之余也”，是二人论诗不同的主要原因。施闰章、梅文鼎、梅庚等人重新标举心学，倡言“用实”，推毂宣城心学再兴，宣城派成为清初阳明心学的重要承传。康熙初，施闰章分守临江，修复景贤、白鹭洲书院，主持讲席，赴会者多至.....。宣城派重“学”，主张学术与文学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施闰章提出诗文皆“道之余也”，《李屺瞻诗序》云：“文者，道之馀也；诗者，文之一体也。”[1]（卷6）梅文鼎推崇王守仁、罗汝芳之学，《读王文成集》有云：“大哉君子儒，崛起在东越，拔本塞其源，起死针人骨。……景行仰高山，私淑嗟无及。继此庶磨砺，愿言守成法。”[15]（卷2）梅文鼎精研心学，并重“用实”，擅长历算之学，生平所著历算之书八十余种，被江永《翼梅序》推许为“历算第一家”。施闰章《梅定九诗序》叹云：“定九有志于君子之道，目之为诗人，则瞿然谢不敏，余盖心异之。……《易》传有之：‘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1]（卷7）梅庚博通经史，远承高祖梅守德讲学之风，与施闰章共倡心学。明清诗人多好挟一册诗遍游海内，而梅庚的游历还有着问学四方之意，梅文鼎《送从侄子长北游序》称其：“问道于青原，于是闻见益博，才益奇。而犹以为生不游神京都会之地，则无从尽交四方之英杰，于学问之道，犹有所未周，将以今二月北游于燕。今夫燕台者，天下政治所从出，而四方英杰之所归。其公卿大夫，莫不深明于理道之原，而汲汲于得士，若涉于江湖而需维楫者皆是也。”[5]（卷3）
    宣城体主“学”，构成其与梅村体、神韵体的一个显著不同。曹溶序梅文鼎之诗，指出：“有本之学，其积也不易。专一以入之，博涉以辨之，持久以蓄之，然后群美毕汇，溢出而为诗，则其气厚志完，无体不备。……余持此相天下诗，诮其迂者，不啻戟手而起，余终不变其说。意宇宙之大，必有足当之者，果见之梅子定九。”[5]夏峰北学传人汤斌与施闰章结交三十余年，推重施氏说：“世之文人，学无原本，妃青俪白，补缀为工，遂足取誉一时，自矜博雅，求其典型不坠，追配前哲，如先生者几人乎？”[16]（卷6《祭同年施愚山文》）汪琬论施闰章诗说：“愚山先生道孔孟之道，而学朱陆之学者也。及其为诗，则又命词简切，立意澹远。……庶几乎能贯道艺者欤！”[6]诗论家或拈出“学人之诗”以作评说，朱庭珍《筱园诗话》即称施闰章“所谓学人之诗，洵无愧矣”。
    二是重“言有物”。论诗主“学”是宣城派主动参与变化明末清初学风和诗风的一大特征，“言有物”是另一显著特征。宣城派承续心学一脉，参酌东林之学及夏峰北学，批评“空言心性”，标举以“体仁”为本和讲求“用实”为特征的一代宣城之学。就学风对诗风的影响而言，“言有物”是宣城之学直接作用于宣城体的一种结果。梅文鼎反对诗人不关痛痒的批风抹月，《金陵杂诗书后》云：“吾作诗，而不能生读者之感，则其诗亦可无作！”[5]（卷5）施闰章批评附庸风雅、铺张辞藻之习，《蠖斋诗话》云：“浮华者浪子，叫嚎者粗人，窘瘠者浅，痴肥者俗。风云月露，铺张满眼，识者见之，直一叶空纸耳。故曰君子以言有物。”历经易代的动乱，宣城派不愿“徒取给于诗”。钱谦益《蔡大美集序》称诵蔡蓁春之诗，可以“论其世”，“所谓诗杜陵而文迁史者，良不欲与今之君子同鹄而射侯也。”[7]（卷19）施闰章《梅定九诗序》盛赞梅文鼎诗“言有物”，“无时人饾饤裘马之习”。梅清诗多“崎岖丧乱、岩栖旅舍”之作，抒写“沉至缠绵”之意，施闰章《天延阁诗序》云：“读其诗可以考其时、征其地焉。”施闰章《采麦词》、《牧童谣》等体写民间疾苦，梅磊《春日寻李研斋、杜苍略》、《黄池晤陈伯玑即别》抒写遗民酸辛人生，梅庚《听鲍生弹琴》、《江心寺》绘述易代之变，梅文鼎《赠中伯弟三首》、《饮家卓公舍为之作歌同圣占》自抒寒士心志，均是有感而发，深切而真实。总之，宣城体尚质实，言之有物，不空洞浮华。
    三是以“醇厚”为则。历代诗人宣扬温厚诗教，由于作家所处时代不同，有关温厚的追求，各具内涵。宣城派强调温厚，亦自具时代特色。宣城派诗人心态不同于王夫之、屈大均等遗民，又区别于钱谦益、龚鼎孳等贰臣，在清朝统治日渐稳固的现实面前，其趋于认同清廷正统地位，推崇“温厚”之诗。施闰章《与彭禹峰》云：“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近日北音噍杀，南响浮靡，历下、竟陵，遂成聚讼，可一抚掌。”[1]（卷27）他分守临江时，正值江上兵戎，民多逋赋，所作《湖西行》、《牵船夫行》等诗铺叙时事，痛息民艰，“皆以温柔敦厚出之，所谓合乎诗教，后世以为式模”[9]（P161）。沈德潜论“南施北宋”之诗，《清诗别裁集》云：“宋以雄健磊落胜，施以温柔敦厚胜，又各自擅场。”高咏诗虽时有愤激，仍以“醇厚”为则，不像顾炎武、王夫之那样带有“生姜”气。梅文鼎推重“温厚”之调，《同诸公论诗有作》有云：“光焰生工力，温柔出性情。”[15]（卷3）梅磊、沈埏坚持遗民气节，但其剑拔弩张之作并不多。梅庚、梅枝南、梅枝凤、沈泌诗风更接近施闰章的“温柔敦厚胜”。反驳公安、竟陵诗歌潮流，变化王夫之、屈大均等孤节遗民的易代变风、变雅之调，是顺康之际诗歌演变的一大特征。宣城体的“温厚”正体现了诗歌与世运相适合的一种文学取向。
