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周书》主要是周民族历史的实录，其中，圣君贤臣的言行是记录的重点。虽然事隔三千多年，我们仍可以从这些文字中感受到周族君臣为国家、为民族深谋远虑的拳拳之心。勾勒他们的群像，了解他们的思想，有助于认识周代历史文化和理解中华民族的人格风范。
1，后稷
    周人以后稷为始祖，《诗经·生民》以后稷为主角，写他诞生、种植、祭祀的神奇故事。《逸周书》歌颂后稷、祭祀后稷，表明周人对后稷的崇敬和爱戴。《商誓》歌颂后稷发明农业的功劳，感激后稷带给后人的无穷利益：“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谷，登禹之绩。凡在天下之庶民，罔不维后稷之元谷用蒸享。在商先哲王，明祀上帝，□□□□亦维我后稷之元谷用告和、用胥饮食。肆商先哲王维厥故，斯用显我西土。”周人作为后稷的子孙，一方面在土地上“胥翕稷政”（《商誓》），大力发展农业，另一方面在天命上秉承“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祭公》），牢牢地抓住统治天下的权力。为了向天下人显示周族的统治地位，也为了报答后稷的巨大功劳，取得政权的周人给予后稷丰厚的祭祀，让他代表周族与天帝一起接受最高的礼遇。《世俘》记载，武王胜殷杀纣，回到镐京后，曾“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作雒》记载，周公建成洛邑后，“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通过以后稷陪祭天帝，后稷所代表的族权与天帝代表的神权结合起来，共同赋予周王对人界和神界的统治权，族权、神权与政权相统一，周王从部族族长升格为天子，祭祀后稷成为治理天下的象征。在周人的意识中，歌颂后稷、祭祀后稷具有维护统治权的意义。
2，周文王
    《世俘》记载，武王从伐纣的战场回来后，曾举行大规模的告祭仪式，“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在这些受祭的烈祖之中，最重要的祖先无疑是文王。文王是周朝事业的真正开创者，从《大匡》第十一的“三州之侯咸率”，到《程典》的“合六州之侯”，再到《鄷保》的“九州之侯咸格于周”[1]，《逸周书》以为都是文王的功劳。
    《逸周书》中，文王是一个道德高尚，注重节俭的人，他不吝啬，不放纵，坚守中道，“好佚而无穷，贵而不傲，富而不骄，两而不争，闻而不遥，远而不绝，穷而不匮”（《小开》），一生所保所守的是：“厚德广惠，忠信爱人，君子之行。不为骄侈，不为靡泰，不淫于美，括柱茅茨，为爱费。”（《文传》）“爱费”就是要求自己节俭，懂得珍惜人力物力，“生穑省用，不滥其度”（《程典》）。“君子之行”就是要求自己敬上爱下，“恕以明德”。文王是一个关心人民生活的人，他关心“遭天之大荒”的灾民，自我贬损，“入食不举”，“麻衣以朝”，从放贷赈济、眚灾杀哀、恢复生产、开关通粮等方面开展积极的救助工作（《大匡》第十一）。文王是一个敬事长上的人，他虽抟聚了强大的力量，却仍“修商人典”（《世俘》），“服事于商”（《太子晋》），“力竞以让”，慎重地对待土地、制度、人事、道德等，给下属做一个“翼上”的好榜样（《程典》）。文王又是一个对人对事有清醒认识的人。他并没有把人看作是纯粹道德的动物，而认为“民物多变”，人们会惟利是图，不守道义；“民之适败，无有时盖”，人们有任性而行，胡作非为的趋向，如果不能善加引导就会使事情变得无法控制。因此，文王“其大道仁，其小道惠”（《太子晋》），采用说理、分财等不同的方法来引导人们。处事不是一味地柔顺退让，对囤积居奇者，他也会“以罚助均”（《大匡第十一》）。对使民大疾惑者，他也会“杀一人无赦”（《籴匡》）。当然，文王并没有留给后人一个喜好杀伐的印象，这是由于他能够“于安思危，于始思终，于迩思备，于远思近，于老思行”（《程典》），“恪勤战战”（《大开武》），日夜警惕，“宿不悉，日不足”（《大开》、《小开》），防患于未然，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文王留给后人的就是这样一个小心谨慎，不事张扬，既威严又慈祥，遵守传统又敢于创新的仁者形象。
3，周武王
    周武王完成皇天托付给文王的大命，做了个“杀一人而以利天下”的义士（《太子晋》），成为周朝的开国之君。在伐殷之前，武王一直在考虑攻伐的时机、方式，他接连不断地提出疑问：
    呜呼！余夙夜维商，密不显，谁和？告岁之有秋，今余不获，其落若何？（《大开武》）
    呜呼！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敬听以勤天下。（《小开武》）
