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对我院刘志伟教授进行访谈报道——《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回顾展望》

访谈嘉宾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党委书记孙明君

中国文选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志伟

2018年8月4—5日，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年选学：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的老中青三代学人，围绕“《文选》文本研究”“《文选》学史研究”“《文选》文献学研究”“《文选》与先唐文学史研究”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作为先唐文学总集，《文选》为何能在诞生1000多年后依然焕发出如此蓬勃的生命力？魏晋南北朝时代那些文人高士，留给后人的究竟是难再之盛宴、空谷之余音，还是任凭历史裁汰也无法磨灭的文化基因？今天的人们又该如何读通他们的诗文，透过字里行间追悟他们的精神气度和人生追求？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与会的两位当代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孙明君教授和刘志伟教授。

百年选学迎来新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刘教授作为中国文选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当代“文选学”的最新研究进展？

刘志伟：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展开新篇章的关键时间节点，海内外学者共聚一堂，举办“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回顾百年来“文选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历程，展望中国未来的复兴之路，具有重大意义。

众所周知，荟萃先秦至梁代文学精华的《文选》，被誉为“总集之首”，自隋唐以来盛行不衰，影响巨大。因而兴起的“文选学”亦绵延至今，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诗经》和“诗经学”最具中国诗学研究的本源性经典价值，那么《文选》与“文选学”则具有总集各体文学精华及相关研究的典范意义。《文选》不仅以丰富的、本源性的思想文化蕴含，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包括文化、艺术、审美在内的内在精神建构，同时早在唐代就已流传到我国周边的日本、朝鲜半岛等地区，进而对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这样一笔宝贵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既可以上下求索，通过对“文选学”流变的正本清源，展开对中国文学发展及面貌革新的整体研究；也可以左右探究，旁及史学、哲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对于深入研究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心灵结构与核心文化价值观念系统，也具有管钥之学的重要意义。

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现代“文选学”的学术研究风貌也几经转变，虽历经坎坷，但还是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文选学”发展进入了历史新阶段。1988年和1992年，先后在长春召开了两届《昭明文选》国际学术讨论会。1995年8月，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文选学研究会”在郑州正式宣告成立，为“文选学”的展开提供了全新的平台。自此，“文选学”的研究力量逐渐整合，自发、散点式的研究开始向着系统、有序的方向行进。“中国文选学研究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年会，每次会议都集结了大批优秀的专家学者，亦顺利出版了高质量、代表“文选学”前沿研究课题的论文集，在整个学界引发了较大反响。

随着研究的不断拓展，当代“文选学”已广泛涉及“编撰者与编撰思想研究”“《文选序》研究”“版本与注释研究”“作家作品研究”“文体研究”“研究史研究”“接受史研究”“文论研究”“《文选》与陶渊明研究”“总论及杂论研究”“《文选》与其他总集比较研究”等诸多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当代“文选学”研究主要有哪些特点？

刘志伟：第一，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研究视野愈趋开阔。越来越多的学者突破原有“文选学”研究范畴，开始与美学、艺术、书法学等学科进行交叉研究，使得“文选学”在一些边缘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第二，受时代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新”变的影响，将《文选》放在社会、文化环境当中，放在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艺术史背景中，系统地对研究本身进行总体的反思和辩证的梳理。第三，选取材料愈加丰富。大量新材料得到重视，馆藏残卷和海外文献得到逐步整理和广泛使用，文物实证材料，如墓志、印章、风俗画等被引入具体研究中。第四，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呈现多样化、规范化、系统化特征。相关学科如考古学、民俗学、艺术、书法、气象、社会学、经济学等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被引入《文选》研究当中，解决了一些过去难以解决或认识模糊的问题。第五，“文选学”越来越具有鲜明的国际性。在日本，20世纪很早就兴起了研究《文选》的学风，斯波六郎、冈村繁、清水凯夫、兴膳宏等著名汉学家不仅在《文选》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成绩，也对我国的《文选》研究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在韩国以及部分欧美国家，也有不少专家学者从事《文选》研究，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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