    四是追求“清深”诗境和“朴秀”风貌。标举“深思”，是万历中叶以来诗歌一大潮流。竟陵派提倡“幽深孤峭”，即是推崇构深致远。施闰章不赞同将钟惺之诗一笔抹煞，以为“深情苦语，令人酸鼻，未可以一冷字抹煞”，“可谓之偏枯，不得目为肤浅”[17]（卷6）。施闰章对钟惺的认同，突出体现了宣城派对诗歌“深思”的推重。施闰章严厉批评了清初纠缠于“历下”、“竟陵”之争而是此非彼的习气，盛赞“清深冲淡，秀而不纤，肆而不莽”之诗[1]（卷6《陈伯玑诗序》）。宣城派诗歌创作大抵呈现出“清深”、“朴秀”的特点。梅清画境清远，诗与画境相通，如《题画杂诗》其一：“寒云寒树护山家，岩壑无人一径斜。策杖行吟独惆怅，几枝春色到梅花。”施闰章五言近体，多如吴文溥《南野堂笔记》所评“朴秀深厚，味之弥永”[6]，王士禛曾摘录其大量五言句为《摘句图》，如“江城连夜雨，山馆独吟身”，“翠屏横少室，明月正中峰”等，皆一唱三叹，有风人之旨[10]（卷13）。高咏诗“郁以秀”，“怆以深”，如《宿青溪》：“青溪独宿处，远火出江波。醒酒思残梦，归渔闻夜歌。月斜人语定，舟晓棹声多。九子烟霄外，劳生只暂过。”诗思清切，境味清远。顺便指出，欧阳修《六一诗话》称梅尧臣诗以“覃思精微”见长，以“深远闲淡”为意，尽管宣城派无意宗法梅诗，但在讲求“深思”上，仍不无相通之处。
    五是语言简净、句调整严。宣城派不屑于藻缋，但十分注重语言的拣择、诗韵的协调、格律的深稳。这一点与“公安体”的宕恣、“竟陵体”的幽涩、“神韵体”的空灵、“梅村体”的富丽，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施闰章、高咏、梅庚都有改诗的癖好，施闰章尤甚，字句务求简净、清醇。据梅文鼎《施氏家风述略续编书后》，施闰章诗文再三改定，“虽已授诸梓人，仍刊落之”。现存施闰章《使粤纪行》手改本，从题目到字句颇多增删。清人毛际可叹说：“撰述好人改定者，吾得二人焉：施侍读愚山、魏征君叔子。”[6]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论施闰章诗有“精严坚栗”之评，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则有“格律深稳，锵然而玉应”之论。翻检宣城派诸家之集，不难发现其诗大都清新流动，无“古硬”、“纤佻”、“艰涩”、“粗豪”之习，由此亦见宣城派诗歌的艺术审美追求。
    总体以观，宣城体呈现出“清真雅正”的艺术特色。当然，宣城派各家之诗是自具风貌的，如施闰章早年多奇健之作，晚年颇多理气诗味道的作品；沈埏诗带着遗民诗粗犷的印痕；梅庚诗有其柔丽的一面；高咏早年多有抒写悲愤、驰骋才气之作，晚年则多平和清淡之诗。然而，这些个人创作的差异，不仅未损害宣城体的总体特征，而且促成了宣城派的繁荣之势。

    宣城派在虞山派、娄东派、神韵派及明遗民诗群林立的清初文坛，自建一帜，不轻易依附他人，其艺术独立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宣城体的出现，既是宣城诗歌传统的厚重积淀，又是清初世运变化使然，更是施闰章等人不懈艺术追求的一种结果，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清初诗人谋求从唐诗、宋诗、明诗的旗麾下走出来另辟阵地。尽管宣城派在康熙后叶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其可贵的诗歌求索推动了清代诗坛的繁荣，宣城体与神韵体、梅村体一起构筑了清初诗歌的繁复景观，并影响着清诗的演变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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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