    商其咸辜，维日望谋建功，谋言多信，今如其何？（《鄷谋》）
    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欲与无□则，欲攻无庸，以王不足。戒乃不兴，忧其深矣！ (《寤敬》) 
武王通过提问，寻求善戒格言，好象无知无识的人。一旦进入战争状态，武王却又显示出无比的智慧与能力。从《和寤》看，武王继承了文王对人性的认识，知道“小人难保”，并且深谙御民之术，“降惠于民，民罔不格。”重视物质刺激，了解“惟风行贿”的巨大效力，却并不惟物为用，“贿无成事”，物质刺激仅能起一时的作用，长期奋斗要靠“微言入心，夙喻动众”，要用道德和理想把大家鼓动起来，团结起来，做到“同忧若一”（《大戒》），这才有胜殷的可能。从《武寤》看，武王不仅在军事上为灭殷作了充分准备，在政治上也有成熟的思考，“王不食言，庶赦定宗”，刚刚消灭殷纣，就遵守诺言，对殷商遗民赦其罪人，定其宗主，为殷周两个部族的和解和天下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克殷》、《世俘》看，武王分派将领，接受俘馘，犒劳部队，安置难民，清点战利品，祭告天地祖先，皆指挥若定，胸有成竹，甚至还忙里偷闲，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振旅仪式。
    战争之后，武王采取多种措施稳定局面。首先选定“有夏之居”作为未来的国都所在地，在此“定天保，依天室”（《度邑》）。其次是对殷商遗民开展说服工作，把商纣与百姓区分开来，上帝之命是：“殪商之多罪纣”，周人杀纣只是按天命办事；普通百姓，“天王其有命，尔百姓献民，其有缀艿”，将在新朝获得新生。故劝说遗民听从周朝安排：“尔百姓其亦有安处在彼。宜在天命，□（弗）及（反）恻兴乱”（《商誓》）。再次是对周人的安置，按照功劳大小分别用和、均、惠三法实行赏赐，“大匡封摄，外用和大。中匡用均，劳故礼新。小匡用惠，施舍静众。”（《大匡》第三十七）。在新的政治中心，联合殷人和周人，共同开创一个新国家，建立一个新政府，这就是武王努力的目标。武王又考虑国家的发展，仍然遵循着他那决策前广泛征求意见的一贯做法，询问周公：“呜呼！殷政总总，若风草，有所积，有所虚，和此如何？”（《大聚》）想着要继承殷商的统治经验，制定更切合百姓需要的政策法令。
    繁忙的国事，沉重的压力，使武王来不及推行自己的政策构想就撒手人寰。成王在周公辅佐下，学习他的父亲“不知乃问，不得乃学”（《本典》），不断向周公请教：
    呜呼！余夙夜之勤，今商孽竞时逋播以辅，余何循何循何慎？（《成开》）
    呜呼！朕闻维时兆厥工，非不显，朕实不明。（《大戒》）
    呜呼！朕闻武考不知乃问，不得乃学，俾资不肖，永无惑矣。命朕不知明德所则，政教所行，字民之道，礼乐所生，非不念而知，故问伯父。（《本典》）
    呜呼，大师！朕维民务官，论用有徵：观诚、考言、视声、观色、观隐、揆德，可得闻乎？（《官人》）
在这一声声俏似乃父的“呜呼”声中，成王迅速地成长起来，实现了他父亲的治国理想，造就了数十年“刑错不用”的安宁局面。
4，周公
    周公辅佐武王、成王两代君主打下天下，稳定政权，制礼作乐，是周王朝的开创者和保护人。周公一生的功业，《明堂》篇概括为三大件，第一是开创周王朝，“周公相武王以伐纣，夷定天下。” 第二是东征平乱，“周公摄政君天下，弭乱六年而天下大治。”第三是制礼作乐，“乃会方国诸侯于宗庙，大朝诸侯明堂之位。”
    无论在武王朝、成王朝，周公都是最亲近的人，最智慧的人。每有紧急情况，武王、成王都去和周公商量，而周公也都有应对的办法。在这些办法中，祭神敬天是最大的法宝。天子问：“呜呼！诸侯咸格，来庆辛苦役商，吾何保守，何用行？”周公给出的办法是：“王其祀，德纯礼明，允无二，卑位柔色金声以合之。”（《鄷保》）武王问：“余夙夜维商，密不显，谁和？告岁之有秋，今余不获，其落若何？”周公答：“兹在德敬。在周其维天命，王其敬命！”（《大开武》）武王问：“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欲与无□则，欲攻无庸，以王不足。戒乃不兴，忧其深矣！”周公答：“天下不虞，惊以寤王，王其敬命！”（《寤敬》）如果从周公这些话语中只能看出其时神权的强大，说周公没有超出他的时代，那并不算聪明的见解。要知道，《尚书·金縢》中周公已明白地表述过：“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如果只是些鬼话就能帮助周人夺得天下，那是不可能的。周公讲祭神敬天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呢？是等待时机。周人是古老的农业民族，他们很早就认识到农时的重要性。时间是通过天象观察来确立的，人的劳作不能违反天时。天虽无言，却掌管着四时的运行，万物的生长。在古人看来，人可以通过祭祀神灵来体察天时，通过敬命来获得天的眷顾，使自己的作为能不失时机。周公作为巫官文化的传承人，他谈祭神敬命，既是在实现他事鬼神的使命，也是为了等待伐商的时机。祭神是为了待时，敬命是因为敬时。周公说：“作事应时，[不时不允]，时乃丧”（《鄷保》），要求人们“顺天得时”（《小开武》），反问人们：“汝何敬非时？”（《小开》），告戒人们若“动不时”，则“民不保”（《大开武》）。因此，当间谍报告敌情，知道“商君臣皆罪周，日望以周建功”（孔晁注）时，周公才等到了战机，大呼：“时至矣！”（《鄷谋》）作出兴师攻商的决断。
    周公不仅是个善于把握时机的智者，还是一个政治实践家。当武王临终将一个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的国家托付给他时，他毅然挑起了这付重担，“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尚书大传》）为周王朝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皇门》是武王病逝，周公摄政后发表的第一篇文告。周公的这通讲话，目的是要“救乱”，安抚大门、宗子、势臣等各方面势力，使武王病逝造成的权力震荡平静下来。“大门，古帝王之后，或即归顺西周的一些较强大的方国部落首领，如‘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宗子，周王的同姓亲属子弟，如‘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势臣，有功之臣，如‘封尚父於營丘，曰齊’。”[2]周公称他们是国家的屏藩，要他们同心协力“勤劳王家”。周公还要求“群门”培养好自己的子弟，将那些“元圣武夫，羞于王所”，王室则会授之以事务，任之为官长。这个讲话既分配现实的利益，又指出长远利益，因武王之死打破的权力平衡得到修复和维持，为迎接更大的风波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作雒》记载周公摄政的主要作为，“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应即《尚书大传》的“一年救乱”。“九（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通过葬礼，表达哀思，树立正道，进一步团结同志。“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指周公东征，克殷，践奄，他“降辟三叔”，将俘虏囚在九邑，迁于九里，取得大胜利。“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指周公“四年建侯卫”。周公“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则是全文叙述的重点。“营成周”寄托了周公对两代周王的情感，周公要完成武王“定天保，依天室”的嘱托，要帮助成王安定殷商遗民，“伻殷乃承叙万年”（《尚书·洛诰》），都必须作洛。周公从地理位置、行政区划、人口职业等方面精心规划，又建起祭祀用的郊坛、社稷、祖庙，使洛邑成为具有经济功能、行政功能、神权功能的“天下之大凑”。
    《谥法》、《明堂》、《官人》、《王会》记载周公的“制礼作乐”之功。传统的看法以为前三篇是周公摄政时期所作，《王会》则是致政成王后，周公参与的朝见盛会。但各篇文字不古，应是春秋时代根据古代传说写定的周公故事[3]。《谥法》追述周公制谥的时间是在武王下葬前的成王元年三月。制谥的原则是“大行受大名，细行受小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我们认为周公制谥法是周初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4]，通过为死者命名的方式表达对其一生的褒贬，在评价死人功过的同时规范活人世界的价值观念，既寄托哀思又具有强大的诱导力量，是一种既经济又高效的文化统治手段。当然，现存的100个谥字也不可能完全是周公所定，汪受宽认为这些谥字有四个来源，一是杂取战国中期及其以前天子、国君、妃和卿大夫的谥号及生称的用字，二是借取神王的尊号和三代爵号用字，三是根据儒学道德体系新拟的谥字，四是根据历代君侯继位实际拟定的个别谥字[5]。这说明《谥法》中有不少后人增益的谥字。《官人》记载观诚、考言、视声、观色、观隐、揆德六种选官察人之法，假托为周公对成王的教导。但这篇的改编痕迹太明显，《大戴礼记》录有《文王官人》，内容与此《官人》篇基本相同，只是交谈的对象为文王与太公。《文王官人》在六征之外，还论及九用、七属等内容，把首段中“论用有征”的话落到了实处，不象《官人》篇那样无所着落。黄怀信指出：“此篇实乃节录《文王官人》”[6]，应是不易之论。《逸周书》改编此篇，其目的是要突出周公的制礼作乐之功。《明堂》和《王会》记载周公致政前后的两次大朝会，内容多虚夸，目的是表彰周公对朝会贡赋制度的建设。
    周公是周人的英雄，他为周人在中原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人进入中原以三大事件为中心，第一是武王伐纣，第二是周公东征，第三是洛邑建设。在这些事件中，周公都是核心人物。从周公所起的巨大作用看，可以说，没有周公，就没有周人的天下。周公制礼作乐，不仅为周人制定了行为规范，也为华夏文明开启了新篇章。
5，祭公
    周穆王时期是西周历史上的转折时期，“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记·周本纪》），而穆王时王道衰微，文武之道缺，“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左传·昭公十二年》）祭公谋父苦心规劝，才使穆王没有象周昭王那样“南征而不复”，而是“获没于祗宫”，使西周的历史顺利延续。《祭公》记载祭公谋父的最后一次规劝，表现出公忠体国的老臣风范，成为人们赞赏的忠臣榜样。
    祭公在言说中反复地讲论文王、武王的故事，要穆王学习、效法先王去建功立业，保有天下。要求穆王不要变乱先王确立的治国法度，不要改变原来的社会等级，继续用中道治天下。祭公的讲话很好地利用了周人的历史资源，把传统引入现实生活中，用祖先的历史来指导和规范现实生活，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当着穆王的面，祭公还批评三公“泯泯芬芬，厚颜忍丑”，没有用正道来规戒君王，要求他们负起教诲天子的责任。这些话说的很有技巧，明批大臣暗批穆王，或者说借批大臣来批穆王，要穆王听从大臣的劝谏，不要拒谏饰非，刚愎自用。
6，芮良夫
    厉王无道，荣夷公等大臣投其所好，使朝政越来越黑暗腐败；邵穆公等大臣只是进行温和的规劝，不起任何作用；国人之中，谤言日兴，西周王朝的统治陷入危机之中。芮良夫摆脱了传统的“险而不怼，怨而不怒”事君观念（《国语·周语上》），站出来对君王、对公卿大声指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怨臣”，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怨刺传统。
    《芮良夫》也讲历史，但重点是在昏君亡国的历史，“商纣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要厉王不要重复桀、纣的道路。芮良夫指责君王时不再旁敲侧击，而是当头棒喝：“德则民戴，否则民仇”，“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仇”，“后弗类，民不知后，惟其怨”，君主无德，就会成为人民的敌人。甚至威胁君王：“民至亿兆，后一而已，寡不敌众，后其危哉。”人民造反，君王就会遭殃。对于执政小子，芮良夫严厉地谴责他们“道王不若”，把他们看作是祸乱之源。列举他们的罪行：“专利作威，佐乱进祸”，“惟以贪谀为事，不勤德以备难”，弄权、贪财，没有意识到灾祸临门，“聩祸玩烖，遂[非]弗悛”。没有远大抱负，追逐私利，得过且过，“不图善，偷生苟安，爵贿成”。臣子“饰言事王，寔蕃有徒”，君主也惺惺作态，“王貌受之，终弗获用”，君臣之间相互敷衍，相互欺骗，“面相诬蒙，及尔颠覆”。国政日非，芮良夫焦急万分，愤怒无比，但仍没忘记自己的臣子身份，在一番痛斥之后，没有拂袖而去。稳住情绪后，还是告戒君王与执政：“敬思以德，备乃祸难”，要他们作好面对大难的最后准备。
    周公那样的能臣是国家的开创者，祭公那样的忠臣是国家的维护者，芮良夫那样的怨臣是国家的改革者，他们适应不同的时代需要，扮演的角色不同，成就的功业不同，对国家的赤胆忠心则是一样的。
7，太子晋
    《逸周书》中，周人所记载的大都是声名赫赫，功业非凡的君臣，惟有太子晋处于君臣之间，也没有立下不朽的功勋，只不过是一个早早举行了成年礼的孩子，却也受到周人的传诵。十五岁的太子晋刚刚举行过冠礼，叔誉、师旷到京师来，都对太子晋给予了成人的尊重与礼敬，如师旷见太子晋，先在廷中，后被邀请才上堂就坐，就是按照成人之间见面的礼节做的[7]。但十五岁的太子晋显然还不可能完全成人化，所以，他们的话语又具有适合于准成人的游戏性和训诫性。“五称而三穷”的言谈方式是其游戏性最典型的表现，谈话内容则表现出训诫性。普通的士人加冠后，要去见国君、见乡大夫、乡先生而求教戒。《国语·晋语六》赵文子冠而见范文子，范文子说：“而今可以戒矣”，则教戒亦只对加冠后的成人，而不对童子。太子晋身份特殊，加冠后去见人或许可以免去，但别人来访，以成人之礼求见，趁机以观其志，这是免不了的。在《太子晋》中，以下几段话与太子晋的立志成德有关：
    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委积施关，道路无限，百姓悦之，相将而远，远人来驩，视道如尺。
    如舜者天。舜成其所，以利天下，奉翼远人，皆得而亡。此之谓天。如禹者圣。劳而不居，以利天下，好取不好与，必度其正，是之谓圣。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无方，服事于商。既有其众，而返失其身。此之谓仁。如武王者义。杀一人而以利天下，异姓同姓各得其所，是之谓义。
    人生而重丈夫，谓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谓之士。士率众时作谓之曰伯，伯能移善于众，与百姓同谓之公。公能树名与物天道俱谓之侯，侯能成群谓之君。君有广德，分任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达于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为帝。
    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义治律，万物皆作。分均天财，万物熙熙，非舜而谁能？
    《诗》云：“马之刚矣，辔之柔矣。马亦不刚，辔亦不柔。志气尘尘，取予不疑。”以是御之。
“古之君子”段与“《诗》曰”段谈论的是君子治国的方法。太子晋是法定的天子继承人，学习治国之术，树立治国之志，这是太子身份对他的要求。在加冠礼上要进行三次加冠，实际就是授予他治理国家的权力，杨宽对《仪礼·士冠礼》“三加弥尊，谕其志也”的解说是：“初次加冠，无非表示授予贵族‘治人’的特权；再次加皮弁，无非表示从此有服兵役的义务，有参与保护贵族权利的责任；三次加爵弁，无非表示从此有在宗庙中参与祭祀的权利。”[8]太子晋加冠成人，获得了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力，人们自然对他的治国才能和志向给予特别关注，故师旷借夸古之君子而引出太子晋言其治国之术。太子晋以至慎为答，表明了为政以德的思想。太子晋又对着师旷这个盲瞽大谈驾驭车马的办法，其意显然不在车马，而在于借车马论政治。礼、乐、射、御、书、数为官学之六艺，从官学毕业的贵族借御论政是十分正常的。赵逵夫先生在《唐勒〈论义御〉与由楚辞向汉赋的转变--兼论〈远游〉的作者问题》中曾论及屈原、荀子、韩非、唐勒等人作品中“以御车马喻治国”的问题，可以参看。[9] “如舜者天”段和“穆穆虞舜”段谈论的是历史上明君的作为，舜德如天，禹功似圣，文王仁而武王义。太子晋以天子继承人身份谈论这些古代的圣君贤王，他的志向显然是要做一个圣明仁爱的天子。“人生而重丈夫”段谈论的是成人的各种等级。太子晋知道，年龄上达到成年只是成人的第一步，这之后还有漫长的事业之路要走。士、伯、公、侯是人臣的成人之路，君、予一人、天子、天王、帝是君王的成人之路。如果说人臣还要致力于自然事物的应用和改造，君王则只关心合大众、来远人。太子晋立志为圣明天子，也就是把君、予一人、天子、天王、帝这五个等级作为自己的成人之路。能将成人大志进行细致的分解，确立每个阶段具体的努力目标，这说明太子晋的志向不是小孩子的空想，而是经过仔细的思考和严密的部署的，他完成志愿的计划是具有可行性的。
    太子晋有德有才有势有位，却不得时。东周王室作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已经衰变为春秋时代的一个弱小诸侯，完全失去了收回王权的经济基础；加上社会上流行着“一姓不再兴”（《国语·周语下》）的传言，周王室就连中兴的舆论支持也丧失了。太子虽有大志，却看不见希望，他说：“自太昊以下，至于尧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彻底放弃了为理想奋斗的想法，言志后第三年他就“上宾于帝所”。可以说，太子晋的失败只是东周王室失败的一个缩影。在人们心目中，太子晋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孟子》公孙丑下、尽心下）的应验人物，是衰弱的东周朝廷复兴的希望所在，却不幸短命而死， “孔子闻之曰：‘惜夫！杀吾君也。’”[10]世人不忍闻其死，以其自预去期而称“王子乔仙”[11]，唐武则天尚封之为“昇仙太子”[12]，立昇仙太子碑以为纪念。这都是出于对太子晋有志而不能实现的惋惜之情。
    《太子晋》塑造了一个生不逢时的理想君主的形象，他的早熟表达了周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惊奇赞叹，他的早夭表达了周人对周王朝没落命运的感伤哀恸。与歌颂忠臣烈士的文章相比，《太子晋》更深入地揭示了周人内心复杂丰富的情感，他们不忘历史，不惟历史；看重事功追逐利益，却不以成败论英雄；他们义无返顾地抛弃衰朽的旧王朝，却又在心中保留了敬意与温情。他们是文明民族的人民。
    这七个人都是周族的精英人物，他们在各自的时代高瞻远瞩，把握住时代潮流，驾御周族的航船远行。透过他们的言行，我们看到周代的明君形象是上能体察天心，敬天顺时，小心谨慎；下能明察人性，好学深思，勤政爱民。周代的贤臣形象是善于把握时机，敢于担负责任，好善恶恶，公忠体国，维护传统。这样的明君贤臣形象影响了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格典范。

参考书目：
[1]一般认为，文王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并没有据有九州。且文王二十三年“在鄷”也无可能性，据今本《竹书纪年》，帝辛“三十五年，周大饥，西伯自程迁丰。”帝辛三十五年当文王四十四年，故文王二十三年不可能在丰，此处的王不是指文王。“二十三祀”可能是“一十三祀”或“王十三祀”之误。
[2]余瑾《对〈逸周书·皇门解〉的再分析》[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3]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M]，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6页。
[4]今天有许多学者在重新思考王国维“谥法之作，其在宗周共懿诸王以后乎” 的说法，认为周初已有谥法，如：彭裕商《谥法探源》[J]，《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常金仓《周公制谥公案及文献与考古发现的契合》[J]，《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0年第6期；杜勇《金文“生称谥”新解》[J]，《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薛金玲《〈逸周书·谥法〉时代辨析》[J]，《西安石油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等等。
[5]汪受宽《谥法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35-236页。
[6]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M]，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8页。
[7]姚际恒《仪礼通论》[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9页“宾亦于庭中一见即出者，不敢径造主人之堂，亦不敢必主人之留己也。主人则必请见，而后宾乃反见。此则主人之礼当然也。斯乃相见于堂与？”
[8]杨宽《西周史·冠礼新探》[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86页。
[9]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523-524页。
[10]王符《潜夫论·志氏姓篇》[M]，《诸子集成》本第八册。
[11]陈逢衡《逸周书补注》引《列仙传》。
[12]《旧唐书·礼仪志》。

（本文发表于《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作者简介:罗家湘（1966-），男，四川苍溪人。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